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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在探索中前进
——河南农村生产责任制发展纪事
麦收时节，我们到河南的南阳、洛阳和新乡农村，访问了二十多个社队。这里干部群众在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尊重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农村形势之好，不仅在于那如波涛滚滚的麦浪，如锦似绣横竖成行的棉田，而且还在于干部群众那生气勃勃、充满信心的神色。谈起实行责任制两年多来的经历和变化，许多令人惊奇的数字，动人的话语，八大好处，十大优越性，不必细说。以下这样两句话，特别使人深记难忘：
“共产党能打倒蒋介石的军队八百万，就是长期没能叫农民掏出真劲来种田，现在算摸到门了！”
“折腾了一二十年，可算‘迷瞪’过来了！”（迷瞪是河南土话，胡涂之意）
层层突破
南阳、洛阳地区的责任制形式，在河南有一定代表性。经过两年多来的层层突破，目前实行的主要是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形式，约占70％左右；其余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等形式。有些形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种多样，相互交错，群众称为“四不象”。过去只按一个模式套，现在农民开始有了自主权，各种形式如百花满园。
南阳、洛阳等地一些同志给我们介绍责任制发展的经过时，都说到几个突破，省农委的同志概括为“八个突破”。主要是：由不联产变为联产；由联产到组变为联产到劳、到户；由经济作物联产到粮食作物联产；由秋粮联产到夏粮联产；由农业联产到林、牧、副、渔各业联产；由比例奖赔到全奖全赔；由一般社队到生产水平较高的社队；由一定一年到一定几年不变。
这“八个突破”，是几经曲折逐步发展的。南阳县李营大队几年前就实行了联产责任制，当时是偷偷干。三中全会后，当地党组织总结了群众的创造，才由少到多、由经济作物到各项作物，联产的范围逐步扩大，一些“秋联夏不联”的单位也在研究小麦如何联产。联产的项目越来越多。联产单位由贫困队到先进单位。现在这个发展还在继续着。总的趋势是越发展越合乎实际，群众越满意。发展特点是“下边促上边，群众促干部”。不是象过去那样，只由上边定框框，下指令。
党的三中全会使大地回春，长期被压抑的农民积极性，如幼苗破土而出，冲破极左的压抑，蓬勃发展起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里同其他地方类似，三中全会以后，当农民起来强烈要求改变大呼隆建立责任制的时候，怀疑、忧虑、指责、限制接踵而来，四面八方，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上面放，农民望，中间一道顶门杠”，“干部捏把汗，群众偷偷干”。在河南，有不少干部过去为此受过批判，至今余悸未消。有个同志说，我过去搞责任制批了我半辈子，还干？有的尽管群众强烈要求，干部还不敢松手，不但要有“红头文件” ，还要顶头上司说话，说什么“照你的办，政策一变，你查你的方向路线，我查我的上当受骗，方向路线批判没完，上当受骗情有可原……”。中层干部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过去历次运动，总有一批干部挨整，有些明明是执行问题，也批判没完。
当时的阻力和干扰确是不小。我们一进洛阳，不少同志还谈起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这件事。当时洛阳地区正按中央两个文件精神建立责任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语批评洛阳，一时造成极大混乱。经省委负责同志及时做工作才稳定了局面。有人说《人民日报》是“一瓢冷水泼洛阳，搞得干部无主张”。当时争论很激烈，从干部到群众，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现在看来，经过两年多的争论，不少问题已在实践中解决，认识逐渐趋于一致了，但群众在创造，事物在发展，新的问题大量涌现，经过层层突破，又面临着新的变化。
新的要求
我们走访时间短促，很难判断全面情况。但经过实地访问和看一些材料，我们觉得，在河南占主要形式的联产到劳责任制，有些正在发生新的分化。这种形式是在1979年春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坚持“三不变、四统一、五定一奖”，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把劳动成果和劳动报酬直接联系起来，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农民说是“两股水往一处流”，这种形式在河南确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实行一年多来，对促进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形式掩盖着的一些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洛阳地区的伊川县，我们访问了水寨公社的乐志沟大队和白沙公社的孟村大队，两队一河之隔，情况大不相同。两队都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乐志沟领导班子较好，集体经济巩固，工副业发展，干部不多吃多占，群众情绪高涨。干部、社员当前最大的顾虑是，既怕变回到大呼隆，又怕变成大包干。他们说：现在有股风说分了好，对我们有压力。我们说，没这事，别管它什么风，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干下去。看来，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领导有一定水平，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这种形式，确实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
在河对岸的孟村大队，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我们走过去，几个老农正赶着两头瘦牛压麦场，一见我们，许多社员立即围过来，诉说他们的困难：粮食吃不饱，手中没钱花，集体没东西，干部有问题。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带着殷切期望和焦虑的眼光望着我们说：“听说人家别处都大包干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包呵，要等饿死了才让包吗？”我们说，你们大家都愿包就包吧。另一个老农说：“干部不让呵！”回到县里，恰遇孟村的党支部书记来开会，我们问他生产、分配和干部情况，他说他和社员同样包一份地，另外还补贴6，000工分。还有许多干部，数量不等，都有补贴。据了解，这个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不少。据说象这样的队，在白沙公社不是少数。为什么一河之隔的两个队，对同一形式的责任制，一个怕一个盼，一个希望多统，一个希望多包？正如那个老社员说的：“不是我们不想要集体，是没个好领导。象乐志沟，谁还要自己包？”
伏牛山区的西峡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全县90％以上的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我们和蛇尾公社一些社队干部座谈。这个山区公社东西长九十里，全社只有4％散居户实行大包干，多数还是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直到去年中央75号文件下达还没放开。公社书记说：“中央有精神，群众有要求，按这里情况大包干最合适，可是，还要等通知，上级卡我，我就卡大队，一级卡一级，现在还没把这个权交生产队哩！”在座的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听我们说山区可以大包干，他才透露了真情。原来这个大队九个生产队，有六个早就偷偷搞了大包干，公社干部好象也知道，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
以上是我们沿路访问无意中碰到的几个队的情况。它说明，在那些“干部有问题，集体没东西”的队，社员对干部多吃多占强烈不满，迫切要求摆脱这种局面，又别无门路，只希望自己包块地种种。有人说：“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南阳地委调查发现，过去是干部关心产量，社员关心工分，现在反过来，干部很关心工分。因为一些人长期吃“大锅饭”，没有统一分配的工分，他们的饭碗就难保。看来补贴工分过多，社员负担太重，是社员喜欢搞不记工分的大包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队在南阳地区、在全省究竟占多少？我们没有考察，但这种大包干不断增加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
包干到户在一些地方“吸引力很大”，除干部等原因外，与这种办法简便易行，群众看得分明，也有关系。有些有一定机械水利条件、并非很贫困的队，也在探索用几统一的大包干，通过合同形式，解决分散经营与集体提留、上交国家的问题。镇平县有的队就是这种办法，又包又统，增产显著。另外，有些生产发展快的队，由于有共同经营水利、机械、工副业等要求，又出现了新的联合，有的由大包干搞起了专业承包等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又冲破了“小而全”，开始向专业、协作方向发展。说明统一经营是要有经济内容，不是人为地硬去统。对这种变，群众不是怕而是盼，他们认为这不是政策改变，而是责任制完善。
高低之争
一些地方责任制的变化说明，生产关系、管理方式等还在不断调整中，固定看待某种形式是形而上学的。在责任制发展过程中，河南省委经常深入实际并教育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因地制宜，让群众自愿选择责任制形式。但在实际执行中，“就高不就低”的思想还在部分干部中存在。思想情况是复杂的。
我们下乡前，恰好省委召开的有关责任制的会议刚刚结束。陪同我们的同志谈到，对这次会议，下面最满意的一点是，省委明确指出：“有的同志评论这种形式是高级的，那种是低级的，这种形式会滑向什么等等，还是回避这些提法较为有利”。“不排除有高低之分，但高低都和一定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笼统提高级、低级，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要防止褒一种贬一种，以一种形式排斥另一种形式……只要适合当地生产和管理水平，能够增产，都应肯定和支持”。
这个说明十分重要。这样就可以帮助干部从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形式，抵制所谓各种“风”，做到既不拔苗助长，也不撒手不管。有的总想扩大高级形式，压缩低级形式。西峡县重阳公社去年秋季提出全社一百多个生产队，一年内分三批转为专业承包形式。蛇尾公社有些社员迫切要求大包干，领导却要把联产到劳作为主要形式。有些地方至今习惯于给群众划框框，定比例，不区别情况，搞新的一刀切。看来，真正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让群众选择，又保持清醒头脑，及时引导群众前进，很不容易。
几个县的同志都提出，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责任制和所有制的区别，把经营方式、组织形式等同所有制分清。在河南，不少同志已从实践中体会到，这种联产责任制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并不损害社会主义方向，它能把群众的内在动力发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过去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把集中劳动等同于集体经济，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也是理论上的无知和愚蠢。有的同志认识提高之后沉痛地说：“我们好象和农民对着干了几十年！”
随着责任制的发展完善，有大量的新问题出现。突出的是有些地方在解决温饱之后，面临着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他们说：“不光吃个肚圆，还要手里有钱”。新的联合、专业承包等已在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单位出现，商品的销售、流通等问题越来越多。许多旧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受到新的冲击，大量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有待解决，责任制在探索中又将出现新的突破。……
在三十年来探求农业发展的长途中，河南人民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有过痛苦的教训。困难和挫折教育了他们，今天，在新的探索中，在寻求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中，他们的步子是迈得比较稳妥扎实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相信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报记者 伊心恬 李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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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大兴山海之利
浙江多种经营占农业总值一半多
据新华社杭州电 新华社记者虞云达、新华社通讯员张德喜报道：浙江省农村多种经营（不包括社办工业）的产值，1980年已上升到占整个农业总产值的60．5％，成为我国多种经营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
浙江省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七分二厘，但这个省山地与海域的面积却比现有耕地大3倍和11倍，其中可供发展养殖业的浅海滩涂和内陆江河湖泊水面达四百三十多万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挥山多海广的自然优势，确定了大兴山海之利的决策。为了帮助各地解决因粮食包袱过重而影响优势的发挥这个问题，浙江省委从1979年起，固定每年拿出3．7亿斤粮食为山区群众增加口粮，同时拿出1．7亿斤粮食作为林特产品的奖售粮。从去年开始，全省又对蚕茧、茶叶、水产品、柑桔、络麻、草席、糖蔗等13种主要农副产品，确定了购留比例，实行派购基数大包干、一定几年不变的政策。农副产品超产部分或超产分成部分，社队可以自行出售、加工和运销，使农民从农副产品的增产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传统的多种经营老基地得到巩固提高，大批新的商品生产基地不断涌现。从1977年以来，全省新种植了茶叶40万亩、蚕桑41万亩、柑桔34万亩、用材林223万亩、毛竹11万亩、油桐和乌桕4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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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策暖人心 攸县农民卖粮忙
本报讯 今年从入夏至今，湖南攸县通往城、乡粮站的公路上，不时来往着社队送余粮的汽车、拖拉机和社员的手推车，许多粮站的门口，等待卖余粮的农民排成长龙。社员们抱怨粮站的收购人员太少，不得不在大街上排队耐心等候；各粮站的职工则抱怨仓库太小，不得不临时赶搭露天粮屯。
攸县去年粮食征购任务是一亿零一百多万斤，超购任务是六千八百多万斤，早在去年夏收、秋收后不久就已经分别完成。从去冬决算分配开始，卖余粮的生产队和农民仍然不绝，截至今年3月止，各粮站已经收进一亿六千多万斤议价粮，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卖余粮277斤。从4月到目前为止，全县又卖了三千多万斤。
攸县城、乡粮站一年收这么多余粮，许多人都认为是个奇迹。奇迹是怎么来的？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全县推广，赞扬政策调动千军万马的巨大威力，认为这是大幅度增产增收增贡献的关键。
我们在菜花坪粮站，遇到三次来卖余粮的社员占玉梅。他家在高和公社白艳大队占家生产队，一家五口，只有两个劳动力，去年从集体和自留地收入了粮食4，500斤，但他在去年11月和今年2月、4月，三次共卖给国家5，200斤余粮，计划用这笔钱建一栋四套间的新房。记者问占玉梅把历年的存粮卖了，担不担心以后家里粮食不够吃？这个憨厚壮实的小伙子说：“今年的口粮已经留足了。只要自己舍得干，集体生产搞得好，往后不愁没有吃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过得好。”他告诉我们，生产队今年进一步划小了作业组，还给社员增加了自留地，大家对夺取丰收更有把握了。
本报通讯员 周成向
本报记者 曹光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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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访问社员
中共青海省大通县委书记秦青荣从去年11月起坚持访问社员家庭。他发现有的生产队干部不愿意把自留地分给社员，便采取措施进一步落实了这项政策，社员分到自留地后很满意。在实行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他尊重社员的意见，帮助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各族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图为秦青荣同志（左）在新庄公社拦隆大队访问回族社员。
李景瑞 摄影报道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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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赛羊会
6月7日至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草原深处的奈曼旗大沁他拉，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赛羊盛会，吸引了来自七、八个省区的数百名畜牧业科技工作者和成千上万的农牧民。
比赛开始那天，一大早，身着节日盛装的农牧民，骑马、乘车从四面八方赶到赛场，美丽的草原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上百名各民族少年儿童，挥舞着彩带花束，欢呼跳跃着迎接来自各地的客人。
在内蒙古草原上，每到草绿畜肥的季节，都要举行赛马、赛牛、赛驼盛会，以此来检阅一年的牧业成绩，欢庆新牧业年度的开始。至于赛羊大会还不多见，这是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在草原上的新鲜事。在比赛场地里，赛羊大会的组织者徐旗长告诉记者：“这次赛羊盛会，主要是通过对绵羊的毛长、净毛率、质量、膘情等各方面综合评比，考查一下各社队绵羊改良工作的成果，评选出全旗最好的改良羊单位和种羊，进一步激发广大牧民科学养羊的积极性，加速良种细毛羊的改良工作。”
奈曼旗是全国四个重点产毛县之一，羊毛年产量达三百多万斤，占全盟羊毛产量的41．3％，目前全旗的羊只育种点已有一百六十多处，进级母羊四万六千多只，全旗已经实现了绵羊改良化，养羊业总收入达七百七十八万多元。
历时三天的赛羊会，评选出良种细毛羊和改良羊的集体单位14个，还评选出40只良种种羊，分别给集体单位、牧工、配种员、兽医等发了奖。当大会主任委员亲自把一个个“奈曼旗首届赛羊大会奖”的塑料牌挂在羊脖子上，给羊披上彩绸缎带的时候，人群沸腾起来了，草原上洋溢着欢声笑语。
本报记者 石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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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生活过得好，我心里就高兴”
——记朱奇武大队党支部书记朱熙桃
在湖北省广济县红旗公社朱奇武大队，集体办有砖瓦窑、采石场、水陆搬运队，近几年已为380户社员盖上新房。可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朱熙桃全家六口人，仍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房里。每当干部社员催他盖房时，他总是那句话：“挤一挤，先让群众盖吧！”去年大队林场挖杉树一千多棵，他没买一棵。他看到孤儿朱五二、朱正年长大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和干部社员商量，从公共积累中抽1，100元，为他俩盖起三间新房。两个孤儿搬进新房时，激动得逢人便说：“有党、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孤儿并不孤。”
近两年，老朱所在的一生产队，社员买缝纫机、收音机、座钟、手表的越来越多，穿化纤之类高级衣料的相当普遍。可是老朱还是那身粗布大褂，家里摆设也十分简朴。去年元月，一队干部社员见老朱家病人多，生活比一般社员家困难，把队里给他家的照顾款，买了衣物送到他家。他知道后，硬是给生产队送了回去。当天晚上，队长朱水玉和其他干部又把衣裳等物送来，他还是耐心解释，要他们送给最困难的社员。生产队长很感动，说：“你为队里日夜操劳，可生活比大伙差，我们怎么过意得去！”老朱却说：“大伙生活过得好，我心里就高兴。”
去年，社员朱水舟的儿子因触电住院，朱熙桃带着家里积攒的鸡蛋亲自到医院看望。而正在这时他二女儿也因病住院半年，他看女儿时却是空着手。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朱熙桃的带动下，这个大队的多数党员和干部都能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团结社员，艰苦奋斗，发展生产。
朱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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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营带来五业兴旺
通县辛集生产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集体经济壮大，社员生活改善
最近，我们访问了北京市通县西集公社辛集生产队。只见北运河两岸茂密的防护林带，分高、中、低三层，果园里大片的果树枝头挂满果实，一片丰收景象。这个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半的生产队，并无其他优越条件，却做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茂，去年农工副总收入高达八十二万多元，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去年每人平均分配335元。目前，全队拥有公共积累五十多万元。
辛集原来是个穷地方。1972年，开挖北运河，河道占去了300亩地，挖出的河土又压地500亩，几乎占去了全队耕地的一半。当时，一部分社员以为靠集体搞农业指望不大了，纷纷想外出找门路。党支部书记王瑞隆和支委们引导大家想办法，终于选择了发展多种经营的道路。他们先办起了木器厂、袜子加工厂。同时，利用河道两旁不长庄稼的一百多亩沙地，植树造林。接着又办起了果园。并在四旁栽种用材林和经济林。现在他们有林木一百二十多亩，果树100亩，每年产鲜果十多万斤。
多种经营的门路越搞越多，为发挥每个社员的特长和合理利用劳动力创造了条件。有的人年纪大、身体弱，就安排到副业生产中去。懂农机修理、有驾驶技术的人被安排到了农机队。懂果树栽培知识的安排到了林业专业队。这样就做到了人尽其才。有一位老农干不了农活，到豆腐坊后，发挥了整劳力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调动全队社员的积极性，去年，生产队狠抓改善经营管理，农、工、副业都实行联产计酬、专业承包。工副业并没有增加新的项目，结果总收入比1979年增加了23万元。今年经营管理又进一步得到了改善。
辛集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做到“每设一摊，就要增加收入”，并且尽量做到一举多得，物尽其用。例如，他们种果园，就想到养蜂。利用蜜蜂采蜜、传粉，苹果、梨、桃长得又大又好。生产队为了扶持社员养猪，把集体繁殖的小猪卖给社员，并免费供给100斤饲料粮。猪多肥多。生产队又扶助社员建了六十多个沼气池。
李东茹
第5版()
专栏：
湖北放养蟹苗六亿多只
湖北省今年放养蟹苗六亿多只，这些蟹苗是从长江下游空运来的中华绒螯蟹苗。
由于沿江滨湖地区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隔断了河蟹入湖的水道，因此湖北省从1973年开始人工养蟹，年产量在四百万斤上下。（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