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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胡耀邦同志：
最近，我从报上见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参加全国侨务工作座谈会的同志，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我本身就是个归侨，１５岁（１９５１年）怀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满腔热忱，从国外归来，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又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在党的培养下，我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爱人也是个侨生，１４岁（１９５３年）背着家庭只身从异邦归来，现在是技术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政治上受过一些委屈和打击。但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信念始终不动摇。有的亲友曾多次劝我们“重渡太平洋”，我们总是回答说：“回国参加革命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一定坚持走到底，好马不吃回头草”，“祖国再穷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离开她。”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侨务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我们和广大归侨一样，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信心。当然，因为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侨务工作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现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几点建议：
一、要抓紧解决侨务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
据了解，现在各级侨务部门领导干部的年龄普遍偏高。这些老同志的长处是经验丰富，在华侨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广泛的联系，但自然规律不饶人。当前亟需有计划地挑选配备一些优秀的中青归侨干部，把老一辈华侨的好传统好经验以及他们和海外的一些重要关系继承下来，这对今后开展国内外的侨务工作都很有好处。至于有的侨务部门根本就没有或很少有归侨领导干部的，就更应该及早充实和配备一些归侨干部。但当前某些领导和组织部门对归侨干部的偏见和论资排辈的旧习，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阻力重重。
二、要重视做好大批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归侨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过去侨务工作侧重于做归侨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分散在街道、农村的归侨、侨眷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对大批在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归侨却较少注意到。其实，这部分人正是归侨中的骨干力量。据了解，这些人中许多是五六十年代归国的华侨青年，现在都成为各岗位上年富力强的骨干。重视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对进一步调动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更广泛地团结海外华侨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三、落实侨务政策的核心是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
近两年来，为了迅速消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恶果，落实侨务政策的重点放在平反归侨中的冤假错案上，这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方面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应继续做好。但经常性的落实侨务政策的关键，应该是切实贯彻好党中央确定的对归侨“政治上一视同仁”的重要原则，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再三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逐步贯彻。但是，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特别是广东，林彪的死党曾在这里炮制推行过一个所谓海外关系的黑六条，流毒很深。现在，有些单位的领导和人事、组织部门，对归侨在使用、提拔、入党等问题上仍然存有偏见。例如，在同等情况下，归侨干部往往得不到同样的提拔使用，有不少有才干的归侨得不到重用；再如，一些重要的工作部门——人事、组织、机要等部门，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干部，不管具体条件如何，照例是无缘问津。就是一些本来很适于归侨发挥长处的部门，往往由于“左”的框框限制，归侨干部也只能望门兴叹。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是最使归侨伤心的事情，因为广大华侨在国外政治上受尽了歧视，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政治上的平等和温暖。前些年不少归侨的出走，就是因为不满林彪、“四人帮”对他们政治上的打击迫害。因此，真正贯彻“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原则，是关系到稳定侨心，防止人才外流，更好地激发广大华侨爱国爱乡热情的大事，应当引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广州市经委归侨干部 林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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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发挥归侨干部的作用
本报评论员
本报今天刊登的归国华侨林青云同志的来信，值得一读。胡耀邦同志最近就这一来信作了批示，肯定林青云提的建议是对的。并指出，现在人事方面“左”的流毒还多，门户之见也深，没有尖锐的舆论和群众监督是不容易完全扭转过来的。我们要注意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部门在培养、使用归侨干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许多归侨干部，特别是归侨知识分子，被授予各种技术职称，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领导班子的成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这些年来，“左”的影响渗透在各个方面，侨务工作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左”的流毒还多，门户之见也深。有的同志认为，“海外关系”总是问题，对归侨干部总不放心，以致归侨干部被歧视排斥的现象，在有的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应当引起重视。
首先，应该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归侨干部，对他们真正“一视同仁”。广大归侨干部都是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他们长期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团结战斗，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没有任何理由不信任他们。有的同志由于对华侨和侨务政策缺乏了解，或者由于侨务工作长期受“左”的错误影响，在头脑里形成了偏见，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归侨干部。希望这些同志真正提高认识，加强侨务政策的学习，克服偏见。
其次，加强对归侨干部的培养提高。凡是有归侨干部的单位，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要把党和祖国的温暖带给归侨干部，在政治上热情关怀他们，教育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热爱祖国，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在工作上要为他们创造方便的条件。在生活上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根据特点，适当照顾”。对那些符合接班人条件的归侨干部，要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里来，归侨比较集中的地方，如侨务部门和华侨企业等单位，更要注意培养归侨干部，使他们在团结归侨、建设四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三，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归侨干部有许多长处，他们长期居住在国外，比较了解国外情况，熟悉华侨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有些外语较好，在国外有许多亲戚朋友，有着广泛联系。这对开展侨务、外贸、旅游等工作，是很方便的条件。这种联系对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对促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有积极的意义。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党的政策，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使广大归侨干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写下新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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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省市普遍加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
本报讯 到目前为止，除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归侨、侨眷较多的县、市都设立了侨务机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加强了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开始把侨务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今年以来，广东、福建、广西、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了侨务部门召开的有关会议，听取汇报，并对做好侨务工作作出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项南、省长马兴元分别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会见港澳地区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任仲夷、刘田夫表示欢迎已出国和去港澳的知识分子重回内地工作。中共福建省委和江苏省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在谈话中，作了相同的表示。为此，广东省人民政府最近制订了有关已出国或去港澳的知识分子回来安排工作的规定。福建省委项南同志，在２月间召开的全省侨务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提出侨务工作要摆到全省重要的位置上，作为福建省的三大任务之一。此后，福建省各县、市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这些指示，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更好地落实侨务政策。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今年３月底在广州市侨务系统表彰先进大会上，阐述了进一步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宣布广州市委的一项决定：在今明两年内，每年从市里新建的职工住宅中，拨出二万平方米作为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的用房。
此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今年专门到归侨、侨眷较多的荆州地区，检查落实侨务政策的情况，要求各级党政部门认真做好侨务工作。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亲自过问归侨、侨眷的冤假错案，指示有关部门、地区认真查处，使一些案件得以迅速解决，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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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悠悠家乡情
——美籍华人孙岚回国探亲记
今年３月２４日，六十五岁的美籍华人孙岚从美国回到家乡鞍山探亲。当她同接她的人乘车来到市内一座五层楼住宅时，远道而来的游子象年轻人一样奔上三楼，急切地推开一间房门，一时间浑身颤抖起来。
“妈——”她哭叫着，飞一样扑向朝思暮想的老母亲。
年迈的妈妈颤巍巍地从沙发里站起来，紧紧攥着女儿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她的脸颊和头发，泣不成声地说：“你……真是我女儿吗？”分别了三十年的母女，终于团聚了！
孙岚是辽宁省辽中县天鹅滩村人，１９４８年跟随丈夫，携儿带女地离开了家乡，历尽艰辛，最后在美国休士顿定居。现在，她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人，有的当了副教授，有的成了工程师。孙岚一家人都十分思念祖国，准备陆续回国观光探亲。
一天，她特地来到外甥家里作客。吃饭时，她说：“在国外，每当我吃到豆腐的时候，就想起了故乡。”外甥问她回去时需要带些什么，孙岚兴致勃勃地回答：“我要把家乡的变化和亲人的心意带回去。”
艾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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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马鹤青
一个共产党员的“财富”
——记兰考县委书记刁文
紧张的麦收时节，兰考县委书记刁文从乡下回到县城。他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见人就笑：“你没想到吧？大旱之年，咱们小麦丰收！”他晚上开完公社书记会，第二天一早又骑自行车下乡。五十四岁的人，干起工作还是劲头十足。
刁文是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接受中共河南省委的任命到兰考的。上任以前，他再三向省委说明：“我当县委书记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还在写检讨。兰考的担子更重，怕挑不起来。”省委的回答是：你过去的错误我们都知道。让你去兰考是省委讨论决定的；相信你能改正错误，挑起担子。
刁文刚到兰考，“造反”人物就抢先到街上刷大标语“热烈欢迎刁文同志来兰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学习！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对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大家帮帮忙，把那些标语覆盖起来。要告诉大家，我是犯过错误的人，不值得学习，更不必致敬！”
这不是一般的谦虚。在刁文那个简单的行李中，有个牛皮纸袋子，装着他二十年来写的许多份检讨，他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时常拿出来翻阅思考。
“这是我的财富！”
１９５４年，二十七岁的刁文担任共青团许昌地委书记。他带领青年们，专听党委有啥号召，说叫学习，饭不吃也要学好。一见突击任务，就立即往前冲，工作上总有使不完的劲。两年以后，他被任命为禹县县委书记的时候，还不知道党的县委书记担子有多重，怎么挑。他到任不久，就遇上轰轰烈烈的反右派和惊天动地的“大跃进”。“大跃进”，这可对了他的胃口，他比谁都“敢想敢干”。你说“亩产五百斤”，他敢说“亩产八百斤”。那时候，禹县的土高炉火光冲天，炼些半生不熟的铁，还说放“钢铁卫星”。说大话、说假话的“传染病”，都传给他，他又传给别人，给禹县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几年以后，他在检讨里说自己“私心作怪，好大喜功”。私心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这一条，他不能独占。那时候，大家缺少经验，认为一个“跃进”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谁能挡住那场“热风”？
后来，县委书记刁文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受的处分不轻：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工资降一级。要是别人，难免消沉一阵子。可是刁文心想：留党察看，我还在党内；察看我，我更得干好。他要求下乡劳动。他总说：“我欠了账，要努力还账！”许昌地委的同志看到刁文这股劲，很感动。一年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员权利，调他回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刁文也想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去问过“造反派”，“造反派”说：“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怎能彻底改掉过去的错误，怎能逃过新的“传染病”？１９７４年，他被任命为临颍县县委书记。这个一心给人民还账的共产党员，不怕出力气，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他跟着社员们，拉上架子车到百里外的山区拉石头，兴修水利工程，一心想把农业搞上去。谁想到，一场大洪水把河南中部几县淹没。刁文每天只穿条短裤，在齐腰深的洪水里趟来趟去抢救群众，常常连饭都吃不上。他的爱人和孩子不放心，到临颍来找他，想叫他回许昌休息几天。他让爱人和孩子上了救灾的木筏，亲自察看灾情。他对爱人和孩子说：“我是这里的县委书记，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受难的乡亲？！”
可是在临颍县的那三年，刁文在工作中又出了错误。为了“学大寨”、“跨长江”，他浮报过粮食产量；他没有认真遵守财经纪律，搞了些计划外工程；他民主作风差，性情急躁，训斥过一道工作的干部……
人们看见，刁文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他在禹县写的检讨长达两万字，带在身边二十年。为了临颍的问题，他给河南省委和许昌地委写过四次检讨。他背着这些检讨，不只自己时常看，还拿给一道工作的同志看。他说：“这是我的财富！”
在新的斗争面前
许多认识刁文的干部和群众都说：我们就佩服他一条：不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倒霉的时候，总是精神饱满，有朝气，敢工作，敢负责，是个共产党员样子！
这次调他到兰考，他犹豫过，不是嫌兰考穷，不是怕兰考苦，是看兰考比别处更复杂。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当中原大地响起锣鼓鞭炮欢庆胜利的时候，只有兰考城鸦雀无声。帮派人物张钦礼和他手下的“三霸天”们“通令”群众“不准乱说乱动”。直到刁文带着省委任命到兰考的前一天，张钦礼还宣称他们的“形势大好”。
面对这种阵势，工作从哪里入手？向来干工作风风火火的刁文，这一次真“文”起来了。他要从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入手。１９７７年冬天，兰考还有几万人在外乡要饭，留在家的，生活着实困难。刁文和同来的县委副书记徐学忠商量，要和县委常委们一道去各社队看看乡亲们。不能空手去，一人拉一辆架子车，装上社员们要买的年货和急需的煤炭。车队冒着风沙出发，走在焦裕禄同志走过的道路上。
春节来了，刁文没有回许昌，跑到兰考化肥厂，在雨雪中帮工人们背化肥。年初一，他说要让节日加班的工人吃上饺子，就跟炊事员一道切菜剁肉，包好饺子送给工人。县里的干部想见见新来的书记，刁文头一次在干部职工大会上露面，先亮自己的“丑”。他说起他过去犯过的错误和受过的处分。他说他来兰考，是来学习焦裕禄同志，是要一边工作，一边改错，希望大家监督他，帮助他。多年来，人们常听那些
“路线觉悟高”、“一贯正确”的人讲自己的“功劳”，没想到新来的书记大讲自己的错误。人们听着，看着，对比着，觉得这个犯过错误的人很诚恳，很可亲。一些群众开始来找他谈情况，提建议。冷清多年的县委大院，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
春节过后，县委宣布成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这个消息震动全县。许多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信访室门口排起长队，刁文和办公室的干部在这里接待群众。那些“响当当”的人物坐不住了。他们写来匿名信，骂刁文的祖宗三代，说“不许刁文动造反派一根毫毛”。他们半夜去砸碎刁文和徐学忠的窗户玻璃，给刁文送来一个花圈，说他“不得好死”。他们搞“车轮战术”，整天来找刁文“辩论”，使刁文吃不上，睡不成。他们甚至要制造“交通事故”，用汽车撞死刁文。刁文寸步不让。他按照兰考群众的要求，坚持调查他们的罪行，免掉一些坏人的官。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有人传说刁文已经被打死，有的群众悄悄来门口站岗，保护县委书记们。
也有人来劝刁文，说咱们出门当干部，谁能没有错误？你刁文不是也犯过错误？你现在不是还当着书记？要讲宽大嘛！刁文听出了言外之意：你自己犯过错误，为什么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当然不能放！因为张钦礼和他手下的“霸天”们，不是在工作中出了错的好人。件件查实的罪证说明，他们是打砸抢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结果，他们先后被政府依法逮捕，依法判刑。
现在看看兰考县委的信访登记本和有关材料。三年之内，全县有九百六十多起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为一万四千三百多人伸了冤，五十二万兰考人抬起了头。这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我来承担责任！”
改变兰考面貌，还有更艰难的第二步。刁文从这村走到那村，全县１６个公社３４７个大队他几乎走遍了。他找社员谈情况，谈意见，他思考着党的农村政策，许多问题在他头脑里翻腾。他想起在禹县和临颍的教训：“左”，不讲实事求是、不考虑群众的疾苦。要改变兰考面貌，就要从这几方面改起。
“兰考有三宝：泡桐、花生、大红枣”。多年来，说花生红枣能卖钱，“卖钱就是资本主义”，给批判掉了。花生快要绝种，枣树没人管理。１９７８年春天，县委帮助全县人民大量栽种泡桐。刁文带领县委全体干部到城北开荒３５亩，从外地买来花生种子，宣布县委带头种花生。下种那天，正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都要求参加，附近的社员也来帮忙，３５亩花生，半天种完。现在说，种３５亩花生算啥大事？可是，当时兰考人奔走相告，十分高兴。社社队队人们都说：党的政策回来了。又讲因地制宜了，县委种花生，咱们也种花生！三年功夫，兰考的花生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说起红枣问题，真有点“惊心动魄”。 １９７８年春天，城关公社杨三寨大队的支部书记张中周进城找刁文，说：“你看过，我们那里枣树多。往年没人管，人们随便摘枣，有人用枣喂猪，全糟蹋了。我们想了个办法，把枣树都估好产，每家分几棵管理。秋后收下枣，各家和队上四六分成。”
刁文听得清楚，这里明明有个“包”字，“包树到户”。犯过错误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边？他想了一阵回答说：“好！就按你们的法子办。先不要往外说。要是有人责怪下来，我来承担责任！”城关公社各大队的枣树都包给社员了。往年，这个公社收不到１０万斤枣，这一年收了６０万斤。
事情就这样开了头。包了枣树包花生，包了花生又包麦田。刁文心情紧张，因为报上没有这个经验，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刁文又满怀希望，因为生产好转，群众高兴。他对县委的同志说：“现在总说解放思想，咱们这是不是解放思想？我看是。我看，只要是发展生产的，帮助兰考人走出穷窝的，给社会增加财富的，都是好办法，都可以试一试。党让咱们在这里工作，群众眼巴巴看着咱们，咱们就要敢工作，敢负责，不能老是怕这怕那！”
１９７８年冬天，在全国闻名的穷县兰考，“包”字渐渐放大、展开。群众喜气洋洋，出门要饭的人纷纷回来。一个深得人心的生产热潮开始出现。
刚过１９７９年新年，传来党的三中全会喜讯。刁文连夜阅读全会制订的文件。文件上说：“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刁文热泪盈眶，想跳起来喊万岁！党呵，您怎么这样了解群众的心愿，了解农村干部的难处呵？！
三中全会说的那五个“有权”，要做到也不容易。１９７９年春天，兰考开始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时候，遇到过种种阻力。有人说：刁文又要犯错误！但是，兰考县委没有动摇，刁文响亮地说出了大家的决心：“只要群众能吃饱，不怕自己被打倒！”
人要作到无私无畏，很难。但是，只要按照党的指点，同人民群众一道探索前进的道路，就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境界，就可能创出奇迹。从１９７８年早春到１９８０年秋季，不过一千天，兰考连着三个好年景，兰考的“三宝”又放出光彩。报纸上不断登载来自兰考的新闻：口粮达到５００斤，每人收入７０元！二十三年来，兰考人第一次把余粮送入国库。你信不信？“老要饭”们到处抢购“三大件”，有几户正坐在家里看电视！
记者第一次见到刁文，他把他那个牛皮纸袋子拿来说：“先看看我的错误和检讨！”几天以后，久旱的兰考下了好雨，刁文从乡下回来，很高兴，谈得多，甚至动了感情。他说：“再过半个月，就是咱们党成立六十周年。党在工作中有失误，党公开承认。我这个人，入党三十六年，错误不少，更得公开承认。毛主席不是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记着这句话。我只想往后少犯错误，多干工作。”
第二天，雨过天晴，刁文一大早又下乡去了。他要补回失去的时间，他要在新长征中赶路。
本报记者 马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