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到上海找党
——袁任远同志回忆片断
在党的生日前夕，我访问了我们党的老战士袁任远同志。这位在党内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老党员，虽已年迈，仍然精神振奋，对党的事业充满坚强信念，对所担负的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现在，他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写回忆录，他向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个片断。
1928年的夏天，袁任远等同志在湖南石门南乡领导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敌人疯狂搜索，他们在根据地无法立足了。但是，他们坚信共产党是为民族解放和为人民谋幸福的，是为劳苦大众所拥护的，决心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就和游击队司令佘汉初、文书佘修文结伴去找党。
他告诉我，那是一段很艰苦的历程，也是一段锻炼和考验自己的历程。开始，他们化装成布贩子，秘密进入慈利县，先到森林里躲了起来。然后，他们想找个暂时落脚之处。他想起在离慈利县城15里的南岳寺附近，有个姓褚的熟人。这位褚先生在困难的时候，曾得到过袁任远的帮助。他想，可能会让他们暂时落脚吧。天黑时，他们到了褚家。可是，褚的老婆一开门见是这三个人，就很紧张，并谎说褚先生不在家。这时，袁任远很明白，一定是褚家的人听到外面的风声害怕了。这也难怪，当时，袁任远是被反动政府通缉的“四大暴徒”之首。袁任远没有责怪他们，很坦然地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给我们弄顿饭吃，让我们住上一夜，我们就走，决不连累你们。
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离开了褚家，去找另一个熟人聂光国。聂是袁任远中学的同学，是个国民党员，家里是小地主，他们过去关系较好。袁任远知道他为人较正派，不会出卖他们。天黑时，他们又来到了聂家。聂和他的妻子刘文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聂家所在的二坊坪是丘陵地带，树木很多，他家就在山脚下，三面环山。聂的住房角上有个小门，可以通往山上。他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他们三人住，以便一旦发生情况，可以随时上山。他们在这里住下以后，又为下一步行程作准备，每天光着膀子、挽起裤腿上山晒太阳。几天以后，他们的皮肤就跟常年劳动的农民一样黑了。常言说，“梁园虽好，也非久留之地”，在这里，虽然比较安全，主人又盛情待客，但是他们哪有心思久住呢。他们请聂光国帮助去找一个叫叶际熙的共产党员，想试试能否通过他跟组织联系上。可是，当聂把他们的情况向姓叶的说了以后，他不能来见面。原来，他在当地闹得很“红”，现在不敢公开活动了。只给他们捎来了十块钱。
谈到这里，袁任远感慨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要坚信党的事业必胜，跟着党革命到底，那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关进了监狱。另有一些人失望了，消沉了，有的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我虽然幸存，也未被捕坐牢，但却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那时，真好象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一样，漂流寻觅，渴望见到亲娘。
他们刚刚上路找党，就碰了不少钉子，但仍然鼓起勇气，继续向前。他听说姜组武同志在武汉，就决定奔武汉去。当时他们手里一共只有二十多块钱，仅够两人去武汉的费用，怎么办呢？三人商量之后，决定佘修文先留下。留下如何生存，又成了问题，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一个外乡人去打短工都没人敢雇用。经过聂光国帮助出主意，托人介绍佘修文到一个庙里当了和尚，暂时立足安身。袁任远就和佘汉初同志又上路了。
他们两人化装成挑夫，一人挑了一担五棓子（一种染料），先到常德，找到姜组武同志的父亲，打听了姜组武的情况和地点，又置办了两套衣服，打扮成学生去武汉。到了武汉他们就立即到马明瑞的司令部找到了姜组武同志，见面一说情况，才知道他也失掉了组织关系。但他告诉他们，佘爱生同志在开封，张沈川同志在上海，不知道他们是否与党组织还有联系。他们又决定去开封再试试。到开封找到佘爱生，一了解他也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望的消息一个又一个向他们袭来，但他们没有丧失信心，继续上路。九月的北方，天气渐冷，佘爱生同志为他们添置了一点衣服，却拿不出钱来给他们当旅费。当时，他们身无分文，生活很困难，有人建议袁任远去找冯玉祥的秘书想办法，弄个工作，暂时安身过日子。本来，袁任远与冯的秘书在长沙时就是朋友，关系较好。可是不想去找他，也不愿意给国民党办事，他一心只想找党，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当他得知张沈川同志在上海的通讯处以后，立即写信与张沈川同志取得联系。
他给张沈川同志写信，怕落到敌人手里，所以就这么写：我已经失业，生活很困难，不知你那里是否能找到工作？张沈川同志一看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找党组织，就回信说：你来吧，我想办法。由于没有足够的旅费，只好又让佘汉初同志留在开封佘爱生那里，由他一个人去上海找党。钱少路长，袁任远只好一站一站地走。他先到徐州，找到一个朋友替他买了到南京的车票，在南京找到了佘爱生的弟弟佘广生。当时佘广生是国民党的一名小军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共产党。他找来一套士兵服让袁任远穿上，为了保证安全，他还决定亲自送袁任远去上海。途经苏州，他又热情邀袁任远去看看苏州风光。当时，袁任远找党心切，哪顾得上去观光呢，他迅速赶到了上海。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张沈川同志。历时三月，忍饥挨饿，备受艰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一口气把石门南乡暴动失败的情况，如何失掉了组织关系，这一路上的遭遇，一一向张沈川同志倾吐。张沈川让袁任远写一个报告，转报中央，要他耐心等待上级的指示。
两三天过后，袁任远接到了通知，让他到一个旅馆去接头，联络暗号是手里拿一张哈德门香烟的画片。接到这个通知，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啊。他按指定的时间到了接头地点，见到了组织上派来的王同志，对上了暗号，两人紧紧握手，高兴得说不出话了。他在心里呼叫：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又回到党的怀抱。
又过了两三天，王同志给他送来了“六大”决议。当时袁任远手捧决议文件，感到无限亲切和温暖，因为自“马日事变”以后，他就没有读过中央文件。袁任远讲到这里笑了起来：我当时一看，真有意思，文件的封面印的是《绿牡丹》和美人图，一翻开是小说目录，再翻下去才是文件内容。他晚上在灯下，反复读，反复看，把决议中“十大纲领”等重要内容都背诵下来了。
1929年3月，中央分配袁任远到上海赤色总工会担任秘书工作，负责起草传单，刻蜡版，印刷；还要整理国际工人运动的资料；通知开会、作记录也是他的事。工作繁忙，环境也恶劣，但他一想到自己又在做党的工作，任何劳累和危险也就不在话下了，尽力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幸福。
直到1929年8月，他经中央批准去广西工作，才离开了上海。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广西的“百色起义”。
袁任远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历尽艰辛、千里迢迢去找党呢？他说，我入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作为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925年以前是有机会入党的。但是，我那时候有一种自由主义情调，怕入党后要受纪律约束。后来，许多活生生事实的教育，使我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的革命。我才下决心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以后，九十九条大水牛也休想拉我回头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要找个饭碗，混个一官半职，也不是没有门路，可是我宁可饿肚子、长虱子，也要找到党组织。决不苟全生命于乱世，要把生命献给最有意义的事业。事实证明，我们党是有能力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的。
袁任远很谦虚地说，我这段经历没什么好写的，这些和我们党的事业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比较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本报记者 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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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打的营盘
——记天津自行车厂成型一班党小组
本报记者 陈勇进
天津自行车厂出产的飞鸽，不仅飞遍了祖国大地，而且越过海洋，飞到东南亚，飞到非洲、欧洲、美洲38个国家，受到广大人民的赞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年间，这个厂为国家积累了两亿元的财富。现在，来参观访问的人很多，这厂的职工说：我们厂看车圈，车圈看一班。的确，成型一班的党小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细胞，是很有战斗力的。
共产党员不起带头作用就失掉意义
厂的工会主席邵冬玲，曾是车圈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她对我说，不管有什么毛病或错误的人，到了一班就会变好，一班真可谓是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啊。
1973年冬天，天津市还处于严重的混乱中。江青这个反革命分子跑到天津，又是动员人们学小靳庄唱歌跳舞，又是动员妇女穿江青式的“唐裙”。天津的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时，车圈车间的一班也乱得不象样子，计划日产2，600套车圈也完不成。人们叫一班是拖后腿的班。厂里、车间里曾八次派人到一班来改变落后面貌，可是都失败了。
谁敢进这个难缠的地方呀？选来选去，还是选中王聿德。王聿德14岁就从老家山东到天津来当苦工，从来不知什么是困难，人们用两个字概括他，一个是“耿”，一个是“硬”。可是，他的毛病也很突出。他当班长简单生硬，得罪好多人，多次要求参加共产党，都通不过。这次派王聿德到一班当班长，党支部希望他改正过去的毛病，争取参加共产党。
王聿德来到一班，他有个坚定的信念：应当相信广大职工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关键是领导要处处起带头作用，使工人感到党的温暖，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王聿德认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不起模范作用，还有啥意思呀！于是，他挑了最脏最累的磨口工序。这道工序全用手工操作，靠体力劳动。他总是最早来到班上，把班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下班时，又最晚离开岗位。尽管这样，人们对他还是另眼相看，说他这种表现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王聿德，坚持起早贪黑地劳动。他决心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生产上起带头作用，还要克服简单生硬的毛病。
哪有不能团结人的党员啊
车间支部副书记赵长在，常和王聿德议论：当班长要能团结一班的人，才能把工作搞好。在班里数来数去，认为骨干是谭克佑、赵兴涛、刘云章和郭家华。
王聿德总想着支部书记对他说的话：到一班可要作好全班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了解人的思想，又怎么做好政治工作啊！要了解人的思想，光靠那八小时生产时间不行，应该到工人的家里去访问。有人对王聿德说：只要把郭家华的工作做好，班里多数人会跟着他转变过来。郭家华在技术上是一班的台柱子。可是，郭家华就是不和王聿德说话。王聿德到郭家华家访问。郭家华正和几个人打扑克，看见王聿德，理也没理。王聿德回家的路上想，那有不能团结人的党员啊！他一次又一次地到郭家华家去看他。一次，郭家华说：“你为什么老是到我家来呀？”王聿德笑着说：“我是为了咱俩团结嘛！为了你进步嘛！”郭家华说：“我不想进步，我干一天活拿一天的钱”。王聿德觉得自己不该说帮人家进步的话。郭家华的爱人觉得这样对待王聿德实在不对，对王聿德说：“我叫他在厂里好好干活，他不听我的话，你好好帮助他。”
王聿德觉得应当叫大家一块帮郭家华，这样也教育了大家。他特别叫大家注意，提意见要心平气和，要同志式的，并且要肯定郭家华的优点。即使这样，郭家华也受不了，他气冲冲地说：“王聿德，我没看错你吧，你到我家去都是假的。”说完甩手就走。第二天晚上，王聿德又去郭家华家。郭家华一见王聿德就说：“你有什么话说罢，你抓我的阶级斗争好了”。王聿德说：“我们有什么势不两立的事啊！大家在一块对你提提意见，不好吗？”
1974年初，一班的生产好转了，日产车圈破了4，000套。工人看着王聿德那种使不完的劲头，看着班里的骨干队伍象滚雪球一样扩大，郭家华也冷静下来了。王聿德听说郭家华的爱人病了，就约了几个人帮他家干活。郭家华暗暗对他爱人说：“王聿德批评我挺狠，对咱还是很关心哩！”他爱人说：“你也该对人家好了。”这是1974年的7月，王聿德到郭家华家访问已将近四十次了。忽然，郭家华到王聿德家来了。他激动地问王聿德：“你能原谅我吗？”王聿德连忙让郭家华坐下。郭家华说：“聿德同志，你这样从政治上帮助我，我就是块铁也该熔化了”。他眼里闪着泪花。
没有铁的纪律，能成为共产党吗
1974年6月间，女工黄玉兰和谭克佑入党了。王聿德入党的请求，也被批准了。一班的党小组成立了。不久，王聿德又被选为党的小组长。一班更有力量了，生产发展得很快，生产车圈每日能均衡地达到4，000套至5，000套。
正当一班生产迅速发展的时候，群众对党小组提意见，说黄玉兰不按时上班，纪律松弛了。王聿德告诉小组的党员一定要遵守纪律，共产党是用铁的纪律组成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还能成为共产党吗？他到黄玉兰家访问，看看她为什么不按时上班。然后在班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黄玉兰在班上检讨说，入党后，有了松口气的思想，特别是有了孩子后，象是有了迟到的借口。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参加共产党，应当更好地遵守劳动纪律，不能因为有了孩子就影响生产。王聿德检讨了对黄玉兰关心不够，决定把她的夜班改为白班。黄玉兰也自觉地把孩子交给母亲看管，自己腾出手来好在生产上做出榜样。
车架子车间有个姓刘的工人，因为偷盗车架子，被厂里留厂察看两年。领导上把他放到一班锻炼。王聿德经常给他讲，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要时时刻刻维护工厂的利益。另方面，他又到老刘家访问，分析他家的生活来源，老刘每月47元工资，一家五口人，全指望他的工资过生活。王聿德把老刘的错误和他家的困难都告诉大家，大家都说老刘有错误，应当按照纪律办事，把偷盗公家的东西，分期扣还；同时要关心他的生活。党支部觉得这样做很对，全车间的工人，自动拿出200斤粮票和180元现款支援他。老刘发誓好好生产，改正错误。他病了，发烧40度，还叫爱人扶着到工厂里上班。他常说：“党给我温暖，社会主义就是好。”时间长了，大家感到老刘真正有了觉悟。建议撤销对他的处分。
队伍是炼出来的
车圈车间党支部在一班检查工作的结果，认为一班的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党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成了团结群众的中心。车间党支部动员车间职工向一班学习。
王聿德却认为一班还不过硬。从党员到群众，还缺乏锻炼，百炼才能成钢啊！1975年春天，他和郭家华提出要在磨口机上炼队伍。这个问题一提出，一班的共产党员就把铺盖搬到车间来了。王聿德、郭家华、谭克佑几乎是什么时候都在工作。那时，一班真是日日夜夜地干哪！王聿德累得支持不住了。郭家华强制他休息，自己却因过于紧张，不幸骨折了。大伙把郭家华送到医院里，他又悄悄地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别人叫他休息，他却说：“右手骨折，还有左手嘛！”长期被人们认为最“油滑”的孙连贵，为提高磨口机的产量，表现得最为突出。别人达到日磨6，000套，他却达到7，000套，别人达到8，000套，他又达到9，000套、10，000套。老孙哪里来的这大力气？原因就是王聿德和一些骨干一次又一次地帮他解决思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他被感动了。后来，他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了。接着，又批判邓小平同志。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四人帮”疯狂到绝顶。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已到了最严重的时刻，一班的工人哭泣、悲愤极了。七个党员研究怎么办？有的党员提出：把入党志愿书拿出来，读读入党志愿书，王聿德带头读，大家也随着读：“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几乎每个党员都谈到：
“我是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管有什么风浪，我们为党多做贡献也有罪？”党员头脑清醒了，力量增大了。
就在这时候，一班又动员起来改造成型机了。一说改造成型机，党员一个个又把铺盖搬进车间了，骨干和一些工人群众，也跟着搬铺盖。这样的工人队伍，什么困难、干扰不能战胜啊！郭家华真是铁打的人哪！铁屑伤了他的眼睛，满脸血汗，到医院动手术后，又回到车间干活了。谭克佑的右手指被机器压碎了，用左手干。别说搞突击，就是现在干活，他一天总比别人多干三个钟头，人们称他“谭铁人”。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王聿德被调到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白振华担任了班长和党的小组长，郭家华是副班长。他们更加注意团结群众，起带头作用，保持铁的纪律。白振华和郭家华认真地计算着：从1974年到现在，一班有九个人参加了共产党，有十个人参加了共青团，有十个人调到外班当了班长或骨干。在1980年的全国评比中，一班的成本、品种、设备、消耗都是第一流的。
我多次到一班访问，看到他们班总是热气腾腾，生气勃勃；总是融洽、团结、蒸蒸日上，令人为之兴奋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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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把汗水洒在了燕子山
——记老党员李汉秋身居深山十九年植树造林的事迹
李汉秋是三、四十年代就活跃在燕子山下的一个老党员，如今七十九岁了。当年，他和同伴们炸桥梁、割电线、骚扰敌人；运军粮、送伤员、支援前线。在1947年著名的莱芜战役中，他曾引领我一支部队隐蔽在燕子山下，使这支部队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阻歼战。退休之后，他又回到了这块曾经浴血奋战解放了的土地上。十九年来，他和群众一起用劳动的汗水，把荒僻群山浇灌成了绿色林海。
1962年，在外地工作的李汉秋退休回到家乡——山东省莱芜县苗山公社陡峪村。回家后的第三天，他就爬上日思夜想的燕子山，当他看到那片光秃秃的山头，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其相说：“别人都说咱陡峪穷，我看不穷。咱队山地面积那么大，要是在山上栽上树，不就是一个‘聚宝盆’吗！”王其相说：“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前几年搞过两次，都垮了。”“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干！”“失败了几次，谁还愿挑这副担子？”李汉秋激动地说：“这担子，我挑了！”王其相担心地说：“你是退休干部，年龄又大，这咋能行？”李汉秋诚恳地说：“咱党员的职责咋能退休？我身子骨还能撑持几年，你放心好了。”
李汉秋退休后的生活安排，他的老伴和儿子早就打好了谱：看看家，放放羊，在自留地里拾掇拾掇。老头回家把进山植树的事一说，一家人都为他担心。老伴说：“六十多岁的人了，干吗受那个累？”老头回答说：“咱是共产党员，咱不受累，还能叫群众受累？”儿子说：“两次造林都垮了，你老搞不成，人家不笑话！”父亲回答说：“事在人为哩。”全家人一看老头的心定了，谁还再去拗他？
燕子山离村五里路。开始，李汉秋早去晚归。带着午饭在山上吃。1963年开春后，他嫌来回走路耽搁时间，就卷上铺盖上了山，住进了一间透风露气的小破屋里。他老伴听回家拿干粮的队员说，老头在山上常常蘸着沟里的水吃干煎饼，心疼得抹泪。不久，他老伴也搬上山来了。
六十年代初期，陡峪大队的集体经济相当脆弱，拨不出资金去扶持林业生产，然而，土地对辛勤的人们是慷慨的。当年秋冬，李汉秋和另外两个老汉就在山上开出了几亩薄地。第二年春天，他们从一个单位废弃了的苗圃里拣来了几千棵桑苗栽上。不久，李汉秋又拿出当时仅有的五十多元钱为场子买了一头母猪喂养，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仅仅一年时间，他们的林场就有了价值几百元的小家当和活动经费。在那些白手起家的日子里，老李磨了多少嘴，跑了多少腿，熬了多少夜，起了多少早，数也数不清，一次偶尔过磅，人们才发现他的体重比先前减轻了二十多斤。
李汉秋是个闲不住的人，近十九年时间，李汉秋几乎天天都上山转上一遭，他手不离镰刀、手锯，走到哪干到哪，看到那棵树该修枝了，就削掉影响主干正常生长的枝杈；回驻地时，他一路上不是采摘树种，就是检拾修掉的小树和杂枝。好几次，他摔倒在山坡上，身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他却象没事一样拔起几棵萋萋草，拧出青汁，把叶渣捂到伤口上又继续工作。
李汉秋清醒地知道，绿化、管好全队的五千亩山，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工作，这工作，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办得到的，也不是几十个人的林业队所能承担得起来的，得依靠全大队的干部群众。人们说，李汉秋领导的林业队，是陡峪大队的骨干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到林业队干上几年，回到队里多数成了骨干。目前的大队党支部成员共有七个，其中五个就是从林业队“毕业”的。
十九年过去了，燕子山昔日四千多亩沙石裸露的荒山秃岭如今已经变成了林木繁茂、花香馥郁的“大花园”了，喜看今日这“聚宝盆”，陡峪大队的干部群众无不感慨。他们说：这是汉秋脸上的道道皱纹和头上的根根白发换来的。
本报记者 宋熙文 郭修生
本报通讯员 刘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