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永不熄灭的火种
刘瑞龙
今年4月29日，是我党先驱者恽代英同志在南京英勇就义的五十周年。我把代英同志早年寄到南通的一份珍贵文献交给中央档案馆转献党中央，来纪念代英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的伟大贡献，来纪念我党诞生六十周年。
这份珍贵文献，就是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自上而下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今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下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全文四章，五十六页。这份珍贵文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已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传播了。
我最初读到这本书时，还是南通师范1925年级的学生。一次，我去看望表姐葛季膺，在她的桌上，偶然看到这本书。翻了几页，虽未看懂内容，但已为其中从未见过的、别开生面的用语所吸引。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想探索“在欧洲大陆徘徊的怪物”——共产主义。表姐说，这是上海大学教员恽代英先生寄给她的，恽先生很关心青年的学习和进步。
葛季膺是在南京高师读书时和代英同志的四弟恽子强相识的。他们相识不久，季膺就和远在成都的恽代英同志通信联系，热心求教。代英同志调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以后，他们的联系更紧密了。子强和季膺受到代英同志的教导，在1923年到1925年间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们一道去吉林长春第二师范任教。在那里，他们领导了当地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这时，代英同志在南通开辟了另一个传播革命种子的渠道。他和南通师范进步学生组织“晨光社”建立了通讯联系。《中国青年》第32期介绍了“晨光社”的活动情况，更加鼓舞了南通革命青年。此后，“晨光社”的骨干丛永琮、王盈朝等人，经代英同志介绍先后加入共青团（CY）和共产党（CP），陆续入党的还有徐家瑾、杨文辉等人。这些同志在1926年夏天组成南通师范的党支部，成为南通地区较早的党的组织之一。
季膺和子强从东北回南通不久，便由代英同志介绍同去广州工作。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他们二人绕道去南通结婚后到武汉，我向他们表示了想去武汉学习的愿望。1927年3月，主持军校工作的恽代英同志写信给季膺的大哥葛松亭先生，通知我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我4月初去上海，准备西上，正碰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交通阻断，我的愿望没有实现。
1927年6月，汪蒋合流后，子强、季膺回南通，他们谈到代英同志在军校工作时的情况，当时，代英同志鄙薄北伐军军官中流行的所谓“五皮主义”（“五皮主义”即当时北伐军军官中比较考究的装束：皮鞋、皮带、皮包、皮裹腿、皮鞭）。他主持军校，经常布军衣一身。所得薪金，除部分供家用外，很大部分交了党费。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学员和知友所传颂。他们还介绍了代英同志和沈葆英同志新婚后的美满生活，并说代英同志已安全离开武汉随军南下。这些消息，都给我很大的鼓舞。子强、季膺同志在南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帮助通师和通中学生组织了“革命青年社”并对我们讲述当时的革命大势，介绍青年运动的经验和方法，还拿出恽代英、肖楚女寄来的革命书刊在社员中传阅学习。
子强夫妇因处境险恶，不久就到上海中法大学教书去了。当时，我将从青年朋友中收回的几本革命书刊，交由季膺的大哥葛松亭先生密藏在卧室的天花板上。解放后，在葛家保存的革命文物中，还发现了我为“革命青年社”抄写的一份学习书目。
我于1930年调上海工作后，经常去看望子强夫妇。后来，季膺同志因贫病折磨去世了。抗日战争中，子强同志携带诸儿（包括代英同志牺牲后留下的孤儿）进了解放区，转赴延安。途经淮北时我们见过一面，以后分处南北，长久未通音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子强同志从北京来找我。畅叙别情之余，我问他：“你远道来沪，有什么要我办的事吗？”他把我带到襄阳南路敦和里陈满珍同志家里，到亭子间，他沉痛地对我说：“当年到上海后，环境紧张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里，季膺也就是在这里死的。”他在杂物堆里拿出一个尘封多年的网篮，指着说：“这是代英同志1917年、1918年、1919年的日记和他主编《中国青年》时用的参考书，以及当年收到的书信和照片等，其中还有肖楚女同志的东西。”除了代英同志1919年的日记，他要带去直接交给烈士夫人沈葆英同志亲自保存外，其它大量珍贵文物，他要我全部交给党组织保存。从烈士的遗物里，可以看出他们不畏艰险与敌人决死战斗的献身精神。
这些珍贵文物，我和一批战友们摘要抄录拜读后，已遵照子强同志的嘱咐交给中央档案馆转献党中央了。
秘藏在葛家卧室天花板上的革命书刊，葛松亭先生于1957年取出交我，其中有1920年再版的《共产党宣言》，有1924年三版的《共产党宣言》，有1921年后出版的列宁著《劳农政府的成功和困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山川均著《列宁传》，还有一本192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解剖》。我当时打算用作整理党史资料的依据，存放手头，每逢展阅，如见先烈。在十年浩劫中，躲过多次查抄，终于保存了下来。这次能经我手完整无恙地把这些珍贵文献经档案馆献给党中央，实是平生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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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党两次营救了我
刘景范
回顾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经历，深感党的生命力的强大。我们党不仅能战胜强大的阶级敌人，而且能经常清除内部的蛀虫，能把偏离了航向的航船拨正，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曾经有过一些反革命两面派混进党内，不管他们伪装得多巧妙，钻得多深，爬得多高，终于都被揭露出来，清洗出去了。
仅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亲眼看到我们党所经历的勇敢、曲折、复杂的斗争，使时局转危为安、转失败为胜利。我曾两次在“左”倾路线下被坏人陷害，关入监牢，但两次都被党营救出来，做出公正的结论。这更增强了我对党的信赖。
1935年，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六、七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苏区迅速扩大，陕甘边区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正当人心非常振奋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代表来到了陕北。他和先来的一位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勾结在一起，打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旗帜，喊着那些“左”得吓人的口号，不顾客观实际，只按他们捧着的本本办事，到处指手划脚，胡作非为起来。他们那些过左的做法，遭到了执行正确路线同志们的抵制，这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错误地把党内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他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给西北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捏造了许多罪名，诬陷为反革命，先夺了西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然后就搞所谓的
“肃反”，把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以及红二十六军、陕甘边区大批革命干部逮捕入狱，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被逮捕的同志中有很多被杀害了。他们这种罪恶作法，造成了红军内部互相猜疑，思想混乱，人民惶恐不安。那时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都被左倾路线断送了，只留下西北这块根据地，但也正处在被他们断送的严重关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甘边区。当时我们被押在陕北瓦窑堡狱中。狱中被关押的同志每天经受着拷打和逼供的考验。
12月初的一天，牢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不相识的人，颜面劳累黄瘦，在严寒季节，还穿着一身单薄衣衫和草鞋。一看，便知是长征干部。他很和蔼，但没有说话，只给我们编了号，在每个“犯人”的墙上钉了牌儿，就走了。那时我们“犯人”之间不能说话，我见此情景，心中纳闷：是不是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了？虽然没有肯定的答案，我却心中暗喜，预感到我们得救了。果然，第二天，那位同志又带着几个人，先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外面，用斧头砸开我们的脚镣，我们真的得救了！大家热泪盈眶。当天，就在陕北保卫局前院的大厅，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我们的慰问。
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同志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说：你们不是反革命，都是革命同志。中央决定释放你们，分配工作。刘志丹同志当时代表我们大家，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一决策不仅是拯救了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挽救了西北这块革命根据地……我们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工作。
当时我想：同样是党中央，为什么现在与过去是完全两样呢？原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扭转了革命航向，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危局。
当然，一件事情的完全解决并不那么容易。1935年10月，中央来到陕甘根据地，11月解决了陕北的“肃反”问题，但整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则，中央是在长征途中，领导机关一些成员的思想还未彻底清理，对陕北搞错误肃反的负责人也还来不及清算。二则，敌人正在“围剿”，不能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我们虽然被释放了，反革命帽子取掉了，但那顶“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还没有摘掉，“肃反”的责任尚未全部弄清。以后，中央腾出手来，又经过调查研究，到1942年底至1943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问题得到了全部解决。对于受冤枉的同志，不管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一律做出正确评价。对于制造和领导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中央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决定给予适当的处分。
这说明，党的纪律是严明的，是非是清楚的。这件事，不但使西北干部深受感动，而且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敬佩。
接着，就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清理了1935年以前形成的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全党的团结达到了最高峰，战斗力空前增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党新的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以“最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革命同志，为他们篡党篡国扫清障碍。他们这伙祸国殃民、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虽然钻进我们的心脏长达十年之久，但终究受到了人民的审判，国法的制裁。
我又一次被蒙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在接见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目时，即开始陷害了许多领导干部和革命同志，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三反分子”，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反党分子”。我也被他点为“三反分子”。在康生煽动下，“造反派”便乱抓乱斗，形势更为混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好人，这是康生的一贯做法。当时，我再三考虑，康生现在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智囊、军师，揭发他，会招来杀身之祸，不揭发，就是放纵坏人，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党性？因此，在1968年初，中央一办的专案人员审问我时，我向他们揭发了康生陷害革命同志的种种罪行。这一揭发，果然不出我所料，不久，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即召开公审大会，宣布我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将我逮捕。这次我在狱中度过了七年。在七年中，我虽然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我从未失去过信心。我断定，这种情况绝不会持续很久，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健在，有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支持，绝不会允许他们这样横行下去。
我的想法没有落空。1974年12月24日这天，看守人员把我带进了会客室，原来是中央专案人员和家属接我来了。由于周总理过问了我的案子，毛主席作了释放我的批示。当专案人员宣读了毛主席的批示后，我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第二次救了我！”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逐步回到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我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一定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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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穷节乃见 肝胆照汗青
——回忆张子意同志
方志纯 高登榜 吉合
不久前，张子意同志溘然长逝了。我们在哀恸之余，深深陷入对子意同志的怀念与追忆之中。
子意同志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初期，我们跟子意同志一起，在新疆国民党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共同度过将近四年生死与共的岁月。
1942年秋，军阀盛世才为迎合国内外反苏反共的逆流，竟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捏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突然袭击，将我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一百多人（包括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习航空的人员、从苏联归国的人员，和在新疆养病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家属、子女）全部逮捕，并于1943年春将他们投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之后，子意同志一直是我们狱中党组织的总负责人。由于新疆地处西北边陲，交通阻隔，狱中党组织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狱中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在这种情况下，子意同志与马明方等同志，紧紧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有领导、有组织地同敌人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进行过三次绝食，举行过几次抗议，打通了狱内外的联系，粉碎了敌人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等阴谋，终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积极营救下，我们取得了集体回到延安的胜利。
在监狱里，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监狱周围布满着汽油桶和干柴，敌人随时准备借火杀人。无日无夜的刑讯拷打，许多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恶食、饥饿、寒冷折磨着同志们。子意同志在敌人的摧残下，身罹重病，形同残废，生命随时可能终止。在这种情况下，子意同志仍恪守着共产主义的信念，用实际行动表示着他的志向至死不移。解放后，在敌人的档案里，找到一份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对《共党女押犯、残废犯口供记录》，其中审问子意同志的一段是这样记载的：
问：昨天他们回去把报上的消息向你说了吗？
答：说了，现在我也算是残废人，由盛世才执政时就被禁，到现在什么罪都不知道。因我出身是八路军，我就相信共党并无有不好行为。为共党牺牲都没有什么怨恨。
问：这报纸上载着还是骗你的吗？你是替他辩护，愿为他死吗？
答：愿为他牺牲到底，决没有什么问题。
真是铮铮铁骨，浩气如虹！敌人的阴谋失败了。在共产党人这种坚定信念和无畏正气的影响下，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同志都经受住了考验，敌人不得不哀叹：“该等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受马列主义学说之麻醉太深，决非言语之力而能冀其清醒……”。
在狱中，为了肃清王明路线的影响，同时教育大家保持无产阶级的气节，在党组织和子意同志领导下，全体人员进行了“开展整风学习，加强气节教育”的活动。他和陈潭秋同志一起，对同志们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如何保持民族大义和高尚节操的故事，以磨砺士气。他们一起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那铿锵的声调，悲壮的情怀，振奋起同志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坚定意志和高尚情操，激励大家坚守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至今，这些情景仍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在监狱里，子意同志针对有的同志长期坐牢后出现的一些不好的思想苗头，开展了反对
“准逃兵、准叛徒、准兵痞”的思想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子意同志还提出一个既反映群众根本要求，又有可能争取做到的目标：“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这个口号鼓舞着同志们团结斗争的信心，直到胜利。
子意同志和马明方同志一起，为了激发狱中同志们的无产阶级正气，十分关注同志们在同敌人斗争中的革命诗歌创作活动。对这种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诗歌，他给以大力的扶持和提倡。林基路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为表达自己视死如归的信念，揭露敌人，鼓舞战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囚徒歌》和爱憎分明的《思夫曲》。明方、子意同志得知后，立即指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于是，囚室里外，伴随着镣铐的当啷，响起了高昂的歌声：“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子意同志曾写过一首揭发监狱的黑暗，控诉敌人摧残革命者的长诗，其中写道：
世人谁说狱中好，我欲颂兮颂不了。
古来苛政毒于蛇，残害忠良知多少。
世人谁说狱中好，我欲颂兮颂不了。
史迁下狱天祥死，正气长存掩不了。
世人谁说狱中好，慢性摧残受不了。
壮易衰兮病易死，师旷失聪班失巧。
世人谁说狱中好，只有疾苦忘不了。
呻吟暗室莫奈何，空气阳光进不了。
……这首题为《狱中颂》的长诗，在囚房之间秘密传诵，对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非人待遇，起了很大的作用。
子意同志沉默寡言，但那炯炯的眼神，透露出他思想活动非常活跃。他也许半天不发一语，但当需要他讲话时，他的话总是深思熟虑，切中要害。1944年底，敌人以“清理积案”为名，将每人拷问一遍，并指令每人填一张表。表中有“政治信仰”一栏。因当时还维持着国共合作局面，如填得不当，敌人会钻空子挑起事端。经过子意同志等反复研究，决定填表的口径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既维护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又坚持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国民党反动派对此也无话可说。
子意同志很重视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他自己认真学，也组织狱中的同志都来学。那时我们意识到，学习不仅有它本来的含义，而且包含着一种必胜的信念和对未来的责任感。子意同志高瞻远瞩，他经常向同志们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请吉合同志帮助他读俄文版的《资本论》，逐字逐句地翻译、钻研。这样，既读了《资本论》，又学习了俄文。他组织同志们一起读《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读完后进行座谈、讨论。还订出制度，每学“一枝香”或“两枝香”（指点完一枝香或两枝香所需要的时间）就休息一次。他还经常翻阅同志们的学习笔记，随时发现大家思想和学习中的问题，以便进行工作。这样，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把牢狱变成了学校。
对敌斗争是十分残酷的。组织上给同志们的深切关怀和温暖，同志间互相信任和友爱，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子意同志就是这种关怀、温暖、友爱、信任的组织者和体现者。因此，他在同志们中具有崇高的威望。每当收到秘密通信，说是“家长来信了”或是“大哥讲话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子意同志的意见，认真贯彻。女监的同志们听说“大哥”建议由她们给男监送节日礼物，都非常高兴，立即行动。她们节衣缩食，托“工犯”变卖自己仅有的物品，然后换上些吃、穿、用的东西，里边还巧妙地“夹带”着消息和问候，送到男监，每人一份，使正在受折磨的男监同志们深为感动。我们的同志谢良、谢江庭、胡子明、余良辉、罗云章五个残废军人，在救济院里干活，把拚着伤残的身躯挣得一元、几角钱，积攒起来，给狱中同志送礼物的故事，更是传为佳话。因此，新疆监狱中，夫妻之间，老幼之间，同志之间，尽管咫尺天涯，但却洋溢着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不断鼓舞着同志们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子意同志在监狱里，对敌人恨，对同志爱，原则性强，信念坚定，深思熟虑，处事果断，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而不屈的战士，是共产党员的模范。
然而，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康生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诬蔑新疆出狱的同志是“叛徒集团”，“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起来，有计划地搞内奸”。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随意进行残酷的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们还诬蔑子意同志与马明方等同志是“首恶分子”，暗示对子意等同志要加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子意同志的健康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现在，党和人民已作出公正的结论。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一手制造的所谓“新疆马明方案”，如同他们制造的其他大量冤案一样，不过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手段。其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在党、政、军各重要部门的这一大批干部，更主要的是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总理——曾代表党中央营救我们出狱的周恩来同志。
党中央已在1980年6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明确宣布为此案平反。
历史已经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