第8版()
专栏：
他第三次南行
——老作家艾芜深入生活随想
阎纲
今年春天，得悉老作家艾芜毅然南行的消息；不久前，又在六、七两期的《边疆文艺》上读到冯永祺同志记述艾芜同志这次旅行的生动文字。老骥千里，老兵新传，听来委实感人。
半个世纪前，艾芜同志初次南行，写了《南行记》；二次南行，写了《南行记续篇》；现在，他第三次南行，相信有南行新作问世。
这不能算作轻松的旅行。不是坐旅游车，更不是坐飞机，常常要靠两条腿，50天行期，行程几千里；每天工作不下十小时，此外还要挤时间读书。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到底为了什么？
艾芜同志几十年风尘，由家乡新繁而成都，由成都而昆明，而克钦，而仰光，而新加坡，而香港，而厦门，而上海，而武汉，而桂林，而重庆，而鞍山，而云南边地，而北京，而大庆，后又回四川。上过学，逃过婚，做过杂役，当过马店伙计，给和尚煮过饭，做过报馆校对、小学教师、副刊编辑，坐过牢，在工人区发展过工人文艺通讯员，参加过土改，到鞍钢、大庆体验过生活，二次南行到边地，搞过“四清”运动，十年动乱时也当过“牛鬼蛇神”，蹲过监狱。他曾数次出国访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已经成为生活素材的富翁。他不愁没有东西可写，可以安静地度过古稀之年。现在他竟第三次打起背包，勾紧鞋袜，象当年小伙子那样上路了——到滇西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这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老朋友，为了新相识，为了那里的人民，也为了写作。艾芜以写作为己任，特别注重表现新的群众、新的生活，不知老之将至。他说：“文艺工作者热爱生活，首先要热爱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生活，要在四个现代化中努力探索，找寻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精神，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因此，这次南行，他的采访重点是了解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滇西农村各民族生活的变化，尤其要了解参加四化建设的人的灵魂。他的追求何等高！责任心何等强！精神何等可嘉！
四年多来，我们的作家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他们将人世间的真情真貌诉诸读者，让人们实事求是地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四化建设。文学的飞速发展，必将以思想之解放和描写之真实载入史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抹煞不了。
有成绩，也有缺点；有巨大的成绩，也有不小的缺点。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劝导文学家们说，读者们不需要再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我们现在告诉读者们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不是显得太少太少了吗？
对一般作者说来，老故事当然还可以写，但要深化，最忌捉襟见肘。新故事、新人物，读者欢迎，时代需要，可叹囊中惭愧，口中慷慨又有何用？广大读者是文学艺术的权威评定者，他们对作品中为掩盖内容贫乏而煞费苦心的编造，开始有所觉察，并产生厌倦之感。近来，我读了一些新作，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不仅青年作家，中年作家中也有此类现象发生。
人们之于文艺，既不喜欢生活原型的单纯模仿，也不喜欢海市蜃楼般的“天才”臆造；归根结蒂，人们欢迎货真价实的艺术珍品，泥土里长出的奇花异卉。安泰力大无比，因为站在大地上，大地是他的母亲；一旦离开母亲，他顷刻变成败兵之将。我们作者们要脚踏实地，还是悬在半空？
周立波东北土改，始作《暴风骤雨》；赵树理长治办社，厥有《三里湾》；柳青皇甫十四年，《创业史》新成；罗杨缧绁，乃著《红岩》。长期地在生活中打滚，痛苦地磨练自己，熟悉各种人，未必能写出好作品；腹内空空而又不愿到生活中去，孤陋寡闻，异想天开，则必定写不出好作品。
工人作家蒋子龙，近年的创作斐然有成，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始终依傍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他说，离开工厂两个月就想得难受。“我在这个工厂里呆了二十多年，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而且都是形象的，具体的。我用半天所了解到的东西，一个专程来采访的作家半个月也得不到。作家的生活是靠经常不断地观察和研究，不是偶然碰上的。典型是作家的心长期埋在土壤里所得到的结果。”——说得好极了，总之一句话：局外人永远成不了大作家。
艾芜同志第三次南行，给作家们以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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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喜看京剧《真假美猴王》
袁世海
最近，一台“猴戏”轰动北京戏曲舞台，这就是福建省京剧团的《真假美猴王》。这台戏场面大，人物多，但是，他们演来有条不紊。
软弱无能的唐玄奘、诙谐可爱的猪八戒、忠心耿耿的沙和尚、自傲多情的西梁女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气势磅礴的如来佛祖，特别是那智勇双全的孙悟空和自命不凡的六耳猕猴，一个个通过演员生动活泼的表演，活跃在舞台上，赢得了观众满堂的喝彩。作为一个京剧演员的我，也情不自禁地为福建省京剧团的精采表演拍手叫好！
我为这一台青年演员的表演而高兴，我也为京剧事业后继有人而激动。我二十几岁时，随尚小云先生第一次到上海，就曾为初次见到张翼鹏、郭玉昆等著名演员耍鞭、耍剑的技巧而惊叹不已。如今，扮演孙悟空的王金柱同志不仅继承了前辈演员的这一绝技，而且又有所革新，他的宝剑出鞘、入鞘，金箍棒顶刀、挑刀等动作演得如此得心应手，真是难能可贵。扮演猪八戒的陈建军同志，大胆地把耍叉技巧运用在猪八戒的耙子上，也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出手打得干净利落，运用自如。观众看来是轻松愉快，实际上这都是些难度极高的绝招，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练就的。
这出戏是以武打、舞蹈为重的一出神话戏，几次开打，都有各自的特点。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出戏中武打的设计和机关布景的运用，妙就妙在一个“巧”字上。以机关布景为例，我们从不反对适当地使用一些机关布景，问题在于要用得合适，要使机关布景为剧情、人物服务。这出戏中金箍棒的当场变出，我看就比老戏中孙悟空一掏耳朵，从后台扔出一根棍子来巧妙得多。我们把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运用在古老的京剧舞台上，使之锦上添花，有什么不好呢？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这出戏中的大多数演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而他们的技艺娴熟、表演严肃认真的舞台作风，实在令人感到欣慰。看来京剧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大胆地、合理地推陈出新，使传统京剧唱、做、念、打的艺术手段，不断地得到发展。我看，只要我们能够严格地遵循党的文艺政策，认真地讲究戏的质量，努力提高表演、导演、音乐、舞美等诸方面的水平，尤其是加强演员的苦学苦练、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就能够创作和演出观众所喜爱的剧目，京剧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结晶，就会不断地放射出自己的灿烂光芒。
当然，这出戏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剧本结构还不够严谨，有些演员的唱、念，还须进一步努力。如果在这方面再下些功夫，这出戏还会更上一层楼的。
当前，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六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大步前进，我们一定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虚心向兄弟省市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编出好剧本，演出好剧目，使古老的京剧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最后，我热忱地希望福建省京剧团的同志们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附图片）
《真假美猴王》剧照
孙悟空（右，王金柱饰）和六耳猕猴（徐大松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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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假美猴王》剧照：
孙悟空（右，王金柱饰）和六耳猕猴（徐大松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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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应该恰如其分
似茵
我们经常从报刊上，特别是文艺刊物上，看到一些介绍作家、艺术家的经历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介绍作家、艺术家是如何勤奋、刻苦努力，走上创作和艺术道路的。因为读后使人受到启发，得到教益，所以大家喜欢看。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有的文章，特别是一些作家、艺术家辞典之类的书，用一些不确切的、夸张的形容词，对作家、艺术家进行不恰当的、过分的赞誉；甚至把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所谓“事迹”，说得煞有介事……。
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某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应当肯定、赞美，介绍给大家，使群众了解，便于学习、借鉴，但在介绍宣传时也不能一好百好，样样都行。何况他们能取得成就，固然由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但也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党的培养、群众的帮助分不开。这是不能忽略的。
无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他们大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如果介绍他们的文章，不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群众不但感到不真实，反而会认为是说假话、瞎吹捧。这样不但不能起到教育读者的作用，有时会适得其反，对于被介绍者本人和文章的作者，以及报纸刊物的信誉，都有不好的影响。
我认为报刊的编辑、记者以及写评论文章的同志，时刻不能忘掉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写评论、写报道的时候，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自己写的文章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从而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励人们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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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文豪的“小书桌”
刘士义
闻名中外的大文豪茅盾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在这里我想起了他逝世前我曾陪同一位主要从事文学生涯的外宾到茅盾家里拜访时所见到的那张“小书桌”。
在古朴的小客厅里，八十四岁的茅盾同志回答了外宾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谈到了他同毛泽东、鲁迅等伟人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的生平与创作。外宾对这次交谈十分满意，同时也为茅盾那种谦逊和蔼的态度所折服。交谈后，那位曾出版过二十余本书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的外宾情不自禁地恭请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让他拍照，于是茅盾便把我们引到了他那古朴的小书房兼卧室。在那里，我见到了大文豪的“小书桌”。
把大文豪的写字台说成是“小书桌”，似乎有些不敬。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写字台呀？它又小又陈旧，实在只不过是个小书桌。说它小，因为在那上面放一盏台灯、一个砚台、几本书，就只剩下放原稿纸的地方了；说它陈旧，因为尽管桌面有一块玻璃板盖着，但是人们仍能一眼看出它是经历过漫长岁月的。它比不上现在家具店卖的“一头沉”，当然就更比不上“两头沉”了。它简陋得和普通小书桌并无二致。如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以置信这是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当过文化部长十五年的茅盾在家里用的写字台。我边看边思忖：是因为它伴随了主人几十年，主人对它感情太深而不愿丢弃，还是出于节俭，主人舍不得花钱更换呢？……
大文豪茅盾多年使用这个“小书桌”从事创作，使我深为感动；他去世前遗言把他多年积存的25万巨额稿费作为今后我国“长篇小说奖”基金献给祖国未来的文学发展事业，这更使我钦佩。我想，这张“小书桌”和这笔巨额稿费，正是大文豪茅盾那简朴而伟大的品格的充分体现，也是他六十年来以克己奉公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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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凌鹤剧作选》
公仲
《凌鹤剧作选》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凌鹤同志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戏剧家，三十年代初期就参加了左翼剧联活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戏剧创作。他的剧作选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凌鹤同志自幼爱好戏剧，早在“五四”运动时，他在学校就登台演过文明戏。后来参加了夏衍、郑伯奇的艺术剧社，走上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道路。1933年，他发表了第一个独幕剧《血》，写帝国主义的巡捕镇压工人示威而血溅租界的故事。接着，又写了《高贵的人们》和《黑地狱》。六十年代文艺整风以后特别是十年浩劫中，他搁置了笔。但几十年来，他创作的剧目仍有四十三部之多。真可谓是一名勤奋、高产的剧作家。这次出版的选集，是他自选的代表他每一时期的成品，共八部。
凌鹤同志的剧作，反映现实生活比较敏锐、深刻，戏剧情节曲折、生动。《黑地狱》和《战斗的女性》，都突出地体现了这些特色。《方志敏》和《三代》，则较集中地反映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凌鹤同志还擅长于我国古典戏曲的创作。他善于在古代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中赋予时代精神和现实的教育意义，而且，他所写的唱词富有文采，优美典雅，耐人寻味。他编写的赣剧《还魂记》（根据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和赣剧《西厢记》，都是比较成功的，都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