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中华农业振兴有望
——评述一场关于维护农民利益的争论
本报记者 安岗 宋琤 黄岳军
中华农业要振兴。这个提法对吗?我们不是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吗?我们的农田灌溉面积不是由建国初期的三亿亩增加到了六亿七千多万亩吗?粮食产量不是比1952年增长了近一倍、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吗?是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容抹煞也是抹煞不掉的。但是,成就本来可以更大得多。已有的成就,远不能适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它只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绝不能用来掩盖多年来左倾错误在农业上造成的尖锐矛盾。
矛盾是什么?概括起来,就是让不让农民有权、有责、有利。左倾错误就错在剥夺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在“大批”和“大干”的口号下,主观蛮干,急于求成,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权、无利和责任不明的境况。粉碎“四人帮”后,农业战线上的争论,可以说是围绕着“权”、“责”、“利”这三个字展开的。
让农民当家作主还是捆住手脚?
这两年到农村考察的同志,常常听到农民的一句话:“二十多年了,可熬到自己当家了!”
中国农民当家作主的道路是崎岖和曲折的。1950年,《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封农民感激毛主席、共产党“赐”给他们幸福的来信,报纸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农民的幸福不是任何人恩赐的,而是农民自己通过斗争得来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参加革命战争,进行土地改革,自己解放自己,终于成为国家的主人和自己土地的主人。当初在自愿互利原则下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是自主的。五十年代末期,刮“共产风”、“瞎指挥风”时,把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相当大一部分当家作主的权利刮跑了。1962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订的“六十条”重新明确规定:“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十年动乱期间,农民的权利几乎都被剥夺了。粉碎“四人帮”后,围绕着要不要给生产队、给农民自主权的问题,再次发生争论。有些过去管农业的领导人,一听“自主权”就反感。来自大寨的那个人就说:“农民是靠推着拉着才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让他自主,他会走到哪里去?你松一松,他就滑到资本主义去。”在他们看来,农民只能在他们的号令下转,种植什么作物,种植多少面积,怎么管理,何时收割,等等,都得由上级决定;农民如果不顺从,什么“拔苗事件”、“毁瓜事件”就来了。
1977年12月,中央农林部门召开了一次经营管理座谈会,参加的是各省市农业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一般干部。这些同志接触群众较多,反映了农民无权的状况以及对农民一平二调、瞎指挥等等问题。有的同志气愤地说,“四人帮”横行时候,农民简直被当成“棕树”,谁都可以去扒一层皮。他们要求落实“六十条”的政策。有些省的同志介绍了省委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有的省提出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了整顿社队经营管理、落实经济政策的八条意见。《人民日报》为此写了一篇社论。那八条意见和社论,今天来看也是对的,但还很不够。即使这样,送到当时在中央主管农业的一位领导人那里,他借口“政策问题大家正在议论纷纷,不要急于表态”,把“八条意见”和社论都扣压下来了。这位领导人,对报纸当时关于社队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报道,曾使用十年动乱时候的语言,指责为“宣传的新动向”。还不止一次对记者说:“你们报上天天讲自留地,讲家庭副业,难道鸡鸭鱼兔能建设社会主义?”
“讲小不讲大,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这位领导人把推行极左路线当作搞社会主义,手里拿着“批资本主义”的大棒,处处扼杀农民的自主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摘掉了强加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全会关于农业政策的第一条规定:“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这条政策规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有因时因地种植权、决定增产措施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权。这就把农民应有的权利交到农民自己的手里,农民可以当家作主了。
八亿农民重新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人,积极性起来,农村形势很快变了。这两年,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也丰收了。农业生产增长,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全国农民有几个“多”:储蓄存款的多,盖新房的多,光棍娶媳妇的多,买高档商品的多。农村形势变了,城市的供应也好起来。三年困难时期,一位老作家曾说:“要是有花生豆待客下酒该多好!”二十多年来,花生豆在市面上极少看到,现在到处可以买到。这不过是一例而已。
赛着富还是摽着穷?
19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来自全国各省、市管农业的书记和有关的农业领导干部汇报农业问题。当时左倾的影响还起支配作用。会上有人提出纠正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恢复定额计酬。会议主持者虽然表示肯定定额管理,但是,又问:“大寨是怎么办的?”答曰:“大寨只搞定额,不联产计酬。”会议主持者说:“还是按大寨的经验办。”这就是继续坚持平均主义的“大概工”,定额计酬的提议被否定了。就在这次会议前后,邓小平同志支持广大农民的要求,两次提出要恢复农村行之有效的各种政策措施,并指出大寨的评分方法不能在全国普遍推广。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吃大锅里的一份饭,吃不好,也吃不香,谁也没有生产积极性。农民要求让劳动的质量、数量和得到的物质报酬密切联系。有的更进一步要求打破联产计酬的禁区,主张产量要和报酬挂钩。这个问题一提出,就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说定额计酬将会使农民斤斤计较工分,联产计酬将会影响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说来也怪,他们怕这怕那,唯独不怕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年收入千元、几千元以至上万元的农户。这种可喜的现象,却在一些同志的心中引起了“该不该让农民抱个金娃娃”的疑虑。
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搞平均主义和剥夺农民的错误,说这是“劫富济贫,干的是梁山英雄好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告诫大家:得罪了按劳分配,还得把它请回来。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我们党就很注意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953年,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要“逐渐推行常年固定的生产组或生产队的按季节包耕制”;同时指出:如果群众乐意,也可以实行常年包耕包产制。1955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的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地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并且实行超产奖励制”。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了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可惜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并没有被坚持下去,左倾的风浪一来,就把它们冲垮了。结果,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摽、穷、靠”的恶性循环——既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那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摽在一起受穷,依靠国家救济。
在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针对农村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要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可是,有些同志就是害怕农民冒尖。他们想不通这么一个道理: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一定会有少数人冒尖,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要是正当的劳动收入,不管是金娃娃、银娃娃、铜娃娃,都应当让农民抱。
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和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进一步肯定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计酬方法,几亿农民的权、责、利开始结合。农民要求自己在集体经济中的权限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几种不同形式的联产责任制,适应了不同的生产水平、管理水平,使农民对自己的权、责、利能够看得清摸得着。这样,就会由摽着穷变为赛着富。河南开封地区有个县,去年解放鞋由积压变为脱销。为什么?农村妇女们不再在地里纳鞋底,甚至于没工夫做鞋了。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出现,使农村中大量的种田能手、能工巧匠有了用武之地。多种多样的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如雨后春笋,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一个原来亩产几十斤、百把斤的鱼塘,一经包给养鱼能手,产量、收入就成倍、成十倍地增加。让那些劳动得出色的、贡献大的能手们先抱起金娃娃,这有什么不好?谁羡慕别人抱金娃娃,那就向他们学习,和他们竞赛吧!你追我赶,不就会走向共同富裕吗?
实行联产责任制,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经营管理形式的变化,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土地改革、合作化以来农村发生的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
包好还是不包好?
“包字实在好。”最近,一位领导同志再一次为“包”字恢复名誉。他提醒大家,不要一听“包”字就谈虎色变。
什么是包?包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不包,就不是真正的责任制。农村实行的责任制尽管多种多样,要真正做到责任明确具体,都离不开一个“包”字。包产到队、到组、到劳、到户,包工、包产、包成本,都是用来明确生产责任和经济责任的制度,体现了社员的责任,也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计酬方法,又体现了农民的自主权。有了这个“包”字,社员的劳动责任、劳动成果和劳动报酬就联系起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社员个人的积极性就结合起来了。
“包”,本来是个好字眼,为什么有些同志一听就色变?因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大禁区——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被当作一种方向性错误,批判了二十来年。
包产到户本来是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在社员居住比较分散的一部分地区,为使生产责任更加明确,劳动计酬更加准确,劳动管理更加简便而创造的一种好的民主管理形式。后来被否定了。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区又采用了包产到户一类的办法。但是,不久又被否定了。
1979年,有些地方开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结果,一些贫困的农村很快复苏了,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增产,群众得到了实惠。对这种现象是支持还是反对,问题又尖锐地提出来了。
支持的同志说,包产到户既然能增产增收,是贫困地区群众的愿望,应当承认它是生产责任制。
反对的同志并不否定包产到户能够增产。但是,他们认为,包产到户在较大程度上实行了个体经营,势必动摇公有制的基础,导致两极分化,方向不对。
长期不得温饱的一部分农民,为找到一条摆脱贫困的路子而欢欣鼓舞,一部分同志则为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能否坚持而忧心忡忡。有人形容这种状况说:群众要粮食,领导要方向。当然,这话并不准确。群众既要增加生产,也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是某些同志不敢面向现实,不顾群众利益,怕犯所谓方向性错误;他们忘记了如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违背群众利益,正是方向性错误。
包产到户是不是方向性错误?当一些地区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出现了非包产到户不足以解决自身矛盾的时候,尊重群众意愿,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才能引导农民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如果不顾群众意愿,跟群众顶牛,让困难继续拖住人们的脚步,那就会把集体经济拖垮。75号文件说得好:包产到户是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同时指出:“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包产到户是灾难吗?凡是到农村实地看了包产到户的情况以及它引起的各种变化的人,都自然得到公正的回答。生产发展了,化肥被买光了,有的地方拖拉机畅销了。农民要求联合买农业机械,要求学科学、用科学。有些地方社员之间、集体之间,开始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穷困地区就这样开始了农业的复兴。
包产到户取得了合法地位,又有人担心:是不是要刮包产到户风了?有些同志一听讲责任制,以为就是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75号文件明确地规定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去冬今春,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各地后,认为联产计酬责任制中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这三种主要形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地区。同时指出,要把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交给群众,再不能搞一阵风、一刀切了。让农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最适合自己条件的责任制,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给农民捎个信
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策,是党内二十多年来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八亿农民欢迎它、拥护它,广大干部认真执行它。但是,光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有些同志执行政策行动缓慢、被动、勉强。加上过去政策变来变去,农民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变回去,心里还不踏实。今年6月中旬,国家农委召集农口各部到农村调查的同志汇报,各地农民都要求:党的农村政策千万不要变。农民说:“请给邓副主席捎个信,现在的政策好,可别再变了。”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向农民表示,现在各地实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要求稳定多久就稳定多久,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群众的意愿。最近,又指出:我国地区辽阔,自然条件不平衡,在执行方针、政策上也是不平衡的。现在农民还有疑虑,要给农民捎个信,请他们放心!农民种地,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解决穿衣服的问题,解决住房子的问题,这是天经地义的嘛。因地制宜说了多少年,为什么老解决不了?关键就在农民没有权。现在,中央把因地种植权、按劳分配权交给农民。没有这两个权,农民哪来的积极性?有些干部对这两个“权”想不通。哪一级想不通,就在哪一级解决。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还指出:振兴农业靠政策,靠科学。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干活有劲,也够累的。农民要求采用“用力少、得利大”的巧办法,这个巧办法就是科学。各种各样的农业专家,土专家,洋专家,农民都欢迎。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正在到来。这是一件大事。广大农民要求领导部门赶快加强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工作,满足他们的要求。
放心吧,农民同志们。我们党同农民是想在一起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大计。会不会变呢?可以肯定地说,给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权利、责任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在农村因地制宜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条永远不会变。要变的,是那些损害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办法,是那些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办法。农副产品的销售和收购办法,农村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办法,价格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要首先考虑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有如何贯彻落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如何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何帮助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等等问题,都要进一步解决。只能越变越好,变回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是不可能了。八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自己的历史责任:振兴中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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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保护大黄鱼和带鱼的幼鱼繁殖成长
国务院决定设立幼鱼保护区
新华社北京电 为保护大黄鱼和带鱼的幼鱼繁殖成长,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4月22日起,在东海和黄海设立两个幼鱼保护区。具体位置和时间如下:
一、大黄鱼幼鱼保护区
位置:以下列各点顺次连结的直线所围的海域:
1、北纬29度、东经122度45分之点,
2、北纬29度、东经123度15分之点,
3、北纬27度30分、东经122度之点,
4、北纬27度、东经121度40分之点,
5、北纬27度、东经121度10分之点,
6、北纬27度30分、东经121度30之点,
7、北纬29度、东经122度45分之点。
时间:每年一、二月份禁止机动底拖网渔船进入生产。
二、带鱼幼鱼保护区
位置:以下列各点顺次连结的直线所围的海域:
1、北纬34度、东经121度23分之点,
2、北纬34度、东经121度53分之点,
3、北纬31度30分、东经123度27分之点,
4、北纬31度30分、东经122度57分之点,
5、北纬34度、东经121度23分之点。
时间:每年八、九、十月份禁止机动底拖网渔船进入生产。
各有关单位应切实遵守,并希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渔船予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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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施庆用人工法给三河母牛配种
初生牛犊体重达96斤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奶牛冷配站助理畜牧师施庆,十九年来,为草原的牲畜改良工作做出了贡献。1980年,他用冷冻精粒给110头奶牛输精配种,受胎率达到78.7%。一头六岁的三河母牛被输入德国西门答尔品种种公牛的冷冻精粒后,今年5月22日产了一头红白花公犊牛,初生重48公斤,身高76厘米,体斜长72厘米,胸围84厘米。
(附图片)
这是三河改良母牛接受德国西门答尔种公牛的冷冻精粒后产出的小犊牛。
施庆同志给年青的畜牧改良工作者讲述母牛自然发情规律。
阿·乌力吉德力格尔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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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岭发现珍禽朱鹭
秦岭发现罕见的珍禽朱鹭,共七只,其中有三只是幼鸟。
朱鹭身披洁白的羽毛,翅膀与圆形尾巴的下侧面呈柔和的朱红色,面部、腿、爪以及嘴的基部和嘴尖呈红色,性情温驯,人称“吉祥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世界上朱鹭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濒于灭绝。我国这次发现的朱鹭,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专业工作者上月在秦岭一处海拔一千二百米的峡谷中找到的,已被命名为“秦岭一号朱鹭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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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丹顶鹤人工孵化成功
珍禽丹顶鹤,在它的“故乡”——扎龙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成功。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生物系的教师们,在黑龙江省林业局、扎龙自然保护区、齐齐哈尔市科委等单位的协助下,今年从野外采集鹤蛋,进行人工机械孵化,于五月下旬孵出了两只小丹顶鹤。小鹤体重分别为一百六十克和一百四十七克,头大颈长,眼大有神,发育健壮,出壳后六小时就能吞食鱼肉。从啄壳开始,这两只小丹顶鹤就被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人员摄入了电影镜头。
丹顶鹤人工孵化成功,为提高丹顶鹤的繁殖率,为野鹤的驯化饲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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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郊区养殖塘虱
广州市郊已有五百多户社员,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挖氹建池养殖塘虱。现在养殖面积达七千多平方米。塘虱学名胡子鲶,是我国南方自然水域中常见的野生鱼类,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畅销国内外市场。三元里公社罗岗大队第十生产队社员谢鉴琪,利用屋基地修建了三个水泥池,面积共十四点八平方米,去年产塘虱三百八十六斤,收入九百八十三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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