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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曲子要有好歌手 好政策要有好班子
——山西省兴县调整县领导班子的调查
山西省兴县是一个老区。这里地处吕梁黄土高原，过去，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十年动乱中，由于天灾人祸，许多社员不得不携儿带女外出逃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兴县的变化喜人。以1980年和1976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每人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长50％以上，一个长期靠吃返销粮的县，近四年已为国家提供商品粮5，200万斤。全县没有一个亏损企业。人民安居乐业。
为什么兴县能够有一个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呢？通过调查表明，主要原因是：党的政策威力大；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是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的保证。正如这个县的干部和群众所说：好曲子要有好歌手，好政策要有好班子，兴县的路子走得正，兴县的工作有成效，多亏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有一个好的县委书记
要搞好一个县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配备一个好的县委书记，把县委一班人带好。兴县县委书记白普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在吕梁山区打过游击。解放后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十年动乱中，他长期“靠边”，1975年才被分配到兴县任县委书记。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中经常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1975年，山西相当多的地方层层揪所谓“反大寨势力”。白普同志则从实际出发，没有这样搞，保护了大批干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个县也有少数人贴大字报，攻击县委搞“唯生产力论”。白普同志对这些人进行了批评教育，顶住了歪风。粉碎“四人帮”以后，白普同志领导清查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抵制那种另立标准，沿用“文革”中那种“左”的错误作法。因此，这个县的干部队伍比较安定团结。
二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白普同志到兴县以后，始终坚持待人公道正派这一条，不管原来是哪一派、哪个观点的，只要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肯干，有能力、有专长，就支持、使用。因此，白普同志虽然只身来兴县工作，却很快把绝大多数干部团结起来。
解决派性问题，增强干部团结
“文革”期间，兴县领导班子一度陷入严重的派性斗争。白普同志到兴县后，看到派性残余的存在对工作和领导精力的影响太大，就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总结教训，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首先从县委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坚决把领导班子中有严重打砸抢问题的人清理出去；对那些派性严重的同志，报请上级党组织调整到别的单位或地方去工作；对于有一般派性问题的同志，着重加强党性教育，只要改正，不咎既往，仍留在领导岗位。
这样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个别清出，少数交流，多数着重思想清理、工作不动三种办法，既解决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县委领导班子内部的派性问题解决好了，原来下边一些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人，没有“靠山”了，派性干扰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大胆选拔和培养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
近几年来，兴县县委在解决领导班子内部思想和组织不纯的基础上，先后选拔了220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让他们分别担任县委正副部长、局长、公社和县属厂矿企业的领导职务，其中新提拔5名县委常委。
县委选拔这批年轻干部，曾遇到不少阻力，但他们终于克服了这些阻力，办法主要有两条：
第一、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带头把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自己首要的责任。白普同志和县革委主任孙守谦、组织部长郝保家等同志首先做县委一班人的工作，统一思想。其次，他们十分注意在工作中发现人才。县化肥厂1971年投产后，每年都亏损。先后换了六个总支书记，生产一直上不去。白普同志发现该厂有两位大学和中专毕业的技术干部，对化肥生产很熟悉，在群众中有威信。经过他的建议，县委讨论决定，分别任命这两位同志为厂长、总支书记。之后，又选拔了四名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领导班子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工厂面貌的变化。经过三年努力，该厂成为山西省小化肥生产的先进企业。
第二、积极宣传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带来的变化，用事实教育干部和群众。县委先后总结了十几个有关这方面的典型，广为宣传，使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同志看到，哪里领导班子实行了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哪里的面貌就有大变化。
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需要老干部的传帮带。兴县的办法是，当他们遇到重大问题下不了决心的时候，老同志帮助出主意，定盘子；当他们碰到重大困难的时候，老同志帮助想办法，提措施；当他们遭到非议和责难的时候，老同志出来说公道话，分清功过是非；当他们工作发生失误的时候，老同志实事求是地承担责任，帮助总结教训；当他们有了成绩，头脑发热的时候，老同志及时敲警钟，泼点凉水。党组织还经常教育年轻干部爱护老干部，尊重老干部，学习老同志的长处。
妥善安排好老干部
在大胆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统筹安排好老干部，是调整领导班子必须妥善解决的一大问题。兴县的办法是：年纪比较大，但身体好，精力充沛，能胜任工作的，继续留在领导岗位；年纪较大，身体不怎么好，在生产第一线工作有困难，但还能坚持工作的，调整到县直管理部门担任适当的领导职务；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动员离休退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近几年来，兴县老干部退到二、三线的已有413人，去年有147人退休离休。对退休离休干部的医、食、住、行、文化生活和子女就业等实际问题，兴县尽最大努力作了合理规定和安排。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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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驻乌鲁木齐某部修理连，连续十年为驻地附近公社大队的各族群众免费修理农具。这是他们在农忙季节为库车县乌恰公社沙哈会大队修理手扶施拉机。
吴渝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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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之三）
关于党委书记的民主作风
辛同文
党委集体领导的好坏，和党委书记或第一书记的民主作风的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党委第一书记（现在我们通俗的称作一把手）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比起党委其他同志的水平，一般说来要高一些（当然也有例外）。因此，党委的一把手和二把手，担负着组织党委活动、实行集体领导和党委成员分工负责的主要责任。
在工作中表现出有才能、有显著成绩的第一把手，得到党委其他同志的信任和尊敬，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把手更应当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民主作风，坚持集体领导。否则会走向反面，搞家长作风、一言堂，引起党委同志们的不满。这样就必然不能发挥党委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能集思广益，而造成工作的失误。自己的威信就会越来越低，直到垮台。这种事例，大家都知道一些。
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第一条讲的是“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讲的十二条，都是党委一二把手应当充分注意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担任过地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和委员，都说我作风不民主，我当时想不通。我想，每次地委会的决定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我的讲话也是大家讨论同意了的，有什么不民主呢？1944年至1945年，我在延安党校学习了一年，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几个问题。这次学习，使我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一步。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领导作风确实是不大民主的。问题不在于我对人的态度粗暴，而在于我的讲话不是事先和同志们共同商量得出的结论，而是自以为是，自己先准备好一篇讲话（或提纲），到开会的时候，自己先讲一大套，别的同志没有思想准备，提不出系统的或重要的不同意见，马上就通过了，这实际上是强加于人，同志们批评我作风不民主，是对的。至今仍然值得我注意克服这方面的缺点。
作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善于主持会议，使大家畅所欲言；要善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这是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真理在少数人或个别人手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如果认识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别的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使是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见）就要勇于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支持别人的正确意见，并且说服和引导多数同志按照正确的意见作出决定。如果多数人暂时还不同意正确的意见，可以采取两种办法处理：第一，暂时不作决定，让大家去做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下次会议再讨论决定；第二，把两种不同的意见报告上级党委审查指示。
党委书记或一二把手，要善于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使每项工作有专人负责，使分工负责的同志有职有权有责。一二把手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不要超越分工负责的同志，去直接插手干预别人负责的事情（特殊情况例外）。否则就会使分工负责的同志，难于实行他的职权，并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当然，党委一二把手，在大胆放手的让分工负责的同志认真负责的同时，不能放弃督促检查的责任。要经常和分工负责的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汇报，交换意见，以便保证各条战线的工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党委的决定，正确地和顺利地进行。
为了健全党委制，发扬民主，及时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团结，党委第一书记（或一二把手）要在党委会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对于错误的意见，也要让人家讲完，然后再加以必要的说明，以便消除误解和隔阂。对于带有原则性的错误不批评纠正，是腐朽的自由主义。“你好，我好，大家好”，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损害了党的利益，也不会有真正的党的团结。有问题不摆到桌面上来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则背后议论、小广播就一定盛行。党委、党组和各个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或者喜欢别人“吹喇叭、抬轿子”是最危险的事情。我们许多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这样一条经验：平时对你吹捧最多的人，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起来造你的反的人，而且反得厉害，有的，真是把你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这也算得上我们识别干部的一条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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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滥用职权恣意扣口粮、工分 逼迫社员致死
徐官屯大队党支书徐学义被依法逮捕
编者按：大多数基层干部是能够同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但是，也确有少数干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个人谋私利，甚至滥用职权、作威作福、违法乱纪、欺压群众。北京市郊区徐官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学义，就是一个极坏的典型。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
本报讯 记者肖刚报道：最近，北京市通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并立案侦查了社员徐庆云被迫自杀一案。依法逮捕了滥用职权，以扣口粮、扣工分等手段欺压、陷害、报复社员的北京市郊区徐官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学义，并已依法起诉，提交县人民法院审理。京郊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受到极大震动，普遍反映：该捕，该办！
徐庆云是北京市通县觅子店公社徐官屯大队的社员，现年37岁。由于他在部队服役时动过两次手术，体力较差，干田间重活有困难。1979年11月，公社调他到侯黄庄中学当炊事员。工作不久，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学义，就借口没事先向大队打招呼加以斥责，后经公社同志向徐学义解释，他同意了这个安排。根据徐学义提出的条件，学校与徐学义共同为徐庆云签订了代工合同，决定每月给徐庆云工资36元，交生产队30元，记工200分。全大队有60多名社员在外做合同工，唯独对徐庆云要求最苛刻。徐庆云为了养家糊口，忍气吞声地接受了。
合同签订不久，通县外贸公司业务员徐又伦到大队商谈副业，问起徐庆云的近况，听说徐庆云每月向大队交款30元，认为太多，不合理，建议应减少些。徐学义当即拒绝，徐又伦生气地走了。对此，徐学义怀疑是徐庆云在外面说了坏话，怀疑徐庆云要破坏大队副业生产。他当晚召开支委会，以自己的怀疑和想象编造说：
“徐又伦说了，如果不给徐庆云工资放宽，副业到此结束。”以此煽动支委会通过决议，强制徐庆云回村。徐庆云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徐学义恼羞成怒，提出要经济制裁徐庆云。1980年1月，徐学义召开支委会，煽动支委，作出扣除徐庆云口粮（七个月）210斤的制裁决定。在通知出纳执行支委会决议时，徐学义又告诉出纳：“徐庆云不回村，交钱也不记工分”，“每月扣200分”，到县纪委到公社解决问题前，共扣除徐庆云家工分1，000分。
在采取以上经济制裁措施后，徐庆云仍不回村。徐学义竟以撂挑子不干工作的手段向公社施加压力。公社党委书记李克慈对徐学义不但不批评教育，反而在党委会上提出了让徐庆云回村的意见。徐庆云被迫多次到公社、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告；徐学义则多次向公社、学校要人。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徐庆云的申诉后，派西作章同志调查了解。西作章曾多次严肃批评徐学义，明确指出：“这是报复”，“再拖着不解决，就要按打击报复处理”，并限期要队里将所扣口粮发还徐庆云。侯黄庄中学校长白宝忠也多次为徐庆云仗义执言。徐学义和大队副支书杨宝利等，认为这是栽倒在一个小小的社员手里，不镇住徐庆云出不了这口气。他们表面上应付县纪委的批评，而背地里不但不发还一粒口粮，还进一步扣去了徐庆云全家全部口粮517斤，并说：“凡分给他家的粮食，一律不给。”并写信诬告侯黄庄中学私自拉劳动力，以达到迫使徐庆云回村的目的。在徐学义等大队干部步步进逼之下，徐庆云一家无法生活，他自己只好在学校借口粮吃，把大孩子放在奶奶家，二孩子送到姥姥家，妻子张玉凤吃自留地的粮食。徐庆云无可奈何之下，又到北京市有关部门控告。徐学义更加恼火，扬言：“他徐庆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到年终结算时，又通知会计将徐庆云之妻张玉凤全年劳动挣得的360元也全部扣去不发给。
一年来，县、公社的有关人员，不仅没有及时认真处理横行霸道的徐学义，反而慑于他的撂挑子不干等威胁手段，对他姑息迁就。最后，县教育局终于通知徐庆云过了春节回队。至此，徐庆云丧失了信心，回家后痛哭流涕，吃不进饭。他对妻子悲哀地说：“告了一年，最后还得回到他们手掌心，以后还得整死我。全家口粮、工分、钱都给扣了，往后怎么活？”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下，终于在今年临近春节的1月 19日，含愤写了最后一封控诉书，也是绝命书，投到有关单位，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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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情关怀 耐心教育 合理安排
长春市一些居委会做好青少年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开欣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东站街第十居民委员会和长通街第二十二居民委员会认真教育青少年，为青少年服务，使所辖范围的街道做到了待业青年有事干，青少年没有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中共长春市委和长春市人民政府最近召开经验交流会，介绍了这两个居民委员会的做法和经验。
这两个居民委员会在抓好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同时，把教育青少年作为街道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街道既是群众生活的场所，也是青少年课余、业余学习、活动的基地，只抓前两项工作，不抓后一项工作，还不能完全解决职工们的后顾之忧，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两个街道居民委员会积极兴办各种厂、店，组织待业青年参加劳动，参加服务。东站街十委会自力更生办起了劳动服务队、理发店、服装店、小吃部、托儿所、幼儿园等，把86名待业青年都安排在这些单位。长通街二十二委会办起了服装厂、制刷厂、竹器厂、旧布厂和托儿所，40名待业青年也都得到安排。这里的青年有人管，有活干，有收入，劳动、学习、生活井然有序。
这两个居委会在妥善安置待业青年的同时，十分重视做好有劣迹的青少年的教育挽救工作。他们成立了有街委干部、青少年教育辅导员、派出所民警等参加的帮教小组，分工包片，包管包教。东站街十委会主任谭竹清和帮教组的同志对失足青少年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个青年，很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父亲又年老多病，他经常与社会上的流氓鬼混。居委会主任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安排在街委办的工厂里劳动，耐心地说服教育，多方面为他创造转变的条件，终于使他走上正道。经过教育挽救工作，这个街委的青少年犯错误的人数逐年减少。1977年是43人，1978年下降到24人，1979年又降到14人，1980年只有7人。
这两个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发现有的学生不好好上学，在外流落，就及时与学校、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动员工作，促其返校学习。东站街十委会还有计划地为一些学习差的中小学生补习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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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恭闻“我是马副科长”
湘舟
记得解放初期，彼此见面称一声“同志”，倍觉亲切。这些年来，官衔满天飞，十分刺耳。
我刚到一个海滨城市，打电话找一位老战友，一问一答，电话记录如下：
“同志，我想找王××同志通个电话。”
“你找王科长？她出差了。”
“她爱人在不在机关？”
“嗬，你找他，他是我们的李处长呀，跟王副部长下乡了。有事对我说说吧。”
“你是——？”“我是马副科长。”
在电话里白扯了一通，对方拉出一串官衔，把我弄晕糊了，这样官气十足的单位里究竟还找不找得到老战友的影子呢？连那位自称堂堂的“马副科长”，至今不知其名字，遗憾！
《准则》明文规定，不许称官衔，直呼同志。但有些身居一官半职的党员，却充耳不闻；听别人对己称之以“长”，则眉飞色舞，心安理得。在党的会议上，还带头荐“官”称“长”，俗气得很。
称“长”之风，要从党内改起。特别是负责干部要以身作则，听别人叫你“长”，须加劝止；你见上级，也要有勇气称“××同志”。如果连这点勇气也没有，还称什么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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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私拆和扣压信件是不道德不合法的
本报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指责有些地方和单位，经手和收发信件的人员，私拆和扣压群众信件。来信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它影响安定团结，影响邮政的信誉。
来信谈到，一些农村大队和基层单位收到信件后，不及时送交本人，乱放乱甩；有的收发人员或他们的孩子，看见信封上有图案好看的邮票，即随便撕下，把信丢在一边；有的私自拆阅别人的信件，看完封上，甚至看后毁掉。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给一些群众造成损失，甚至影响了家庭、夫妻、恋爱关系。有一位解放军战士，收到未婚妻的来信，总是及时回信，可对方总是收不到，以致一段时间与他中断了联系。有的同志来信反映：寄回的家信即使收到了，也被揉得不象样子，有的字迹也看不清了。
来信指出，私拆、扣压或丢失信件，是无视法律，不尊重公民权利的错误行为，也是缺乏文明道德的行为。十年内乱，许多人无视法纪，随便看人家的书信、日记的恶劣行径，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恶痛绝，今天再不能允许这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存在。来信要求各个地方和基层单位，特别是农村大队要建立规章制度，向有关人员讲清通讯自由应受到保护的道理，决不允许私拆、扣压别人信件。发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进行教育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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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窃取毁弃机要邮件
由治禹被判处有期徒刑
本报讯 辽宁省桓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最近公开审判了一起毁弃邮件案，被告由治禹被判处有期徒刑。
由治禹是桓仁县邮电局机要押运员，现年42岁。他为了对另一机要押运员进行报复，将其已签收的机要邮件窃取并销毁。他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孙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