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把火红的青春献给党
——部分中青年座谈会
时间：６月２５日
地点：本报编辑部
参加者：
马 季 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演员 全国青联常委
史美琴（女） 国家跳水队运动员 全国青联委员
林 雨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研究员 全国青联委员
李冬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李春光 中央音乐学院讲师 全国青联委员
刘纯朴 北京通县一中教师 全国青联常委
徐小涛（女） 解放军３０４医院军医
陈爱武 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 全国劳动模范
罗益锋 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研究所工程师 全国青联委员
陶斯亮（女） 空军总医院主治军医 全国青联常委
黄福明 国家地震局助理研究员 全国青联委员
魏传军 北京政法学院团委书记
党的温暖照我心
黄福明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壮族知识分子，也是我家的幸运儿。解放前，我的哥哥和姐姐，都因交不起学费退学回家。解放后，我家翻了身，自己上了大学，做了研究生，成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抚今忆昔，倍感党的阳光温暖。建国以来，党领导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由于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后果，给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带来不少困难。我们这些中青知识分子，要主动为党分忧，不应该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就牢骚满腹。
把智慧献给党
罗益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华侨来说：“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华侨的政治地位”。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海外孤儿挺起了腰杆。１９５３年新中国参加雅加达“世界国际经济博览会”时，各国来宾与华侨被中国琳琅满目的展品所吸引，有的老华侨从边远岛屿赶来，看了祖国的成就热泪盈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在祖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感召下，１９５７年我高中毕业后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经过大学深造，分配在科研单位工作。二十四年来，在党的教育下，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粉碎“四人帮”，我又从“臭老九”和“有海外关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加班加点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去年１０月，我赴美考察，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达，更激发了我为四化献身的热情。近些年来，有人劝我出国，说我既有专业知识，又懂几门外语，去国外物质生活要比现在强得多。但我想，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母亲，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祖国的灿烂前途给我巨大的力量。当年，我满腔热血回到祖国的意愿决不动摇。现在，我是一名新党员，肩负的担子更重了，我决心把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党和祖国。
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马 季 我正在张家口深入生活，为了参加这个会，昨天晚上特意赶了回来。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相声演员。解放前因家穷在上海当学徒，解放初在北京新华书店工作，１９５６年到广播艺术团说相声。我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有一次，毛主席听了我们的相声《画像》后，高兴地说“还是下去的好”。周总理、陈毅同志还亲自给我们出题目、选题材。这些都成了我前进道路上的动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天职。相声这种形式，是让人们在笑声中受到教益，它偏重于讽刺批评，但我掌握一条，作品不论怎么批评，不能从根本上去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相声如何从正面去歌颂，过去前辈没留下多少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去闯。虽然难度大，但我有决心摸索下去。我终生遗憾的是，正当我三十岁出头该给党多做贡献时，却打了派仗，挨了整，荒废了十年。从年龄上讲，我演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为人民服务的黄金时代没有过去。现在，我除了演出外，更多的时间搞创作。打倒“四人帮”后相声繁荣了一阵子，现在有点不景气，主要原因是创作力量太弱。日本平均一个相声演员大约有三个作者供稿，随时都有新节目。我们作者太少，有时好不容易搞出个作品，评论家批评起来就上纲，搞得大家束手束脚。（李春光：５月份，邓颖超同志在一次茶话会上讲“要勇于创作”，就是在给大家鼓气。）我决不辜负党和群众的期望，说好相声，创作更多的好相声。我顺便提出一点希望，有关部门要加强相声创作的领导工作，发现人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相声艺术搞好。
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史美琴 今年６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跳水赛中，我获得了女子三米跳台跳板冠军。这个成绩的取得，使我深深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我们先在美国训练，正赶上美国运动员集训。他们训练两周，每人都要缴钱，还得给教练送东西。相比之下，我们的教练、同志们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练技术，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帮我们练思想。我有个毛病，顺利时容易骄傲，困难时往往伤心，大家就耐心帮助我。在我获得冠军的背后，有许多无名英雄的作用，这荣誉是属于党和人民的。７月，我将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是为国争光的好机会，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回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
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
李冬民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迷信、盲从过，也苦闷、思索过，被捧过、也被打击过。十年来的曲折道路使我逐步懂得了这个道理：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曾怀着“反修防修”的愿望起来造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国家越来越乱，我表示对江青和“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结果受到打击。但是，打击没有使我趴下去，党多年的教育使我具有一种顽强向上的精神。我同许多青年一道，参加了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后，我又参加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正义活动。然而，我却因此而于１９７７年２月被捕，一起所谓“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假案被制造出来。阴谋是不能持久的。去年，党中央正式为我们平了反，充分显示了党和人民的力量，体现了党对下一代的关怀。相信党，相信群众，积极进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这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作为一名党员，决不能丧失信心，消极沉闷。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局的终结。十年内乱结束了，一场真正的“最巨大历史变革”——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开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把中国引上了这场变革的正确轨道，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作这场巨大历史变革的生力军。
按党指引的路去走
徐小涛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心里很高兴。我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诞生的。党象母亲一样，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小儿科军医。我出身于一个高级干部家庭，父母常常告诫我：“自己的路靠自己走”。怎样走呢？就是要按照党所指引的路去走。党让我们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我就不坐父母的专车，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党让我们干一行、爱一行，当卫生员时我就扫地、刷厕所，当医生后就努力为病人解除痛苦；党让我们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我就参加电视讲座学习，钻研本职业务。
在我们党执政以后，高干子弟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老一辈的功劳，是他们奋斗来的。作为他们的子女，只能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决不能利用他们的功劳为自己谋私利。搞四化要凭真本事，不能靠人事、权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的学识、业务底子都很薄，我要好好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要向在座的同志们学习，搞好本职工作。
当好党的哨兵
陈爱武 参加这个会心情很激动。我也不会说，就谈谈纠正不正之风吧。听老师傅说，老八路刚进城市时，穿着粗布衣，很土气，而威信很高。那时的干部，你不干的事他干，你有困难他主动帮助，说起话来群众也爱听。我们的老前辈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在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坚持斗争；在十年动乱受到冲击后，他们毫无怨言，时刻想着党的事业，这怎能不使人感动！现在，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必须学习老前辈的高尚情操，同各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决斗争。
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在四化建设中，要焕发革命精神，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非把党风搞好不可。党的先进性，是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特别是党的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一个人艰苦朴素的大报告作得一套又一套，又是这么着那么着，而另一边却大吃大喝，老百姓就不服气。关键是模范行动。周总理有一次在丰泽园饭庄招待外宾，茶凉了服务员给他换一杯热的。总理付了一毛钱，服务员说这是国宴啊，总理说：“我付的是凉茶的钱。”宴会后，他又下厨房看炊事员。这件事至今大家的印象很深。对于不正之风，大家都要抵制。在这方面，我做了一点工作，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但也有人问我，你这样干怕不怕？我认为，一个党员，去掉私心杂念，就什么都不怕。现在，有个别领导不大愿意向上级说真话，有时还要教下边说假话，以回避矛盾，这怎能把工作搞好呢？当然，对我来说，反映问题也要尽量全面、准确，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办了好事反而把关系弄僵。我是党教育培养起来的年青党员，要当好党的哨兵，继续同各种不正之风斗争。
为了祖国的繁荣
陶斯亮 我想到青年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父辈们所走过的道路？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备受折磨、冤屈；党的优良作风日趋下降；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受到玷污。这些，使得一些青年从反面接受了教训，认为“既知今日，何必当初？”我曾有意询问几位老前辈：“你们后悔过吗？”得到的几乎是同样坦然的回答：“革命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没有哪个人强迫，为什么要后悔呢？”真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常想，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般坚定呢？无疑，这是信仰的力量——一种伟大的精神动能！为了信仰，他们反叛过旧制度，成为旧社会的逆子；他们又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为中国的半个多世纪增添了光彩；他们更是革命的赤子，忠心耿耿，至死不移。我们的父辈们，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豪迈的道路啊！怎么会后悔？
我们青年一代，是在繁杂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尽管经历了十年内乱，他们还是强健可爱。他们中的一些，有时有些偏激的思想，发表些让老一代有耸听之感的“危言”，但并没有恶意，他们内心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有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时代在前进，年青一代想走一条新路，向往新的生活，做一代新人，这完全可以理解，无可非议。老一辈的道路是光荣的，新一代的道路也将是豪迈的，无论故道还是新途，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祖国的繁荣富强。
创造无愧于先辈的业绩
李春光 现在，青年人中大批人才涌现。这是人民的哺育、党的培养的结果。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直至鲜血和生命——为之奋斗的新人。这样的新人正在向各种困难、阻力（包括自身的弱点）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们已经和将要成为四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文革中有许多红卫兵受过骗，一旦觉悟后便成了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勇士，在座的李冬民同志就是一个。这说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是勇于追求真理，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各种曲折，这就需要长辈们多指点。文革中不是流行红卫兵“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斗”的话吗？“四人帮”对待青年人，“喜则加诸膝，怒则投诸渊”。他们今天可以把你捧上九天之上（这种捧不是真爱，是利用）；明天就可以置你于死地。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不是三中全会以极大勇气纠正极左的那一套，不知又有多少青年被毁灭。为什么我们许多青年对党的感情，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感情是真挚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的呢？其中就是一种经历了切肤之痛而产生的不可移易的肺腑之情。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对青年人是很关心的，也很重视青年人的意见。我曾为一些问题给中央写过几封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快地批了意见。首都青年连续三年举办了《自然·社会·人》摄影艺术展览，每次都有领导同志去看，而且还鼓励青年人要勇于探索。我感到现在有许多事需要去做。特别是当人民的事业遇到困难时，我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困难。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在党领导下创造出无愧于先辈的业绩。我们要有这个志气。
为党培养接班人
刘纯朴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应从小时抓起。我是党培养起来的人民教师，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感到十分光荣。我初工作时，正值十年内乱，学生不读书，有的甚至变成“小流氓”。为了下一代，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早贪黑备课，朝夕同学生相处，帮助、挽救了一些孩子。从这里我摸索出了一个道理，孩子是可爱的，而且很聪明，关键在于教育。粉碎“四人帮”后，我一方面教课，一方面抓思想，结果从中发现了人才。有个学生过去很顽皮，经过教育后成了数学尖子，１４岁被破格保送到大学学习。现在我带的班级，年年被评为先进集体。看到孩子们健康地成长起来，我是多么的高兴！当然，从我们通县来看，教学的师资力量、条件、设备还远远适应不了培养新一代的需要，希望各级领导对教育战线多加重视。
爱护和关心中青年
林 雨 为使各项事业后继有人，发挥中青干部、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要。从科技战线上看，不仅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且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一些中年科研人员，因缺乏助手而发挥不了作用，一些工业部门因缺乏中年骨干技术力量而难以承担技术性强的项目。中青年知识分子，是党辛勤培养起来的，十年内乱中业务虽有些耽误，但毕竟还是有业务能力，有一定经验，而且年富力强。我们一些体育项目的成绩为什么能誉满全球，就是后备力量雄厚。现在，更需要大力培养中青年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生动活泼地教育青年
魏传军 １９７６年６月３０日，我因参加四五运动被捕，恰巧第二天是七一，作为一名党员，当时很苦恼。但我亲眼看到，狱外，小学生都骂“四人帮”；狱内，公安干警对我很同情，我虽身陷囹圄，但深信党一定能战胜邪恶。粉碎“四人帮”后的大量事实说明，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失误。相信党，就会对前途充满信心，就会增添斗争的勇气，在任何时候不会迷失方向。
我在大学搞团的工作，要把自己的体会讲给学生们听。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这一代青年是“垮掉的一代”，应该讲是“有希望的一代”。他们勤于思考，刻苦学习，热爱祖国，对不正之风痛心疾首；他们吃过亏，上过当，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但在学生中，确有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个别人还有“看破红尘”的思想，对党缺乏信心。我们做青年工作的人，就要多加引导，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有说服力的事实教育他们，但不能动不动给他们扣帽子。党相信青年，青年相信党，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附图片）
座谈会正在进行 本报记者 陈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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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的本色
——记北京部队一位老同志
“今天，党让我重新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我不能因为受过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就觉得自己以前什么都对，而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克服缺点，为党工作。”讲这番话的是北京部队的一位老干部。
是的，十年浩劫中，有哪一个正直的老同志没受到打击和迫害？他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然而，这位老战士不计个人恩怨，而是更加勤恳，更加忠诚地投入工作，以此来弥补已经流逝的宝贵光阴。
那是１９８０年的一天，他到军区开会，在楼内不慎跌倒，把原来的伤腰又扭了，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同志们连忙将他扶起来，劝他休息，他笑着说：“这点事就下火线？工作也是打仗嘛。”结果，他一边治疗，一边工作，没有休息一天。
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同志很少休息过完整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那么，他的假日哪里去了呢？
他为了搞好部队建设，熟悉干部、战士，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深入基层。１９７９年的某一个月，他利用四个星期日，访问了二十七个家属点。他所在部队的干部住地非常分散，有的地方偏僻难行，然而，他却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他又连续走访了三百二十多户干部的家，使指战员们很受感动。
这位老干部以深厚的感情，关怀部队的战士，每逢节日，他总是尽可能去看望他们。１９８１年元旦前夕，他不顾年迈体衰，连续下了两个连队，问伙食办得如何，看营房住得怎样。他语重心长地向战士们讲做一个人民战士的光荣，保卫首都的重要意义。他与战士笑语欢言，融洽无间。
人们常说，言教不如身教。这位老同志正是用“准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下连队，最怕别人远迎近送，更忌讳别人问他喜欢吃些啥。１９８０年７月份，他来到某连检查工作，连队干部看快到中午了，便问要不要在连队吃饭，他笑着摇了摇头。然而，吃中饭时，他又“突然”提出在连队吃饭，一下子把连队干部搞了个措手不及，只得临时安排伙房炒了盘鸡蛋。谁知他却坐在战士当中，香甜大口地吃着集体伙食。当他看到连队干部端来炒蛋后，不高兴地批评他们说：“战士们是不是也有个炒蛋呀！”当他看到连队领导很尴尬时，便笑笑说“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好了，菜既然做了，我们就改善改善吧。”他把这盘炒蛋，一块一块地分给桌上的每个战士。
思想政治工作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渗透在他与干部、战士的相处之中。他要求别人应做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中午休息，他坚持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张硬板床上躺躺。一些同志考虑他年纪大，身体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说，别人都在办公室能休息，我为什么就不行呢？他要求部队机关做好保密工作，自己带头做好。他不把文件往家带，不该家属、子女知道的事，决不让他们知道，真是做到了守口如瓶。
这位从鄂豫皖老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与自己的家乡有深厚的感情。他没有因为自己在京城当“大官”而忘掉乡亲们。他热情招待乡亲，关心家乡的生产、生活。然而有一点，他是极其严格的，那就是公私分明，不许花公家一分钱。到京看望他的乡亲，他管吃、管住，有的还接济零用钱。但凡是利用乡亲关系托他走后门的，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严词拒绝，还要批评教育一番。他有一个侄子，部队复员后，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凭借叔叔的职权在北京找个工作，满怀希望乘兴而来，谁知不但工作没找到，还挨了叔叔一顿严厉批评。
这位老同志处处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党费亲手交，在党小组会上，他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征求别人的意见，从没有把自己置于普通党员之上。
这位老同志就是这样工作、生活的，他不爱讲自己的历史和工作，他觉得自己是位老战士，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然而，殊不知，他认为是很平常的一言一行，却在深深影响、激发着干部、战士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老红军又率领他们前进了。
窦宝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