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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邢台县认真整顿县直和社队领导班子
全县党风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大多数生产队已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本报讯 记者谢石言报道：河北省邢台县在调整县委领导班子的基础上，认真整顿县直和社队各级领导班子，逐步改变了后进面貌。
多年来，邢台县委前县委主要领导人等极少数人，不拨乱反正，不平反冤假错案，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去年夏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调查组，在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并派人参加下，深入邢台县，将情况调查清楚之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委派了两位熟悉邢台县情况的老干部担任县委主要领导工作，免去了前县委主要领导人等四名常委的职务，另将一名常委调到别的县工作。
县委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和充实，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在一些县直和社队领导班子中，还有少数人思想跟不上，个别人给县委新领导出难题，工作消极应付，有的散布流言蜚语，说这次调整错了，现在的情况长不了，原县委主要领导人还会回来主持工作等。这就使县委认识到，不认真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无法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于是，县委决定对县直和社队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查考察，并逐步加以调整。近一年来，县委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教育面要大，处理面要小的方针，妥善处理了112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其中绝大多数错误轻、态度好，弄清是非后及时给以解脱；少数错误严重又不检查改正的，则根据其认识错误的态度及其品质好坏，工作能力大小，有的调出领导班子，有的给了适当的纪律处分。另外，对全县在“文革”中提拔过快的一部分青年干部，也经过考察，分别进行了妥善的处理。其中一部分虽不能胜任现职工作，但有一定工作能力，有培养前途，就安排到低一级领导岗位或做一般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另有一些人则回原岗位工作；只有6名由于错误严重，不肯认错，受到纪律处分。
通过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推动了党风向好的方面转变。县委领导班子调整后，县委常委制定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纠正不正之风》的七条具体规定，印发基层，让大家监督执行。在县委领导的带动下，县、社领导班子的党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全县过去招待风和送礼风等比较严重，现在基本刹住了。南石门公社是前县委主要负责人抓的点，为招待省、地、县去的干部曾用款220元。现任县委书记李志宏也在那里蹲点，谁去也不招待；谁吃了饭，都要如数付款。浆水公社南峪大队过去曾成篓地给县委主要负责人送苹果，去年一个也没送。大家高兴地说，上头不要了，下边不送了，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推动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调整后的县委领导班子，积极审理全县七百多起尚未解决或处理不彻底的冤假错案，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绝大多数案件；另外对所有干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对不实材料做了清退和销毁，解除了干部的后顾之忧。此外，农村经济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去年年终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2，080个，占88％。同时，已有80％的生产队按规定把自留地给社员自己耕种；自留山也已下放了四万多亩，这就大大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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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救了她
——记一个孤女的生活道路
本报记者 王钟人
一个“来历不明”的客人
一天，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刚刚响过九下，遂安伯胡同显得十分静谧。北京市公安局建国门派出所的青年民警岳占祥，出现在街口上。
“我们正想向你报告”。当岳占祥到了59号大院后，管妇女工作的杨秀英就显出不安的神色说：“63号刘家，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穿着红毛衣、咖啡色喇叭裤，梳着运动头。这姑娘平常很少出门，有时出去买菜，也是慌慌张张。不知她是刘家的什么人？”霎时间，院子里的人们也向小岳跟前聚拢，有的补充细节，有的打听出了什么事。
“是个来历不明的人！”
“有没有坏孩子和她来往？”
为了摸清情况，岳占祥立即蹬上车子，直奔63号大院。
“啊，叔叔！”当岳占祥一脚跨进刘家房门，一个清瘦的姑娘恐慌地从桌旁站了起来，低低地喊了一声。
“哟，是小岳呀，快请坐！”女主人刘大妈在床上接过了话头：“这孩子出身很苦，挺可怜的，她无家可归，是我们丫头的同学。她来时，快国庆节了，要是轰她走，出去让坏人糟踏了，那可就太不人道了。我就留她住下了。”
岳占祥今年25岁，血气方刚，富有同情心。他心想：管，还是不管？不管，也不算失职；要管，扎手的事可就多了。如果不管，就正象刘大妈说的，让她继续在社会上游荡，遛坏了，再挽救她，困难就大了。再说，刘大妈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收入微薄，尚且能见危难就帮助；自己是党一手培育的新一代青年，胸前还戴着共青团的团徽，难道就可以见难不帮么？于是，他决定：继续弄清情况，不能撒手不管。
一颗纯洁向上的幼苗
小岳经过详细了解，证明刘大妈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原来，这孩子名叫丽丽。1963年3月8日在北京同仁医院出生。可是，当她还没有出世时，她的年轻的父母就离了婚。她出生后，双方都不愿意要她，从此她便失去了父母的抚养。她先由一位老太太抚育，后来又被送到山东烟台的农村由她奶奶抚养；奶奶去世后留给姑姑；姑姑出嫁了，1976年才回到了她出世而又陌生的首都北京。初中毕业后，收养她的亲戚把她推开不管，在社会上游荡一年多。
一棵幼苗，不是需要雨露阳光的滋润培育吗？丽丽出生以后，抚养她的人，都怀着善良的愿望和深厚的感情。儿童时期的丽丽，生活是美好的。回京以后，学校的老师、同学同样使她分享了亲人般的温暖。她回忆说：“学校的老师、同学都乐意帮助我。我1978年初中毕业，没有升入高中。学校就安排我在校办工厂半工半读。我没有衣服穿，同学们主动借给我；我没有地方睡觉，就邀请我到她们家借宿……”。
丽丽流落到刘大妈家，并不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一个可靠的落脚点。今后怎么办？她自己也不知道。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直接威胁着她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女的生活，使她随时都可能落入陷阱，遭受摧残。
丽丽到女同学家里借宿时，她想到的是在一个挡风躲雨的地方睡觉，总比露宿街头强，心里只有感激。可是，也有缺乏教育，居心不良之辈对她不怀好意。这使她犹如芒刺在背。丽丽只好经常换地方。就这样，她受一次威胁，换一个地方，躲避欺凌，逃离陷阱。
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往往可以把人锤炼得成熟、坚强。丽丽虽然不谙世故，稚嫩柔弱，但她有一颗纯洁向上的心。农村生活以及奶奶、姑姑的教育，使她不仅养成了勤劳、勇敢的性格，也使她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成熟，学会了处处设防，保护自己的纯贞。她决心不向恶运屈服，决不堕落下去。这使她在任何环境中都自强不息，坚持到底。一次，她实在无路可走，无处安身，就毅然到首都医院急诊室过夜。她无精打采地坐在急诊室走廊里的长凳上，坐困了，就双腿一弯，蜷卧着。就这样，她在一个医院的急诊室住了两天，怕被识出破绽，又换一个医院。北京几家大医院的急诊室，差不多她都去过过夜。
“我对这社会充满了信心”
岳占祥把他了解的情况和决定帮助丽丽的想法，向领导和团支部作了汇报，大多数同志都鼓励他，支持他。他又征求居委会治保主任于大妈的意见。于大妈更是赞同，说：“是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道德的事，咱们应该多做。她是青年人，我们有责任帮助她。”
丽丽被安置在居委会办公室住下了。快立冬了，岳占祥见她身上只穿着单衣，便把妹妹的衣服送给她穿；看她一个人寂寞，又把自己的收音机拿来给她听。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们，都怀着热心肠主动地帮助丽丽，有的送来了衣服，有的送来了钱，有的送生活用品，有的送来吃的……。周末，丽丽想洗澡了，杨大妈亲自给她烧热水，帮她洗头、搓背。晚上，杨大妈陪丽丽看完电视，送她去睡觉，担心她的安全，出门时悄悄地把门反锁上。第二天清晨，又轻轻地帮她打开门。
“孤女不孤”，丽丽就象那些在唐山地震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一样，在我们首都的一个角落里，平安地、健康地生活着，成长着。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祖国也热爱她这个孤儿。她一见居委会的这些老大妈们，就亲亲热热地叫着：“妈妈”。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荡漾着一种春风化雨般的甜润。她失去了亲生母亲的抚爱，却得到更多的母亲般的保护和关怀。丽丽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由于她的娇弱、孤独、温顺、纯洁，她的这些无声的泪花，更加牵动着居委会一些老大妈们的心肠，谁见了都感到心恸。
“这孩子有心计，她是感激咱们的社会哩！”
“是呀，孤儿寡女们被抛弃，被凌辱，在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
大街小巷，茶余饭后，丽丽成了人们关心的对象，议论的中心。
在派出所胡敬林等同志的帮助下，丽丽到建国门服装厂当了临时工。这是她生活中的一个转折。街道上的人都说：“这孩子可有出头之日啦！”
当丽丽第一次领到厂里发给她的工资时，团支部书记张娜亲切地对她说：“有了今天可不容易啊，生活上一定要艰苦朴素，计划用钱，从小培养自己勤俭的好作风。”回居委会时，丽丽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多少天来，闪动在眼里的泪花，成串地挂在她红润的脸颊上。
丽丽是在伤心吗？不，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被亲人遗弃的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生活的漩涡中挽救了出来，党还在关心爱护我，培养教育我。我对这社会就充满了信心和勇气”。（附图片）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城店十三号居民大院，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被评为“五好大院”。这是青年售货员党丽秀在给半身不遂的马大娘梳头。
新华社记者 杨慎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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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已有一万多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严华如报道：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年来，已经培养、造就了一万多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如今西藏劳动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新闻记者、艺术家和理论研究工作者。
解放前的旧西藏，由于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教育事业极端落后，有些地方甚至靠结绳刻木记事，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技术人才。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不仅每年拨给大量资金，而且还从内地调派大批教师、医疗工作队和技术人员，进藏帮助兴办民族教育事业，传授各种科学技术知识。有关部门还采取优先录取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将他们送到内地大专院校培训等办法，为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西藏已有大学4所，中专22所，中等技术学校8所，中学55所，还有9个研究所。
藏族第一代工程师伦珠加措，担任了西藏地质综合普查大队野外组组长。他努力钻研业务，不畏艰险地进行野外地质勘查，采集了大量的同位素样品和化石，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和几位同伴一道写了几篇有独到见解的科技文章，为高原地质勘探作出了贡献。
去年被提升为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的李惠珍，原是五十年代初期随军进藏的藏族女护士。她发奋攻读外文，阅读了不少外文医学资料，分析研究大量病例，写出了《拉萨地区成人心脏病比较发病率分析》等有较高价值的论文，获得西藏自治区科技大会的奖励。
曾在复旦大学学习过新闻专业的丹增，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后，业务水平提高很快，现已被提升为报社的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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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归来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本报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台湾有不少人回到祖国大陆定居，并得到了妥善安置。
台湾物理学家于善钧教授，在台湾曾先后担任交通大学、师范大学副教授和私立逢甲大学教授。不久前于教授回国定居，人民政府已安排他在辽宁大学任教。曾在台湾基隆海洋学院任教的陈定九，于1979年11月回大陆，定居北京。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他分配了宽敞的住房，并安排他在北京市文史馆当专员。58岁的纪宏春是四川新都县人，先后在台南、台东、嘉义等中学任教，还曾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翻译官。今年2月，他回到大陆与亲人团聚，被安排在成都大学担任讲师。原台湾国民党陆军总供应厅司令部兵工署联络编译官、少校副组长张愚非，回大陆定居后，担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教育处的英语教员。原台湾国民党空军少校修护官吴宗椽，1979年3月回到大陆，根据他的志愿，安排在铜仁地区农业机械所做研究工作。去年初，他与同事们一起，研制成功了适合贵州山区特点的稻麦两用割晒机，受到领导和群众的表扬。他说：“我能从台湾回来为家乡做点好事，为祖国四化出点力，感到莫大的欣慰！”
台湾归来人员中，还有不少人光荣地当选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原台湾国民党军上尉连长段维扬，今年1月回到大陆同亲人团聚。现在，他是昆明市政协委员。台湾归来人员黄永斌，去年5月当选为广西天等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台湾归来人员凌究秋在湖南省平江茶厂负责安全生产工作，被选为平江县政协委员。今年春节前夕回到大陆的陈德胜，已安排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胡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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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魏凌云研究证实
中医按脉诊病有理论根据
本报讯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魏凌云，利用电子诊断研究脉波，证实了我国几千年来中医诊病以按脉为主的原理。
魏教授利用一套丹麦出产的按脉仪器，进行脉波频谱分析，用位数讯号录于磁带上，再经由电子计算机分析。魏教授说，正常人的脉波，能量集中在十赫兹以内（一赫兹等于每秒一周波），而且在左右手寸关尺三点（即中医三指头所按的位置），所抽取的脉波能量分布不同，而病人的脉波中的能量，和正常人有差异。魏教授指出，依照病人生病的种类，分别在特殊位置抽取脉波，呈现不同现象，可以证明和中医按脉的理论相同。因此他认为，中医按脉，凭不同位置的脉象，判断那一器官有病，确有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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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员”王纯碧
死后三日人方知
本报讯 台湾《中国时报》七月二十八日报道，现年六十五岁的四川籍台湾“立法院”女“立法委员”王纯碧，七月二十五日晚由于急性心脏衰竭死于台北市韶安寓所。因为王纯碧“只身”在台，所以，“三天后”才被“立法院”职员发现。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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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中毕业生失业者众
本报讯 台北消息：台湾省社会处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年来，台湾高中、高职毕业青年未升学也未就业的失业人数，有显著增加。调查报告说，应届高中、高职毕业生已就业的占百分之四十九，其中高中毕业生已就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点二，可见就业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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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举办“三石书画展”
本报讯 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自7月14日起，在台北市“国泰美术馆”举办“三石书画展”。展出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三位画家的一百多件作品。
报道介绍“三石”绘画特点时说，“吴昌硕以松、竹、梅、菊、牡丹、紫藤等花卉为主，也有山水、佛像人物”。他以“金石篆刻的笔力，浑厚深透画面”，“讲究神韵意趣、注意表现物体内在的气质和生命”，“其写意花卉，神态气韵傲兀，极具阳刚之美”。齐白石自己说，他“‘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以草虫、鱼虾及农民生活特色为题材。”他主张画画，“在像与不像之间求其神似，重视追求物体的精神”。傅抱石“以山水人物为特长。他的作品线条飘逸挺秀，设色沉毅瑰丽，笔墨苍劲浑润，擅长山水雨景，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也有‘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粼粼蒙蒙”。
报道最后说，“他们三人，把握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以自我的思想，突破传统，融入自然景观，以现实的生活背景，表现了时代性，创作了永恒的作品。在近代中国绘画史上，奠定不灭的地位”。
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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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社会福利问题重重
本报讯 台湾《中国时报》6月9日至13日，在题为《社会局，加油》的连续报道中，报道了台北市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
文章说：“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第三科的主要业务是贫民救济”，“可是每个月向社会局领取急难救助的大约有五百人，其中将近四百位是固定救助”，而这些人每次只能“厚着脸来领取这微薄的五百元（注：相当于二十五元人民币）”。市政府预算每年透支，今年预算在3月25日就全部发放完了。“然而这笔金额不过是照顾一些根本不是‘迫切’需要照顾的人”，这些人“去找有力的官员，于是一千元、二千元的急难救助，纷纷发放出来。工作人员很为难，有力的官员已签字了，他们当然只好奉命‘行事’”。而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只能拒之门外。
残废人的福利情况更糟。文章说，“残障者在社会上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况且基于‘人道’的观点，‘生存’的立场，或是社会的‘责任’，都应该求确切的解决。但‘有心者无位，有位者无心’，致使残障者就业没有保障。” 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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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海书院”遗址遭受严重损害
本报讯 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台北市仅存的古代书院——学海书院，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成为现代文明的牺牲品。
学海书院遗址，座落于台北环河南路旁，面对龙山“国小”。据记载，学海书院是在清朝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兴建的。迄今，已有近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这里曾培育出大批人才。然而，这座古老的书院，现在已面目全非。学海书院早已被改为一家宗祠，里面供奉许多牌位。近年来，受台北市都市计划影响，原来书院的第一道门和前厅已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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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北市民十大死因中癌症居首位
本报讯 据台湾《联合报》消息：台北市卫生局公布说，去年台北市平均每十万人死亡三百六十五点九三人。十大主要死亡原因中，恶性肿瘤居首位，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八；其次是脑血管疾病，占百分之十六点八三；意外灾害占百分之十点六九，居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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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里的郑成功塑像。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