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作家要自觉地深入到生活中去
刘建军 蒙万夫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自觉地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在我国四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体裁和题材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从事不同体裁和题材创作的作家的生活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每个作家，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选择自己深入生活的方式。每个作家都要自觉地到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视野。任何作家都不应例外。在毛主席延安《讲话》的指引下，我们许多作家，例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杜鹏程等同志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之后，都选择了同一的生活道路，这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生活基地上，长期扎根，调查研究，在那里生活和写作，这为他们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树理、周立波进城不久以后就下乡了；柳青一头扎入了长安农村；杜鹏程完成《保卫延安》之后，又辗转到宝成铁路工地深入生活。在一段时间内，文学艺术界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开始怀疑他们所选择的这条道路，认为一个作家，不到处跑跑，搜集各种材料，广见多识，而把自己长期地局限在一个较小的生活天地里，会不会写出好的作品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在和平的日子里》等问世了。这几位作家的道路是否正确的答案，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一个工厂或者一个连队，会不会影响他观察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这也可以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两种方法。所有的作家，特别是那些生活积累较少，社会接触面狭窄的青年作者，都需要“走马看花”，利用各种机会，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生活接触面。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下马看花，解剖麻雀，这是我们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社会，研究人的主要的基本的方法。无论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作者，还是养之有素的老作家，他们要在深入生活方面有所突破，就不能不采取这种方法。走马看花所得到的浮光掠影的生活印象，也只有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才能变为一个作家真正的生活积累。就是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作家，假若他们对前进着的生活不继续做解剖麻雀的工作，他们也就无法创造出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的具有新的水平的作品。
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杜鹏程等同志花较多的时间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观察和研究社会，从方法论的观点来说，就是解剖麻雀。他们认为，能够帮助作家发现生活的本质的不光是占有很多的隔手材料，关键是对生活深入熟悉的程度。对作家的工作来说，一个普通的村庄、工厂和部队，它们的内外、上下、左右关系已经够复杂的了，包含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因而通过解剖麻雀，真正吃透一个村庄、一个工厂，往往就会懂得整个社会。
社会生活面是非常广泛丰富的，任何一个作家，即使有各种便利条件，毕其一生，也无法亲自接触生活的所有方面，亲自观察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件的过程。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种必要。作家在生活中，不是搜集事物的数量或去求平均数，而是要发掘事物的本质，他们总是通过对个别的事物的分析和研究，来认识事物的普遍的本质，以至于生活的全貌的。鲁迅通过描绘祥林嫂的一生，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法捷耶夫在《毁灭》中，通过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的活动，反映了苏联人民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这些作家在写上述作品时，生活接触面都是有局限的，但却没有妨碍他们广泛深入地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事物的基本矛盾形态和由此决定的事物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存在于一切相同的个别事物之中。当作家把一个村庄，一个工厂，或者一个连队，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上进行观察和解剖的时候，他就会由此认识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应该具有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深度是广度的灵魂。作家的生活的深度，对于一部作品的历史内容的深广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解剖麻雀，对于作家深入地全面地认识生活，是一个基本途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落户的地方，比起一个区，一个县，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中国农村生活的历史内容和基本特点，在这里基本上都是具备的。只要你不是平面地去看它，而是立体地去看它，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和动态，那么，吃透了一个村子，就会懂得整个中国农村。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深入一点，解剖麻雀，从一个村子看全国，每一个社会运动在农村不同人们身上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作家都能及时地捕捉到；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斗争状态，他们都有着完整的了解。作家的工作，主要是了解人、研究人、表现人的工作。因此，深入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解剖麻雀，有利于研究人的工作。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长期扎根在农村，这就为他们在艺术上塑造生动鲜明的典型形象，深广地概括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发生、发展的历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局部毕竟不是全部，解剖麻雀也并不排斥作家对于全局的了解。柳青曾经说过：“作家在村庄里、工厂里或部队里，不是一个孤立的收购员，而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活动家，党的组织、党的文件和党的报纸都帮助他了解当地的、外地的和全国的情况。”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杜鹏程等同志并没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他们通过自己所从事的党的各项基层工作，通过对于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和思索，开拓眼界，把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善于学习的作家，他们总是打破各种界限，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自由翱翔的。
这几位作家自觉地深入生活，深入观察研究社会，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民生活的土壤，含有作家进行艺术创造所必须的一切汁液。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只有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土壤之中，饱吮这些生命的汁液，才能创作出为人民所珍爱的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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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浅议
杨志杰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作家和评论家所关注。但是，何谓新人？我们需要塑造什么样的新人？如何塑造？看法却不尽相同。这里，我想仅就管见所及，谈点粗浅看法，以期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商讨。
第一，新与真。
社会主义新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怪”。把“新人”写成“高、大、全”不对，把英雄写成“怪人”也不好。有的作品，不仅情节离奇古怪，人物也是与众不同的“怪人”。
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人决不是“怪人”。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真正的人，是可爱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身上的“新”——新的品质、新的风格、新的精神面貌，是和“真”紧紧连在一起的。这里说的“真”，不仅是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和普通人一样合情合理，而且，更重要的，他们的思想境界要与时代精神合拍，要与新长征的步伐合拍。可以说，做到“合情、合理、合拍”，便达到了“真”，反之便是假。以《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为例，我们说他是社会主义新人，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和同辈的青年人一样心灵上受过“重伤”吗？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很不讲军风纪”，“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吗？当然不是。我们说他是新人，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最根本的一点，是他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了祖国的四化建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写刘毛妹心灵的创伤是没有必要的，恰恰相反，他的心灵创伤和他的英勇行为有着必然的联系。刘毛妹的心灵，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和祖国一起经受浩劫而受到重伤的。唯其如此，他才更加深沉地热爱曾经“受伤”的祖国。那种认为写英雄就不能写伤痕或者写伤痕就不能鼓舞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请看刘毛妹、李铜钟、乔厂长和他的战友们，这些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哪一个没有时代造成的精神创伤，又有哪一个是被创伤压倒了呢？写新人，无视创伤不真，只顾哀伤更不真。既要看到他们昨天的伤痕，更要看到他们今天的奋进。我们的时代，正是在振兴中华的斗争中造就着一批勇往直前的新人！
第二，新与亲。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是为了教育人。而要想教育人，先要感动人，写新人更是这样。只有在思想感情上打动读者、感染读者，才能起到激励人们前进的作用。新人的精神是高尚的，但决不是高不可攀；新人的精神是纯洁的，但决不是超尘绝俗。真正的新人，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他们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当然，不同的读者，受到感动的程度和角度亦不相同）只有和读者的心相通了，才会令人感到亲切，才能使人产生共鸣。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注意描写他们的思想感情；写了“心”，才能使人“亲”，才能用这些新人心中的火，去点燃读者心中的火。请读一读刘毛妹留给他母亲的那封长长的遗书吧。请看一看丁猛（小说《三千万》里的主人公）面对“现状”举起的那面战旗吧，作为他们的同志，作为和他们一起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同胞，怎么能不为他们这些催人泪下、感人肺腑、促人猛省、令人奋发的豪情所感动呢？！人们会扪心自问：同是中华儿女，面对同一个“现状”，他们在披荆斩棘，难道自己能贪图安逸？他们为四化献出了生命，活着的人有什么理由对改变“现状”心灰意冷？正象那位深受丁猛精神感动的马斌——他当年的老战友所说的：“老丁，你看，你在‘三千万’上一认真，唤醒了多少人？钱工，搞预算的白莎，聂厂长，九处的谭处长，还有我，你的这个挺落后的老战友也醒了一半！……我同意你的话，要改变现状，只差一点东西，那就是工作！”是的，社会主义新人，必须是人民群众的亲人。在群众看来，他们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人们会清楚地看到，跟这些新人相比，自己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只差一点东西”！只要这“一点”达到了，他们的高贵品质也就能够学到了——作品的社会效果也便达到了。
第三，新与深。
社会主义新人，是在新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四化建设的火热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不热爱生活，不投身四化，便不可能发现他们，更不可能把他们写好。只有深入开掘生活，才能准确表现生活。比如打井，听内行人说，关键是要找好“泉眼”。写新人和找“泉眼”也有些相似：如果只在生活的表面徘徊，却不肯仔细观察和认真开掘，便不可能发现新人们那些闪光的品质，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平凡而伟大的性格生动地描绘出来。王润滋的短篇小说《内当家》，可以说是找到了生活的“泉眼”。
这位“内当家”的举动，乍看也似乎平常：她不过是想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一眼机井，象这几年许多庄稼人所做的那样，“手一按就冒水，洗衣濯菜不出门”。但是，作者的本领也正表现在这里，由于他对新时期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能够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所以很巧妙地赋予这次打井以不平常的意义。昔日的地主、“内当家”的冤家对头刘金贵将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回乡观光了。这就使围绕打井展开的矛盾冲突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于刘金贵的即将到来，
“内当家”既不象锁成老汉那样觉得可怕，也不象孙主任那样觉得可敬。她认为在这个家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三个人对刘金贵的不同态度，是由于对党在新时期有关政策的不同理解造成的：锁成老汉对党的政策“吃不准”；孙主任是把政策看歪了；“内当家”凭着她多年来受党的教育，凭着她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了解，她坚信，“天能塌下来，共产党的龙墩也倒不了！”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她就永远是国家的主人，也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就这样，“内当家”毅然顶住孙主任的压力，大胆地朝他放了一炮，打了一眼“争气井”！
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变化，社会主义新人也不断成长。比如“内当家”，她就既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孟祥英，也不同于李准笔下的李双双。生活深处有甘泉，不下苦功难找见。我们的作家，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常写常新。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觉得需要作到“真、亲、深”，关键在于“深”。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写得真实，写得亲切，才能起到社会教育作用。而究竟能不能写得深，又取决于作家是否站得高，是不是能用先进思想作指导。那种对党、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社会主义新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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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就是诗
——读艾青《归来的歌》有感
周良沛
艾青同志的《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诗人沉默了二十年后，在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两年发表的１０６首短诗的结集。这是诗人重新归来歌唱，歌唱人民和生活的歌。
有人问：“艾青的诗里怎么没有伤痕诗呢？”是的，这本诗里确实没有象某些小说、电影里所表现的那种“伤痕”。
有才能的作家，即使处理同样的题材、有同样的感受，也不会用同样的笔墨。因此，任何“同样”也不会同化掉诗人的独创性，恰恰只会在许多“同样”中更显得诗人的鲜明个性。
很多读者都从许多文章里知道诗人这二十年的艰难而不幸的生活。可是诗人向大家讲到他在新疆那段赶去天天扫厕所的日子，总是说：“我扫呀扫呀，厕所的上下左右一遍又一遍的扫，直到人家看了，说可以在里头开宴会才罢！”在场的，听了无不开怀大笑，可是过后细想，也不能不为之辛酸。这就是艾青！这样的诗人，我们怎能在他的诗里看到外在的血淋淋的“伤痕”！
一场浩劫带来的创伤，不是在诗人，或某几个人，而是在我们国家、民族、人民身上。因此，个人在其中的感受不论用什么方式表现在作品里，其意义也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了。
艾青的诗，是可以看到一场浩劫带给诗人的伤痕的，他又绝非作简单、原始、血淋淋的所谓“伤痕”的表面化的描述。生活一经诗人酿成诗，它也必然是艺术。心灵上的血迹在诗笔下，就成了艾青式的、对人生哲理似的冥想。深沉的悲愤中，是警世之言。《海水和泪》就这么短短八句：
海水是咸的
泪也是咸的
是海水变成泪？
是泪流成海水？
亿万年的泪
汇聚成海水
终有一天
海水和泪都是甜的这自然还不能算艾青的代表作，“终有一天，海水和泪都是甜的”，却写得太好了，是艾青式的诗情与语言。这种人生观念，是血泪的生涯所酿成的，又不是单纯血泪的再现。不，诗人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思索历史的教训，展望我们的未来的。另一首被人认为可以为艾青自我写照的《鱼化石》，一条“动作多么活泼”的鱼，“遇到火山爆发”，“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亿万年后，“在岩层里发现”，也“依然栩栩如生”。
凝视着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训：
离开了运动，
就没有生命。
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
即使死亡，
能量也要发挥干净。
这本诗集，是一位诗的强者，唱出人民自己的歌。它表现了自我，自我又通向人民，通向自我之外的天地，却又不是诗人自怨自艾的自我表现与陶醉。我们从诗人的心灵看到诗人的个性，也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
在两年内，发表了多至百多首诗，要求每首都达到同样的思想、艺术高度，即使对这位大师，也是不实际的。但诗人笔下的诗都是诗，这就是留给我们研究诗创作时的很好的范例。
因为，我们还不能忘记，我们有过生硬的配合“政治”、图解“思想”的顺口溜、标语口号“诗”，在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诗的优秀传统的国度畅通无阻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今日新的生活要求表现它必须在艺术上创新的时候，某些“创新”的旗帜后还有艺术上复旧的玩艺儿，思想消沉、无病呻吟，在艺术上片面追求神秘、唯美的倾向的崛起，正是对诗创作的挑战，一个对生活、对诗本身有责任感的同志，在诗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就该是探索与创新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无病呻吟的东西，自然还是愿读些有思想内容、给人点美的感受的作品。思想，既不能再为庸俗社会学所用，搞生硬的“配合”诗歌，那么，任何有意义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对生活美的感受、发人深思的意念，也只有首先通过艺术的表达才能达到，也就是说，思想只有在作品的艺术魅力中才能显示它的力量。二者互为依存。我们的思想若不是滞而不前，艺术的创新也不会止步。
诗写来当然是要人懂。我国古代的“诗言志”的观点在今日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也许它传至今日更证明它的价值。就是要人不懂的诗，写它是为何来？那不是对作者所以写诗的一个绝妙的讽刺么？
在某些诗里，有点朦胧的意境也是无可非议的，甚至有些题材、场景的描写，还得借助“朦胧”才能完成某种典型环境描写的艺术任务。这两年，“朦胧诗”的兴起，原因很多。最早的出现，有些甚至可以看作对标语口号诗的反击和报复。后来，某些人在当中推波助澜，夸大成新诗发展的方向，要以此取代其它各种风格的作品，那就不能令人苟同了。
朦胧，作为艺术表现上的某种手法，尽管在具体运用中有当与不当的问题，对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是不该说什么的；可是，把它宣传为艺术的目的，作为解决新诗的问题的指南、方向，就不能怪别人有意见。
任何样的诗（当然包括“朦胧体”）的出现，都不为怪，怪的是这种危言耸听的诗论，从它已经形成的后果来看，还不能忽视它的作用。
《归来的歌》，艾青同志就是以明析、准确的思想与艺术形象使当中的篇章焕发光彩的。
消逝的岁月，诗人比作泼在门外的水，再拾不回来；诗人看到“象光一样无形，象风一样不安定”的希望，在诗人笔下就既有形又安定，成为“梦的朋友，幻想的姊妹”，“象河边的蝴蝶，既狡猾而美丽，你上去，她就飞，你不理她，她撵你，她永远陪伴你，一直到你终止呼吸。”这些本来很抽象的东西，诗人却以可感触的意象，使它成为很具体的实体。使人不得不惊叹这样的艺术笔力，这样的艺术也就不可能没有艺术生命。再如《酒》：
她是可爱的
具有火的性格
水的外形
开头这么短短两句，就让我们看到比平日见的酒还更象酒。“火的性格，水的外形”，有意，有象，精确，生动。诗，可以有各种风格各种题材，中外古今，有奇有怪的诗，却没有任何一首好诗是以语言的含混，意象的模糊而取胜。
这本诗，当中《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篇，应该有专文论述它们所达到的成就。可是，许多短诗，对我们思考目前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同样有启发。如《镜子》，从“谁都从它发现自己”，因而有人喜欢它，是自己美；因为它直率，有人躲避它，“甚至会有人恨不得把它打碎”，也无非“它最爱真实，决不隐瞒缺点”。我们没有看到天天见到的镜子里可以看出这么不简单又朴素的真理来，这是因为我们观察生活没有诗人这双锐利的目光。要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不平凡的诗，这恐怕是决定诗人能否在诗的艺术上创新中的创新啊。
诗集中有首《盼望》：
一个海员说，
他最喜欢的是起锚所激起的
那一片洁白的浪花……
一个海员说，
最使他高兴的是抛锚所发出的
那一阵铁链的喧哗……
一个盼望出发
一个盼望到达
这是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５日我国“柳林海”首航美国西雅图时，有许多诗人上船参观，送轮出海后的作品。当时有几十首诗，为此歌颂中美人民的友谊，为“柳林海”成为我们友谊的桥梁而歌唱。可是，这些同志却发现自己几十行、上百行的诗，远远不如这八行有容量。《盼望》是诗人为“柳林海”出航有感，甚至是为此而作的。又完全不拘于这件事在挥洒诗笔。“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把中国人民和五洲四海人民心贴心在两个“盼”中的急切希望相逢相聚的心情，用这么简洁的手法，道出了这么深的友谊。这首诗，构思新颖，表现得精巧，语言凝练又朴素。它的表现手法新而不怪，它含意深而又读得懂，这就显出它诗意的美……。
这一切，在我们许多诗论家为新诗探索前进的道路时，能抛开这些诗的成功的实例不研究，靠自己冥想的理论就能成为夜行者的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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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术杂谈
绘画风格小议
白戈
绘画的艺术风格，是指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鲜明而独特的创作个性。每个画家都有他与众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经历，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同方法，以及不同的艺术修养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和决定了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的形成。
“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古人说得很多，很中肯。鲁迅也指出过：“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热风·４３》）说得多么好啊！你想创作出健康的、充满激情的、反映伟大时代和人民的作品，使人们去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事业，并使人们为之斗争，你自己就必须有健康的感情，正确的思想，要热爱祖国、人民和党的事业。
艺术作品各种不同风格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与社会现实的多样性，文艺题材的多样化和人们对艺术欣赏的多方面需要相适应的。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风格，既有害于文艺的发展，也是行不通的。适应时代需要和群众要求的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必然要冲破重重束缚发展起来。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不断地同那些束缚艺术风格健康发展的教条主义、极左的错误主张和作法进行斗争。
作为一个画家，风格的形成是他创作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不能说每一个画家都有他鲜明独特的风格。画家艺术风格是在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并不断深入生活，探索，大胆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要求画家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劳动。郑板桥对徐渭很敬佩，甘为“青藤走狗”，但是他“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不断推陈出新，另辟蹊径，终于形成一新时人耳目的独特风格。今天，有的青年画家想迅速独创一格，自成一家，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青年画家，虽然暂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但是只要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就可能创作出一些受群众欢迎的作品。那种搞歪门邪道，或为风格而风格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至于那些盲目迷信别人，为他人所束缚，只知因袭、模仿的人，那些为了迎合某些不健康的艺术趣味而去取悦某些群众的人，是决不可能形成自己新颖独特的风格的。
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画家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所说的新，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新，是在艺术上能继承传统并有所创造、有所突破的新，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气派的新。那些把别人的痈疽当做宝贝，拾人牙慧，或一味猎奇，哗众取宠，或故弄玄虚，玩弄色彩、线条、形块的把戏，违背人民群众的鉴赏要求和习惯，却孤芳自赏，决不是什么创新。
解放思想，提倡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自成一家的、新颖健康的艺术风格，这便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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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剧团”和“小县城”
邢玉琢
据报载，中国京剧院一团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巡回演出，所到之处，观众踊跃，每场戏票很快争购一空。有位老农民看完戏后说，现在党的农村政策对头，我们日子过得高了一大截。看戏花钱不怕，就怕你们大剧团难得到我们小县城里来啊！
“大剧团”难得到“小县城”里来，这话既是赞扬中国京剧一团送戏下乡，也是对某些文艺团体忽视农村、不重视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倾向的批评。最近，很多农民呼吁文艺工作者走出城市，多为农民提供精神食粮。这一要求是很正当的。大剧团主动走出北京，到小县城去为农民演出京戏，是一桩值得提倡的好事。其实，农民又何止欢迎京戏下乡！他们也喜欢看电影、看话剧、看舞蹈、看地方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得到了落实，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了，心情舒畅了，他们对文艺的需求也日益提高。
大剧团到小县城演出，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党历来提倡文艺要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大剧团很少下去。大剧团不下去或少下去，有客观上的困难，但也有主观认识上的阻力，那就是放不下架子。其实，大剧团到小县城演出并非屈驾，它没有什么理由看不起小县城，瞧不起八亿农民。如果文艺工作者连县城也嫌小，认为不值得自己到那儿去演出，那么到县城下面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就更不可能了。这也就谈不上为八亿农民服务。着眼于八亿农民，心中想着八亿农民，努力为他们创作和演出，应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事情。
最近，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呼吁文艺工作者心里要时刻装着三个数字：在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是农民，两亿是青年，三亿是少年儿童。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真正的大数。这些数比起大剧团的人数来，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论你在多么大的大剧团、大文艺团体和单位工作，你那个剧团的人数和这三个大数相比还是小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特别是为八亿农民服务的轨道上来，把本来属于人民的文艺还到人民手中。大剧团送戏到小县城，这种精神和做法应该发扬和提倡。愿有更多的大剧团和其他文艺演出团体，走出小天地，走出大城市，把文艺送到农村去，为八亿农民向四化进军擂鼓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