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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学习这一部分，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批修”“批资”混淆了是非
许多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
“打倒走资派”混淆了敌我
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
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初期被卷入运动而后来改变态度的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受到重用。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内乱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根本不应该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是“乱了敌人”，只是乱了自己。至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应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十年中，中央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一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月逆流”党的九大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1967年2月前后，一些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第二段：1969年4月——1973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和提出批极左思潮党的十大
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第三段：1973年8月——1976年10月“批林批孔”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同志逝世和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同志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这个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第三、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要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直接原因：
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随着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但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他的错误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内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这个时期虽然在全局上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国内国际的一些方面仍然发挥了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作用。
社会历史原因：
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认识，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经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偏差的影响和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由于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就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还有中苏论战的影响。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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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是1966年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
1964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于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个“提纲”在5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指责为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纲领”。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讲话，鼓吹“政变经”，对彭真等同志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胡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是一个“反党集团”。
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要求，5月底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从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而一场全局性的、历时十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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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它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通过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委67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外，还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等共47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召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布了毛泽东同志1966年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发给到会同志讨论。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政变经”），也作为全会文件之一，发给到会同志。
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全会讨论并批准了1962年9月8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了以下论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了毛泽东同志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增加到十一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次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提到了第二位，会后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全会还决定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总之，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些错误决定，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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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实质是一场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斗争。1967年2月前后，在不同的会议上，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其中一次是在2月13日下午3时，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三个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同志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会上，叶剑英同志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的嘲弄陈伯达说：“我们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三天之后，2月16日下午3时，继续召开碰头会议。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同志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他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揭露林彪、康生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他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罪行：“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聂荣臻同志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在党和国家的危难时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诬陷谭震林等同志是“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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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勉强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
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开幕式，并作了讲话。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林彪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地肯定，并极力宣扬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报告中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九大”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也就是正式确认了这个错误论点。
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草案，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尤其严重的是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同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党的“九大”成为林彪集团发展的全盛时期，不但林彪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已用法定形式固定下来，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已进入政治局，掌握了实际权力，在政治局中占据半数以上，另一方面，不少老同志如李富春、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却都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总之，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