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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之际，本报邀请首都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举行笔谈，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要。
党的领导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
张友渔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回顾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历程，更加感到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也不能够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法制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这是任何革命政党都清楚的。因此，在革命斗争中要破坏旧法制，革命成功后要建设新法制。我们党对法制的作用也是重视的，只是由于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不能不采取不同的态度。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破坏统治阶级的旧法制是革命的任务；在革命成功或部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作为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的工具，是建立新法制。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进程中，从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的宪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国曾经陆续制定了不少法律，社会主义法制一步步建立起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毕竟已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呈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好形势。
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建国初期，我们还不得不用革命手段完成民主革命的某些遗留任务，现实生活对法制的需要还不那么迫切，或者某些方面虽有迫切需要，但由于我们还缺乏经验，还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法制。现在不同了，既有客观的需要，又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而可以逐步制定出一批法律，并且可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尽快健全起来，这是完成党和国家现阶段任务所必需的。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稳固的基础，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资本家阶级已不存在了，敌人的范围缩小了，人民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社会主义法制也必须反映这个实际情况，把调整人民内部的社会关系、保护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护人民，不仅要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而且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要保卫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要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必须把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要保卫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就必须对经济方面的改革、整顿等制定出必要的法律、规章制度。总之，我们必须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保证坚持执行，不得违犯，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武器，以维护人民权利，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党不仅要领导立法，也必须领导司法，以使社会主义法制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但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法律一经制定，人人都要遵守，党也不能例外。在司法活动中，党的领导的作用在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配备和教育好干部，使检察、审判都能正确进行。我相信，只要我们党加强对法制建设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制肯定会更加健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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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汝信
我们党成立已经六十周年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胜利的六十年。目前在极少数人中间有一种错误的论调，似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旧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屈辱状态，曾经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结果都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才领导人民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东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业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原则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作为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一个普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我深深地感到今天有重新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左倾思想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遭到了公开的践踏。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纠正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解释，并把被歪曲和颠倒了的理论重新端正过来。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解决究竟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空想，也不是宗教，而是一门严密的科学。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决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在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对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雄辩地说明，思想解放运动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摆脱了错误的思想束缚，才能真正学好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有了正确思想的指导，才能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党中央领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理论界空前的思想活跃，也就不可能有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
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停滞不前。事实上，这二、三十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关系和内部结构方面的变动，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想象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要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独立思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探讨和解决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说，这是新的历史时代向理论工作者的挑战。我想，我们只能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象莱辛那样无私无畏地探求真理，永不止步，不怕犯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对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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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加强历史研究
邓广铭
六十年来，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尽艰难曲折，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凡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了，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就前进；凡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得不好，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甚至失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了坚持这一条真理，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话：不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状，而且还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亦即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研究历史，既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还可以为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提供生动的教材。我们的许多青年，正是因为学习了中国古代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出现过灿若繁星的杰出人物，从而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情；正是因为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了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历程，才深刻认识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说，学习和研究历史当然也是极关重要的一事。
我国历史之悠久，史籍之繁多，历史资料、文物之丰富，在全世界罕有其匹。单就近一个世纪内出现的重要而又大量的史料来说，就有殷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等，秦汉的简牍，敦煌、吐鲁番等地的文书等，明清两朝的档案，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郭沫若同志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不但作出了卓越成绩，也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树立了一个典范，到后来这一研究方法也已蔚然成风。但对秦汉简牍的整理和研究来说，情况就远逊于前者。对于近一千万件的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则是近几年内刚提到日程上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情况更差，以致迄今还有外国学者讥笑说，敦煌虽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外国。据闻现在有人想在这一学术领域为国家雪耻争光，想要开展对敦煌文书的研究，然而刚一开始，就有“钻故纸堆”、“史料挂帅”等等帽子飞来，施加精神压力，致使为国争光吐气的愿望很难实现。可见极左思潮的流毒还十分厉害。
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对历史上所有重大问题，重要现象、事件和人物，重新加以分析、阐明和评价，必须有一支宏大的史学工作者队伍，必须抓紧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培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学术领域，包括历史科学领域的广大学者，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各种问题，不断取得新成果。我自己则经常感到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够做到的太少，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因而非常着急。我衷心希望，在党的领导下，乘此可以有所作为的大好时光，跟随在史学界全体同志之后，贡献出自己的全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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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平凡的六十年
夏鼐
我们搞考古工作的人，对于年代，往往是以百年、千年甚至万年作为单位来计算的。短短的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流中，只不过是瞬息间而已。但是，过去的这六十年，是何等的不平凡的岁月啊！
六十年前，正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近代的考古学也产生了。
在这以前，中国早已有“金石学”，但那主要是古董的研究加上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的研究而已。只有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引入之后，中国近代的考古学才产生。近代的考古学，它的研究对象虽然仍是古老的遗物和遗迹，但是研究的目的方法都改变了。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考证古器物或古文字而已，而是阐明人类的历史过程。它的方法是以考古调查发掘的田野工作为主要手段，根据科学操作规程以采集标本，并且采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以解决年代早晚问题。研究对象包括一切古人活动所留下的遗物和遗迹。1921年发现并发掘了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1927年更开始发掘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这些遗址出土的标本是骨头、石子（石器）和瓦碴（陶片），在古董市场上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是在近代考古学家看起来，却都是无价之宝。
我国考古学在这三十年内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我想指出的，这些成绩，不应该理解为挖出了多少件国宝。挖出来的国宝是我们祖先辛勤劳动所创造的遗产。那是祖先们的功劳，不是我们的成绩。我们的科学成果应该是指用什么思想指导工作，用什么方法去发掘和研究以及取得什么科学结论。
在解放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进步。解放以前，早在三十年代，郭沫若同志便已经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但是这种理论当时在中国考古学界并不占统治地位。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中国考古工作者都是竭力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去。我们不仅要研究遗物和遗迹，还要研究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还要通过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经济状态，生产技术和文化面貌等，以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考古学方面而言，我们应该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研究。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方向对头，我们一定能在本世纪内，使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走到全世界的考古学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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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
两年前，党提出了一项任务：要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建立这样一门学科是为了要它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配合起来，更全面、更科学地去研究我们中国的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工作，已经迈出了一些步子。
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具备优越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就可以使我们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有所遵循。问题在于怎样能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去。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做好社会学研究最根本的条件。
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目前最困难的是人不够。事在人为，人不够事就难为。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熟悉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和技术、能独立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是不多的，有这些条件的人能安排到社会学研究工作岗位上来的就更少。所以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新的一代。
培养新的一代社会学工作者应当是高等院校的任务。要使高等院校担负起这个任务，还得帮助它们培养教师和准备教材。这是目前必须抓紧的主要环节。这两年来我们尽可能集中老一代仅有的一点力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争取各方面支持这项工作的一切力量，甚至利用一些外力，采取办短期讲习班和组织教材编写组等方式来做这件事。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开始，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
新中国的社会学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必须立足于新中国的社会。我们的教材必须以本国社会的资料为主。这里我们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不容易得到这些资料，其次是即使得了一些资料还要经过整理才能作为教材。至于当前的社会情况和问题，还须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因此在编写教材的同时，必须开展对已有社会调查资料的发掘和整理，还得发动各方面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目前政府各部门、各研究机关、各学校已开始重视这项工作，甚至有些青年利用业余和课余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地进行尝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领导，支持、关心和交流，真正实现大兴科学调查之风。值得向党汇报的是：两年前，跟社会学沾过边的人们心有余悸以及社会上对社会学的看法，现在已大有改变了。党的领导和关怀，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和督促，这一切都使我们对社会学的发展前途深有信心。在前进的道路上，曲折和困难是难免的。我们一定按照党所指示的方向努力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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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唯上 不唯书 要唯实
吴振坤
我们党成立已经整整六十周年了。党的六十年光辉战斗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结合、不断前进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永不衰竭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紧密地联系着，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但要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善于领会它的精神实质，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说明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是对这个原则深刻而科学的概括。
我们曾批判过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既唯上，又唯书，唯独不唯实。用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包括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脱离实际的僵死的教条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勇于打破过了时的陈旧观点和老框框、老套套，勇于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犯“左”的错误，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于我国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从根本上扭转了脱离国情的左倾错误方向，并且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有步骤地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例如：从与消费需要相脱节的“为生产而生产”转到为满足人民消费而生产；从脱离实际可能的高速度转到中等、持续、稳定、实惠的增长速度；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到把消费品生产放在首要地位；从闭关锁国转到对外开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等等。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这些重大决策和发展战略，深刻地阐发它们与我国国情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并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总结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把它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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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繁荣经济科学而努力
刘国光
我们党建立六十年来，一直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宣传和研究工作。建国以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加重视整个经济科学的发展。就拿我所在的经济研究所来说，建国初期刚成立时，不过三十余人，经过扩充和分建新所，目前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内，在经济科学领域已经有了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经济、技术经济、基建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七个研究所，工作人员约七百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七个研究所中有五个是在1978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科学在十年动乱中是被摧残得最为严重的一门学科。“四人帮”被粉碎后，它也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我们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能够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获得广阔的用武之地，心情感到空前未有的舒畅，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服务，我觉得目前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在定性研究的指导下开展定量的研究。如果经济学继续象以前那样基本上只搞定性的研究，那是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的。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对经济问题的定量研究，有些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研究经济计量的学科，开展了各种经济计量模式的探索。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计量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定量研究及时获得定性研究的指导，同时促进经济理论研究的精密化和具体化，使它更加切合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定量研究中加强定性研究的指导，实质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经济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这几年，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除了主要依靠总结我们自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外，还广泛参考东、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借鉴外国的经验。一些可以通用于各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概念范畴，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逐渐被“引进”到研究中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益的。但是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技术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外国经济学中有许多思想概念，同辩护性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仅仅适用于描述和解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我们就不应无条件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中来。总之，我以为在目前的“开放的”环境中研究经济科学，更需要维护这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
当前活跃在经济理论界的，多半是年岁较大的经济学者，而且通才较多。一些久经考验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来造福我们的国家，提挈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经济科学分支越来越细，需要有更多的比较年轻的具有某方面专长的研究工作者来充实我们的队伍。现在在一部分经济研究工作者中间，缺乏相对稳定的专门研究方向，我以为这既不利于经济科学全面的和纵深的发展，也不利于青年一代研究人员的健康成长。如何进一步落实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方针，造就一大批年青的专门化的经济研究人才，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是我们中年经济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让我们老、中、青三代经济研究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进一步繁荣我国的经济科学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