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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十大”党章，最后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委124人。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1971年间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十大”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虽然作了某些批判，但因为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大会通过的党章也是“九大”党章的继续，在个别地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的东西，如指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等。
在组织上也仍然继续“九大”的错误，使一大批
“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混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但也应当看到，在“十大”的新的中央委员中，也选进了一批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同志，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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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向四届人大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向全国人民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规划，反映了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四届人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四届人大召开前，“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搞突然袭击，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阴谋篡夺国家的最高权力。毛泽东主席戳穿了他们的阴谋，确定周恩来总理负责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决定，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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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提出批极左思潮
1971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特别是在落实干部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方面，收到一定效果。1972年1月10日，召开了追悼陈毅同志大会。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经济工作方面，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实行必要奖励制度；在农业中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在工业中要求重视产品质量，重视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要求大家为革命事业学文化和技术等。
在这个期间，周恩来同志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流毒对实际工作的影响，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实际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1972年8、9月，周恩来同志曾两次讲话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并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意见发表了批极左的三篇文章，其中主要一篇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这篇文章斥责了林彪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鼓吹的形形色色极左论调，受到全党同志热烈欢迎，但江、张、姚大为恼火，假借上海工人意见，攻击这篇文章是大毒草。毛泽东同志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把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随后，《人民日报》内部还开展了批“右倾回潮”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这样就使党内左倾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而且继续发展了，林彪、“四人帮”煽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更加滋长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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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建铁路
经过广大铁路职工和铁道兵指战员的并肩奋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有九条铁路干线建成通车
（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动工的）。它们是：由四川成都到云南昆明的成昆铁路，全长1，085公里；由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全长825．2公里；由陕西阳平关到安康的阳安电气化铁路，全长357公里；由北京石景山到山西原平的京原铁路，全长414公里；由北京通县到河北坨子头的通古铁路，全长205．7公里；由陕西下峪口到阎良的候西铁路，全长210．9公里；由山东辛店到泰安的辛泰铁路，全长169公里；由山西太原到河南焦作的太焦铁路修文至五阳段，长209．5公里；由湖南株洲至贵州贵阳的湘黔铁路金竹山至贵定段，长632．6公里。
同时，还有一些新建铁路干线的主体工程也已基本建成。其中有湖北枝城至广西洛满的枝柳铁路，北京昌平至内蒙古通辽的京通铁路，湖北莫家营至四川铜罐驿的襄渝铁路，新疆吐鲁番至库尔勒的南疆铁路，青海哈尔盖至格尔木的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等。
这些新铁路绝大部分建在西南、西北、华北、中南地区，河谷纵横，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地质复杂，工程异常艰巨。仅以成昆铁路为例，它由成都平原穿过高山峡谷到滇中高原，其间曾翻越几处大的分水岭，河谷线路约占全线长度的70％；泥石流在沿线分布甚广，地震烈度在七度以上的地段有五百五十多公里。这条线路共开凿隧道427座，总延长340．99公里，占全线长度的31．48％，在我国建路史上达到了高峰；其中二公里以上的隧道有34座，沙木拉打、关村坝隧道均在六公里以上，是当时全国铁路干线上最长的两座隧道。全线架设大、中、小桥991座，总延长106公里；有涵洞2，263座，平均每公里2．1座。为了跨越急流大河、宽谷深沟和不良地质地段，缩短全线架桥时间，部分桥梁采用了大跨度钢梁和不同的桥跨结构。其中金沙江大桥的192米钢桁梁，一线天的54米大跨空腹式石拱桥，都是目前国内铁路最大跨度的桥梁；通水河大桥、桐模甸2号大桥采用的112米栓焊系杆拱，跨越深谷或滑坡体，在当时已接近世界建桥技术的先进水平。这些铁路的建成，增加了全国铁路的路网密度，沟通了内地与边远地区的联系，对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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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是目前我国修建的最大桥梁之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和浦口之间，跨越长江。正桥为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车行道宽1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正桥计九墩十孔，桥墩高约80米；每孔之间跨度，除北岸第一孔为128米外，其余九孔跨度均为160米，正桥共长1，577米；连同两端引桥，铁路桥总长为6，772米，公路桥总长为4，589米。正桥两端各有一对雄伟壮丽的桥头堡，高达70米。铁路引桥系多孔预应力混凝土梁桥，公路引桥由多孔预应力混凝土梁桥与双曲拱桥组成。桥址处水深湍急，地质复杂，采用了先进的基础型式。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的。1958年，由铁道部、江苏省及南京市领导机关共同组成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接着即进行勘探、设计和各种准备工作，1959年正式动工兴建。1968年10月1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胜利建成。至此，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它将原津浦、沪宁两铁路联接为京沪铁路，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南北的交通联系。据1969年至1979年十年间的统计，通过大桥的火车运输量比轮渡过江时增加了七倍多，货运列车每辆车的中转时间比通车前缩短了3．6小时，旅客列车由过去的轮渡2小时减少到十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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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基本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进展。这个时期，全国建成投入生产的大中型项目共有1，570个，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型项目；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到1，788亿元，相当于1950年至1965年新增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个时期，主要是1972年前后，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成套设备和装置。其中，有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纶厂、辽阳化纤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唐山陡河电厂、内蒙古元宝山电厂、天津大港电厂、北京化工二厂、四川化工厂、沪州化肥厂、大庆卧里屯化肥厂、山东胜利石化总厂第二化肥厂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化肥厂等，并于1973年后陆续动工建设。这批引进项目，有不少是建得成功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如大庆卧里屯化肥厂、沪州化肥厂、沧州化肥厂、山东胜利石化总厂第二化肥厂、四川化工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等，投产后三年左右即收回全部投资。
由于一批大中型项目陆续投入生产，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能源工业方面，原油开采能力增加7，696万吨，发电装机容量增加2，914万千瓦，煤炭开采能力增加16，656万吨，增长幅度都较大。原材料工业方面，铁矿石开采能力增加8，888万吨，超过1953年至1965年新增能力的1．1倍，炼钢能力增加1，423万吨，轧钢能力增加722万吨，水泥生产能力增加2，857万吨。化学工业方面，化肥生产能力增加686万吨，硫酸生产能力增加395万吨。机械制造工业方面，汽车制造能力增加85，190辆，拖拉机生产能力增加83，600台。轻纺工业方面，棉纺能力增加427万锭，化纤能力增加14万吨，机制糖生产能力增加74万吨，机制纸及纸板生产能力增加128万吨。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9，044公里，新建复线交付营业里程1，412公里，新建公路83，110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增加8，772万吨，超过1950年至1965年新增能力的1．9倍。其他如国防工业等部门生产能力，都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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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氢弹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上空爆炸成功。这次氢弹试验的成功，是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从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起，到第一次成功地进行氢弹试验，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我们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我国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后，1968年12月27日，1969年9月29日，1973年6月27日，1976年11月17日，先后四次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
我国政府一再郑重宣布：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继续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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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1971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量221公斤。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266公里，最远点1，826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9．9°，绕地球一周106分钟。在运行过程中，用20．009兆周和19．995兆周的频率，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数据。
1975年7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186公里，最远点46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9°，绕地球一周91分钟。卫星上各种仪器工作正常。
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173公里，最远点483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3°，绕地球一周91分钟。这颗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了地面。
1975年12月16日和1976年8月30日，我国相继成功地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6年12月7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了地面。
1978年1月26日，我国再一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情况良好，按预定计划完成了科学实验任务，并成功地返回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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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解答
问题解答
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成教条化；例如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列宁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句话？
答：在学习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区别两种小生产：一种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它的基本特点是自给自足，在历史上它曾经构成封建经济的基础；另一种是小商品生产。列宁在1918年分析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时，就把“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并列为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那么，所谓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是指那一种小生产呢？很显然是小商品生产。列宁讲这段话是在1921年4、5月间（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有一些农业集体组织，但数量很少，私有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当时城市粮食供应极度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面包，甚至断绝供应，但是农村有些有余粮的人不把粮食卖给国家而拿去搞投机买卖，价格比国家固定价格高出7—9倍，甚至十倍。1919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说：“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这是在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中保留和复活起来。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投机小贩和奸商进行投机活动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
（以及其他农产品），一般说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同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得更明白。他说：“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列宁在这里讲的资产阶级，就是指富农剥削者、余粮投机者；他们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粮食、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这就产生资本主义。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承认农民在商品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会产生分化，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财致富，变成资产者，绝大多数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沿。（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农民境况的日益恶化，使得他们日益靠拢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看成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列宁认为农民仍然存在着两种倾向，农民内部也在产生急剧的变化。但是，大多数农民清楚地看到，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小农摆脱资本的奴役，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全体农村贫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那么，在我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是哪一种小生产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自然经济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现在，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已占绝对优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广大农民已不是合作化前的旧日的农民，列宁说的那种小生产者在今日中国农村已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虽然还要注意打击投机倒把等活动，但是不能认为仍然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商品生产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它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开始富裕起来，这是富裕程度的差别，不同于过去的两极分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允许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对于活跃城乡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个体经济的存在，也可能发生消极的作用，但只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就不会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一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解答
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能否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这方面，过去报纸已经登过不少文章。如所谓“唯生产力论”，即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是最终因素的原理。实际上，这个原理是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根据这个原理制定的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还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条件下，把“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危险，大批特批，实际上助长了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当然，正如《决议》所说，“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把凡是不同意“阶级斗争为纲”，不同意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并不否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观点，统统斥之为
“阶级斗争熄灭论”。
此外，“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来批判，并且诬蔑是刘少奇同志“鼓吹”、“煽动”起来的。事实上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一平二调”、“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错误，而制定出来的政策规定。
一九五八年底在武昌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就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六十条”重申：人民公社社员可以
“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所以，“三自”是党中央恢复了适合我国情况的而行之有效、后来被破坏了的政策。至于
“一包”即“包产到户”，是当时党中央同意在一些农村基层社队为克服暂时经济困难所试行的一种措施。上述的情况表明，“三自一包”并不是刘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更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的东西。
“三自一包”，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而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