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柬埔寨通讯

爱国主义精神赞
新华社记者 杨木
为民族生存而战
1979年,是柬埔寨历史上最危急、最悲惨的年头之一。然而人民的爱国主义之火却燃遍祖国大地。
越南侵略者占领金边之后,沿着公路和通衢追杀民柬军民。数百万柬埔寨人几乎都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离乡背井之苦。在逃亡的路上,子弹横飞,疫病肆虐,饿殍遍地,幸存者则逃向柬泰边境,流落在难民营里。柬埔寨山河已破碎,黑沉沉的天覆盖着血淋淋的地。民柬国民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八万正规军只剩下两万多人,然而,他们却是民族的栋梁,爱国主义的化身,抗越救国的火种。
民柬领导人告诉我们,当时,爱国主义就象一块大磁铁一样,吸引着国民军指战员的心。跑散了的战士,有的饿得浑身浮肿,举步艰难,但还朝着枪声的方向,爬过荆棘丛生的山径来找部队。当各连队指挥员向首长汇报情况时,听到的只是战况和克服困难的决心,没有气馁和埋怨情绪。当弹尽粮绝的散兵集合编队时,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是杀敌救亡。
豆蔻山、梅莱山的民柬军民固然困难,而战斗在湄公河以东的国民军和游击队的生活,比黄连还苦十分。今年5月,我在柬埔寨东北战区某地遇见在湄公河以东的龙尾山坚持抗敌两年多的国民军营长荷恩。他率领了一小队战士前来参加政治学习,领受新的战斗任务。他们两年多来未吃过大米,而是吃野薯和野菜充饥。他们的军衣早已磨破,都是光着上身,穿着象蓑衣似的短袄。他们没有医药,全凭身上的抵抗力和土草药战胜疾病与死亡。他们的弹药逐渐打光,就用毒箭、竹尖桩、陷井、滚石来战胜越军的围剿。他们度过了最艰苦的1979年,而从1980年以后逐步站稳了脚跟,不但保存了自己,还杀伤了不少敌人,跟上全国抗越战场的形势。我望着这一队经历了罕见的严酷考验的战士,激动地问道:“是什么力量使你们度过这两年多的艰难日子,战斗和生存下来的?”肤色黝黑、宽额浓眉的营长安详地说:“我们被围困在山里,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下山投降,或者拚死求生存。结果我们官兵一致,得到山下群众的支持,决定开展游击战,与民族和人民共存亡。不怕死,不畏难,我们终于坚持过来了!”多么豪迈的气概,多么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啊!
有国才有家
1980年以来,民柬部队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开辟了新战区,建立了几个连成一片的解放区。人民开始安居并逐步开展农田生产和副业。人民有了家,国民军指战员中有的与家属团圆,有的新婚成立家庭。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如何处理家庭和国家关系的问题。我们看到,民柬政府和国民军领导很照顾战士的家庭利益,例如,发动村民为军属盖房子,战士一般不调出本战区,在战斗间隙可以回家探亲。在梅莱山的一个残废军人村,不少姑娘与残废军人自愿结婚,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然而,从越军入侵的血的教训中,许多柬埔寨人懂得:国破则家亡,卫国才能保家。
东北战区国民军某师师长勒恩的老母亲重病在家中。他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路过家门数次而不入,他说:“追赶敌人要紧,有国才有家。我相信邻居和村长会很好照顾她的。我有空,一定要请假回去照料她老人家。”
如果你问年轻的战士们:
“你们家在哪里?”他就会对你说,他的家乡在某地,但是家人已被侵略军冲散,现在,部队就是他的家。
我们曾与数以百计的民柬解放区的村民谈话。他们谈到生死不明的亲属时,眼泪往肚里流。他们的思想集中于打败越寇,收复国土,至于生活困难、环境艰险、个人利益、家庭幸福,统统暂时被放在一边。他们不计时间,没有报酬,抗越和公益的事抢着做。
团结起来赶越寇
柬埔寨抗越战争已进行两年半了。形势的发展日益显示全民族团结救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事实上,民柬抗越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也应归功于民族团结。例如,高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敌占区人民和国民军的团结,国民军的官兵团结,民柬政府和人民的团结,等等。现在,各派抗越政治力量正在酝酿联合抗越。这些团结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民柬副总理兼国民军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宋成回答我们说:“爱国主义”。
通过耳闻目睹,我们感受到柬埔寨民族团结的确是克敌制胜之宝。
在扁担山下,我们遇到国民军一支部队,他们当中除了高棉族士兵外,尚有老挝族、占族、普侬族战士。这支团结善战的部队的指挥员告诉我,在腊塔纳基里省和上丁省,少数民族村落对越斗争最坚决。他们冒着处死和坐牢的危险,送粮运弹药上山支援国民军和游击队。有的则打死越南在村里的驻军后全村逃入山林。
宋成副总理告诉我们,敌占区人民开始时对民柬政府在全国执政时期的错误是有意见的,后来,看到国民军英勇抗越,为民族生存作出重大牺牲,是真正的爱国者,因而忘却过去向前看,信赖民柬政府并冒死掩护国民军了。这样的事例很多。
从历史上看,柬埔寨民族有团结御侮的光荣传统,反对民族分裂和对敌妥协。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创造了光辉的古代文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今天,柬埔寨爱国主义的大发扬,柬埔寨人民可歌可泣的救国事迹,不正预示着越南侵略者的惨败及柬埔寨民族复兴新时期的到来么?!
(附图片)
柬埔寨敌占区的群众来到民柬解放区定居后,积极参加各种支前活动。这是民柬西部解放区香蕉园村的老族村民在削竹尖桩。
新华社记者 周重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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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周恩来同志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
马列 王凝
求同存异
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的差异,是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课题。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从而形成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特色。
1953年底,周恩来同志在中印谈判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当时印度政府的赞同。随后,印度和缅甸两国政府又与中国政府共同把这五项原则作为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加以倡导,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积极的反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是新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同世界各国“求同存异”提供了原则基础。
“求同存异”的方针是周恩来同志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的。当时,29个亚非国家在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会议,这一事实反映了亚非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共同愿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也由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许多与会国对新中国还不很了解,与会各国之间也有些分歧,并在会议开始时表现了出来。例如,有些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显然,如果听任会议就这些问题争论下去,只会扩大与会各国之间的分歧,而得不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作了一篇重要的发言。他诚恳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强调地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中国代表团和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终于对议程中的各项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这次会议作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事业中的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胜利载入史册。
在国际交往中提倡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创造。它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主张在各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和平的积极态度和建设性立场。多年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把求同存异的精神运用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解决了我国同各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联合声明。即使是一些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根据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会谈的结果归纳的双方意见相同点或接近点,也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实证明,这种把原则性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对于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平等待人
正是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同志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另一个原则立场,即: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这次会议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的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
周恩来同志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我们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尤其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有一次他到一个友好邻邦去访问,该国首相准备亲自陪同他坐一架小飞机到一个稍远的地方去参观。我们的工作人员担心这种飞机不很安全,周恩来同志却坚持尊重主人的安排。他说:人家的首相可以坐这种飞机,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坐?这件事在该国人士中引起了良好的反映,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感情。
周恩来同志在同外国的普通人民的接触中,也同样处处表现出平等待人的精神。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首次应邀访华,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美国乒乓球队的一位队员提出,希望周恩来同志谈谈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和看法。周恩来同志虽然并不同意“嬉皮士”运动,但是他完全站在平等的地位同这位美国青年进行交谈。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真理、改造社会的基本原理上回答了这位具有另一种世界观的美国客人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硬说教,更没有半点强加于人。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那样的谦虚,谈话从始到终都充满了令人愉快的气氛。许多外国朋友得知这件事后也对周恩来同志表示非常称赞和钦佩。
中国人民曾经饱受外来压迫的苦难。我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深深懂得应当尊重别人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坚信“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中国革命不是从外输入的,中国也不对外输出革命。我们坚信各国的革命只有在各国人民自己认为需要时才能发生,革命的胜利只能依靠各国革命者自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别人是无法代替的。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牢固确立的这些信念,排斥一切在国际交往中强加于人的行为。这就是新中国坚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的深厚思想理论基础。  (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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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步·差距·希望
——中国青年杯足球赛侧记
中国11支青年足球劲旅和意大利、罗马尼亚、日本、泰国、香港的青年足球队齐集上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角逐。
参加这次比赛的各路中国健儿,都是全国青年足球运动中的佼佼者,因此被公认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应邀参加比赛的客队,又代表着欧亚不同流派和风格各异的足球技术及打法。因此上海的广大足球爱好者早就翘首以待,盼望着足球赛的开场。战幕拉开,上海队首战告捷,战胜了欧洲强队罗马尼亚,轰动了上海滩,也引起广大球迷对我国足球小将的莫大期待和关注。正如一位我国足坛前辈所说,在未来五年,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希望全在这些人中。
为了对我国这些希望队的水平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记者结合临场观战,走访了罗、意、日、泰、港队的领队和教练。他们认为,从这些天的比赛来看,中国青年足球的水平,比之1978年中国青年杯赛时有了长足的进步。多数队队形整齐,进攻颇有章法,球路清楚,个人技术战术水平也有相当提高,并各有其突出的队员,或长于进攻突破,或长于带球过人。多数守门员表现不凡。他们判断正确,身手矫捷,弹跳好,敢于虎口夺羊,化险为夷。
这批未来中国足球运动的接班人,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敢于向强手挑战,努力打出自己的水平。例如,上海队对罗队一仗,就是一场硬仗。罗队是欧洲青年锦标赛第五名,其中八人是参加今年世界杯青年足球赛的主力。赛前人们都认为上海队凶多吉少,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技术水平、奔跑速度和临战经验,都逊于罗队。但结果上海队却以1∶0险胜。究其因,上海队固然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上海队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战术水平,尤其是上半时运用战术成功,攻守有章法,配合默契,长短结合,快慢有度。可惜下半时却打得被动,毫无建树,不然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战果。尽管这样,客队教练们还是高度评价了上海队。
从几天的比赛来看,正如客队教练们一致公认的那样,中国足球是大有希望的。港队教练在同记者交谈中,既赞扬了中国青年足球运动的发展,同时又指出中国青年足球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定要解决一个足球意识的问题。
此外既要发挥中国运动员灵活和反应快的特点,又要认准并适应世界足球的潮流。现在各主要省队的教练,多数是原国家队员,因此各队在打法上、战术的运用上大体相同,真正在技术战术上创新还不多。各队要勇于创新。如果为了保成绩而墨守成规,一味求稳,那是目光短浅的做法。看来这些意见是中肯的。
客队教练还认为,一些中国青年足球运动员的个人技术已比较出色,但是集体配合仍嫌不足。一位客队教练说,足球是整体运动。各中国队由于中场乏人,缺少善于组织进攻或防守的自由中卫这样的核心人物,因此很难使全局调动自如。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一些中国队还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半时生龙活虎,攻得上,收得回,下半时却判若两队,拚不上,跑不动。中外教练都认为,这说明中国青年足球运动员的体力还欠缺。这也反映出训练水平的问题。
外国教练还认为,中国青年足球队员的临门一脚,仍是个普遍性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队对日本队一战,北京队前后有五六次成功的突破,却都一无建树。客队教练还认为,中国队员缺乏国际比赛经验,这妨碍了足球意识水平的提高。罗队教练说,如果你们要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我给你们开一个方子:走出去,请进来。同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青年足球还有差距。但是客队教练们都认为,中国青年足球是有基础的,很难说同欧洲水平相差多少年。重要的是让青年足球队员多参加国际比赛,博采诸家之长,补己之短;其次教练员的水平也要不断提高。发挥运动员内在的主动性和独创性。那么中国足球水平一定会很快提高,并有希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王士芳 郭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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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纳粹组织在西德
目前,西德新纳粹组织不断兴起,纳粹势力非常活跃,严重危害了公众安全,引起西德政府的关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三十六年,但纳粹势力在西德仍阴魂不散。据西德内政部统计,1979年右翼势力大约有69个组织,一万七千三百多人;到1980年右翼组织增加到75个,成员有1.98万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新纳粹分子。参加新纳粹组织的人经常进行暴力行动,并在各地成立好斗的“基层组织”。
西德内政部长鲍姆在黑森州电台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右翼势力的违法行为1977年为616次,1980年增加到1,643次。这些违法行为主要包括出版和传播被禁止的读物、标语、纳粹标记以及未经批准举行新纳粹分子的集会等。
由于新纳粹势力的活跃,西德当局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今年3月,西德警方对右翼分子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击行动,没收了他们从国外运来的新纳粹宣传品,并准备对这些新纳粹分子提起公诉。目前,西德政府正在制定一项反纳粹法,将禁止出版、流传任何新纳粹宣传品。
极右恐怖分子和新纳粹分子的暴力活动在西德日益猖獗,与目前西德经济严重恶化有着密切联系。
徐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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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秘鲁收回六幅珍贵历史名画
据秘鲁报纸7月初报道,秘鲁政府在美国的协助下,收回了丢失的六幅产生于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珍贵油画。
今年5月份,这几幅画曾即将被美国纽约索西拜画廊拍卖。秘鲁众议院获悉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政府制止这项拍卖活动。这六幅画已于6月30日被送回利马。
据报道,上述油画是库斯科、阿雷基帕、普诺等地的博物馆和教堂中被盗的46幅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油画的一部分。有许多作品还有待收回,有些作品则已被索西拜画廊拍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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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芬兰70岁老人完成九年半的自行车环球旅行
芬兰老人毛诺·维尔基宁最近完成了长达九年半的自行车环球旅行,脚踏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索梅罗镇。
维尔基宁今年70岁,他这次骑自行车周游世界的旅行是从1972年1月开始的。先后经欧、美、亚、非和大洋洲的七十多个国家,行程86,000公里。途中,除在特殊情况下必须乘坐飞机和轮船外,他一路的旅行都是骑自行车。在长途跋涉中,他一共蹬坏了六辆自行车,耗损轮胎79个。
维尔基宁原是芬兰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退休以后,骑自行车旅行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在这次历时九年多的全球旅行中,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养老金。
老人的身体很好,近十年的艰辛的长途旅行并没有使他苍老,甚至比1972年离开芬兰时还显得更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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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英、美、瑞典三国有四分之一的教师健康受到损害
国际劳工组织7月3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说,英国、瑞典和美国有四分之一的教师因处于高度紧张疲劳的状态,而严重地损害了健康,不少教师患高血压、胃溃疡等病症。
调查报告说,这种紧张是由于学校发生的暴力行动,课程繁重和工作时间长造成的,而教师的工资较低,没有工作安全感等也增加了教师精神上的痛苦。
调查报告说,越来越多的年轻和有才能的教师由于上述原因离开了学校,训练有素的教师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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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东京湾发现狄氏剂污染
据日本环境厅调查,今年在东京湾、伊势湾海底泥中发现高浓度的狄氏剂。这种化学物质比滴滴涕的毒性大50倍。
据报道,这种污染正在向周围海域扩大。污染严重的名古屋港的崛川海底泥中,狄氏剂的浓度超过残留农药标准2.3倍。
狄氏剂能引起人的神经系统麻痹、痉挛,如果是慢性中毒,则很难医治,并且影响肝的功能。从1973年开始,日本就禁止作为农药使用,并限制国内生产。但是,日本还在广泛地使用从荷兰进口的以狄氏剂制成的杀虫剂。(本专栏除署名外为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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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南西北

超级树木
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有一种奇异的树木,叫银合欢。它既可防止土壤侵蚀,又能阻止林火蔓延。它的木材不仅可以用作燃料或造纸,而且还可以用作食物。
这种超级树木属于豆科,生长迅速,在同一气候带木材产量相当于一般树木的十倍。
此外,它既能忍受倾盆大雨,又能忍受酷热,甚至在极贫瘠的土壤上也能很好地生长。
(晓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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