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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访老共产党员何长工同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前夕，为了学习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学习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事迹，我连续几次访问了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何长工同志。
何长工同志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
“我们应当打破功名利禄，富贵荣华，权利地位，待遇享受，树立起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这是何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期间，亲笔写下的谈话提纲中的一段话，也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何老高龄八十一岁，从事革命工作已经六十年了。革命艰险，道路崎岖，从何谈起？
“就从您的家庭谈起吧，听说您全家有48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杀害了，前后情况是怎么回事？”
何老象站在高山之巅遥望滚滚东流的黄河一样，心思旷远，话语滔滔：
几十年来，我们的党，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经历了一条曲折而艰险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党和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岂止我何长工的一家！
其实，我的一家有两次机会是可以免于遭难的……
那是1930年3月下旬，何长工同志以鄂东南地区和红五军代表的双重身份与该区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去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湖北省党的代表会议。他们随身携带了在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时，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来的一千多两金条，由于他们的伪装和机智，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顺利地交给了上海的党组织。后来，党组织发现这些金条的实际重量远远超过了何长工同志自报的重量（乡村的土秤大），便提出将多出的金条部分交给何长工同志自己处理，并建议他用这些黄金去打通各种关系，把他家乡的爱人和两个孩子接到上海来，并由组织帮助他把爱人安排在上海学纺织，两个孩子送到莫斯科去培养。何长工同志感谢组织的关怀，但没有接受组织的一分一厘黄金。他想得很简单：公款不能用于私事。
同年7月，作为红八军军长的何长工同志，带领红军首克湘军何键盘踞的老巢——长沙城。英勇的红军歼敌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筹款四十多万银元，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的装备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并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这次战果辉煌、震惊中外的长沙战役，大长了红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这时，一位负责同志对何长工同志说：
“军长，你是攻打长沙的军长，又是革命委员会主任，敌人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家属肯定也凶多吉少，是不是开个会，以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形式，用一点缴获来的钱，把你的家属和小孩从老家接出来？”何长工同志又一次拒绝了这个建议。
果不出其所料，9月，在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失利以后，反动军阀何键亲自下令捕杀了何长工同志的一家：他的妻子、两个幼儿及其他亲属。他的妹妹何鸣一，是华容县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也在这次惨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之下。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在押赴刑场时，她沿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
八十一岁高龄的何老，说到这里也止不住眼睛湿润，声音哽咽……
第一次访问就这样结束了。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何老始终与毛主席在一起。上山不久，毛主席便派他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在这过程中，何老曾先后三次差点被自己的农会误杀、被白军的民团砍头。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找到了朱德和陈毅同志。不久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便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以后，在改造井冈山收编的王佐部队中，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和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攻打长沙的战役中，都表现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在红都瑞金、延安和东北等地，他先后办了十二年多军事政治学校，在党领导下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革命中坚……总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的领导下，冒险犯难，九死一生，在创造新的红色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中，都有他的一份战功。
何老深通英文、法文，还会讲俄语、西班牙语。早年在长沙、长辛店、法国学过机械制造。全国解放后，他提出发展航空工业，并身体力行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从1952年地质部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一直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他身残志不残，为我国地质工业的发展，为支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很大的努力。
凡是熟悉何老历史、了解何老才干的人，无不为我党培养和锻炼了象何老这样一批能文能武的高级干部而高兴，无不在内心深深敬仰象何老这样一心为党、一心为革命的老革命家。他们自己是怎样对待过去的功劳和地位的？当我向何老提出这一问题时，这位在长期的革命征途中饱经沧桑的老人莞尔而笑，然后谦虚地说：
要说功劳，在我们党、我们国家里，毛主席的功劳最大。这是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兵从长期斗争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至于我个人，谈不上什么功劳。因为个人的历史是与党的历史，解放军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联系着的，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滚打出来的。想想过去牺牲的老战友（一场恶战下来，要牺牲好多战友呵！黄公略就是挨着我牺牲的。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三千多人，现在活着的只有八九个人了，除个别当了逃兵以外，大部分都是牺牲在战场上），是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是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党旗、国旗和祖国的山河。在他们面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计较自己的功劳大小，地位的高低呢？
当然，不计较不意味着不碰到。几十年来，职位的不断变化，在我身上是很频繁的。我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曾担任过湖南洞庭湖西区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为了迎接新的任务，党组织派我到武汉警卫团，在那里，最初我只是一个班长。当时有人对我这个“留洋”学生、“总指挥”竟只当了一个“小小的”班长不理解。但我却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我想到的只是组织的安排，革命的需要，我一心只等待着新的任务的到来。从1930年到粉碎蒋介石对井冈山的三次“围剿”，我一直是军长，长征到达延安，在抗大，最初我却是一个队的队长。解放后，我满心希望为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出把力，因为我学过机械专业，也懂外文。正当我在航空工业方面干得劲头十足的时候，党又把我调到新成立的地质部去当副部长。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一则，我热爱和熟悉重工业，却不熟悉地质专业；二则，我在1929年保卫井冈山的一次战斗中右腿受伤，长期残废。我担心象我这样一个不能爬山，不能涉水的跛子去地质部，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但当我想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对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决不能讨价还价，只有坚决地服从。我满腔热忱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来到了地质部。在地质部工作了整整十四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我当然也不能幸免。
讲到这里，何老停住了。他的记忆又飞到“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内乱的年月去了。我也沉默着。
“我常想”，何老打破了短时间的沉默说，“我是公家的人，是全民所有制的人，我没有野心，没有权欲，我不拉山头，不搞宗派。我从来只认识公家，只认识组织，只知道服从组织。组织和集体给我的任务，我千方百计去完成，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组织和集体给我的荣誉，我接受，并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去为党工作。组织指出我的问题，我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苦累、生死、得失、荣辱等等，早已置之度外。我时刻以‘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我既然认准了革命这条路，就要不顾一切地走到底，如果革命是一帆风顺的，比吃蜜还甜，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
我看着老人那和蔼可亲的面影，回味着他那朴素的陈述，好象看到了他那诚挚、袒露而又宽广的心胸！多么可敬的老前辈！
和其他历史的功臣、党的骨干一样，何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7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的多次亲笔批示和直接关怀下，何长工同志才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人民军队的行列。当他重新穿上绿色的军装，戴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时，在这位革命老者面前，又展现了满目青山，万里征程！
本报记者 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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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辉照千古的壮丽史诗
——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巡礼片断
仲夏，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洒满了艳丽的阳光，广场东侧，红旗翠柏簇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显得更加巍峨肃穆。在举国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史陈列，经过修改充实后与观众见面了。这次展出，从体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根本思想出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增加了不少珍贵历史文献。
长夜的启明星
展览大厅第一开间，再现了旧中国的情景：那些悲惨的图片、形象的图表、雄辩的数据，以及当年爱国人士画的《时局图》，形象地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祖国大好河山的状况。当时的神州大地，真是处在茫茫苦海，沉沉长夜之中。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陈列以大量的实物和图片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在第二开间陈列的图片上，人们看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全国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景，看到了建党活动的珍贵史料。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信强烈地感染着观众，蔡和森来信指出：党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提出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在复信中赞赏说：“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一座紫红色的屏风上，人们看到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人的照片。在这一部分，增加介绍了“一大”产生的中央局机构：书记陈独秀，管理组织是张国焘，管理宣传是李达。屏风对面的陈列柜内陈列着“一大”最后一天会议会址——浙江嘉兴南湖上一只游船的模型，它使每一个瞻仰者感慨万千：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南湖启航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提高。陈列室为观众放映了表现党领导下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壮烈场面的珍贵纪录片。陈列还摘录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编写的歌谣：“……阴沟里的石头要翻身，革命种子发了芽，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口诵庄严誓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红色屏风上陈列了“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编著的《海丰农民运动》，周恩来同志并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陈列了毛泽东考察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后向中央写的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这些著作，对毛泽东同志等唤起的农民运动都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和高度的评价。
风雷动 旌旗奋
航道上常有隐匿暗礁，征途也会骤起风暴。
陈列把观众带到了腥风血雨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舞动了屠刀。灰色的屏风上，张贴着记录这些屠杀的罪恶史实：“四·一二”上海工人阶级血洒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大街小巷，无数共产党员牺牲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经受着血和火的考验。
表现“八一南昌武装起义”的巨幅油画，在人们沉重的心头，点燃了希望的火光。这幅油画反映了为挽救革命，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按照党的决定，领导在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党革命军三万多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情况。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同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毛泽东同志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并发言阐述了实行武装斗争的重大意义。陈列室第一次陈列了毛泽东的发言（节录），他总结了各地工农暴动的经验，指出，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他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创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陈列表明：在大革命失败，面临白色恐怖的严峻的岁月里，为了挽救革命，全党都在苦斗，都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修改后的陈列，如实反映了“八·七会议”后，党在各地所领导发动的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展示了一幅幅武装起义的画面：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贺龙、周逸群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西起义；彭湃等同志领导的广东海陆丰三次起义；潘忠汝、吴光浩等同志领导的湖北黄麻起义；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广西左右江百色起义；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领导的赣东北起义；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等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等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创建红军，建设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功勋卓著的贡献。陈列还展出了1929年下半年，党中央给四川、福建等省委的信，强调学习毛泽东、朱德井冈山斗争经验，指出“朱毛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到处都与广大群众的斗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要深刻地应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到这些新编的红军中去使之日趋健壮与发展”。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起12块根据地，遍布12个省，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工农武装割据出现了燎原之势。
在另一个“战场”
如果说，党在农村开辟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挽救了革命的话，那么，党在另一个“战场”上的斗争——白区斗争，则是对苏区斗争的有力支援。
在陈列室，我们看到一幅照片，这是1927年党中央转入地下后的中央军委机关地址——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路549号）。从1927年底至1930年，周恩来同志曾担任组织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书记，在此期间，他亲自建立和领导了专门对敌斗争的组织——中央特委（特科）。中央特委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各重要机关派进我们的同志，采取秘密斗争的方式，从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为保卫党的组织和党的同志，打击敌人，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从陈列柜里可以看到当年上海地下党接关系的暗语条录，恽代英烈士化装成风水先生用的罗盘，杨殷烈士为传送党的文件用的夹层箱，以及我地下党员搞地下工作时用的“华丰”商号的招牌等。
刘少奇同志为领导白区斗争建立了巨大的功绩。陈列展出了1936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发表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在这份文件里，刘少奇同志结合工作实践，详尽阐述了领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方针和策略。
敌人的监狱，是革命志士斗争的战场。在陈列室，我们被“狱中斗争”的巨幅油画所吸引，久久不愿离去。这幅画的作者，以饱蘸革命激情的笔触，再现了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的对敌斗争场面。这幅画，文化大革命前曾展出过，因前些年否定白区斗争而被拿掉了。今天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幅画又展现在观众眼前。在陈列柜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女共产党员郭纲琳在狱中磨制的“永是勇士”的铜牌。从这些实物、照片上，使我们看到被捕的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崇高革命气节。
革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白区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在白区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笔杆子为武器，利用文艺多种形式，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陈列经过拨乱反正，再次展出了“瞿秋白与鲁迅”的巨幅油画，从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同党的血肉联系。陈列展出了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以及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阿英、阳翰笙、周扬等在文化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文物、照片。在陈列柜里，我们还瞻仰了被杀害的柔石、殷夫、李求实、胡也频、冯铿五位青年作家的生前照片，还看到了鲁迅先生为五位烈士牺牲两周年而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战斗檄文的手稿。从这些文物、照片上，我们仿佛听到当年白区文化战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勇猛进击的呐喊。
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这次党史陈列，展出了125名烈士的生平照片和两名烈士的塑像。这些烈士，有的是早年党的组织者，有的是白色恐怖年代勇猛的斗士，有的是奋战疆场的杀敌英雄。他们是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千百万烈士的代表。我们流连往返在陈列室里，既深深体会到胜利来之不易，也从内心油然产生对烈士们的无限崇敬。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列室，我们从新增添的两份发黄的旧报纸上看到彭湃烈士在狱中的斗争事迹。1929年8月28日的《海上日报》报道说：“彭湃自述，‘我是彭湃，你们要怎样就怎样’，但野蛮的国民党一定要他受尽惨不忍睹的各种酷刑，他竟因此晕去九次之多，弄得手足俱拆，身无完肤”。1930年1月28日的《上海报》引用彭湃的狱中看守的话说：“彭湃自供出真名，即雄辩滔滔，对我们说明共产党的志愿。临死时，他们把袋子里的钱分赏我们，一种从容慷慨的气概，我们真是没有见过。”看到这些报道，我们深深为彭湃烈士至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还可从陈列中看到，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左权、彭雪枫等烈士的事迹，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李白、江竹筠、刘胡兰等烈士的事迹。
这就是集合在党的旗帜下的优秀儿女。正是这无数革命先烈们的血换来了我们的胜利，铸成了党的荣誉。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是永远怀念他们的。这次修改后的陈列，特地再现了1946年6月17日党的“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隆重场面。放置在陈列柜里的一份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版的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次纪念活动的消息，并发表了祭文，刊登了毛泽东同志致的悼词和朱总司令的讲话。陈列柜里还展出了11本革命烈士英名录和部分烈士牺牲调查表。从陈列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谢觉哉等中央领导人和七大代表向革命烈士致敬的情景。
“七大”代表献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向胜利勇往直前。”毛泽东献的挽联上写着：“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死难烈士万岁！”这是活着的享受胜利喜悦的人们从心底下一致呼喊出的心声。革命烈士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看了这些陈列，我们热血奔涌，思潮万千。是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在地球上挺直了腰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导师。让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征途中去夺取更大的胜利吧！
本报记者 鲁南 王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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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征集党史资料活动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全国各地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征集党史资料和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活动。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早在1977年中央党校恢复开学时，叶剑英同志就向全党提出了编写党史的重大任务，并号召老同志要在这一方面“多出一把力”。陈云等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要抓紧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抢救活的党史资料。去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并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自去年底以来，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已向全国曾经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7，000名老同志发出了征集信，征集有关党史资料，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编写党史、革命史提供第一手材料。
征集信发出以后，中央和各地一些负责同志纷纷表示要用行动支持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有的已经撰写和发表了一批重要的回忆录；有的贡献出珍藏多年的日记、文件、地下工作记录等宝贵的资料。85岁的老革命家李维汉同志不仅自己回忆过去的经历，并且动员其他老同志为党史资料工作多作贡献。
各地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对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很重视。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副书记兰干亭同志主持召开了组织老干部撰写回忆录工作座谈会，省委宣传部还发出了专门文件，要求各地党委抓好这项工作，给老干部以支持和帮助，提供做好这一工作的必要条件。湖南省军区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写作。在他们的带动下，现在全军区二百多名老红军、老八路已自报各种题材五百多个，完成初稿近百篇。辽宁、广东、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山西、天津等省市也已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史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