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向前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史良
今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前，党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诞生。那时，在中国天空下，哀鸿遍地，满目疮痍。一些希望改革的积极分子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各种“良方”，都没有切中时弊。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武器，观察、分析了中国国情，认清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基础上，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提出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其中心内容是分阶段地实现中国革命：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主席为制订并领导实践这个伟大战略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1949年，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里所取得的这一胜利，不能不震撼整个世界，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党又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正象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发展是曲折的，但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特别是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已经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确实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它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雄辩地证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只要真正团结起来，就能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社会面目一新。伟大的党恢复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民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获得了新生。这是必须感谢党的。
中国民主同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治组织。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并由于它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地位，和中国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的呼声常常能够重叠在一起，形成被压迫者的呼号与呐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没有民主，学术文化受到摧残，知识分子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极为深刻的。这是民盟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党的帮助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民盟从它最初建立和日后发展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当它在1941年初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公开否认它的存在，是在党的帮助下，民盟在香港创办了它的第一张报纸《光明报》，公布了民盟的政治纲领。以后，民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几经变革，终于从一个标榜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政治力量发展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进步的过程。在它的发展中，闪耀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民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从此，民盟坚持接受党的领导，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的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有个认识过程，而且还有个适应过程。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党的领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而诚心诚意地愿意为之出力，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的要求，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地进行了世界观的改造。现在看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大的胜利。与此相适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已经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任务，民盟将继续坚持自己的不断进步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的原则，进一步作好盟的工作，把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一步地调动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今天，当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社会主义祖国正在走上中兴之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发展。在文艺界、理论界和整个文化领域，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在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继续巩固和发展。我们坚信有了建党六十年特别是建国三十二年的光辉历史经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更加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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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引导我们前进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王昆仑
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继承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国同盟会及其后身国民党，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中国的一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光荣的历史。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和辛亥革命以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斗争中，许多年青的革命志士，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一个大清皇帝，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军阀混战，国难未已，国民党本身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孙先生本人也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
这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的确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他以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亲自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当时，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并肩战斗。
由于共产党员的参加，使奄奄一息的国民党，输入了新血液，增加了新活力。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始了北伐，大军所至，使反动军阀迎风而溃，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这时，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混入革命阵营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掉转枪口，屠杀共产党，镇压革命人民。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极少数最坚定的左派，看穿了蒋介石、汪精卫不过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走狗，始终坚持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坚持同共产党合作。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将领，不顾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违反国民党当局的意志，发动了淞沪抗战和察绥抗战。其后，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在香港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都是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成立组织和创建政权的几次尝试。这些行动，由于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没有与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时候，共产党有如夜海中的灯塔，照亮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前进的道路。“万流归大海，人心向延安”，这就是大后方人民内心的写照。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身负重任，来到重庆。从1938年底到1946年4月，七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广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在特务如毛、浓雾低沉的重庆，席不暇暖地对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
在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引导之下，1943年，主要由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开始展开爱国民主活动。1945年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1946年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政治纲领和章程，选出了领导机构，宣告正式成立。民联、民促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帮助。
1947年，国民党各民主派别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于11月12日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宣告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选出了领导机构，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蒋光鼐、朱蕴山等被选为主要领导人，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开决裂。解放区的新华社，及时向全国作了报道。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说：“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共产党对民革在政治上给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民革从过去长期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达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目的。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革中央积极响应。1948年底，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等先后到达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民革积极配合共产党，推动和组织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行列中来，不少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民革的成员。
1949年，在解放了的古都北平，民革和民联、民促都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工作。同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举行第二次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党建议的“团结、进步、统一”的方针，组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原国民党著名代表人物程潜、张治中、邵力子等，都参加了民革中央的领导机构。在这次代表会议及尔后的民革中央全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上，都确认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章程总纲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采取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从此，民革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走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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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季 方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当我国各族人民正在积极贯彻执行“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的方针，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这个光辉的节日的时候，我，并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全体同志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以往六十年的历史上，每当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的时候，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情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制订了正确的政策，组织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多数同盟者，对准了主要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从我们农工民主党的活动实践中，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意义和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中国农工民主党从其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1930年成立以后，不懂得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才能使真正的革命取得胜利的道理，幻想重整国民党的旗鼓，完成孙中山先生没有实现的使命，以至于徘徊在第三条路线上，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结果，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组织也破坏瓦解。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经发动的抗日反蒋以及参与的福建事变的活动，也都失败了，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微弱的。在此渺茫失望的时刻，幸而得到中国共产党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启示和鼓舞，恢复了组织活动，声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寇的侵略，一切革命党派应该形成联合战线，召开人民非常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最高抗战指挥机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展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活动，作出了一定的成就。解放战争期间，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开展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争取实现和平统一的活动，并克服农工党内极少数人迷恋“中间道路”的影响，发表声明响应中共的号召，参加新政协会议以及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农工党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成员人数也有较大的发展，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可喜的成就，受到了赞扬和鼓励。农工民主党所以能够跟上历史的潮流，跟上革命的步伐，并且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是十分地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的。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光荣之处，还在于他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有着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有着坚韧不拔彻底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崇高精神。因此，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的爱戴和热烈的拥护。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工作上有时也有失误，但对这些问题都是依靠自己的组织力量起来纠正的。特别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拨乱反正，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和发展了正确的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向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共产党自己克服缺点，洗去了身上的污泥，使肌体更加健康而永葆革命的青春，党的威信更加伟大而崇高，党的光明正大的形象更加光辉灿烂。对于这样好的党，人民怎能不感到更加信赖呢？对于有这样好的党所领导的事业，人民怎能不信心倍增呢？我们说，这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的可靠保障。
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十年的锻炼，成为郑重的、坚强的、成熟的马列主义的党，这与曾经领导过这个党的老一辈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他们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耗尽了心血，也为把中国共产党培育成为伟大的党，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几次革命的紧要关头，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失败或错误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和中华民族，他汇合了全党的智慧，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成为党和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他的功绩是万世不朽的。现在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的时候，就特别地怀念这些领袖，要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记住他们的教导，把我国的建设事业一定搞好。
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对于我们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也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就是要牢牢地记住历史的结论、革命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成功；只有维护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前进；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中国强盛起来。因此，我们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发展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四化建设、台湾回归祖国和国际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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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放光辉
中国致公党主席 黄鼎臣
我们致公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设在香港的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但是在国外许多地方的组织仍以“团结爱国，互助互济”为宗旨，继续进行活动，不少成员和骨干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主张的感召下，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通过斗争的实践，这些同志密切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提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们认识到在祖国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抗日，在抗战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十分腐败。中国共产党英勇地领导人民抗日，真诚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治十分严明，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致公党的一些负责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间接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在思想上获得了进步。如陈其尤同志，就是在这时期，在与中共一些同志的接触中，受到启发教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才有胜利希望。随后，他就赴香港与陈演生等同志为恢复和改组致公党进行了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阴谋窃取抗战的胜利果实，不顾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和独立的要求，实行其内战、独裁和卖国的反革命政策，祖国又面临着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全国人民以及各个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的无党派人士，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性，都把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他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亲自领导蒋管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分关怀团结和教育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团体。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下，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日益发展起来，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
蒋介石国民党为掩盖其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为其召开伪“国大”制造舆论，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的力量。他们先是对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等负责人进行拉拢引诱，遭到拒绝以后，就转而利用致公党内少数思想落后的人，妄图控制致公党，这时期致公党内进步与落后、革命与不革命两种势力的斗争结果，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的。
致公党内的进步力量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准备，于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中国致公党代表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修改党章，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通过这次会议，致公党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力量。1948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庄严地公布了23个革命口号，其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公党为此发表了“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
1949年，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致公党选派六名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建国以来，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致公党成员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致公党组织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致公党在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中，致公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