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第四部分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主导方面的成就和经验
这十年中,我们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中央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十年中的严重失误和曲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及以后的“四清”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错误地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错误的责任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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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出现的。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要使我国的工业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认为,1958年粮食生产大跃进了,要求工业生产迅速赶上去,由此,提出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其他项目也随着加码。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因此,基建投资增加约一倍,职工人数增加2,000万,积累率猛增到33.9%。到10月份已经看到钢是完不成任务,还是决定必须完成,少一吨也不行,结果造成弄虚作假。北戴河会议还认为,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适合办大农业,是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人民公社化的决议。会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人民公社化了。这种不顾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的蛮干作风使农村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样轻率地发动起来,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单凭政治热情、主观愿望,而不顾经济规律。这种作法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使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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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
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9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同志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是向党的进攻,于16日批发给会议讨论。7月23日,开始展开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指责他写的那一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同志的历史旧账。又接着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以及同彭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进行批判,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于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6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次会议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搞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精神,调整降低了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规定钢产量为1,200万吨,粮食产量为5,500亿斤。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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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引起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经济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党为战胜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这样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主要是: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2,000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2,800万人。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证石油工业。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2年的10.4%。对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县以上的国营工业企业,三年共减少44,500个。充实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还发展了塑料、化纤、合成洗涤剂等新型工业。
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停建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工程,1962年农村劳动力增加到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超过了1957年。削减了粮食征购量,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加强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对农民实行退赔,还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对此采取了既稳重又积极的政策。一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二是进行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三是在坚决稳住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四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领导正确,措施得力,工作扎实,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2年的调整工作成绩卓著,到八、九月间,经济状况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党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认真地,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这个阶段调整工作的侧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改善经营管理,加强专业协作等方面。并且继续调整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关系,工农业之间以及工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到196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轻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新发展;工业管理体制实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国防尖端有了很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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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在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过程中,为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党中央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订和颁发了我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叫“工业七十条”。
条例除总则外,共十章七十条。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比如,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建立、健全各级的责任制度,克服和防止工作上的无人负责和生产上、技术上的瞎指挥现象;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强调每个企业都要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要厉行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正常情况下,不容许亏本赔钱的现象发生;条例还规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等等。
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变当时由于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管理混乱,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1964年、1965年我国工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这个条例草案没有得到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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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条例草案
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有三个。《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1年9月15日以中央文件下发试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3年3月23日以中央文件下发试行。
解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党中央分别制订了上述三个工作条例草案。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二,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四,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五,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条例草案分十章六十条。
党中央在1963年下发小学和中学两个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时强调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根据这个精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中、小学教育的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和生活管理、教师、行政工作,党的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等,都作出了规定。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分八章四十条,中学工作条例草案分八章五十条。
这三个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和试行,在当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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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条例草案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是1961年7月由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
1961年上半年,为了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科学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对北京、上海的一些科研机构进行了典型调查,广泛征求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了“科研十四条”。
“十四条”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调整研究机构,实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正确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除大力发展为近期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之外,对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从生产建设中提出,也可以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不能偏废;研究计划力求把国家需要同科学工作者的专长结合起来,使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得到适当反映;坚持科研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坚决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平均每周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防止人才使用、培养、提拔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加强科研机构之间及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高等院校的协作;勤俭办科学事业;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学术问题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正确地划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区别对待,防止混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帮助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科学工作者的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必须十分爱护和充分鼓励。研究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密切结合研究机构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针对各时期各类人员的实际思想来进行,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业务,坚持调查研究,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由外行变成内行;研究所一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决定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的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党组织不要包办代替。
“科研十四条”的贯彻执行,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克服三年经济困难,改进研究机构的工作秩序,提高科研水平,加快出人才出成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全国科学大会以来,这些内容大部分得到重申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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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共七千余人,故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主要是为了总结建国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作了重要讲话,陈云在陕西省大组会上讲了话。
会议第一阶段着重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修改意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并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思想,加强团结。
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了全党认识。会议分析了我们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问题上,会议统一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明确了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对这一年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具体的部署。
七千人大会开得很好,虽然它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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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
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是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解放前,我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三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气田,以及辽宁两个页岩油厂,年产原油12万吨(台湾省未计在内,下同),国内石油消费基本上靠进口。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石油职工艰苦奋斗,使我国石油工业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但恢复和扩大了原有油田的生产,并在西北地区展开了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先后发现和建设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一五”期间,我国原油产量平均每年以27.5%的速度递增,到1957年全国原油年产量达到了145.8万吨,天然气年产量达到7,007万立方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又展开了区域勘探,特别是1959年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1960年起,用了三年时间,就探明了大庆油田贮量并投入开发,从而使我国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
到1963年,原油产量达到了647.7万吨,石油产品产量占全国消费量71.5%。当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从1964年起,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渤海湾盆地,相继发现和建设了山东胜利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1965年原油产量达到1,131.5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产品全部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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