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他们受到照顾
→在残废人奥运会参加赛跑的埃及运动员
←牙买加对痴呆儿童进行特种教育
↑津巴布韦为麻痹症儿童设立的康复中心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泰国小儿麻痹症患者
第7版()
专栏：
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
温宪
安迪生来就没有双臂，肩膀象刀削过一样溜直；没有双腿，只是在躯体下面长着两只象鸭蹼一样的东西；左眼窝只是个坑，残存的右眼视力极差。原来，在五十年代末欧洲市场上曾出售一种说是孕妇能用的镇静新药，1961年因英国出生了四百多个肢体残缺、聋哑或痴呆婴儿而被禁用。1962年出生的安迪就是受害的畸形儿之一。安迪出生后，由于独身的母亲无力抚养，一直被收留在残废儿童医院里。五年以后，由于他需要有一个法定的监护人来处理一些手续问题，安迪年迈的祖父母来到老朋友韦勒斯夫妇家，恳请他们出面关照一下安迪。
伦纳德·韦勒斯和他的妻子哈泽尔都出身贫苦，际遇坎坷。经过半生漂泊以后，他们才在一起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热心肠的韦勒斯夫妇到医院去看望孩子，安迪的丑陋模样着实令人吃惊，但他却很聪明，能说会道，非常逗人喜爱。夫妇两人尽管经济拮据，仍决定不定期地将安迪接回家来一起生活。
韦勒斯夫妇给予孩子最大的关怀与抚爱。医院虽已为安迪配制了假腿，但他每晃一次身子只能挪动两英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雷达操作员的伦纳德懂得一点技术，为了让安迪能够更好活动，他用业余时间研究改进这副假腿，拆了装、装了拆。三个月后，经过改进的假腿已能使孩子每步走上六英寸。但伦纳德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心再设计制造一辆安迪能自己操纵并直坐起来的活动车。哈泽尔则细致地观察孩子。她发现象个肉球似的孩子最怕滚下地，就耐心地训练他学会从上面掉下来时先用肩着地，避免碰伤头部。
虽然一家人的收入只是伦纳德每星期35美元的微薄工资，但是伦纳德靠借债和收集废旧料，终于在几个月后制成了第一辆安迪能用肩控制左右方向，用左蹼操纵前进、拐弯、煞车的电池车。
1971年里这一家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夫妇俩正式领养了安迪，给他改名泰里。这个九岁的畸形儿终于有了个家。其后，年中的一场大火焚毁了伦纳德为孩子制造的第二辆车。将近5，000美元的材料，加上59岁的伦纳德三年来天天熬夜、挨冻、受累的成果付诸一炬。地方报登载了伦纳德的不幸遭遇后，一些读者陆续寄来了些钱表示慰问。
人们的同情心鼓励了韦勒斯夫妇重新鼓起勇气面对困难。为了使孩子能够突破残废的障碍，伦纳德每晚只睡几个小时，设法制造一辆能升降的、更灵活的活动车。哈泽尔则帮助泰里锻炼机能：用左蹼的脚趾抓笔写字、画画，用腹肌自己坐起，甚至上楼梯。
1972年，这辆精心设计的“超级车”（见左图）终于制成了。依靠自己的嘴、肩、脚蹼和车上的灵巧装置，泰里可以升到桌边帮助妈妈收拾桌子；可以降下来拾起地上的东西；可以“走”到电视机边，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可以自己上床睡觉；在学校里，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到户外玩耍……
1973年起，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突变。由于社会舆论和议会的多次指责，制药厂终于被迫向400名受害儿童提供大笔赔偿费。这时的泰里已经11岁，有两英尺高了。韦勒斯夫妇用第一笔赔偿费还了债，用随后得到的赔偿费为孩子在学校附近买了座小房子。当地政府也指派护士来照顾孩子。
伦纳德成了个发明家，用他积累的经验，继续制造了更多的这类活动车，使别的截瘫患者也能摆脱残疾的束缚。遇到这对好父母、从他们那里得到对生活的信心的泰里则在学校努力攻读，打算成为一名作家或音乐家。
泰里的经历在1976年被英国作家玛乔里·华莱士和迈克尔·罗伯逊写成《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一书，畅销许多国家。1980年这本家喻户晓的书又被改编成电视片，主角由泰里自己扮演。（附图片）
第7版()
专栏：
戴高乐夫妇和他们的安娜
元元
1928年冬天，戴高乐在法国陆军中任少校营长，驻防在德国西部的特里尔。就在这个阴冷、凄惨的冬天，他的第三个孩子安娜降生了。然而，她给戴高乐全家带来的不是希望和欢乐，而是无言的痛苦，因为新生的女婴是个白痴。
望着这不幸的孩子，戴高乐夫妇既悲伤又歉疚，“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我们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他们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深情地表达了他们为病儿承担责任的决心。
从此，戴高乐夫妇在安娜身上倾注了加倍的爱抚，要让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在兵营里，戴高乐是不苟言笑、冷峻严肃的指挥官，回到家里，一看到安娜，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尊严，唱歌、跳舞，逗安娜，让她高兴。
1937年，安娜十岁了，戴高乐已晋升为坦克团上校团长。白天，他指挥士兵进行坦克战和快速出击演习，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但是，演习之余，想到可怜的安娜，不禁黯然神伤。
大战结束以后，在危急时刻拯救了法国的戴高乐，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和他的家属成了新闻记者追踪的目标，报刊杂志四处寻觅戴高乐一家在英国时的照片。但是，戴高乐想方设法使安娜避开摄影师的镜头，他也坚决反对把自己任何一个孩子的照片登载出来，因为他觉得，无论照片上有无安娜，都会引起好奇者的议论，这可能会刺激安娜。
戴高乐夫妇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安娜，但总还不免忧心忡忡，他们生怕自己死在安娜之前，怕她无所依靠。由于安娜的残疾，他们也更同情受疾病折磨的孩子。1946年戴高乐辞职后，着手写回忆录。夫妇俩商定，把写回忆录得到的大部分版税作为残废儿童基金，并捐赠给一些慈善机关，基金会以安娜命名。这一年，基金会下设的儿童保育院成立，戴高乐夫妇感到十分宽慰，因为如果他们死在安娜之前，也可以无所牵挂了。
两年后，安娜患肺炎死去，她被安葬在宁静的科龙贝教堂村。戴高乐在她的墓前伤心落泪和默哀了一阵以后，握着他妻子的手说：“唉，现在她跟别人一样了……”
戴高乐逝世后，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简朴的墓地就设在科龙贝教堂村，在安娜的墓旁。从此，这位慈父日日夜夜守护着他的爱女。
第7版()
专栏：
体育给残废者带来幸福
残废者是否也能进行体育活动呢？对这一问题，瑞士残废人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健康人应当参加体育运动，残废者必须参加体育运动！”这是“瑞士残废者体育协会”提出的响亮口号。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亨利·桂森将军二十年前就在瑞士发起组织残废者体育协会。这个协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帮助残废者锻炼身体。今天，“瑞残体协”下设七个州级体协，有八十多个体育组织，八百余名教练和5，500名运动员。目前他们开展的体育项目已有40个之多。其中轮椅球是残废者最喜爱的活动项目。这种球赛以五人为一队，比赛规则与排球相似。其他比赛项目有坐轮椅者的篮球赛，独臂者的羽毛球、乒乓球赛，还有射箭、射击及滑雪。多雪的瑞士使全国居民都喜爱滑雪活动，甚至连盲人也不例外。所有这些体育活动都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
在今天的瑞士，残废者的体育运动已相当普及，并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除各州、各市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残废者体育比赛外，每年还举行一次盛大的全国性残废者运动会，有一千余名身残志不残的运动员参加夺标。体育运动不仅改善了残废者的身体素质，而且陶冶了性情，增强了生活信心和与逆境搏斗的勇气。
瑞士残废人的体育成绩在世界上也常名列前茅。1980年2月，在挪威格朗市举行的残废者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上，35人组成的瑞士代表队，夺得了四枚金牌、二枚银牌和四枚铜牌。接着在荷兰阿纳姆市举行的第六届残废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瑞士派出的36名运动员共赢得了九枚金牌、十枚银牌和十枚铜牌。
张德生
第7版()
专栏：
让他们焕发青春的光辉
李光斌
近年来，科威特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学校及师生人数迅速增加。科威特实行免费教育制度，1979—1980财政年度，教育费用为15，900万科威特第纳尔，占政府开支总额的41％。
科威特政府在发展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同时，特别重视发展特种教育。不久前，我们专门去参观了座落在哈瓦里省的著名的科威特特种教育学院。
特种教育学院确切地说应该是特种教育学院群，由科威特教育部特种教育司直接领导。它始建于1955年，最初名为“光明学院”，是一所盲人学院。今天，它已经发展到13所学院。据说，这种类型的学校在阿拉伯国家仅此一所，在全世界象这种科目繁多的学院也为数不多。学校的目的是通过特种教育途径，使残废儿童经过四年到十二年的学习，掌握一种或几种适合他们各自身体状况的专门技术，并配合治疗他们的疾病，使他们长大成人时，能够自食其力，而不用依赖社会救济。
科威特特种教育学院建校初期仅有36名学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学生人数将近原来的68倍。其中，男生人数达1，724人，女生709人。除科威特本国的学生之外，还有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巴林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他们都象兄弟姐妹一样，亲亲热热地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师队伍也增加到512人。
与一般学校不同，特种教育学院的学生在学习时，就已享受助学金：小学生每人每月10个第纳尔，初中生每人每月15个第纳尔，高中生每人每月20个第纳尔。
在特种教育学院的各个院校里，我们看到了刚刚入学的六岁儿童，也看到了十七八岁快要毕业的男女青年。这里的学生全是残废青少年，有智力正常的聋哑人和盲人，也有智力商数不满20的先天性痴呆者。
特种教育学院除了给学生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千方百计地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一定技能。学校根据病残儿童的不同生理特点，设置技术课程。男生部有印刷、装订、木工、焊接、油漆、打字机修理、篾工、陶器及雕刻等十几个技术工种，女生部有打字、缝纫、裁剪、刺绣、机绣、装帧、美容等等。
特种教育学院采取教育与治疗相结合的方针，购置了大量医疗设备，电疗室、水疗室、按摩室等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专门为患儿制造的种种有助于恢复健康的辅助工具。孩子们由于在学校受到精心细致的护理，健康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收效更加显著。例如麻痹学院的学生五岁以前都曾不同程度地患过小儿麻痹症。这所学院在治疗和恢复肢体机能方面工作做得很出色。
“光明学院”的学生都是盲人。每班学生约十来人，在校时除了学习使用盲文打字机外，还学习一般科学文化知识。我们参观时，教师让学生当场做了表演。姑娘们灵巧、娴熟的表演博得大家阵阵掌声，孩子尚带几分稚气的小脸上戴着深色眼镜。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教师本人也是个盲人。
特种教育学院的毕业生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国家保证给他们安排工作。为了便于学生及时参加工作，科威特政府还在197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综合企业，特种教育学院的学生一毕业，便可到这里参加工作。综合企业内部实行特种工资制度，除基本工资外再加上国家补助，这样可以保证这些残废人能有足够的工资来维持生活。
特种教育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教育方式。它不只是使残废人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变消费者为生产者，解除父母的忧虑和社会的负担，而且通过特种教育使残废人能同健康人一样，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为人类创造财富，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焕发青春的光辉。（附图片）
“光明学院”的盲童在学习烹调
第7版()
专栏：
残废人的昨天和今天
上古时代的原始部落靠大伙的劳动、狩猎和战斗的所得为生。伤残者完不成自己的任务，成为集体的累赘，往往被赶出部落，自生自灭。
许多古代人以为伤残是由于邪魔附体，因此，在古希腊、罗马，人们把畸形婴儿扔到野地里，或合法地溺死。在中世纪，有的跛子被当作宫廷弄臣，供贵族开心取乐，许多残废人更被当作是巫师而被活活烧死。直到十九世纪，社会对残废人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设法给他们以特殊的照顾。
二十世纪，随着工业和医学的发展，残废人有了较多治疗、康复的条件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医生和手工艺匠开始制作假肢。制作、安装假肢的专门技艺发展成为医学的一个专门部门，叫做修复术。
今天，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慈善机关和福利团体纷纷为残废人提供各种治疗、学习和就业条件。有的国家考虑到残废人的特殊需要，修建了可供残废人的轮椅进出的住宅，有的城市添置了车门能让轮椅进入的公共汽车。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更是不断地为残废人造福。有的假肢制作精巧，能模拟真肢的复杂动作；有的机器能把普通文字与盲文互相变换，为盲人读和写开辟了新天地。有的国家还为残废人制成了用部分肢体或声音操纵的轮椅甚至汽车。可以预料，在不远的将来，残废人用声音操纵的飞机，也会在蓝天翱翔。
李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