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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辩证的观点检查工作 认真解决被掩盖的问题
下食堂大队实行责任制生产更先进
过去夏收时要请八九十人做零工，今年一个不请，提前完成抢收抢栽任务；第一季度工副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23％
本报讯 记者彭自襄报道：四川省宜宾县下食堂大队党支部用辩证的观点检查自身的工作，认真解决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缺点，建立起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下食堂大队以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社员收入较多而闻名四川，去年社员人均收入318元，分粮700 斤。社员分配的70％来自工副业的利润。这一优势，掩盖了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直到去年底，农事仍由大队统一指挥安排，既没有生产队，也没划作业组，没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社员每天干什么活，出工收工，都由大队干部用广播喇叭指挥。平时社员劳动强度较大，多数人一年出工在350天左右。一些社员感到很劳累，不自由，加以分配中有平均主义，因此意见更大。在工副业上也存在工种不固定，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报酬差不多的问题。一些责任心强、有技术的社员吃了亏，有意见，迫切希望改进。个别社员甚至“各奔前程”，有个拖拉机手跑到邻近一个公社，贷款买了一部拖拉机搞运输了。
去年秋收后，大队党支部引导干部和社员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大家认为，不能被成绩掩盖了矛盾。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大队决定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参照劳力情况和技术专长，大队将三分之二的劳力安排务工，固定在14个工副业企业的各个岗位上。将三分之一的劳力安排干大田农活，使农副工各业的劳力与工种需要量的比例大体适应。同时，大队还将年产值计划落实到企业、小组或人头。每个务工社员按完成产值多少和成本高低定工分报酬，超奖短赔。大田劳动管理也由过去的临时统一调工派活，改为划分成七个固定作业组作业。
过去，抢收、抢栽时，大队都要从外地请八九十人做零工，今年不请零工，短短半个月，就收完小麦、蚕豆、油菜等小春作物，四百多亩水稻也保质保量提前栽插结束，近百亩甘蔗普遍增施了粪肥。今年第一季度创造的工副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23％。在拥有16部拖拉机和汽车的运输队，今年实行定人、定机、定产值收入、定消耗比率、定工分报酬和超奖短赔，出勤率提高，劳动质量好，损耗大大减少，头四个月的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5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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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也实行了联产责任制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总支书记 王德合
近来，一些同志见面就问我：“德合，听说你们也搞了联产到劳责任制，还有大包干？”也有一些同志拍着我的肩膀开心地说：“好啊，你这下可想通了。”是的，我现在想通了。咋个想通的？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杨谈大队，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摸索总结出“四小四定”（定人员、定质量、定时间、定报酬，小段农活、小段安排、小段作业、小段验收）的生产管理方法。1965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棉花会议，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受到了总理的表扬、鼓励。后来，刘少奇同志也赞扬了我们。从那时起，定额计酬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大概工”不吃香了，随之我们的“三结合”定额管理又重见天日。刚恢复定额计酬后，干部社员的积极性真不小，可是到第二年，就越来越感到不那么行得通了。干部的思想工作跟不上，农活的检查验收不顶真，社员们干活也不那么精细，粮棉产量没有提高多少。人们说：这是由过去的“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
难道过去的经验真的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了吗？我感到困惑。年初听人说外地搞开了联产到劳、到户责任制，我心里盘算开了，咱杨谈过去靠“组织起来”，壮大了集体经济，现在搞包产到户、到人，能准吗？没几天，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王润田同志来看我，以后又来了三次，开导我解放思想，要我面对现实，尊重群众意愿，多看看、多想想、多调查、多研究。我们大队有这样一个典型使我深受启发。第二生产队，过去在全大队25个生产队里是个后进队。去年秋天，他们把三百九十多亩小麦全部实行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小麦播种既快又好，在全大队名列前茅。去冬，二队又把一百多亩棉花地联产到劳，社员们早早就整地送粪。其它队的干部和社员都说，我们也该向二队学习了。
群众的呼声，领导的帮助，实践的证明，使我很不平静，一连想了几个晚上，越想越觉得心里豁亮。不错，合作化时期我们是靠“组织起来”起家的，可是“组织起来”的实质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并非要求我们必须组织在一块干活不可。集体经济并不等于完全集体经营，根据实际可以集体经营，也可以分散经营。前些年，正是片面地强调集体经营，“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使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我们这些老先进大队，也变得名不副实了。至于过去的经验，当然有用，但不能照搬了。当年的“四小四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与其它办法相比，和社员的利益联系比较紧密，而现在，从我们大队的现实出发，定额计酬就显得不如联产计酬了，联产计酬和社员的利益联系得更直接，因而更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我想通了，就组织社员民主讨论，很快定出了我们大队的责任制形式。这一下好比麦秸垛上扔上了一把火，“轰”地一下就烧起来了。今年我们大队3，600亩棉花上粪多，整地细，播种速度比前年提早三四天。旱情严重，有的地块苗不太全，社员硬是担水移栽。大家还互相暗里憋着劲，都想拿头分产量。我也和11名妇女包了50亩棉花。目前棉花长得绿油油、齐刷刷，十分喜人。实践教育了我，我虽然64岁了，还想多学点新东西，新办法，使我们的生产责任制不断加强和完善，把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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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先进社队要迈新步
一些著名的先进社队，生产发展较快，社员收入较高，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骨干力量。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先进社队如何继续前进，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下食堂大队和杨谈大队以前都取得过不小的成绩，不愧为先进集体。今天的报道说明，它们在继续生气勃勃地前进着，在改进经营管理、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等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步。这是令人高兴的。
有些先进社队，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生产管理等方面，程度不同地存在“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情况，少数社队甚至相当严重。由于这些社队在另外一些方面比较好，成绩比较大，此类问题容易被掩盖起来，使人们看不清楚，或者不去重视它。比如，有些社队工副业办得好，收入比重高，可以用来贴补农业，农业管理上的落后就常常被忽视。不认真解决这类被掩盖的问题，那些社队的生产就很难向更高水平全面发展。
这两年，许多原来处于中间或落后状态的社队，在摆脱了“左”的影响之后，建立了与自己的客观实际相适应的生产责任制，管理工作面貌一新，生产迅速赶上或者接近先进社队的水平，使一些先进社队的同志感到“形势逼人”。这是一件大好事。认识到了当前农村日新月异、你追我赶的新形势，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先进社队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工作基础，领导力量一般比较强，发展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干部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其它社队的好经验，切实从实际出发，把生产责任制健全起来，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必能使生产得到新的发展，继续走在农业大军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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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六户社员的收入看自留地的作用
山东泰安地区的六户社员，去年在自留地上的收入，按亩计算，最高一千七百五十元，最低八百四十三元
不久前，中共山东省泰安地委负责同志到肥城县汶阳公社和平阴县店子公社分别调查了六户社员，和大家一起算了算账。
汶阳公社孟兆范、孟兆山、明全更三户社员，共有自留地九分四厘，去年种洋葱、大蒜、山药、大白菜共收入1，179元。
店子公社盛启迎、曾照友、盛泗顺三户社员，共有自留地一亩一分七厘，以种土豆、香菜、大白菜为主，也种了一部分粮食，共收入1，601元。
在这六户社员中，亩产收入最高的是汶阳公社的明全更，在三分二厘自留地里，育树苗收入260元，树苗中间种洋葱收入200元，留洋葱种卖40元，山药卖60元，共560元。折合一亩地收入1，750元。收入最低的户是店子公社盛泗顺，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比较忙，自留地种得不算好，三分二厘地，产土豆300斤，香菜700斤，大白菜500斤，苤蓝800斤，加上150斤玉米，共收入270元。折合一亩收入843元。
泰安地区去年全区每亩耕地平均收入才接近100元，就是去年粮食平均亩产达一千四百多斤的肥城县汶阳公社，还种了一部分收入较高的经济作物红麻，平均一亩地收入也不过二百多元，和自留地比较，差距相当大。
社员自留地在农村经济中能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若按上面说的每亩收入800、1，000元打对折算，泰安地区现有耕地656万亩，根据最近地委的规划，拿出12％的耕地给社员作自留地，全区共有自留地79万亩，收入可达3．12亿或3．95亿元，分别占去年农业总收入的35％或43％。
社员自留地多了会不会影响集体生产？答：不会的。
现在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社员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大多数农村不是活多干不了，而是人多没活干。据泰安县调查，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全县农村剩余劳力占总劳力的20％。即使不是这种情况的地方，社员用早晚工余时间，或用半劳力、辅助劳力，也不愁种不好那几分自留地。为了解决自留地用水，泰安地区不少社员自己动手打小井、手压井，投资很少，使用方便。社员的家庭积肥，只要政策合理，社员留少部分自用外，大多数还是投了生产队，所以，不会影响集体生产。
自留地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土地利用率高。这里集体大田一般一年二熟，自留地则大多数是三种三收，间作套种。二，商品率高。在这里社员口粮基本解决，农民自留地主要是种经济作物，对国家和市场起很好的补充作用。三，最讲价值规律。自留地面积小，好拨弄，国家和市场需要什么社员就种什么，什么合算种什么。即使是粮食产量高的地方，收入也难与社员自留地相比。
泰安地区的情况说明，只要对自留地的问题作一些深入调查，和大家一起算算细账，就能认识到扩大自留地这项政策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陈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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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左”的坚冰 草原人欢畜叫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纪事
杜尔伯特曾经是黑龙江省西部有名的富县。乌裕尔河流到这里，便四散流向草原，形成星罗棋布的连环湖。草原上不但遍地牛羊，还盛产几十种药材；湖里不但有鱼，还能熬碱；大片的芦苇荡更是取之不尽的财源。
这样的好地方，1978年以前却是全省最穷的一个县。
七十年代的第八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杜尔伯特草原。县委从全县五百万亩草原和蒙古族群众的生产习惯这个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确定了“以牧为主，牧农林相结合”的生产方针。
1979年严冬到来之前，杜尔伯特缺少草料和畜舍，大雪覆盖草原的“白灾”，使大量的老、弱畜受到死亡的威胁。刚调来的县委书记何经伦，到敖林锡伯公社检查工作，目睹这些情景，立即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实行分户饲养的责任制。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个冬天不仅大牲畜保住了，幼畜成活率之高也是十多年来少见的。
去年，全县进一步落实政策，公养和私养同时并举，畜牧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同上年比，全县的奶牛存栏数增长23．5％，羊增长19％，黄牛增长9．7％，基本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杜尔伯特在前进，但是“左”的坚冰还没有完全消融。全县第一个专业户——白音诺勒大队社员陆金祥包种的花生丰收了，对集体贡献大，自己也一年由穷变富。他到县里参加一个会议，有人认为是搞“包产到户”的，结果取消了发言资格。这个大队去年坚持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种花生的专业户增加到93户。县里一位到这里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说，不能提倡和推广。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年底结账，大队的总收入由前年的18万元猛增到48万元，仅交售花生一项就收入25万元，社员人均分配由前年的74元提高到154元；各生产队的积累普遍增加，大队还购置了拖拉机配套的机引农具，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今年春天，县委到白音诺勒公社召开县、社干部会议，决定取消对包产到户的限制，把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的权力交给群众，允许各种不同的责任制同时存在，要求各级党组织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使各种生产责任制逐步完善起来。结果，春耕开始前，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全县生产队的39％，加上专业承包到户、到劳的部分，落实了73．1万亩耕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78．5％。农民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探索，终于摆脱“左”的束缚，找到了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组织形式。现在，他们正以此为起点，向富裕之路迅跑。
本报记者 王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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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盛夏倍觉西瓜好
蔡远福
西瓜，这种夏令佳品，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宋代范成大有诗曰：“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清人纪晓岚赞美它道：“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倾渚茶”。
西瓜又名寒瓜。原产于非洲大片高温干燥的热带沙漠地区，经过几千年的人工栽培，才把野生浆果培育成个大多汁、瓤沙味甜的大西瓜。远在四千多年前，埃及人最早在尼罗河下游两岸种植，以后逐渐北移，从地中海沿岸各国传入北欧，又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在晋朝永嘉年间，我国浙东一带也有种植，但无西瓜之名。据《本草纲目》记载：唐五代时期，有人从西北带回瓜种，取名西瓜，表示来自西边。从此全国各地都种，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日本种植西瓜还是明末清初中国和尚隐元法师从福州带去传授的。
西瓜属葫芦科。我国西瓜主要分白皮瓜、黑皮瓜、花皮瓜和豆青皮瓜四大类。其形状有浑圆、椭圆或扁圆之分；瓤有鲜红、桔黄、白色之分；子有黑、灰、白等色。山东德州的西瓜负有盛名。浙江平湖的枕头瓜、安徽的凤阳瓜、无锡的竹叶瓜、苏州的朱砂瓜等，亦堪称佳种。上海、浙江和台湾省所产的皮、瓤、子皆白的“三白瓜”，更是独具一格，别有风味。
西瓜性寒，味甘甜。食后不但能清热解暑，除烦止渴，而且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精于烹调技术的人还把西瓜皮派上了炒菜的用场。有一位外宾常来我国，几乎尝遍了各种名菜。一次，他向接待人员提出，要吃他过去从来没有吃过的好菜。好菜上席了，圆溜溜的，他尝了一口，连连称赞，问是什么东西。接待人员微笑道：这是用去掉皮瓤的嫩西瓜做成的。外宾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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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不要让某些顾虑捆住手脚
不顾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断言“雇工必然有剥削”，我认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陈志雄承包的鱼塘（劳动资料），为生产队集体所有，他创造的产品价值（扣除成本），大部分交集体（去年交集体的鱼塘包金9，980元，占鱼塘纯收入的57％），这就是他为集体劳动的部分。余下的归陈志雄所得部分（包括付给雇工的工资），这等于他们的工分报酬。所以这种专业承包，并没有改变集体经济的性质，没有改变社员个人和社队集体物质利益的关系，只是把过去的吃“大锅饭”改变成联产计酬责任制。
陈志雄由于经营的鱼塘面积大，不得不请人帮助经营，分担一些辅助劳动，但这根本不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雇工。因为他们共同是社队集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平等的劳动伙伴关系，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劳动组合和协作。根据报载几个数字的折算，陈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这是合理的、正当的，要看到雇工的工资也是较高的，超过了他们从事一般劳动的报酬。当然，陈志雄的收入和雇工收入的差额，究竟有多大才是最合理的，要根据各种具体条件考虑，但是，即使有不合理的情况，也与“剥削”无关。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我国消灭了剥削阶级（还存在剥削阶级残余势力），人民是主人。因此，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不存在剥削。这个基本观点，应该确定。对于城乡出现的各种新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我们都应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更好地联系起来，作为基本出发点，去积极评价，热情支持。不要为“算不算剥削”、“是不是资本主义呀”等疑虑，搅乱自己的思想，束缚住手脚。
重庆 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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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陈志雄承包鱼塘应有个限度
如果只允许陈志雄承包自己生产队的鱼塘，不允许他跨越生产队、大队承包，则大大抑制了他的体力和脑力才能的发挥。但是人们的精力毕竟有限，对陈志雄承包鱼塘，定个允许限度也是必要的。如从体力劳动考虑，他两口子能够承包92亩（1980年标准），超过些，他就要请零工。如从脑力劳动考虑，允许他经营355亩以内。因为1981年他已感到脑力负担（经营管理、技术）够重了，所以请了一个顺德县师傅来帮助。这表明了355亩是最大限度。超过这个，他得雇脑力劳动者了。
虽然“既有利于集体，又有利于个人的做法，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但是，剥削毕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多了就该限制。一方面不能把陈志雄所得经济利益比别人高的部分，都看作是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因为这里面既有他的体力劳动所得，也有他脑力劳动所得。另方面也不能把他比别人高的所得部分都看作是脑力劳动所得。尽管脑力劳动成果往往超过体力劳动，但脑力劳动成果毕竟要通过体力劳动才能实现。陈志雄应该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定个合理尺度，超过部分应作为全体劳动者所共有。
福建 范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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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不可否认陈志雄的收入中有剥削
看了《人民日报》5月29日发表的《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我想谈点不同看法。陈志雄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雇请工人劳动，并不能说明他的纯收入中不存在剥削成分，只是他剥削的分量不是太多罢了。土改前的二地主，他们手中也没有生产资料，而是从地主手中租到土地后再租给农民，从中谋利。这说明，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也能剥削他人的劳动。
陈志雄有较高的养鱼技术和管理水平，并要承担经济责任，他收入高不能算剥削。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要变为财富，其中有一部分是靠雇请工人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企业主既是工程师，又是管理员，我们能认为这样的企业里没有剥削工人的性质吗？
陈志雄雇工承包集体鱼塘，得到的个人纯收入中有剥削的成分，这么一点剥削允许不允许存在，这是另一回事。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有利于生产发展，在生产力落后的我国，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但不能因此认为他的个人收入中不存在剥削。
中央民族学院 杜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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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钟祥县举办兽医培训班，提高公社和重点大队兽医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这是兽医周祖文（中立者）在向学员讲查口色识牛病的知识。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