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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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灵的交流
——鲁迅展览在西德和西柏林
吴兴唐
“鲁迅展览多方面地体现了中国的灵魂,愿中国在鲁迅精神鼓舞下日益繁荣富强”。……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诞生100周年日益临近的时候,多少德国朋友参观了在西德各地和西柏林成功地展出的鲁迅展览后,禁不住发出了热情的赞叹和友好的心声。人们不仅通过展览了解鲁迅和中国,而且把它看作中德两国人民一次心灵的交流。无怪这次巡回展览从1980年1月至1981年1月,历时整整一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反响。
一些德国朋友看了展览后,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表达他们的观感:“一个重大的发现!”这绝不是一句客套话。
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国,知道鲁迅名字的人还不多,更不用说熟悉他的著作了。约在五十年代,有个名叫卡尔迈的作家出版过一本名为《旅途漫长》的集子,介绍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些故事,以后也有人零散地翻译过鲁迅的一些作品,但发行量有限。现在,西德朋友,特别是他们中的年青一代,一旦发现这块晶莹闪光的中国现代文学瑰宝,欣喜和惊叹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位教授感慨地对我们说:“说来惭愧,鲁迅早在三十年代首先向中国读者广泛介绍了欧洲文化,而我们直到他去世后四十多年的今天才发现这位理应列入世界文学巨匠行列的中国作家。为什么发现得如此晚呢?原因之一,即欧洲中心主义的无知。鲁迅展览是德国对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发现,尽管这种发现晚了。但晚发现并不就是不重要的发现,如莎士比亚,就是在他去世后一百多年才为欧洲大陆发现的。”
一些朋友指出,鲁迅是本世纪初最早学习德语的中国人之一,向中国介绍过许多德语作家,特别是著名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和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现在的巡回展览可说是鲁迅对他熟悉的但尚未到过的德国的一次访问。
一位大学生对我们说:“我是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的。鲁迅作品写的虽然是我们陌生的中国的事,但他创作的文学典型,特别是在社会上受侮辱、受欺压的小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他的作品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他创作的人物形象,他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同欧洲著名作家歌德、萧伯纳、契诃夫和布莱希特等人有许多共同特点。对我们欧洲人来说,鲁迅作品确实是陌生的,但又很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鲁迅展览受到西德和西柏林的舆论界很大重视,许多报刊指出:“鲁迅是世界历史性的作家,他写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是列入世界文库的作品”。
在一次展览会上,时间已很晚,观众差不多都已离去,一位年近七旬的德国老人走过来,对我说:“过去我崇尚老子的思想,认为它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所在。看了展览后得到一个启发,我错了。鲁迅的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精神”。
一位德中友协朋友说:“鲁迅是德中文化往来的先驱者。我们要仿效这个榜样,共同努力把两国人民的友谊培植在心灵深处。德国读者不仅要读到更多的鲁迅作品,而且还希望读到茅盾、巴金、郭沫若和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
文化交流也是心灵的交流。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随着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加,友谊交往的道路也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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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文坛一大奇闻
柯国淳
荷马的出生地在哪里?《罗兰之歌》的作者是谁?在世界文学史上,许多千古之谜至今仍是专家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所有这些,都远不及最近发生在法国文坛上的“阿雅尔事件”富于戏剧性和费猜想。
在法国,人们一直以为保罗·帕夫洛维奇是荣获1975年贡古尔文学奖的小说《如此人生》的作者埃米尔·阿雅尔。长期以来,由于他拒绝接受文学奖,并为逃避记者的纠缠而隐居乡间,生活在一座自己修复的羊圈里,成为“文学共和国里的传奇人物”。(见本刊1981年3月23日《羊圈里的作家》一文——编者)
然而,7月初帕夫洛维奇突然在电视上郑重宣告他不是埃米尔·阿雅尔,《如此人生》的真正作者是他的表舅罗曼·加利!而罗曼·加利已于七个月前用子弹射穿喉部自杀,至今死因不详。同时帕夫洛维奇还发表了《人们曾这样以为》一书,详述这一假案的原委,使整个文坛目瞪口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一经公布,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人们曾这样以为》一书,初版三万册立即销售一空。法国各大报刊一致认为此事是“战后法国文坛的最大奇闻”。
罗曼·加利是法国当代享有盛名的作家,著有近三十部作品。他30岁发表处女作《欧洲教育》,获评论奖。1956年以小说《天之沅》获贡古尔文学奖,一举成名。1960年又发表《黎明的许诺》,获得了世界声誉。
从1974年起,他在继续用真名写作的同时,开始用埃米尔·阿雅尔这一假名完成了小说《巨蟒》。他通过一位侨居巴西的朋友十分诡秘地把小说原稿寄给出版社,声称“作者因忙于事务,托他办理此事”。小说出版后,罗曼·加利拒不承认自己是小说作者。阿雅尔是谁?不得而知。翌年,他又以巴黎某移民区里穷苦人的悲惨景况为题材写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如此人生》,再次获贡古尔文学奖。这时,他推出了保罗·帕夫洛维奇,授命他以小说作者阿雅尔的名义在出版合同上签了字,又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奖金。从此,帕夫洛维奇一跃而成为“文坛新秀”。出版商争相约稿,记者蜂拥而至,弄得他骑虎难下,不得不举家迁居乡间隐遁起来。此后,罗曼·加利还以埃米尔·阿雅尔为笔名,相继发表了《假名》、《萨洛蒙国王的烦恼》,帕夫洛维奇也就成了小说的“当然作者”。他享有版权,将一部分稿费转交加利。尽管曾有人怀疑这些小说为加利所著,但由于他矢口否认,加之这些小说与其先前的作品风格迥异,这一秘密也就被隐藏了七年之久。七年中,加利一方面因自己破例两次获贡古尔文学奖而窃喜,另一方面又因看到帕夫洛维奇借他的成就青云直上而忧伤。他生活在矛盾中,“既不愿人们太了解自己,又不甘人们不了解自己”。帕夫洛维奇也是苦闷的,他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个工具,是加利的职员,在他的导演下扮了一个并不出色的角色”。但他毕竟有起码的诚实感,所以最终说出了真相,用他的话说,是“把本属于加利的东西还给他,同时恢复了自己原来的面目”。他甚至把冒充阿雅尔之后蓄起的胡子也剃掉了。
罗曼·加利为什么要导演这出戏?是“制造离奇的癖好”?是为了“逃避评论界和新闻界的麻烦”?是感到老之将至,“想在另一个人身上获得新的生命”?是“为了以另一种面目去吸引人和被人爱”?还是“试图证明虚名只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对这个问题,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许法国《新文学》杂志的看法不无道理。它认为加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透了社会的虚伪和对人的真正价值的扼杀”,是因为他“不愿被人以固定的眼光框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据帕夫洛维奇透露,加利曾对他说,他要“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写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想把自己拆成两个人,从事两种文学生涯。帕夫洛维奇认为加利是在“追求一种强有力而深沉的东西”。
加利死前曾留下一篇遗书,题为《埃米尔·阿雅尔的生与死》。遗书最后说:“我开了个有趣的玩笑,再见了,谢谢!”这篇文字直到不久以前才公诸于世。
当年斯塔罗宾斯基在谈到司汤达时曾说过:“当一个人戴上了假面,就会使我们感到一种挑战。”是否也可以认为,罗曼·加利制造的这一奇案,是向当今社会的一种挑战呢?(附图片)
帕夫洛维奇 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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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谊之花

女使扬帆话今昔
周迅
7月26日,由四名日本女青年驾驶的一艘小小机帆船“里布二世”号从广岛启航穿过波山浪谷,沿着当年日本遣唐使船的航道向我国驶来……。
四名女青年的这次航海,得到了日本有关部门的支持,她们被赞誉为新时代的“女遣唐使”。她们发扬祖先不畏惊涛骇浪的勇敢精神、探索源远流长的日中文化交流的壮举,将为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关系作出有益的贡献。
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已有过一些勇敢的女子在波涛汹涌的东海上,留下过她们的踪迹。
据日本最古的史书之一《日本书纪》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大约相当于中国南朝的时候,日本曾派遣使者到中国寻求“缝工女”,领回了织工“吴织”、“汉织”和缝衣女“兄嫒”、“弟嫒”四个女子。据说,后来日本一些专司缝纫的家族(“衣缝部”)就是她们的后裔。这批背井离乡将精湛的纺织和缝纫技术带到日本的女工艺匠,可能是最早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国妇女了。
隋唐以后,中国和日本的来往日益频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公元753年,当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的时候,随行的24人中,有三名是女尼。
见于历史记载的还有一位勇敢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喜娘,是一个中日混血的姑娘。她的父亲藤原清河在公元753年作为遣唐大使来到中国,同年和鉴真和尚等同行回国,途中“风雨大发,不知四方”,他乘坐的船漂流到唐朝南边的驩州(今越南),又被土人袭击,同船180人,只有十几人和他一起幸得生还中国。从此藤原清河再没有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结了婚,并担任了唐朝的官职,73岁时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公元778年,藤原清河的女儿喜娘独自随着回国的遣唐使船,去探访她父亲的故国,航行几天以后,海上起了飓风,遣唐副使小野石根和唐朝派往日本的使节赵宝英等六十几人被风浪卷进了大海,喜娘乘坐的船只被巨浪从中间打成两截,包括喜娘在内的41个人,挤在不过方丈之地的船尾上,水米不入口,在海上漂了六天,才漂到日本肥后国天草郡,九死一生,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一段经历,被记载在古代日本史书《续日本书纪》中。
当时往来日本与中国的船只,要在海上颠簸几十天,以至几个月,遇见风暴,全船覆没是常有的事。有的船随风漂流到蛮荒绝域,还要遭到土人抢掠屠杀。当时的妇女要想飘洋过海,不仅要和男子一样准备经受生死的考验,经受风浪、饥渴、疾病等等折磨,还会由于古代对女性的偏见而遇到其他种种意想不到的灾厄。
今天,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中日两国妇女跨越风涛险恶的海洋往来,已不再是难以想象的冒险之举。当我们期待着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女子组成的这艘新时代的“遣唐使”船时,联想到那些为了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而不畏艰险、奋勇献身的先驱者,总是抑制不住由衷的敬意,也为他们后继有人而欢欣。曹金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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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异国风情

北也门斋月见闻
乔青晓
7月1日午夜过后,北也门首都萨那上空响起了庄严的礼炮声,顿时,人们纷纷拥向清真寺,施行开斋礼,咏唱 “欢迎你呵,拉玛旦!”的赞歌。这是宣告:伊斯兰教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斋月开始了。
每年回历9月“拉玛旦”(原意为炎热之月),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实行斋戒,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气氛的活动。据说,伊斯兰教把“拉玛旦”作为斋戒的月份,是为纪念一千三百多年前“拉玛旦”之夜,穆罕默德开始传授《古兰经》,在传经期间,他很少进食。后来,“拉玛旦”这个月便演变成斋月。每个伊斯兰教徒在这期间必须斋戒,以示对宗教、对真主的虔诚。但年迈的老人,卧床不起的病人,以及孕妇和婴儿等可以例外。
伊斯兰国家斋月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在北也门,我们看到,斋月仪式很是隆重,别具风情。今年斋月从7月2日开始,历时30天。但早在一个月前,人们就开始粉刷房子,储存粮食、蔬菜,制备斋月吃的各种食品。即使平日生活比较贫寒的家庭,斋月也要设法准备一些较好的食物。
照伊斯兰教规定,斋月里,每天从黎明开始一直到夕阳西下,这段时间内一律不能进食、饮水。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吃“晚饭”,也叫开斋饭。阿拉伯语叫“伊夫塔尔”。黎明到来前,吃“早饭”,又称封斋饭,阿拉伯语叫“苏后尔”。这期间,一日只吃两餐(有少数地方吃三餐)。
斋月里,穆斯林有两多:一是读《古兰经》多,有的人日夜呆在清真寺,专读《古兰经》。有的人在家中自己读,或教孩子们读。二是施舍多,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拿出一定的钱或实物,施舍给穷人。所以,平时没有得到“赐福”的穷人、乞丐,斋月里倒是比较幸运的。
我们看到,斋月白天,萨那街上格外冷清,大部分商店关着门。大约晚上七点左右,天黑了,鸣炮宣布“开戒”。富裕的家庭开斋饭是非常丰盛的,普通人的家里,也比平常丰盛。多以汤食为主,辅之油炸三角馅饼、各种奶制品、千层肉饼及椰枣、葡萄干等,花样繁多。椰枣被认为是斋月最好的食物。热情慷慨的也门人民,斋月的饭,特别是开斋饭准备的很多,以便招待客人。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人在院里散步,邻院的老太太看见了,便热情招呼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在斋月里,人们把客人来吃饭看作是喜事。有一次,也是在斋月,我们几个人去萨那郊区,随便走到一家喀特园,却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临走时,一位满脸印着深深皱纹的老奶奶,领着几个小孙子抱了四、五个西瓜给我们,说是送给客人的礼物。
开斋饭后,就热闹了。男人们,有的坐在一起嚼喀特(一种树叶,具有提神作用),有的谈古论今,讲述有关斋月的典故。妇女们多相互串门,并把自己做的美味可口的食品送邻居、朋友品尝。孩子们更加活跃,他们唱着赞美真主、欢迎“拉玛旦”的歌,尽情玩乐。这时,商店、饭馆、咖啡馆也都开门了,满街灯火辉煌,车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生机。一直热闹到凌晨四点左右,礼炮声起,宣布封斋。吃过封斋饭后,还要到清真寺做晨礼,而后才去睡觉。这里斋月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0时至下午2时。但是,那些为生计所迫的工人、农民晨礼后还要去干活。
斋月结束时,人们去清真寺做礼拜,咏唱“告别了,拉玛旦!”含着惜别的眼泪,送别“拉玛旦”。
斋月过后,放三天假,欢庆开斋了!
(附图片)关景宇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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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以其藏书丰富、服务周到而享有盛名。它设有“东南亚资料藏书室”,收藏着有关东南亚各国的图书资料五万多册和大量的报刊、地图、照片等等。众多的图书资料对本国和世界各国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士开放,深受各国学者的重视和欢迎。
图书馆除了分类保存着东南亚各国书刊的原本之外,还把重要文史资料、报刊、文件等摄制成微缩胶片,保存和使用都很方便。“东南亚资料藏书室”已把近百年来的重要报刊,如新加坡出版的头一份英文报《新加坡纪年报》,以及二次大战期间在该地区出版的报刊等都摄制成微缩胶片。它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各国历史的资料宝库。
“东南亚资料藏书室”为世界各国研究人员服务,广泛吸引着本国和外国的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人士。仅过去一年里,该室签发供专门人员使用的借阅证件就有一百二十多张。领证者包括本国的学者、政府高级官员,还有英国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等。这里经常接待来自外国的学者。他们所研究的问题非常广博,从新加坡的历史、文学到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物等等。
为了方便读者,藏书室设有“参考处”,负责处理、研究和答复读者询问。据统计,在截至今年三月底的过去的一年里,“参考处”接到的询问达三万三千九百多件次。前来“参考处”的读者,平均每天有九百多人。
·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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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图片

美丽的“世界花园”新加坡
碧波粼粼,海风习习。座落西太平洋之滨的新加坡城常年花木青葱、绿草如茵。漫步街头,恍若置身绿色世界,佳景处处,清新怡人。因而,新加坡又有“世界花园”之称。
在新加坡的花园里,在葱茏的花木丛中,人们不难看到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亭台、宝塔、池苑……那依石傍水、栩栩如生的姜太公渭水垂钓塑像,同样会勾起人们的亲切遐想,使人领略到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确是渊源久远、情深谊长。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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