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操比金石 节砺冰雪
——回忆宋庆龄同志
屈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四海同悲。宋庆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一贯热爱人民，相信人民，忠于人民。她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是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她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朋友和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她建立了光辉的业绩，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她在发展各国人民友好、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是国际知名的活动家，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爱戴和尊敬。宋庆龄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各国进步人民的共同损失。
我同宋庆龄同志相识，可以追溯到五十多年前。那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同志离开广州，抱病北上，于12月4日抵达天津。中山先生在津期间，我曾从北京赶去见他，他委派我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去陕西，宣传他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政治主张。在陕西奔波了两个月之后，我于1925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那时孙中山先生早已到京，病情转剧，卧床不起。2月底，我随同岳父于右任先生，前往铁狮子胡同五号中山先生行馆探视，同时见到了宋庆龄同志。于先生向中山先生表示了慰问，并祝愿他为国珍重，早日康复；我简单地向他汇报了陕西之行。中山先生躺在病榻上，听完了我的汇报，略为点了点头，以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和平……统一……”宋庆龄同志在旁护理，体贴入微，脸上流露出不胜焦虑的神色，心情十分沉重，她不但为中山先生的病担忧，更为国事担忧。我们坐不多时，便向中山先生告别。宋庆龄同志送我们到房门口，含着热泪同我们握手。过了不到两星期，中山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那次是我同中山先生的最后会见；同宋庆龄同志的见面，却是第一次。虽系初次会见，但也不难看出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之后，经过东征，统一了广东，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各方面革命人士相率来归。在这一大好形势下，1926年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很快地底定了江南的广大地区。在革命旗帜漫卷沪宁的时候，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背弃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动屠刀。继上海“四·一二”事变之后，武汉也发生了“七·一五”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形成了反动的宁汉合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政治局面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中国。就在这个黑云压城的时候，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中一批左派委员，联合中央委员中一批共产党人，发表了有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宣言并提出了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反帝与解决土地问题，号召“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在宣言上署名的共22位委员，领衔的就是宋庆龄同志；我有幸得附骥尾，能和宋庆龄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我是引以为荣的。
22位委员的名单如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吴玉章 于树德恽代英 恩克巴图 杨匏安 柳亚子 高语罕 谢晋 白云梯 毛泽东董用威 江浩 韩麟符 夏曦 许苏魂 邓颖超 屈武
这个宣言于八一起义的同一天在南昌发表；在上面署名的有九位是国民党左派，有13位是交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它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文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那种艰险的政治环境中，革命队伍也经历了重大的改组和分化，有些在革命高潮时期混进来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退隐的退隐。而宋庆龄同志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着反革命逆流挺身而出，领衔22位中委，伸张正气，声讨叛逆，受到全国革命群众的一致赞扬。更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庆龄同志本着宣言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奋斗到最后一息，从未易志改节。古语说：“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这就是宋庆龄同志的最好写照。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同志为了实现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未遂愿望，为了表达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毅然决然与邓演达、陈友仁出国到莫斯科。她于赴莫斯科前在上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她认为“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1927年8月下旬，宋庆龄同志抵达莫斯科。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们获悉孙夫人来了，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怀着崇敬的心情，赶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同莫斯科各工厂代表、中国侨民代表一起，热烈欢迎宋庆龄同志的到来。当她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时，我们向她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她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我个人还到她的寓所拜会了她，在交谈中，宋庆龄同志对国内时局异常悲愤，但对革命前途并没有灰心失望。
宋庆龄同志在旅苏期间，还应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演。她勉励我们这些在以孙中山命名的学府里攻读革命理论的中国学生，要永远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谈到国内政局时，她历数蒋介石的叛变罪行，并坚决表示要为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奋斗到底。宋庆龄同志的演说，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但却有些激烈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宋庆龄同志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患了左倾幼稚病。我当时就感到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和勇敢捍卫者。
后来，宋庆龄同志离莫斯科他往，我也没有料到自己在苏联竟一呆十二个春秋，从此云山阻隔，天各一方，再没有机会一见宋庆龄同志。
经过十来年的风风雨雨，人事沧桑。1938年，我从苏联回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同志也从香港来到重庆。在我岳父于右任家中，又复与宋庆龄同志相遇。她当时既为实现了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而感到欣慰，又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暗流而心存隐忧。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她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全国解放以后，接触宋庆龄同志的机会比较多，尤其是在我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期间，多次陪同外宾到上海她的寓所去访问。宋庆龄同志以其睿智的见解，诚挚的态度，优雅的谈吐，给外国朋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我国人民广交了朋友，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公务之外，有时也谈及往事，追怀故人，她深以我的老长亲于右任先生，解放前夕本想留在大陆，却终于被迫去到台湾而表示十分惋惜，这使我深受感动。
宋庆龄同志的嘉言懿行，不是我这篇拙劣的文字所能尽其万一。她的操守，坚同金石；她的气节，洁如冰雪。她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毕生追求真理的人的光荣的归宿。我对于宋庆龄同志，是极其崇敬的，由于多年的交往，我亲身体验到她的确是一位态度和蔼、意志坚强、柔中有刚、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伟大革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她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战斗了一生。她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杰出女性，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和骄傲。她一生的革命业绩，将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焕发异彩。她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和模范行为，永远是我国各族人民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子孙后代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中国评论历史人物有句老话，叫“流芳千古”，宋庆龄同志可谓当之无愧。
最后，当我们举国痛悼宋庆龄同志逝世之际，我也要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讲几句话。你们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侈谈什么“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宋庆龄同志的高大形象面前，你们是否有愧于心呢？你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符合中山先生的遗教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你们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学习宋庆龄同志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走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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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二）
廖梦醒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庆龄同志到了重庆，随后周恩来同志把我调到重庆，不久爱泼斯坦夫妇也来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转移到重庆，任务依然是给边区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器材。国内外不少人仰慕孙夫人，有些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当时胡宗南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缺医少药。有一次，国外捐来一架大型Ｘ光机。那时能飞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国军用机。可是这部Ｘ光机体积很大，搬不进舱门。我请示恩来同志，他叫我去跟庆龄同志商量。庆龄同志让我去找史迪威将军的杨副官。那是一个夏威夷华侨，深得史迪威信任。我把情况说明后，他立刻报告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向来钦佩孙夫人，一口答应帮忙。他怕夜长梦多，下令马上改建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把Ｘ光机装进去就飞往延安。
那时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就设在庆龄同志家里，房子周围有国民党特务监视，家里也有国民党派来的“听差”，庆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与人交往的自由。但是她一直与周恩来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我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络员，自己则总是深居简出。有一次，是1943年，《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在化龙桥报馆的操场上举行庆祝活动，庆龄同志也出席了，邓大姐亲自陪她观看演出。记得节目中有秧歌剧《兄妹开荒》，荣高棠同志参加了演出。因为庆龄同志很难得有机会来到自己人中间，所以这一天她特别高兴。
1945年秋末，少石同志在重庆遇难，遗体停在市民医院。庆龄同志异常悲痛，亲自去医院看我，还在灵前献花吊唁，到了安葬的那一天，又为少石同志执绋。她安慰我，叫我节哀，并叫我不必急于去上班，好好休息一下。恩来同志便把我和女儿接到红岩，使我能暂时回到革命大家庭中。同志们的温暖和关怀，帮助我在悲痛中坚强起来，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这时，抗战胜利已有几个月，庆龄同志要回上海了。恩来同志和我谈话，叫我作好准备，随后就去。这样，保卫中国同盟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它除了继续募捐款项与医疗器材给解放区外，还办了儿童剧团（为了收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儿童图书馆和识字班（后来发展成为少年宫）、妇幼保健站（后来发展成为福利会儿童医院）等。鉴于国民党统治下很多进步文化人生活贫苦，1948年庆龄同志发起了一个援助贫病作家的中秋赏月会，有跳舞、猜灯谜及其他各种游戏，公开发售入场券，收入所得全部分送当时在上海的贫病作家。除现金外，送给贫病作家的还有帆布床、面粉和澳洲捐来的毛毯。这些援助虽然菲薄，但对当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病作家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当时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更加疯狂镇压革命人民。对于这点庆龄同志是很警惕的。当时有一位同情我党的朋友倪裴君知道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她把黑名单透露给我，我立即把情报送到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我自己也上了黑名单。一天庆龄同志告诉我说：“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我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指示我迅速转移，庆龄同志便立即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为我购买船票，把我送到香港。
北平解放后，我和母亲从香港到了北平。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
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
几次交谈之后，邓大姐把庆龄同志说服了。8月底我们乘车北上。
9月1日，庆龄同志车抵北京。在月台上，毛主席、朱德同志、恩来同志都来了，我母亲也来了，都来迎接她。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庆龄同志，大家畅谈甚欢。我亦恭陪末席。
全国解放后，我不再担任庆龄同志的秘书，和她接触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不过我们依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十年浩劫期间，虽然她得到党和人民的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隔邻的两个机关不停地放大喇叭打派仗，吵得一贯爱好清静的庆龄同志心神不安。1966年7月的一天，她忽然派人来叫我立即去一趟。到了她家，她告诉我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红卫兵砸得稀烂，还给我看了照片。庆龄同志是很爱她父母的，这件事使她心里十分难过。她要求我立即把照片送交邓大姐。总理知道后说，此事一定要妥善处理。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不久邓大姐叫我把墓地修复后拍摄的照片交给庆龄同志看。对于周总理在那困难时刻为她做的这件事，她表示十分感激，永生不忘。
那天庆龄同志还对当时红卫兵要所有妇女一律剪短发表示不理解。她说：“我不要剪头发。”原来，庆龄同志的母亲临终时，曾要求女儿永不剪短发，所以她们三姐妹都梳发髻，始终遵守当时所作的诺言。
后来，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1972年9月1日我的母亲何香凝半夜去世，承志打电话告诉庆龄同志。次日天刚亮，她就到了北京医院。她是向我母亲遗体告别的第一个人。那时，她行动已经不太方便，我想，这两位并肩战斗达半个世纪的老朋友，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了，希望她健康长寿，继续为人民的事业奋斗。
今年年初我因病住院，二月份出院后还接到她的来信，说知道我出院很是高兴。没想到三个月后她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庆龄同志一生支持进步事业，伸张正义，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在中山先生去世，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她坚决站在人民一边。这在国民党反动派骂我党为“匪”，很多人不明真相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其作用是无法代替的。庆龄同志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与人民的事业长存！
庆龄同志，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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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
刘尊棋
1932年底，我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北平的号称“反省院”的陆军监狱里受着非人的折磨，已经一年有余。买通个别看守人，还是可以偷偷得到剪成一条一条的报纸。我看见了上海成立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且出版英文机关报《中国论坛》的消息。我就和狱中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商量，可否由我写封信给宋庆龄，揭露狱中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呼吁改善待遇，出狱抗敌。支部同意后，我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她，买通看守人寄出。信中痛陈我们这些青年人个个带着几公斤重的脚镣，锁在牢房里，饮食十分恶劣，缺医少药，不得看书读报，迫切要求释放出狱，上前线抗敌救亡；关在狱中时应该受到合乎人道主义的政治犯待遇。
不久，《中国论坛》报果然刊出了这封信，而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理事会在宋庆龄主持下通过决议，派同盟的秘书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铨（杏佛）到北平调查实况，进行营救。杨杏佛到北平后，偕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的负责人胡适和成舍我（《世界日报》社长）一道，首先见了当时的平津军政首脑张学良。张派他的外事秘书王卓然陪同他们三人视察了我们的监狱。
我们的牢房是两长条单层对门的小屋，中间是通道。每间牢门上着锁。人头高处有一个可以开关的窗口，窗口上有一个纸牌，写着室内犯人的姓名。他们一个个看了这些姓名牌，走到我的牢门窗口时停了下来，唤我的名字。我走到窗口，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他用英语问我是否写过信给孙夫人。我说写过。他说他就是奉孙夫人之命来视察北平政治犯监狱的。我说我们实际上受的不是政治犯待遇，而是比普通犯人更坏的残害，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我越说越情不自禁地高声申述我们没犯任何罪，我们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他（后来我知道，就是杨杏佛）点着头，以极同情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他说完后，另一位来者（后来我知道，即王卓然）又和我说了几句，也用英语，要我耐心些，表示要尽力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
在这一番不寻常的谈话后，监狱对我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减少我们“放风”的次数，不许我写家信了。
但是，在大约三个月后，即1933年5月30日，我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勒令把平津军政大权交给何应钦，他自己“奉命出洋考察”的前夕。张向他身边的人问有什么事要他办的没有。王卓然就把孙夫人派人视察监狱、要求释放一些爱国青年的话，报告给他。张当即叫他写个报告由他签批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我和少数别人无条件释放出狱一事大作文章，挑拨诬蔑。在十年动乱中，我受“四人帮”迫害关在洞庭湖中一个孤岛上时，同样遭“四人帮”诬陷、关在北京的监狱中的王卓然，为了证明我于1933年5月的确是无条件获释，曾以82岁的高龄，用蚕豆大的字写了十一张纸的材料。正是由于王卓然写的这份证明材料，我才在打倒“四人帮”后复查时，被摘掉“叛徒”的帽子，平反了长期的冤案。
1944年夏，在重庆为一个外国友人举行的酒会上，我遇到孙夫人，提到1933年我得到她的救援而获释的事，表示感激之情。她微笑一下说，“那可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我现在回忆这段往事，心情十分沉重。四十七年前奉宋庆龄之命由沪来平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杨杏佛先生，回上海不久就被蒋介石特务暗杀在街头，饮弹逝世。仗义保释我出狱的王卓然先生（解放后由海外回国任国务院参事），在写了我的证明材料后20天，于1975年1月30日含冤瘐死在“四人帮”的囹圄中。现在为革命和正义战斗终身的、为全中国和世界人民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竟也溘然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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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沉痛悼念宋妈妈
周海婴
收音机中传来哀乐，敬爱的宋妈妈经过精心治疗和抢救，终于不幸去世。在最近的日子里，每天聆听着您的病情，遥祈您老人家早日康复。然而八十年代的科学，无法阻止白血病夺去您的宝贵生命。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不禁使我回忆起四十五年前父亲的死。父亲身患肺结核，当时眼睁睁地目睹缺医乏药，让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与宋妈妈的战斗友谊，是众所周知的。我那时年仅七岁，正当沉浸在失去父亲的哀痛中的时候，受到宋妈妈亲切关怀和照顾，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父亲去世后，宋妈妈任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帮助料理丧事，亲自陪同我母亲和我到万国殡仪馆选棺木。馆里有各种棺木，宋妈妈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父亲的爱戴，拿出数千重金，帮助购下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能让上万群众得以最后一次告别战斗了一生的父亲的遗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妄想破坏父亲的葬礼，以怕扰乱秩序为由，不准按原路线进行。幸而葬礼有宋妈妈参加，“当局”不敢肆意阻拦，队伍在四点半到达万国公墓。下葬前宋妈妈和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前辈作了安葬演说。葬仪进行中，宋妈妈始终紧紧地扶握着母亲的臂，支持母亲一步一步地前进，支持母亲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完成父亲的事业。您最理解一个同样是失去了伟大的丈夫的妇女，在险恶的旧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同黑暗势力进行艰难的斗争。您以自身为表率，和何香凝老妈妈共同领导上海妇女救亡运动，支援抗战的十九路军、八路军。我母亲在您的感召下，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我亲眼看见您们夜以继日地募捐，准备慰问品，整备急救药品和急救背包，送向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您从重庆抵达上海，让廖梦醒同志陪同，来到霞飞坊我的家中，亲切探望离别八年的母亲，您们三位为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妇女，促膝谈心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后来，您知道我们生活艰难，不时馈赠肉类、水果罐头，以及其他礼品。您知道我母亲牙齿缺损时，亲笔写信介绍牙医安装义齿。您从生活到医疗，亲切地关怀我们母子，正象当年您关心父亲，亲笔写信敦促他治疗的心情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您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继而又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母亲得知这消息，十分欣喜，写了一封热情的贺函，祝贺您能实现保卫世界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夙愿。您谦逊地回复母亲一封信，勉励母亲共同战斗。信的全文如下：
广平大姐：
多谢您给我的贺函，你也是反对黑暗争取光明的战士，让
我们更紧密地携手为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而斗争，并愿以此互
勉。
此致
敬礼
宋庆龄
九月二十三日
1956年，毛泽东同志为鲁迅墓碑亲笔题字。迁墓那天，您仍站在母亲身旁紧紧地扶着母亲，参加了庄严肃穆的迁墓仪式，体现您始终如一，为反对黑暗，争取光明与鲁迅共同战斗的革命友谊。
今天，宋妈妈离开了我们。我沉浸在沉痛的追忆之中，再一次翻开您参加父亲葬礼、迁墓的珍贵照片和几封您的亲笔手札，我感到您并没有死，您那高大革命战士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里，永远鼓舞我们为继承您的未完事业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