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
杨得志
在隆重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党胜利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善于修正错误，经过曲折和胜利的考验，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团结、伟大，不愧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事业必将更加蓬勃地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就是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首要条件，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为己任。正是由于这种性质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军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重任。没有党的领导，我军就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宗旨，就不能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经过长期战争考验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就得不到生存和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我们党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在全国许多地区多次领导了武装起义，开始创建人民军队。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遵照党的指示，领导三万多北伐军，举行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同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的队伍转战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两支队伍合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期间，我党在广州、平江、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湘鄂赣、海陆丰、左右江、海南岛等地区，先后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成立了若干工农红军，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红军已发展到近十万人，先后组成了军和军团，以后又发展成第一、二、四方面军。党不仅创建了人民军队，而且精心培育了人民军队。从建军之初，党就十分重视军队中的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当时，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人员，因此，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坏习气比较严重。针对这种情况，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并把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传达到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又多次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使我军逐步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成为区别于任何旧军队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同时，规定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我军内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政治机关和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为我军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大作风，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正因为如此，我军才能够在二十二年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从小到大，越战越强，同人民群众一道，英勇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堵截，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接着，在解放战争中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全国解放以后，我军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前进，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成为今天具有相当规模的诸军、兵种合成的人民军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扩张，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坚力量。
正因为如此，我军几十年来才能够同人民群众结下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抢险救灾的战斗中，我军指战员为保护群众的利益，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成千上万的优秀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而人民群众也历来把我军看成自己的子弟兵，节衣缩食支援部队，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伤员，热爱和信赖人民军队。
正因为如此，我军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恶勾当，始终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成为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长征路上，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最后连警卫员都没有能够带走，只落得孤身叛逃的可耻下场。解放后，高岗抛出“军党论”，妄图用枪指挥党，结果阴谋败露，自食恶果。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疯狂叫嚷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可是到头来，连一个班、一个排也没能拉走，只好带着老婆、儿子等几个死党仓皇出逃，葬身荒漠。江青梦想做“红都女皇”，也曾经对我军又打又拉，同样是既打不倒、又拉不动这支军队，只得束手就擒，被党和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些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党的绝对领导对我军的成长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军队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天也存在不下去。坚持还是反对党的绝对领导，不仅是军队成长发展的关键，而且关系着革命事业的成败。这个经过几十年实践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任何企图削弱以至取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都必须坚决反对。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军队既担负着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任务，又要把自身整顿好、改革好、建设好。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子弟兵的重托，也是党赋予我军的伟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我军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坚决拥护党的战略转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中的曲折和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将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指派各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实际行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的战略转变，执行党的战略决策，斗志昂扬地奔赴各个战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浴血奋战，从长白山区到五指山下，从黄河之滨到长江两岸，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日烽火。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先后率领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开赴华北地区。随后，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也开赴苏南和苏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八路军依托吕梁、五台、太行、沂蒙等山脉，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军，连战皆捷，屡建奇功。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击败“九路围攻”，冲垮“铁壁合围”，打破“囚笼政策”，粉碎频繁的“清乡”、“蚕食”、“扫荡”，歼灭了大量敌伪军队，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收复了大片失地，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他们以实际行动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站在抗日最前线，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力军，是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真正希望。同时也向敌人宣告，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从而，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战。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当时我所在的冀鲁豫边区连遭三年旱灾，疾病流行，日、伪勾结顽军，连续不断地疯狂扫荡，实行残酷的烧、杀、抢“三光”政策。面对这种空前的困苦，我冀鲁豫部队坚决执行党的“巩固基本区，发展游击区，坚持边区斗争，保存和积蓄力量”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打击进犯之敌，三年中，作战二千三百多次，击毙敌伪军一万九千余名，俘虏九千余名；另一方面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自救，号召咬紧牙关，战胜困难，终于渡过了难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关键时刻，军队拥护党的战略转变，坚决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地系统地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确立了按照中国情况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又作出重大决策，努力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现在，六中全会又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在这个重大转变关头，我们更应当发扬光荣传统，坚决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紧紧跟上党的战略转变，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党交给的任务，越是艰巨越向前，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决不畏难退缩。这是我军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我军广大指战员，已经做出了榜样。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当我军刚刚转入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反攻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党中央、毛主席为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歼灭敌人，彻底粉碎蒋介石把战争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毅然决定我军以一部突入国民党占领区，吸引敌之主力，解除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威胁。我刘、邓大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勇挑这个艰险而光荣的重任，挥师南下，冲破敌人重重防线，千里跃进，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区，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腹心地带，直接威胁武汉和南京国民党的巢穴，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伟大序幕。当时，对于能否巩固住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毛主席曾提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首长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用实际行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争取了最好的前途。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清风店战役。首先将石家庄守敌引出巢穴，然后以疾风流水般的强行军，在运动中将敌人整师地歼灭，活捉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一万多人。紧接着又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作风，集中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冀中的一部分地方部队，解放了敌人重点设防的石家庄。石家庄一战，全歼守敌两万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对华北战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反攻作战，起了重大作用。朱总司令高度赞扬这次战役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欣慰地赋诗：“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我军这种坚决执行党的命令，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仅是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无价之宝，而且也是今天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巨大力量。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威胁，我军要以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坚决执行党的命令。随着国家制度的某些改革，军队制度也将实行一些改革，我军的干部、战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论驻城市，守边疆，留部队，转地方，从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发扬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决服从党的调遣，学习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尽心尽力，忠于职守，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以实际行动拥护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要坚持把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不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这是保证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坚实基础。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军队有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指导这个军队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武装，其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出身、经历、秉性各不相同。几十年来，是什么力量把这支军队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又是什么力量使这支军队英勇无畏、所向无敌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部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懂得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所以，我军的广大指战员能够自觉地把自己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党和人民的崇高利益奋斗不懈。在二十二年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在三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军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英雄模范人物，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政治工作就有生命力，部队就有战斗力。经过十年内乱，有的同志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有错误，似乎毛泽东思想也不必坚持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但就一生来看，他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被公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如果没有他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给党和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方向，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我军来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更是历来战胜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军的干部、战士，不论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入伍的，都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教育。我军的成长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当然，我们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绝不是恢复三中全会以前左的错误做法。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不这样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既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死记硬背现成的公式，搞什么“两个凡是”；也反对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已失去现实指导意义，拒绝学习和运用。而应当坚持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方针，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毛泽东同志和他的言论，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代替对事物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军的干部、战士，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哲学著作和军事著作，学习他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他建设军队、驾驭战争、战胜强敌的高超艺术。这对于保证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继续前进，对于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要坚信党的领导，树立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只有党才能引导中国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困境，走上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大道；只有党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击退一切反华活动，维护东方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辉煌胜利，更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未来。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党犯过错误，目前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可是，我们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屠杀了我们几万党员和数十万工农群众，血流成河。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又继续前进了。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一段时间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苏区损失95％，白区损失100％，红军被迫撤出苏区，几乎陷于绝境。但在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又获得了新生，红军又得以继续发展。目前虽然问题不少，任务艰巨，可是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调整和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力量，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善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这就使我们完成新时期的伟大任务有了可靠的保证。我们应当对前途坚定、乐观，充满必胜的信心，任何疑虑和动摇，都是没有根据的。
回顾过去，放眼未来，我们心潮澎湃，信心倍增。只要我们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听从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这一支人民军队就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已为我军几十年艰苦奋斗的历史所证明，还将在保卫伟大祖国安全和独立的神圣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 （原载1981年第13期《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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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的历史盛会
清华大学副校长 张光斗
我认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还是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党中央坚持这种求实精神，一定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夺取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胜利。
在旧中国，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虽有爱国之心，但无救国之方。幸而共产党、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民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同样，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取得巨大成绩，也是靠的实事求是。
拿我所从事的工程教育和水利水电建设而言：在解放以前全国工科院校只18所，毕业学生只32，000人。到1978年底，全国工科院校有184所，设专业396种，毕业学生107万人，还培养研究生几千人。这些毕业生成为我国生产、科研和教育等部门的科学技术骨干。在水利水电方面，全国整修了十六万余公里堤防，疏浚了排水河道，兴建了水库八万六千多座、塘坝640万处，机电排灌动力发展到七千万马力，机电井发展到220万眼。初步控制了洪水灾害，过去黄河三年两决口，现已争得三十一年安澜，长江、淮河、海河等也多次战胜了洪水。灌溉面积发展到七亿多亩，易涝面积治理了二亿多亩，盐碱地改良了五千余万亩。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近二千万千瓦，其中小水电六百多万千瓦。今年初，举世闻名的长江葛洲坝工程一期工程完成，大江胜利截流，三江已通航，不久即将发电。看到这些成绩，怎能不欢欣鼓舞呢！
诚然，在三十二年中我们有多次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很大，否则我们的成就会更伟大。总结经验，分析产生错误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错误估计形势，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犯了“左”的错误，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拨乱反正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各条战线上，还有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错误，主要是没有按照我国的实际需要来办事，“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我们必须花很大力气来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遵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一切工作。
六中全会，总结经验，增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必将促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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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会见由自由党参议员戴维·约翰·海默率领的澳大利亚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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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静仁会见加拿大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今天上午会见了以海塞·詹斯顿夫人为团长的加拿大基督教会联合会代表团。
会见时，杨静仁回答了加拿大宗教界朋友提出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肖贤法，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高文参加了会见。
晚上，肖贤法举行宴会招待加拿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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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离京去日本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应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为团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明镇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八人，于今天乘飞机离京赴日本出席7月7日在东京举办的《中国恐龙展览》开幕式并进行友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