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九宗山下一枝花
——记袁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和他的战友
本报记者 洪岩 纪希晨
编者按：在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进军中，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年轻的共产党员郭裕禄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郭裕禄同志胸怀全局，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不计个人恩怨，关心群众疾苦比关心自己为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全村人捏成一个拳头，使集体经济不断得到壮大。他坦荡的胸怀，坚强的党性，忘我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染了群众。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每个人都发出光和热，辛勤劳动，艰苦创业，在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设起富裕文明的新农村。
十年内乱中，有一个村庄，被洪水冲淹了，从地平线消失了。留下的历史陈迹，仅是个孤零零的“土地庙”，一方开穴的“地窑子”。
历史证实了恩格斯这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三中全会后，这个村庄——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九宗山下的袁家大队，在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和他的战友们的齐心努力下，又在一个新地方崛起了。
城里人眼红的农村
这是八十年代第一春的袁家大队的生活图景：田间桐树成网，梯田成方，渠道纵横，喷灌如雨，齐腰深的麦子，散发着籽粒香。两排长约一里的青艳艳小楼，掩映于紫蓝色的桐树花海之间。45户社员，每户都有一栋二层楼的住宅。四口人以上的大户，楼上三间，楼下三间，四口人以下的小户，有上下楼房四间，另外在楼房后边，还有厨房和储藏室。每户平均院落260平方米，住房一百三十多平方米。全村家家有电灯、自来水、小花园。前后两进院，后院是鸡舍、猪圈、牲畜棚。有些城里来参观的人说：“这太美气了，看了真叫人眼红！”
全队除两户残疾，都有电视机。家家有对沙发、大小衣柜、写字台、收音机、钟、缝纫机。自行车每户超过一辆，绝大多数人家有表。户均存款500元，最多的户7，000元。去年，除实物，每人分现金339元，劳动力月收入70至80元。全队195人，每人口粮630斤，其中小麦占557斤，油九斤半。
大队连续六年亩产超千斤，上两年平均一千五百多斤，今年夏收232亩小麦，亩产平均812斤。连续六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近两年都超额20万斤，每人贡献1，300斤。去年，农副业总收入达二十万元，养牛、烧砖、烧石灰、汽车运输、房建、炼铝等工副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公共积累近百万元，其中有四十多万元用于社员生活福利、文化建设、旅游、医疗卫生，还积存55万元。大队新建的男女浴室、医疗站、粮库、汽车和拖拉机库、农具库、牛场、磨面房、自来水塔，为这个新农村增色不少。
新的生活召唤着人们。村里原来三个进城当工人的农民，现在，又跳城门，出厂门，进“农”门落户了。
花香飘万里。袁家把华山、商洛山和八百里秦川的农民、西安大专院校、工厂、机关、国外友人也都引来了。他们的赞语是：
啊，中国有这样一个好地方！
袁家是“神仙”过的日子，她的今天就是咱的明天！
“独木也要支大厦”
“艰苦创业，团结致富”，写在大队部门口的八个大字，生动表达了袁家建设的进程。
十年前，穷袁家被富队分出之后，袁家大队这个社会组织一出现，就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结果，生产破坏了，七年未完成征购任务，未分过钱，还欠债万余元。喂牛点火把，办公在“土地庙”。六头瘦牛“肋巴骨比刀快，尾巴比锥尖，起身要人抬”。37户人家，13户住井底挖洞的“地窑子”，不知天多大，17户外出混饭吃、进城找工做。没“腿”没“嘴”的人，不是下地打扑克，就是在家干泡着。
这个大队，1970年连个队长也选不出。社员说：“咱队穷过头了，干活选不出头了，耕地没牛了！”在西安当了五年合同工的郭裕禄，因年轻、上过农业中学，见过世面，被公社干部推荐当队长。穷怕了、饿怕了的社员，想到他小时爬树抓雀子，都嚷嚷：“他当队长咱要饭去！”“蛤蟆腿能刮几钱肉！”
袁家除两户残疾，家家都“轮流坐庄”当过队长。唯独裕禄没当过，当上了第三十六任队长。谁知队长未上任，家里就闹起了“罢官”。媳妇念叨：“当什么队长！你不挣杏花钱，还来拣桃仁？城里都不干，来农村现啥眼！”母亲说：“一锅清水煮不出饭来，你拿啥给人吃？别把妈给人骂上！”父亲噘他：“历任队长没搞好，难道你多个脑袋！你愿把屎盆子往脑袋上盖？人家有帮有派，你‘独木焉能支大厦’！小子敢惹祸，老子把你分出过！”
“一个锅里摸勺把”的亲哥也劝他：“烂红眼遭苍蝇，莫惹这个祸。”背地还到公社为弟辞职。公社回答是：莫把他看扁了，在城里长的见识，兴许够用，袁家的希望就在裕禄身上。
哥哥无力挽回败局，和父亲一捣鼓，真把他从家里分出去过了。
“没有金刚钻，揽啥瓷器活？”二十五岁的郭裕禄，既敢挑全村人生活重担，不在乎分家这一招。他脑子里直“搓绳子”：从解放到今天，袁家怎么还是这样苦？缺的就是领头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救不了袁家，还能救中国？只要听党的话，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小小秤砣压千斤”，独木也要支大厦，不捞回社会主义名誉，拿头来走路，不当属兔的！
“黑老包”搬倒“拦路虎”
三十六届队长一上任，就定下“军令状”：限期十天，大家还清大队3，700元欠款。他翻着帐本，一拳砸到桌面上，说：“咱队穷就穷在这些假公济私的队长身上。他们用公款买家私，盖房子，‘法不责众’，社员还不越欠越多，集体还不越来越垮！”
人们凭着对历任队长的印象，认定裕禄也会“明里快三刀，暗中往家捞”，所以到期都不还款。裕禄说到做到，先卖了自行车，凑上妈卖鸡蛋的积攒，还清了自家欠队里的170元。
接着，他登上叔伯哥郭富禄的门。这位前任队长，用队里的700元买自行车、盖房子，分文未还。他原以为叔伯老弟会对他刀下留情，硬着脖子说：“集体不能逼个人，共产党不兴扒房！”裕禄针锋相对，说：“不要你利息，不处罚你，已经够意思了！再过三天，到时莫怪小弟无礼！”
限期到了，富禄“悠哉”，“悠哉”不在乎，还想当次“铁公鸡”。郭裕禄上门了，嫂子迎出来：“你哥不在家！”他无可奈何抹了“大花脸”，吓唬她说：“不在家也要赶羊、推车、抬缝纫机、扒房子！”
说着，他挪过木梯，上了房顶。掀第一片瓦，围观者挤眉弄眼，说：“黑老包降临了。”掀第二片，又听人啧啧：“六亲不认了！”掀第三片，嫂子出来满脸陪笑：“大兄弟别拆啦！我去找人。”果真，他把丈夫找来了。富禄瞪着乌鸡眼说：“裕禄兄弟，你把瓦放好，咱还钱！”他把瓦一片一片放好，钱也要了回来。
消息震动了全村：“黑老包”把“拦路虎”搬倒了。
许多人跟着还了欠债。两手攥空拳的大队，腰杆一下硬邦了。社员们从新买来的牲口、胶轮车和架子车上，看到了希望。他们说：“裕禄这娃，三板斧先砍自家人，一出马就把路走正了！娃娃办事在理，叫人信服哩！”
好汉难挡八面风
袁家人来自四个省、八个县。袁、郭、宋三大姓，矛盾历来很深。袁家站在村南头，北头都颤；郭家排辈“九禄”、“七建”，势均力敌；“文化大革命”又添了宋派，思想“七股八岔”，27户互不“言传”。
郭裕禄站得高，看得远，脑子里“来复线”多。他想：独木不成林，好汉难挡八面风。要改变袁家的面貌，使集体经济得到壮大，非得把全村人攥成一个拳头，解开袁、郭两家的“老疙瘩”不可。
袁家的门槛难爬。郭富禄、郭天禄当队长时，把袁生瑞、袁生义兄弟整了，袁家恨不得把他也一指头戳进地缝。他回忆起工厂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的方法，便到袁生义家。生义对他象根“老牛筋”，硬邦邦的，他坐了冷板凳。他乘生义妈批评儿待客无礼，便对大娘说：“生病为啥还喝玉米糁子汤？”生义接茬说：“你别来顺水人情，我有麦子还不会烙馍吃！”噎得裕禄掉头就走。
“穷苦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郭裕禄心一宽，到家扛来二斗麦子。他汗涔涔地笑着说：“给大娘烙馍吃。”“你这是干啥！你家也不宽余！”他说：“我家有地瓜！”生义一听，眼里汪着泪花，一拳捶在腿上：“嗨，我这是麻雀心思量大鹏呵！”
生义的哥袁生瑞是党员，他看到妈妈吃到裕禄送来的麦子，心里很感动，暗暗佩服裕禄有度量，有干劲，有理想，但还没摸透裕禄的心思。一天，裕禄亲自登门拜访了，开门见山说：“生瑞，我年轻，吃多少盐你知根摸底，搞生产你是行家，请你当顾问吧！不管队长、社员都敢顾问。”
生瑞哈哈大笑：“你敢给‘尚方宝剑’，咱哪敢推辞，我当你保驾就是！”袁郭二家的冰雪融化了。革命的友谊胜过往日的冤仇。不久，生瑞介绍郭裕禄入党，当选为袁家大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九牛爬坡个个出力”
西北风吹打着“土地庙”。夜深了，大队部传出郭裕禄的声音。
“咱们都是年轻人，光腚就在一起滚，姓不同，心通。你们有门路，想跳农门，进城门，咱不拦阻。不过，当合同工的滋味不好受，没门道，硬去送礼拜佛划不来……”
郭裕禄一字一句，象棒槌敲钟一样，震撼着青年们的心。
“我是认定当农民了。偷瓜、玩鸽子、耍狗追兔子，也叫农民。咬咬牙，横下一条心，来个‘韩信用兵，背水一仗’，让咱村翻个身，也叫农民。咱们青年抱成团，干起来，肯不肯？”
入心话，拨亮一片灯。人群滚锅似的闹嚷起来：“对！”“干！”“九牛爬坡，个个出力！”
会议开到鸡叫，青年突击队诞生了。他们象一面战斗的红旗，飘扬在九宗山下。
寒冬腊月，郭裕禄带着青年突击队和男女社员，挑着粪笼，背着麻袋，踏着霜雪，奔向九宗山拣羊粪。他们不怕山高路险，酸枣刺撕破衣服，扎破手，还是一粒一粒捏，一把一把抓。每天晚上挑刺，一挑一手血。天黑不下山，围着篝火，住在山洞和“唐太宗”作伴。就这样，苦战一个冬春，拣回了六万斤羊粪。
大队买了生产工具，青年突击队又开始奋战“乱石梁”，对挂在斜坡上的几百亩土地“开膛破肚”，拔除石寨。
这时，一些抱残守缺的人说：“癞蛤蟆变不成金凤凰。”他们用“一天干三晌，两顿吃在田，晚上加一班”，向这种懒汉哲学挑战。突起的石寨，大如碌碡，小如盆，八磅大锤啃不动，郭裕禄就和返乡中学生、党支部委员王志学、张文西、郭建军等，排起队来抡锤子。一连几个冬春，用牛拉、炸药炸，才把石寨拔完，地填平。他们手脚冻裂了，鲜血殷红了泥土，终于把碎地，整成了平展的土地。“芝麻开花节节高”，“三跑田”变成“三保田”，粮食亩产由1971年190斤升到1972年400斤，1973年500斤，1974年600斤，1975年1，000斤。村里几个光绪年间老人都说：“咱村出能人了！”“癞蛤蟆变成金凤凰了！”
舍己换人心，黄土变成金
庄稼旱得冒烟，要等宝鸡峡来水，一亩要花十元钱。郭裕禄跟社员商议打大口井。
第一眼打到两丈多深，只听宋伯杰在井下喊：“井圈裂缝了！”郭裕禄说：“快上来！”
伯杰上来了，可他自己却不顾井塌的危险，带着三个青年下到井底凿岩层。
初中毕业生宋伯杰，原是“响当当的头头”，当过大队革委会主任。自他把权交给郭裕禄，心里老不顺气，总在一边“敲乱锣，打乱鼓”。如今，见到裕禄把他从危险中换出来，心底不禁一阵热乎。
他回到家，刚端起饭碗，就听见“井塌了”的惊喊。跑去一看，只见郭裕禄和其他三个人，浑身是血，躺在井边。他想：这都是裕禄为了救我。不是郭富禄臂粗力大、卷扬机绞得快，裕禄就要遭到活埋！
裕禄昏迷了一天一夜。第三天他头上缠着纱布，同弟弟幼禄打起井来。伯杰一看愣住了：“裕禄，你吃老虎心、豹子胆啦！真的不怕死？”裕禄擦擦汗说：“不流血流汗，哪会有好日子过咧！”
汗水换来了清泉水。几年间，他们一连打了五口井，保证了全队灌溉用水和人吃的自来水，实现了井灌、喷灌水利化，粮食亩产由1976年1，180斤增到1979年1，650斤。
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宋伯杰的心，然而最使他难忘的还是1973年。一阵雷鸣闪电，暴雨瓢泼而来。三更时分，九宗山烟霞水库土堤决裂，洪水卷起一人多高的巨浪，向山下冲来。郭裕禄一见屋里进水，忙对妻子说：“你快抱着孩子上苹果树，我先到队里看看。”
他趟着洪水，一头冲进牛场，背出饲养员郭震森老汉。老汉说：“牛咋办？”他说：“我再来！”救出饲养员再回头牵牛，水已没过头顶。他摸过刀，一气割断八根牛绳，让牛随水游去。他自己拽住最后一头牛尾巴，泅过波浪，让牛把他平安地带到高坡上。
在坡上，他清点着搭救出来的老人、妇女、孩子，发觉宋伯杰妻子儿女未出来。他马上来到宋家门前，但路却被洪流横阻着：宋伯杰的妻儿子女，正爬在树干上喊救命！
郭裕禄下水救人，被浪打了回来。他急中生智，把牛绳系在一头扔过去，让伯杰妻子将绳子拴在树上。他在激流中搏斗着，泅过去，游过来，背过一个小孩，又背过一个小孩，把宋家四口全救了出来。
宋伯杰回来，一见全家老小都活着，一把抓住他说：“我过去心思太浑了，你救了我全家性命，我算真
心实意服你了。”
迎着哭声，郭裕禄走过灾后的村庄，他鼓励大家说：“老天爷撵搬家，看来咱要住楼房啦！”社员说他是瞎宣传，叫人“耳朵喜欢”！他说：“不！只要有人就好办，砖、石灰自己烧、盖楼有何难？”大家听了说：
“咱裕禄心真大咧！”
“人心换人心，半斤顶半斤”，裕禄把副业的担子交给伯杰，他的心和裕禄一样红、一样热。烧石灰，垒砖窑，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怀揣闹钟，干一小时，歇一小时，一连六天六夜往窑上担水不歇肩。他睡在窑上，妻子送饭，肩上的血泡，压成硬茧，就地取材，把“黄土变成金”。全队副业迅速发展起来，一年收入十万元。就这样，伯杰从对立面成了管“摇钱树”的副业队长。
让每个人都发出热
郭裕禄和党支部有把做工作的标尺——要使每个人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出光和热。
队里有个残废人杨兴民，三十多岁还没镢把高，不能干地里活，谁都嫌弃他，使他长期过半乞讨生活。裕禄上任后，派他当饲养员，后又帮他“巧绣鸳鸯谱”，让青春在这个残废人胸中重新燃烧起来。
一天，兴民问裕禄：“你吃喜药啦！”“对着哩！咱喜你快有女人了！”“谁家娃嫁给咱，咱死了不挨狗拖就算福气。”当他不相信人间有这等好事时，他已坐上裕禄自行车，和一个瞎眼姑娘相亲了。
他作新郎的时候，人好象长高了，走路昂头了。后来新娘怀孕，生下个胖小子，他家又和全村人一样，住上小楼，置了沙发、衣柜、收音机。在幸福的生活里，他冬夜不回家，几次起床给牛拌草料、垫干土，成天念叨：“喂牛没有巧，栏要干，食要饱，不生虱子，长壮膘！”
五十岁的赵芬仙，过去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被人瞧不起，干活一年，赚的工分统统记在丈夫名下，年终分配手里未掂过一分钱。自己要花钱，仍然当“伸手派”，丈夫有钱也不给媳妇。这种老规矩变成了妇女的“紧箍咒”。郭裕禄为她们鸣不平，和支委研究，要让半边天浑身是劲，就要让她们手上有钱花。队里决定分钱的时候，把30％的现金，直接分给妇女，她们想买啥就买啥。
这一来，“半边天”可高兴啦，赵芬仙喜得一夜未眠。她想的是：怎样报答关心妇女切身利益的当家人。纳双鞋底吧，裕禄媳妇手巧；做件褂子吧，不合身咋办？恰巧，队里男劳力大部外出搞副业，裕禄问妇女咋办？她们说：“你放心，地里活咱全包了，这是为自己干活，分钱也有自己一份呀！”
三更光景，看园的王有发听到西红柿地里“沙沙”作响。连问：“谁！谁！”有个人跳起就跑，王有发连蹦两道沟才抓住，送来见裕禄。
这个被抓住的人，原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他因要多记工分，把自己比作鸡，社员比作牛，说：“鸡出力小，吃粮食，牛出力大吃草，牛尽拉屎，鸡尽生蛋”。裕禄批评他，他一直心怀不满，晚上被人抓住，他想：这下完了，裕禄肯定要扒拉掉咱的教师了。
有发来敲裕禄的门，嚷嚷“抓了偷西红柿的贼。”裕禄在肚子里骂：这德行还当教师！他立刻又转念一想，几个西红柿算啥，要是张扬出去，他教师就当不成了。他掉转话头对有发说：“男子汉，嘴不会这么馋，半夜三更偷西红柿。准是他媳妇有喜哩，前天不是还请了假吗？别难为他，是我叫他摘的，试试你们警惕性！”
一件爆炸性的“偷盗案”，三言两语化为乌有了。教师职务保住了，教师能无动于衷吗？特别当人们咬耳朵，“不让他当教师”时，他更动心了。从此，他每个星期天都参加队里生产劳动，麦收带着学生下地拣麦子，不久也就转为正式教师了。
党的阳光，改变了袁家大地，也改变人们的心灵。嫩竹扁担能挑重担。几个“白格生生，红格丹丹，黑格黝黝”的青年共产党员，同社员一起，用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双手，绣出了一朵八亿农民的理想之花。愿理想之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开放得更多更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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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团委书记巴达拉乎谈
正确看待这一代青年
本报讯 记者金淑生报道：不久前，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巴达拉乎同志在全区高等院校团委书记会议上，就应当怎样看待这一代青年的问题，作了有分析、有理论的发言。
巴达拉乎说，离开青年的基本特点，离开这代青年成长的历史条件，离开这代青年生活的时代特点，去看待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不对的。那种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青年作简单比较而得出的推论同样也是不对的。青年基本特点中的重要一点，就是青年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新生力量，他们富于理想，不满足现状，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改革，是向上的，前进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波起的后浪。这代青年从懂事那天起，或者说从戴红领巾起，就处于十年动乱之中，精神上受到的创伤，是超过了我们现在还在世的任何一代人的少年、青年时期的。老一辈虽曾饱经旧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苦，但那时是黑白分明；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虽说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体上是在党的关怀、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最幸运的一代。而这一代青年，是在大动乱的灾难之中，尝尽了和他们的年龄、知识极不相称的磨练，追求、怀疑、思考、探索，是他们成长中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带着这样的特点，跨入了大转折、大变革的新时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为追求美好的前途而几经反复，但对前途看得并不太清楚；他们热望树立信念，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林彪、“四人帮”肢解得支离破碎，几经篡改，使得他们无所适从。跨入新时期，看到了希望，但摆在面前的是前景美好，困难成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又是思想解放，打开关锁，放眼世界的景况。这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曲折、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
巴达拉乎说，环境、条件，使他们不愿盲从，什么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们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强烈要求改革现状。但他们缺乏系统的马列主义知识，缺乏对我们党的历史和我国国情的了解，也缺乏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认识上以及对政治的了解上，有片面的、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方面。我们不仅要看到他们在精神上所受的创伤的严重和治愈这种创伤的艰难，看到应该给他们以深切的同情、关心、帮助和引导，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具有的本质所汇成的这代青年的主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从而看到这代青年的觉醒和智慧。
这一代青年不甘于我们民族的落后，强烈地感到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对振兴祖国社会主义大业、实现四化美好前景的重要，因而他们厌弃空泛的谈论，务实际，酷爱现代文化知识，渴求现代科学技术，勤奋学习。
他们对官僚主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对改善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不断地思考、探索，表现出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责任感。
他们讲求实惠，强烈要求提高物质、精神生活水平，反映他们向往祖国四化的强烈愿望。
这就是这代青年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内涵就是向往祖国的富强，向往中华民族的进步文明。
巴达拉乎还认为，分析这代青年的基本特点，充分肯定他们的主流，绝不意味着轻视他们的支流；充分肯定他们的根本意向，绝不意味着轻视他们在实现这个意向时所必须给予的大力引导，而是为了充分看到他们主导的积极因素，采取正确的教育方针，从实际需要出发，因势利导地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大有希望、大有作为的一代人。因此，各级团的组织必须关心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使他们同党想到一起，站到一起，同心同德，夺取调整的胜利，共奔四化的美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