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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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作更多好作品献给人民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获奖作者茶话会上的讲话
邓颖超
同志们,老中青作家们:
今天得到通知要来,我很高兴!因为宋庆龄名誉主席刚刚病逝,比较忙,我差点来不了。我很想见大家,我想大家也很想见我。来了之后,通知要我讲话,即席讲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们写一篇报告文学,或者小说,都要有生活体验。体验的时间长短就难说了,深浅也难说了。什么都得有生活体验啊。你们要我讲话,尽管没有准备,但我也抑制不住见到了你们高兴和激动的心情,我也要学习刚才发言的几位同志那样,简单的说几句话。
首先,我表示热烈地祝贺!第二点,我就希望你们以后在成绩面前不骄傲,受到挫折不气馁,继续勇于创作,谦于修改,争取有更多的好的成功的作品献给我国各族人民。
你们刚才不是都说吗,你们都坚信我们党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我希望你们按照党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出更多的作品,使文艺界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还要看到,我们党的三中全会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它继承了我们党六十年来的优良传统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由于我们党勇于改正错误。既然认识到,我们就能够改正,所以有这样的坚强力量来开这样一个三中全会。
刚才丁玲同志说你们都是家,我同意。你们在座的有小说家,有报告文学家,有诗人,还有儿童文学家,说得一点都不错。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在这些家的前面再加一个革命家!
丁玲同志说她没有老。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不服老。这是指思想、精神、革命意志说的。当然,按自然规律,人总是要死的。再加上时间的关系,你们的作品,诗呀,报告文学呀,小说,我不能多看、全看,非常抱歉!我只能有选择的看些电视节目。前些天,我在电视节目中听到一位得奖的演员朗诵了一首诗,我最喜欢的几句还记得: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刚才有同志说,文艺界非常关心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尊重、非常热爱你们的读者。当我受到你们的文学作品的感染和教育的时候,我想到了你们对人民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最后一句话,我深深地向你们表示感谢,热烈地祝贺你们这次得奖的同志们!
〔原载《人民文学》、《文艺报》1981年7月号〕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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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在绿色河流上的断想
——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漫评
唐挚
青年作家叶蔚林同志似乎对大自然有着一往情深的眷恋。在小说《蓝蓝的木兰溪》中,虽然写的是一个带有悲剧色调的故事,但作者所描绘的蓝蓝的木兰溪畔的幽静深远、芳草缤纷的景色,却使我们怡然神往。如今,他又把我们带上了《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我们立刻又被他笔下潇水两岸的迷人风光所吸引了。
在这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有着多么变幻无穷、斑斓丰富的色彩和风光。蒙蒙的晨雾,苍翠的青山,翳然的林木,鹰的盘旋,蝉的嘶鸣,都随着蜿蜒曲折的河流,一一扑进你的胸怀。仿佛你也生活在这用篾缆扎成的木排上,和那几个纯朴、真率、勇敢的放排工一起,畅饮着潇水上吹来的清风,呼吸着两岸泥土、落花和烂果混杂起来的新鲜气息,倾听着他们闯荡江河、四海为家的生活故事,以及他们不同命运的种种欢乐与悲伤。小说写的是十年动乱时七十年代的人和事,通篇作品却洋溢着带乡土气息的诗意和浓郁的抒情气氛,这也许是作者抒情的气质和善于发现生活诗意的艺术敏感所使然罢。
在作者的构思中,这条河流上的大自然风光,不论它葳蕤摇曳,绚丽妩媚,还是雷鸣电闪,冲涛旋濑,都犹如活的形象,和整部作品所描绘刻画的人物和情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让人在这幅动人的画卷前流连感叹:在我们祖国壮丽的土地上,即使是穷乡僻壤,那山山水水也是多么美妙迷人,而我们勤劳的人民,又是何等朴实可亲,令人倾倒!在作者所带给我们的情景交汇、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那饱含活力、充满生机、曲尽山水情态的诗意之美。
作者笔下的大自然是秀美隽永的,但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
“……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至于世界上其它各级存在物,只有按照它们暗示到人或令人想到人的程度,才或多或少地获得美的价值。”作品中所描绘的潇水上的风光变幻,也正是如此,它无一不和作品中所写的人物情绪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相关。它们有时是一种心境的陪衬,有时是自然与社会两种环境的美丑对比,有时又是人物与自然搏斗的考验,因此,所有这自然界的一切,都更有力地烘托出作为社会人的独特面貌,更有助于揭示出他们所蕴含着的性格之美。
在作者所写的几个人物中,最成功的创造,自然是老放排工盘老五。这个浮雕般突出的人物,“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充满了生动而复杂、丰富而独特内容的性格。饱经风霜的放排工盘老五,给我们的印象是开朗、泼辣、鲜明的,仿佛他是开阔的大自然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他虽已满头白发,性格却依然那么豪宕无羁,他爱喝酒、骂人、打架,粗犷得带点野性。作者是这样真实地按照人物经历所带给他的本来面貌,去描绘他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性格。他也许有些粗野,但是透过他的粗野,却分明有一颗豪爽真率、善良宽厚的心。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曾有过火热的爱情,但是第一次那一见钟情的奇遇,却因为木排出了事故,负了一身债,他不忍心害了年轻姑娘,硬着心肠断绝了;第二次,他爱上了财主家的丫头吴爱花,但是财主却以50元的身价钱,把她许给了长工,他又不忍心让多年打单身的兄弟人去财空,终于劝说吴爱花嫁给了穷长工,自己却打了一辈子光棍。终年闯荡江湖,与大自然为伴的颠簸艰困的生活,竟是这样,既赋予他刚强的粗犷,也赋予他富于同情和纯朴博大的灵魂。
社会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交织地冲激,性格内在的光芒脱颖而出,便以丰富的色彩在我们面前闪耀。盘老五犹如一块未经开凿的玉石,只有透过嶙峋的外表,才能看见那内在的晶莹与纯净。
十年动乱对所有的人都是考验,“四人帮”这股邪恶的力量,以最最革命的旗号,干出了各种各样的丑事和怪事。面对这个混乱的现实,盘老五是困惑不解的。但爱与恨在他内心中从来非常分明,并不因此含糊。对于内心的疑问,他不掩掩藏藏。当他喝醉的时候,他毫无顾忌地边笑边骂:“我,盘老五,风里来,雨里去,为集体放排,赚几个活钱,凭什么说我……资、资本主义……斗得老子好苦啊!跪瓦片、顶磨盘……??,老子犯的什么法……共产党我见得多,当年徐区长和我换过裤子穿……你们这号共产党……假的……败类……?”盘老五表现自己的感情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的,但对于这伙“假的”共产党和“败类”的无比憎恨,却十分明确。爱和恨本是相互联接,有恨就有爱,当他一发现被批斗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党员、老区长徐鸣鹤时,他就象遇见了亲人似地扶到排上去抢救,并且深思熟虑地想办法,要把这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隐秘地保护在安全地方;并且拿出20块钱给吴爱花,要她悄悄买一支人参给徐区长送去,让他恢复身体。这个老放排工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可能不象放排耍篙那么得心应手,他也说不出许多深奥的道理,但他和党所保持着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却任何力量也切不断,打不烂,而始终那么鲜明动人。出于同样的是非爱憎感,他对于石牯和改改这对被恶势力活生生拆散的恋人,也怀着深深的同情。所以一当石牯找到了改改,他就毫不犹疑地把改改接上木排来,让她和石牯在排上的小棚中过了悲喜交集的团圆的一夜。这个开朗豪放的老放排工,就是这样以不怕风险,敢作敢为的行动,向林彪、江青一伙颠倒了的现实,表达了自己坚决的抗议和挑战,从而使他的性格闪射出新的光芒,显现出远远超越于放浪忘形于山水的更深刻的内容。
作品中最为精采的篇章是暴风雨中,潇水暴涨,盘老五他们,厌恶双河街上被“四人帮”爪牙的极左路线搞得乌烟瘴气、民穷财尽的气氛和生活,决定冒雨航行。这是一场撼人心魄的搏斗,天空电闪雷鸣,河上风狂雨暴,人和大自然的凶狂相抗争,生命与死的威胁相格斗,浑浊的河流旋转咆哮,好似万马奔腾,木排左冲右撞,一发千钧,盘老五独力支撑,迎击险情。在最危急的生死抉择关头,他义无反顾,镇定自若,命令所有的人跳水,却留下自己,力挽危局!这个筋肉隆突,瘦削精干,和狂风暴雨搏击,宛如铜浇铁铸的老放排工,此时此刻迸发出了何等动人的光彩,显现了何等的气魄。劳动人民固有的慷慨豁达、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崇高情操与品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光辉夺目的体现;这个个性突出、情感丰富的典型的内在精神力量,也得到了鲜明有力的揭示和概括。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是近年来出现的优秀的中篇之一,它不仅以对自然风光的优美描画和明丽而抒情的风格令人赞叹,而且也因为创造了这个来自生活深处的普通劳动者——盘老五的典型性格令人称道。这个形象是这样独特、丰富、复杂、真实,在他身上,俏皮、豪宕、豁达与善良、温厚、体贴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是这样富于民族性,带着只有劳动人民才具有的乡土气息。而他的爱憎分明的感情,即使在最困厄、最危急的时刻也保持着自尊、自信和乐观主义的情绪,使人们看出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无穷的活力。没有航标的河流,有时会狂暴于一时,失去航标的社会,有时也会出现倒行逆施。但是,它们窒息不了潇水两岸蓬勃富饶的生机,也扑灭不了盘老五这样的劳动人民的健康而豪宕的活力,党的最根本的力量植根于这里,林彪、江青之流终于覆灭的必然性也正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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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深入生活”问题的再认识
杜埃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创作题材扩大了,创作禁区一个一个被冲破了,可写的东西多得很,不一定需要那么重视深入生活了。个别同志对“深入生活”产生错误的理解,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情况变了,这个口号也就“过时”了。这说明,正确认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对于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一些青年作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基础,认识生活是创作的准备。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有的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入手,有的从几个角度、几个侧面入手,但不管怎样反映,都要有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基础。凭空想象,随意编造,是不可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来的。作家只有对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感受,再加上一定的艺术修养,才能写出作品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是创作的第一要素,并且是决定性的要素。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名著,都是作家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植根出来的。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参加俄国、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他的《战争与和平》就很难着笔;高尔基因为有相当的生活和斗争实践,才写出《母亲》等优秀作品;同样,鲁迅如果不深入体验旧中国的生活,对当时被踩在最底层的农民没有深刻的了解,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就无从产生。当代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蒋子龙、王蒙、高晓声等,他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与他们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相当熟悉,并有比较深刻的体验有密切关系。
与此相反,有些不成功的作品,归根结蒂,也可以从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中寻找出根源来。当前的文艺创作中,有些作品质量不高,读者不爱看,原因有种种,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真实。不真实,大多是由于作者缺乏生活。对某种生活不熟悉,又不愿去深入、体验,却偏要去写,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人认为,写现实题材的作品需要深入生活,搞历史题材的创作却不一定。这也是一种误解。搞历史题材的创作,同样也有个熟悉历史生活的问题。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作家所写的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历史生活,他必须作细致、深入的调查访问,要阅读大量的史料,并对它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否则就无法进行创作。不经过这一间接途径去熟悉历史生活,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就不可能出现。因此,不要以为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以不要生活,不,离开了生活,产生不了现实主义的作品。即使是虚构的神话小说,也都离不开人间的烟火和尘世的纠葛。中外有名的神话小说之所以流传至今,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们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如前所说,对于作家来说,生活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一种是间接体验的生活。经过自己实践的生活,对它会有更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因而更理解它,更容易表现它。但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努力运用别人的实践经验,来弥补自己的实践的不足,这里包括读书和看资料等等。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在文艺创作中,这种直接和间接的生活实践,并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无论搞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作家都要认真体验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吸取创作的乳浆和源泉,使文学和人民群众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今天人民群众的生活、愿望和要求不了解,就不可能写出符合人民要求的作品来。
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要求的。但也不是说,只要到生活中去,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就能创作出好作品来。不,生活好比丰富的矿藏,开发时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如果不是一位善于审察矿脉的矿工,那么任凭怎么乱掘乱挖,也未必能挖出宝贵的矿石来的。生活也象蒙上泥土的璞玉,要经过琢磨才能露出它的光泽。对生活,重要的是“深入”二字。如到生活中去而不深入,只是短暂的浮游,象几滴油腥浮在表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那是不可能解决创作中的问题的。重要的是,应该力求生活得深些,力求接触得广些,这样才能开掘得深一些。这里就需要作家作艰苦的深入的努力,采取各种方式逐步做到与群众打成一片,争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人民群众同喜怒共哀乐,从而进行观察、体会、研究和分析。
当然,深入生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因作家的年龄、经历、个性、选题等的不同而各自选择适合于自己特点的方式去深入生活。因此,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不能用一般化、绝对化的平均划一的方法,去规定作家只能用这种而不能用那种方式去深入生活,不应该搞一个格式,而应该灵活一些,作家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去接触生活,尤其是那些还未为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对中、青年作家来说,到生活中去兼任一定的并具有机动性的实际工作,担负一定的职务,是一个很理想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更易接触群众,了解群众。我们只有同群众一起参予伟大的四个现代化的生活变革,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员,感受才会更深一些,观察分析起来也较为容易些。能够做到而又感到有必要这样做和自愿这样做的作家,应该尽可能多一些走出去,扩展生活视野,这样才能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多地取得生活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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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繁荣儿童文学的几点意见
洪汛涛
怎样才能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呢?这里我想提出几个具体的建议。
科研、理论要跟上
儿童文学是一门科学。
各种门类的科学,都有研究机构,而儿童文学的研究机构在哪里呢?
儿童文学理论,写的人很少。往往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写了几十年的作品,出了几十本书,但是对他作品的评论,哪怕是批评文章,却一篇也没有。
写儿童文学理论的人这样少,原因之一是缺乏发表儿童文学理论的园地。
全国专门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只有上海《儿童文学研究》一家,而且从发稿到出版,印刷周期甚长。一些文章,等到和读者见面,往往已成为“史料”。
我想,要是能在别的地区再办上一本,大家争鸣争鸣,也许会有一番热闹。
成人文学,出来一篇好的作品,会有不少文章来评论,而儿童文学的作品介绍评论,一般报刊却不太重视,除掉六一儿童节,平时是很少发儿童文学作品评论的。
没有园地,何来园丁?没有儿童文学理论发表的地盘,也很难建立起一支儿童文学理论队伍。
希望能成立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建成一支儿童文学理论队伍。希望有关出版社、报刊,多给儿童文学理论一席之地。
开设儿童文学课
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否,和中小学的教师是否重视儿童文学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有的教师很重视儿童文学,以儿童文学作为配合教育的有力助手。但也有一部分教师,对儿童文学一无所知,儿童课外阅读文学作品,不但不提倡,反而阻止,认为是看闲书,妨碍正课学习。
所以,要繁荣儿童文学,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让中小学教师对儿童文学有正确的了解,重视它,充分运用它来作为教育儿童的手段。
但是,对儿童文学的爱好、重视和了解,决不是旦夕间可以解决的事,必须追溯到教师的求学时代;在师范院校读书的时候,就应该打下这个基础——每一个师范院校,都应开设儿童文学课。
今天,我们的一些师范院校里,对儿童文学课的开设重视不够。建议已开设了选修课的可改为必修课,收研究生,还没有开设的,希望能尽快把选修课开起来。
师范院校不开儿童文学课,是不可思议的;师范院校学生没有学过儿童文学,也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电影、电视、戏剧等
儿童文学作家写的儿童电影剧本,电影厂往往以成人电影的要求去要求。虽然,电影领导部门规定每个制片厂每年要拍一定数量的儿童电影,但这个规定,仍无法付诸实现。
儿童戏剧的情况比儿童电影要好些,它还有几个剧团。但是,好的剧目还很少。有的剧团演出的某些剧目,还不能算真正的儿童剧。
儿童电视观众的数量很不少,但受到小观众欢迎的作品还不多。儿童电视剧的创作队伍还没有形成。
地方戏曲,似乎不是演给儿童看的,很少见到演儿童剧目。这些地方戏剧种都有学馆,学馆的学员都是少年儿童。为什么不可以先让他们排演些儿童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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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创作·改编·移植
吴乾浩
如何正确处理创作新剧目与改编、移植的关系,这是当前发展戏曲艺术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改编、移植剧目是应该重视的。问题在于要发挥各自的创造性,避免演出内容相互雷同,陈陈相袭,特别是不应把新创作剧目排挤到从属地位。
改编和移植在中国戏曲中特别受重视有其历史上的渊源。在传统戏曲剧目中,内容的取材最先着眼于小说、说唱文学和民间传说,象《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红楼梦》、《三言》、《二拍》等作品,都是一再进行改编的主要对象。同一个故事改编成戏曲之后,又常常移植来移植去,所不同的是声腔变了,艺术处理上又赋予某种独特的风格。我们今后仍然要重视改编和移植,搞出好的剧目来。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戏和新创作的剧目比例失调,各地上演的大多是改编、移植的传统戏剧目,而新编历史剧、新创作的现代戏却很少。改编和移植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社会主义文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为实现社会的高度精神文明做出贡献,就必须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新剧目,有自己的新创造。如果戏曲艺术固步自封,继续满足于在旧有传统戏中找饭吃,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剧目,那就没有尽到我们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当然,在创作戏曲新剧目方面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具体困难,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的。其一,要突破固有的圈子,要创新,有可能要冒点失败的风险。创作新剧目,在艺术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剧作家从熟悉生活到创作出作品来,需要一个过程;有些题材很好,但是如何艺术地表现出来,需要反复地摸索和尝试;作品创作出来了,艺术上可能比较粗糙,一时还比不过传统戏,等等。特别是戏曲艺术又是熔唱、做、念、打、舞于一炉的综合艺术,传统底子厚,既十分重视形式美,又相对来说比较凝固,新创作剧目要迈出改革的步子,更需要花费较大气力。其二,创作新剧目投资较大。改编、移植传统剧目,稍作加工和处理即可上演,容易保持一定的水平,经济收入也比较可靠;而新创作剧目,要熟悉生活,反复加工,写起来不容易,排练费工夫,上座还不一定有保证,弄不好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能知难而退,而应该知难而进,在创作实践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充分调动广大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努力发挥集体的智慧,同心协力,锲而不舍,就一定有所收获。
我们也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给戏曲的创作活动提供较多的方便条件,成为扶植新创作的有力后盾。如发现了有苗头的剧本,那就要抓住不放,组织讨论,配备力量把它搞好;对于在某一方面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作品,要热情地加以肯定,包括用评奖的方式予以必要的鼓励;创作和演出新剧目较多的单位,经济上可以适当给以补贴……。我们认为,只要尽可能地解决戏曲队伍在思想、艺术、生活各方面的困难,尽可能地用互相探讨、互相切磋的办法来提高作品的质量,使剧作家、演员们真正感到创作新剧目有搞头,有奔头,就可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为戏曲创作打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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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实和谐 即景生情
——故事片《南昌起义》的美工设计
韩尚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设计《南昌起义》这部影片的美工,比以往的某些革命历史片、军事片、传记片的真实性要求更高。它要非常真实地把当年的环境造型、时代特征、生活风貌反映出来。导演定下的这部影片的格调是:文献性革命历史故事片。这“文献”两字很大程度地启发和规定我们要力求达到历史的真实而不是想当然的设计布置。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了个大胆的决定:拍历史题材影片也不进摄影棚搭布景,而全部拍实景。好在与起义活动有关的那些地点,现在有的成立了革命历史陈列馆,有的作为革命家的纪念馆,它们本身就具有文献性。如1927年“八一”起义时作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贺龙二十军军部的中华圣公会,朱德主持过的教导队队部和他与周恩来研究南昌起义计划的花园角二号住所,以及当年激烈战斗过的百花洲、贡院背、水观音亭等,都是当时斗争的真实的环境。至于有些现在已经找不到原址的,我们就在南昌、武汉、九江、上海四处找同类型建筑来代替。如拍前敌委员会开会一场戏,是借武昌农讲所的教务室,湖南会馆是借武昌都府堤路的毛主席旧居后客堂。敌司令部(原为南昌藩台衙门)是借上海嘉定文庙,陈独秀住所则借汉口鄱阳街“八·七”会议会址……这样移花接木,换景接戏,既真实又省工料。
但是拍实景也要细致,稍一不慎,仍会出现虚假。如拍武昌红楼汪精卫召集会议这场戏,那室外走廊的红墙不久前刚修缮过,我们拍摄前没有注意,结果拍出非常整齐的红砖白线来,本来是个实景,效果却象搭的布景一样的假。
选实景也不是随手可得的,往往要经过几个景的比较、选择,才能择优录用。如在独立十五师司令部贺龙会见周恩来这个场景,原先已在汉口选定了,后来偶然来到江西星子县工商局,发现后者不仅背景的老式洋楼更有典型性,而且院子大,前面还有篮球场,导演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为贺龙正在打篮球时周恩来走进来,这样就把环境用活了,也使人物性格更鲜明。
《南昌起义》的人物多、场景多、戏也比较散,如果一两个场景就换一个拍摄点,那就不可能在现在这四个外景点上拍完这部戏。因此选景必须集中,为加快拍摄进度创造条件。比如,我们在九江地区星子县开始只找到一个“点将台”,在此加工拍摄南昌和武昌的两个入城镜头(正拍入南昌城,反拍进武昌城)。我们扎下营来,边拍边找,居然在此拍摄了小街道、农会门口、枪杀烈士等十五个场景。这个经验叫“以点带面”,随机应变,所以选景既要能抓能放,又要即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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