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敢言敢怒见精神
——记马寅初在重庆
赵友农 周亚君 鄢宝璋 徐修梅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南京政府西迁重庆。1937年,马寅初到重庆后,着手创办重庆大学商学院,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兼教授。他除培养经 济理论和经济专业人才外,还从事经济研究著述,特别注重研究当时中国的经济现状。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本来就是民穷财尽的中国经济,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非但不与人民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反而利用政治和军事特权,操纵垄断工商金融,假借抗战名义,强取豪夺,贪污舞弊,横征暴敛,大发其国难财,致使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贫苦大众,啼饥号寒,民怒沸腾,怨声载道。另一方面,依附“四大家族”的官僚买办阶级,却沉醉于歌舞升平、花天酒地之中,正如当时群众愤怒斥责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向发国难财者开刀
目睹这些尖锐的矛盾,1939年,马老在立法院正式提出提案,要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作为抗战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等开始征收。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立法院,这样的提案当然是不可能得到通过的。但马老仍不甘心,于同年10月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的先决条件》一文,主张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资本税”。文章说,现在前方抗战,百万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后方达官资本家,不但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征收其半数之“资本税”,岂有顾惜耶?并主张必须先自发国难财的大官开始征收。
同年12月,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战后经济问题》一文,再次呼吁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文章说,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换得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其手中。他奋力向社会呼吁:必须从速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
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对马寅初这样有名的学者,总觉得是他们的眼中钉。最初,他们借“到美国考察经济”为名,想把马老挤出去。到美国,是当时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而马寅初却断然拒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一计不成,蒋介石又企图以利禄诱化。于是又派人向马老说,局势严重,要共体时艰,不要轻信谣传,致乱阵容。来人还对马老说,战时经济不好搞,“委员长”要借重你,你可以主持财政部,也可以当中央银行总裁。同时也有人想拉马老买点黄金美钞。马寅初侃切地回答他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我马寅初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并声明:自己说的话是有根据的;自己的言论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并非为了名誉地位。于是他又继续到处呼吁讲演。
矛头直指“四大家族”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向社会各界人士作公开讲演(在此之前已经作过多次讲演)。这一天剧院大厅、过道都挤满了人。马老照例不带讲稿,他跨上讲台,劈头就说,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给他们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他又说,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在南京我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见不得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庇护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在会场的警察宪兵们,你们要逮捕我么,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
这一爆炸似的开场白,使全场听众惊奇骇异,凝神倾听,会场一片寂静。接着马老用了大量确凿的材料和事实,加上他洞悉入微的剖析,痛斥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豪门权贵,利用民族危机,趁火打劫;利用权势,大发其国难财;并将大量存款汇存外国银行,准备一旦当亡国奴时,好逃往外国当寓公。马老主张开办“临时财产税”,把那些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作为抗战经费。
他那洪亮的声音,他那尖锐而笃实的语言,他那无可辩驳的逻辑,他对那些为富不仁的愤恨,他那舍身为民的激情,使全场听众怒火中烧,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讲演完后,大批听众自发地拥在马老周围,护卫着他,一直把他送上回沙坪坝的公共汽车上,待汽车开走后才散去。
这次讲演击中了“四大家族”的要害,他们又指使特务进行恫吓,说什么:“再要攻击,将以手枪对待。”马老对此毫无畏惧,他说:“我所讲的全系事实,有理有据,非讲不可。”并嘱咐家属做好发生万一的思想准备。
十天以后的11月20日,马老应重大经济学社的邀请,又在重庆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公开讲演。这次更是盛况空前,轰动了整个沙磁区(沙坪坝、磁器口学府区),很多人从很远赶来参加,不仅礼堂内水泄不通,连门窗和礼堂外的空地上,也挤得满满的。
这次讲演,马老更加深刻地揭露了“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种种罪恶,真是痛快淋漓,博得听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马老讲演完后问大家:“你们赞成我的主张吗?”会场内外一致长时间地尽情鼓掌。
在那反动统治的日子里,马老明知他的言论会闯大祸,可是他却全然不顾,他说:“言人之所言比较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了!”“我这人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
马寅初被捕,重大掀起学潮
由于马老的言论,触犯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惊恐不安,恼羞成怒,于是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马寅初。
1940年12月6日晨,一个连的宪兵突然包围了马老的住宅。这时马老正在吃早点。一个宪兵团长进来向他说:“委员长要见你。”马老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要见”是什么意思,坦然放下碗筷,从容登车而去。
“中央社”随即奉命制造了一条消息,胡说什么:“马寅初奉命调到前方战区考察战地经济,业已首途云云”。
马老住宅是在重大校门内侧,距学生活动区相当远。马老被捕时,学生们都不知道。待后来消息传出,一时震惊了全校,群情激愤。进步学生主张游行请愿,罢课抗议,要求释放马寅初;但反动党团操纵的学生,硬说是:“调到前方考察经济去了,不应挽留。”两派展开了激烈辩论,掀起了动荡的学潮。
8日,马老在一个西装革履的宪兵团长和一群扮作学生模样的便衣特务监视下,回到重大。在全校的告别会上,马老照样侃侃而谈,愤怒痛斥“四大家族”的无耻行径。在旁监视的宪兵团长慌了手足,急忙上前阻止说:“马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动身吧!”话音刚落,同学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请马先生讲下去。”“不愿听的滚出去!”早已布置好的反动党团分子,趁机捣乱会场。一个反动骨干见势不妙,赶快跑到主席台边喊道:“照相馆已在外面布置好了,等大家出去照相。”大批反动党团分子趁势带头散出会场。马老只好和全校师生告别,许多同学痛哭失声,结果照了一张哭相。
师生们哭着送马老到校门口时,马老拿出一本书交给丁洪范教授,并向师生们说:“抽资本税并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富抽财产税,理所当然。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丁教授接过书说:“一定。”马老登车而去,频频回顾挥手,校门口留下一片歔欷之声。
事后了解,马老当天就被押解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囚禁起来。
马老走后不久,丁洪范教授就“调”为“研究教授”,教务处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课程。
马老被捕离校后,重大学生满腔愤怒。商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赵国恩等,为了摆脱反动党团的控制和阻挠,决心甩掉学生自治会名义,联合全校进步同学,另外组织了援马大会,准备罢课游行,要求释放马寅初。
蒋介石听说学生要罢课,甚为惊恐,指示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教育部长陈立夫亲自出马干涉。重大校长叶元龙则俯首听从指挥,反动势力暂时占了优势,致使罢课游行未能实现。但进步学生并不灰心,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改变策略,继续战斗。
没有寿星的祝寿会
1941年正是马老的六十寿辰。本来他的生日是农历五月九日,为营救马老早日出狱,决定提前于三月卅日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为扩大社会影响,祝寿筹委会决定先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刊登启事三天,邀请马老亲友参加。但启事第一天登出后,蒋介石一见就勃然大怒,马上下令停止刊登。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即下“手谕”责问叶元龙:“贵校学生为马君祝寿之事,委座甚为怀疑,事前校方是否知悉,事后作何处理?盼速查明陈复。”
叶元龙接到“圣旨”后,首先想说服援马会的负责人,取消祝寿会。他说,马先生是政府已经逮捕的犯人,你们竟然要崇德报功,敬老尊贤,为他祝寿,这岂不是讽刺政府,同政府唱对台戏吗?学生代表反驳说:政府一直是说马先生调前线考察经济,从未宣布过逮捕马先生,他是什么犯人?为什么不能为他祝寿呢?叶元龙哑口无言,十分狼狈,只好威胁学生说:你们要开,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并采取了强硬措施,马上出了不准举行祝寿会的大布告;同时指示祝寿日紧锁所有会议室和教室,并停止供电。
筹委会根本不理他那一套,是日弄开了一间大教室,布置了祝寿会场,正面贴上了“明师永寿”四个大字,四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的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重庆《新华日报》送的对联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有一幅寿幛写的是:“老马识途”。另一幅写的是:“马首是瞻”。
那天到会的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的潘梓年、新华社的陆诒、重庆部分报社的记者、塔斯社驻渝记者,以及各阶层进步人士,宾朋满座,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烈。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中苏友协的张西曼,他首先以茶代酒,遥祝马老健康长寿。他说,过去历朝设有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可是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仔细一想,原来言官们的嘴巴只顾了吃饭,就顾不得说话了。马先生不是言官,可是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因为他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敢于说话。张西曼当场还拿出一部《资本论》赠给祝寿大会。还有许多来宾对马老正气浩然的高贵品德,和不畏强暴的高尚精神,作了充分的赞颂。
祝寿大会还赠送给来宾祝寿纪念章。还有许多来宾当场捐了款,为修建寅初亭作永久纪念。
次日重庆各报有关庆祝马老六十寿辰的报道,全被扣押。重庆《新华日报》登了一个《重要声明》:“纪念马寅初六十寿辰稿二篇,奉命免登”。以这种方式报道了祝寿会的消息。
梅岭突然出现“寅初亭”
在取得祝寿大会胜利之后,援马大会又进行了修建寅初亭的斗争。校方知道要在校园内修建寅初亭,便以种种借口制造障碍。援马会先找了工业专科学校土木专业承修,他们听说是纪念马老的,非常热心支持,由学生出工修建只收工本费。并请冯玉祥题了“寅初亭”三个字作匾额。但等到签订合同时,该校教师很遗憾地说,学校已接到上面通知:“不许承修寅初亭”。后来只好找人包工,秘密修建。不久,在校园梅岭上,“寅初亭”突然出现,同学们又惊奇又高兴。既成事实,校方和反动党团无可奈何,只好装聋作哑。
黄炎培特为“寅初亭”写了一首诗:“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后制成木匾,挂于寅初亭内。
出狱后再战斗
马老在息烽集中营囚禁了八个月之后,于1941年8月,又被迁移到江西上饶集中营。后经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多方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以及各方面的支持下,马老终于在1942年夏出狱回到重庆。但国民党反动派仍把他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的家里。直到1945年全国民主运动高涨起来,他才冲破了反动派的监视,获得了行动自由,重新搬回重庆大学校园住家。
1946年1月,旧政协在重庆举行。各民主党派为了使会议顺利成功,不致遭反动派的破坏,重庆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重庆大学为首,联合各校学生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提出了“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六十五岁的马老与各校教授百余人,理直气壮,斗志昂扬,走在队伍前面。
重庆市各界人民为了庆祝旧政协签订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马老那天也参加了,还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这个协定,指使特务暴徒捣乱会场,大打出手,造成了有名的较场口事件。马老与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殴打,马老的马褂也被撕破。
1946年2月4日马老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再次公开讲演,听众两千多人,讲题是:“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马老首先解释什么叫官僚资本,他说,靠做官搜刮或侵吞国营事业而发财的,就叫官僚资本。他又说,实行训政十七年的结果,若干官僚们由穷光蛋一变而为大富翁。财产象天文数字,多得难以计算。今天政府既要还政于民,首先就应该没收这些官僚资本,这是对付官僚资本的一个方法。这次立法院通过的《新公司法》,就是从法律上限制官僚资本的发展,这是打倒官僚资本的另一种方法。
马老接着说,但是丧心病狂的特权大官僚们,他们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取消了《新公司法》中对他们限制的条文,以便勾结外商,在中国以经商名义,从中大发横财。他坚决反对少数官僚操纵国防最高委员会,强行取消《新公司法》中对外商营业的限制。
次日重庆《商务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马老讲演的消息,并以专论的形式发表这篇讲演的全文。6日,重庆《民主报》又以《打倒官僚资本,热烈响应马老的呼吁》为题,发表了社论。
1946年春,马老即携全家回杭州,后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1948年,在地下党的安排和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转到了解放区。
现在,马寅初同志已是百岁老人了,但他在精神上,仍和四十年前一样,浩气凛凛,正义烈烈,苍松傲然,老而弥坚。当马老百岁寿辰之际,祝愿我们国家一代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坚强的民主老战士、科学界的人瑞健康长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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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菜店的义务营业员
——老局长周云光离休后的故事
周云光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今年72岁。1957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山东省济宁地区先后任财政局长、劳动局长。因他年老体衰,1966年离休。
老局长周云光离休后,摆在他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度过晚年:是扶儿抱孙、种花养鱼,享享清福,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尽义务?老周决定去找事情做。
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三十多人的北菜市菜店,只剩下十多名职工。有的上“山头”,有的搞串连,甚至连会计、出纳也离开了岗位。可是群众吃菜并没减少,有时就顾不上发豆腐票,八条街道一、二千户的购粮本撂在桌上。一次菜店负责人张淑芹向来领豆腐票的老周说:“周大爷,你要有空,帮我们发发豆腐票吧。”老周就满口应承了下来。
发放票证本来是两个人的事,老周却一人承担。他早来晚走,随到随领,每次都无差错。紧张的发票证过去后,他就主动卖菜、开票、划价,哪里忙就到哪里干。后来,他连会计、出纳的活也多半顶下来,负责收款。每天往银行送款,成了他的主要职业。职工开玩笑地说:“周大爷,你也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独当一面啦!”
老周到菜店服务十四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坚持天天按时到店,开会或家中有事,都主动向店里请假。1967年夏季的一天,狂风卷着大雨,伞都打不住,他却挽着裤管、赤着双脚到店上班。大家心疼地责备说:“您这么大年纪,大雨天还来干啥?”他却说:“工人阶级不上班,象啥工人。”他不顾年老体衰,每天早早来店打扫卫生,室内室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秩有序。菜农送菜每日达上万斤,他负责开票,一忙就是一个头午,连杯水也顾不得喝。特别是夏天,热得汗水滴滴直往下淌,有时累得直不起腰,他依然兢兢业业地干。1979年春,他腰疼病犯了,走路弓着腰,仍象以往那样开票、收款、上银行、站柜台。大家都劝他休息,可一直到上了疗养院,才算停止了工作。
对蔬菜划价,他坚持以质论价,两不吃亏。划价员少给了菜农钱款,他纠正过来。有时也为划价事与菜农争得脸红脖子粗。
过去许多单位与菜店熟,有的先领菜后给钱。老周来后坚持交现钱再领菜,一时没款,当天还清。地区一家招待所的司务长不按时交款已成惯例,老周却改了他的老习惯。只要他领菜不交款,他开好发票放一边,上午打电话,下午催,逼他当天交款,使菜店保证了经营收支平衡。
他最反对“走后门”,连本店职工他都管。十年动乱中,熟人买好菜是常事,营业员搞点小“特权”理所当然。可老周在柜台上,蔬菜不能挑,豆腐要交票。大家知道他那个劲,就不再找没趣。
老周对待顾客非常热情,不管谁来都和和气气,见了老人称“大爷”“大娘”,小孩买菜帮助装好,交代路上小心走。工作人员少,有时忙不过来,说话声大,他耐心劝导。他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象股暖流送进人们的心田。
去年,老周要买几百斤大白菜储放过冬。好心的营业员精心挑选,还把老帮剥了去。老周发现后坚决不要,自己挨菜堆重新过了秤。前几年,吃菜比较困难,可他从不与群众争买菜。有时营业员给他留点,他都谢绝。下班时再到门市上买点,营业员们很过意不去,他却说:“群众能吃,咱就能吃。”有时豆腐卖不完,怕坏了,不收票证按价分给营业员,他从没要过。老周在店里干工作,从来把自己作为店里的一员;享受福利待遇,却又把自己列为编外人员。每次发给他的袖套、帽子、降温茶、电影票等,他都不要。
老局长周云光离休十四年,坚持在菜店服务十四年,给菜店内外带出了好风气。可老局长却谦逊地说:“说句心里话,退休后,只是想继续为党为人民做点事。”从老周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鞠躬尽瘁为人民奋斗终生的好传统。
关广均 张正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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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记云阳县委组织部长向国阳同志
去年1月,四川省云阳县江口区区委书记向国阳同志被调任县委组织部长。搬家时,他既无大柜小柜,也无床铺桌椅,仅仅一挑行李:木箱内装着衣被,柳条篓篓放着棉絮。看到这种情景,不少干部、群众议论说:县委选老向当组织部长,真是长了眼睛。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物资短缺,老向从来没有走后门称过一斤肉、一斤酒、一斤糖。他全家六人,至今还有五人在农村,没有非法安排一人出来工作。有的同志劝他把女儿从农村中学弄到城镇来读书,他也不同意。
向国阳不谋私利,却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人们就想方设法关心他,酬谢他,而他却认为,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本分,一次又一次谢绝了大家的好意。1961年,老向在文龙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准备回家去看看。公社的同志商量给他弄点东西带回去,考虑到老向决不会收下,于是来了个“跟踪追送”。老向走的那天,公社炊事员也说要去开县有事,背着一袋东西,来到开县城。当晚,炊事员才把这袋东西交给老向,说是公社让他送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有猪肉、白糖、花生。这些食品,在当时是多么奇缺和珍贵呀!然而老向婉言谢绝了。他对炊事员说:“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信用社会计的爱人刚生小孩,正愁没肉吃,你还是带回去给她吧!”炊事员听了这感人肺腑的话,无可奈何只好把东西背了回去。
1977年9月,一个公社的同志提着一袋东西到老向寝室,说是暂时寄放一下。后来这个同志上车要走时,才对老向说:“那个包包里的东西是送给你的。”人走了,东西怎么办呢?几天后,老向去这个公社办事便把这些东西带去退给那位同志,并且耐心地教育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应该好好工作,送这些东西干啥?无非是在安排工作时要我美言几句。这怎么行,要靠自己表现嘛,千万不能搞这些小动作。”
去年秋天,一个家居云阳在外地工作、与老向很要好的同志,送来了一袋广柑和黄花。老向当时不在县城,别人代收了。老向回来知道这件事后,急忙托人帮忙把广柑、黄花带给那位同志的爱人,说这是她丈夫带回来的。后来,老向碰到了那位送东西的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党员,要按党的原则办事啊!工作调动要依靠组织。”
李海池 杨天恒 向遐令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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