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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前进
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大队长 耿长锁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共同富裕起来。在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走过的道路，对以上真理越发坚信不疑。
解放前，我们五公村，别说贫雇农，连中农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遇上灾荒年，更是干瞪着眼挨饿。1943年大旱，俺一个村就活活饿死了15口人，俺那大闺女，就是那一年收人家三斗红高粱打发出去的。共产党、毛主席号召人们组织起来。这年冬天，俺们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日子这才一天天好起来。大家知道，去年河北平原上又是罕见的大旱。可是，俺们五公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仍然达到了1，298斤，集体分配收入人均二百五十多元。别说挨饿，家家户户连粗粮都很少吃啊。去年一年，社员们光盖新房就有二百多间。我们大队不欠国家一分钱贷款，公共积累达到二百零二万多元。有55眼机井，耕地基本上旱涝保收。还有10台拖拉机，150台柴油机和电动机，其他农业机械103台，从种到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1971年以来，年年给国家贡献粮食百万斤左右。
在五公，有了什么事，干部就找社员商量；遇到重大问题，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表决。社员是真正的主人。社员与社员之间，情同手足。现在是夏天，好多社员家都得泥房顶。谁想泥房了，提前打个招呼，吃过午饭，大伙不约而同地就去了。四间房，最多两个钟头，保证泥完泥好。既不耽误出工，又不用酒饭招待。互相帮助，已经成了习惯。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家家有余粮，存五六千斤粮食不算什么。户户有存款，存万元左右的，约占三分之一，存四五千元的约占三分之一。社员住房宽敞，城里没法跟我们比。最近我们又开始给社员安自来水了，一户一个水龙头，已经安了一半。五公的社员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好处，你就是用棍子打他，他也舍不得离开集体。
也许有人会说，你五公虽然富了，可是跟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比那算个啥！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到五公来过。1978年，美国的四个学者来住了二十多天，进行实地考察，把五公的每个角落都看遍了。当他们看到五公有合作医疗站，送医送药上门，还免费80％的时候，连声说：“在美国不行，医生要钱太多，穷人是看不起病的。”他们听说第三生产队召开300人的社员大会，讨论财务开支问题，激动地说：“这是个十分民主的典型，非常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在美国不可能召集300个农民来讨论财务开支的问题。”临走的时候，他们感慨地说：“在美国有很多人收入较高，但仅房租一项就占工资的三分之一。你们的收入从数字看虽不如美国高，但人们生活得很好，人人有房住，有饭吃，这就是巨大的成就。”
也许有人会说：你五公搞的不赖，我这里可不行啊，我也是搞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可我们搞了这么多年，还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
的确，有些地方搞集体化二十多年了，至今还没有摘掉穷帽子。我觉得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我们工作上的错误。就拿开始搞合作化来说吧。五公从1943年冬天开始办合作社（那时候叫“土地合伙组”），最初是4户，后来发展到9户、12户、17户，又退出去8户，剩下9户，然后又发展。这样大了小，小了大，几经反复，到1953年才把全村的人都吸引到合作社里来。又过了三年，到1956年才转成高级社。从办社到高级社，这中间经历了十三年。这十三年中，我们培养锻炼出了一批搞合作化的骨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特别是先有少数人办的合作社示范，多数农民观察了十年，亲眼看到了集体化的好处，是自愿地加入到合作社里来的。因此，我们五公大队走社会主义道路，步子扎实，底子打得好。合作社是由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不是被人推着搡着一个跟头翻过来的。
可是，在有的地方，农民根本不知道合作社是什么模样，他们有的是因为上级号召办社就一哄而起，有的则是被人强拉硬拽入了社，压根儿谈不上自愿。再加上后来“左”的干扰不断，干部作风不好等原因，集体经济没有办好，社员们没有尝到集体化的甜头。社会主义在咱们中国是个新事物。如果在中国搞封建主义，那容易得很，县官出门坐轿，百姓见了磕头，不用学。可社会主义过去谁也没搞过，难免犯点错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我们解放思想，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提倡因地制宜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责任制确实是富国富民的灵丹妙药。不少穷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以后，一两年之间，就摘掉了穷帽子。
这些年，“左”的一套也把我们五公大队害得不轻。对“左”的东西，我们进行过抵制，不然，五公就不可能有今天。可是，对有些“左”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完全顶住。特别是劳动管理上“左”的一套，更是对五公为害不浅。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清理“左”的影响，重新修订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有的干部思想还转不过弯来哩。他们说：五公不同于一般的生产队，群众思想觉悟高，干活劲头足，用不着搞什么定额管理。我说：是搞好还是不搞好，咱们先做个试验行不行？于是，从1978年春天开始，我们先对机井管理实行了单机核算的岗位责任制。过去全大队2，500亩麦田，普浇一次水需要七至八天，甚至十多天；搞了单机核算，只用六天就够了，每浇一亩地的成本平均下降60％。这一下子震动了大家，人们开始看到“左”的影响和危害了。随着形势的发展，五公大队干部社员的思想不断解放。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增加了多种经营的项目，扩大了经济作物的面积，工副业生产有所发展。
我们在大田管理中推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效果就更加明显了。以棉花为例，1979年平均亩产74斤，1980年搞了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亩产一下子增加到158斤。事实说明，不论是穷队或富队，先进队或后进队，都要清理“左”的影响。清理了“左”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生产才能更快地发展，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好。
（郭华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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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就是要领导农民由穷变富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河南省新乡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史来贺
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俺有很多话愿对党说。俺刘庄大队坐落在豫北黄河故道上。解放前是一片沙荒，“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俺们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依靠集体的力量，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改造了生产条件，发展了农工副业，使穷刘庄变成全省最富裕的大队之一。现在，与解放前的1948年相比，人口增长不到一倍，粮棉分别增长十倍左右，粮食亩产一千六百多斤，棉花亩产二百二十多斤。按总收入计算，平均每人一千七百多元，合一千美元以上。集体公共积累480万元，户均二万多元。去年分配虽只占总收入的27．5％，但扣除每人540斤口粮等实物折款，一般每户分现金三千元左右，最高六千元以上，每个劳力月收入现金84元，相当于一个行政18级干部。社员户户有存款，一多半社员家有电视机。全队二百多户，有手表五百多块。其它如自行车、缝纫机等，家家都有。社员住的是集体兴建的美观大方、舒适宽敞的新楼房，一人一间，一家一院。大家都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里安居乐业。社员们满意地说，“俺现在走的是柏油路，住的是新楼房，喝的是自来水，穿的是好衣裳，样样和城市一个样，过去作梦都没想到啊！”
俺刘庄也不是没受到干扰，不过我们有个老主意：集体经济要搞好，风吹浪打不动摇。林彪、“四人帮”一伙干扰破坏生产。那股风刮到河南，他们说俺“只埋头生产，不会造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俺们想不通，如果工人不做工，农民不务农，都去造反，都不生产，大家吃什么，穿什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啥时候才能实现？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喊，俺们坚持抓生产。正在别的地方大批资本主义，大搞形式主义，堵路、割尾巴的时候，俺们埋头生产，大搞建设，买机器，办工厂。现在全队有各种农业机械三百多部，平均每亩耕地一马力，实现了耕耙、排灌、植保、脱粒、运输、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动乱十年，俺大队班子没散，人心没乱，实现了高产更高产。
机械多了，劳动效率成倍提高，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力占总劳力的比例由四分之三降到三分之一。俺们一面扩大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一面用队里多年积累的资金大力兴办队有工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走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致富道路。1975年以来，先后扩建、新建农机修配厂、造纸厂、面粉厂、冰糕厂、缝纫厂、电瓶厂、食品加工厂和砖瓦厂、畜牧场等。这样，既有效地解决了剩余劳力问题，又为集体增添了物质财富，使工、副、牧、林业的收入占全大队总收入的73．4％。反过来，林、牧、工、副业又为农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和肥料。以农促工，以工养农，全面发展，五业兴旺。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俺大队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总结本队以往实行“专业分工、定额管理”的经验，根据社员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干部管理水平，进一步建立健全“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即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使用人力、物力、机械、土地，统一投资，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分五个专业、12个生产单位进行专业生产活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真正向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迈进。
实践使俺们逐渐懂得了：要带领农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发展生产，改善社员生活，使大家从更多的实惠中切身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年来，俺大队坚持在按劳分配的前提下，十分注意改善社员的物质文化生活。现在，社员烧煤，大队统一拉运，送到各家各户。每年每人可从集体分到500斤蔬菜、25斤肉、8斤油、20斤鸡蛋、50斤瓜果、400块冰糕、10斤牛奶，队里还对吃水、用电、烧柴、住房、理发、洗澡、医疗、看电影、孩子上学、入托等十几项实行免费。
几十年的经历，使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共产党是为着解放饥寒交迫的奴隶，使他们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如果不能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那就是没有尽到共产党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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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一些工业部门同上海等城市建立关系
采取有偿协作形式学习先进技术
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记者张炳森、马天泽报道：云南省工业部门一些行业采取有偿协作形式学习上海等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使双方帮学活动开展得又快又好，取得了实际效果。
云南省轻工、纺织、化工、冶金等十三个部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同上海、天津、北京、重庆、常州、苏州、无锡七个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达成了128个项目的协议。由这七个市的对口行业或企业帮助云南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云南省工业部门本着互相支援、双方有利的原则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向对方提供适当的经济报酬。主要形式有：
一、补偿贸易。云南锡业公司个旧湖尾矿回收工程搞了十年，因为工艺不过关，一直未能正常生产，继续搞下去资金又有困难。现由上海冶金局投资104万元，并派专业技术人员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云南方面用回收的锡、铜偿还对方投资。
二、联合经营。如云南昭通地毯厂虽然原料来源充足，但生产的地毯质量过不了关；而天津地毯工业公司生产的风船牌地毯质量优良。双方决定联合生产风船版纳牌地毯，主要供出口，利润分成。
三、给对方提供一些急需的原材料，对各市派来帮助工作的人员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这些措施使七个市承担任务的企业和个人都得到利益，增强了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云南付了“学费”，也鼓足了气，下决心要把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学到手。双方密切配合，帮学活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显著效果。已经执行的67个项目都按时或提前完成了协议规定的进度，云南长期攻不下的一些生产技术难题迅速得到解决。纺织行业九个项目中，有六项产品一等品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并新增加18个花色品种。昆明纺织厂的的确良卡叽、曲靖毛纺厂的海军呢，自投产以来很少生产出一等品，这次经上海、天津不到两个月的帮助，一等品率已分别达到46％和65％。在上海第五印染厂帮助下，云南印染厂第一次成功地印染出加工难度较大的大花印花布，填补了该省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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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对调整北京电镀工业的一点想法
北京电镀行业存在领导多头，管理分散，重复建设，浪费能源，污染环境等严重问题，在工业调整中，如何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把电镀行业调整好，这是当务之急。
北京地区的电镀厂、电镀车间、电镀作业点有608个，分属中央和地方、军工和民用以及区县、社队、学校等78个系统和部门，共有职工12，500余人。
目前全市电镀设备利用率不到40％。在生产能力过多的情况下，有些单位还在新建电镀厂和车间，特别是农村社队发展电镀的劲头很大。“要致富，办电镀”。大兴县榆垡公社一个镇上办了四个电镀厂；礼贤公社在方圆一公里内办起了五个电镀厂。有的工厂在郊区办起了新电镀车间（厂），但并不撤销在城里的老点。
北京有好几家大电镀厂任务不足，而农村社队办的小电镀厂却生意兴隆。例如，北京建材电镀厂有九条自动、半自动生产线，治理“三废”的设备齐全，自去年11月份投产以来，今年的生产任务仅为全部生产能力的十分之一。但是就在这个现代化大电镀厂周围，社队却办起了22个小电镀厂。
随着电镀厂特别是农村电镀厂的盲目发展，“三废”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从经济效果还是从保护环境来看，都应当调整改组电镀工业。
怎样调整改组北京电镀工业？建议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下，组成强有力的专业工作班子，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周密规划，从立法着手，分三步走：
第一步，针对北京当前电镀行业盲目发展的状况及对首都环境的危害，由市人民政府用法规形式公布，实行紧急刹车。
第二步，根据市政府的有关规定，由专门工作班子对全市现有的电镀厂、点进行清理、整顿。
第三步，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原则进一步调整改组电镀工业。要把一批条件比较好的电镀车间独立成厂（或分厂），实行独立核算，并与专业电镀厂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形成若干个电镀中心，实行电镀生产社会化。 基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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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拾遗补缺方便群众
——记浙江宁波市咸塘街市场
地处浙江宁波市中心的咸塘街，是一个以个体手工业户经营为主的市场。上百个摊位前，人群熙熙攘攘，各种日用小商品琳琅满目。
咸塘街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经营，或者很少经营的日用小商品，比如，妇女佩用的花扣、发夹，中式服装上用的布钮扣，农家必需的小铁器，钓鱼用的渔钩、渔具……还有各种做工精巧的小手工艺品，以至花、鸟、鱼、虫，等等，品种繁多。这些小商品，大多是个体手工业户利用工厂的边角废料加工制成的。
由于个体手工业户一边生产、一边销售，因此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和顾客要求，生产各种适销产品。这里销售的人造革提包、钱袋、童装、枕套、童鞋和各种日用小商品的式样、花色，有许多是国营商店里从未见到过的。
咸塘街市场上，个体手工业户之间竞争也很激烈。为了招揽顾客，他们服务态度热情周到，而且价格公道，薄利多销。来这里修配钥匙、修鞋补衣都是随到随修，立等可取。还可以定制各种小商品，比如顾客在摊位上挑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领片，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式样定制加工，第二天取货。
咸塘街市场是去年1月由宁波市镇明区工商行政管理所开辟的。这个工商所看到许多个体手工业户领取营业执照以后没有场地营业，就在这里开辟场地，为个体户创造营业条件。外地经过登记的个体户也允许在这里营业。
本报记者 沈世纬 童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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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增产儿童食品和用品
本报讯 上海轻工业局系统抓紧生产更多更好、丰富多彩的儿童食品和儿童用品。上海儿童食品厂在提高传统产品奶糕质量的同时，又试制生产了多维乳儿粉。最近，该厂还赶制了视力素奶糖和蓓蓓奶糖两个新品种，很受孩子们欢迎。视力素奶糖含有维生素A、D等，对预防孩子的近视有一定作用。天山回民食品厂生产的智力素奶糖，是去年试制成功的新品种，上市后，一直供不应求，今年已安排生产20吨，比去年增长1．3倍。
儿童用品的生产，今年也有较大的增长。上海制皂厂正积极增产婴儿护肤香皂，今年将生产四万箱，比去年增长72％。上海牙膏厂生产的保护儿童牙齿有良好功效的儿童牙膏，5月份已生产36万支。上海日用化学三厂和上海合成洗涤剂四厂都试制成功了儿童用的洗发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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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一个机械产品推销小组
在南美成交了二千多万美元
本报讯 广东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分公司改善经营方式，派出一个小组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国推销产品，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成交二千多万美元。
南美这几个国家经济正在发展，机械产品的需要量比较大，1979年智利的机床和零配件进出口金额达八亿美元，阿根廷为十亿美元，我国产品在这几个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中占的比重很小，有发展余地。这几个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所需机械绝大多数是通用型的，我国对这些产品供货能力强，很多产品适销对路。我国产品价格比较低廉，在这方面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由于以上条件，所以广东派人去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做成了较多的生意。
朱 奇 张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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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安康地区毁林开荒何时休？
我从西安乘汽车越秦岭南行，途经安康地区的宁陕、石泉、汉阴、安康诸县，不断看到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毁林种粮的情景。连绵的群山，烧荒造成的“伤痕”累累；不少地方，已烧到山顶，有的整架山林被烧掉一半。森林集中的宁陕县一带，情况最为严重。薄暮中，远近山火熊熊，许多五六十度的陡坡上，青烟缭绕，看得见一片焦土或烧剩的密密树桩，令人触目惊心。据了解，仅岚皋一县，去年毁林开荒就有三万亩。
目前，安康地区毁林烧荒趋势有增无减，有人估计面积已达百万亩。人们把这种毁林种粮的做法概括为“三把”，即：一把刀砍树、一把火焚烧、一把籽播撒，此后不施肥管理，只等收获。靠这种原始的刀耕火种，一般第一年每亩坡地能收苞谷百来斤，到第三年只能收几十斤，三年之后就得另换地方毁林种粮。
毁林种粮的另一危害是经常引起森林火灾。据林业部门统计，安康地区1978年发生森林火灾115起，烧毁山林二万多亩；1979年发生森林火灾122起，烧毁山林六千五百多亩；1980年发生森林火灾111起，烧毁山林二万四千多亩；今年春天以来已发生森林火灾31起，烧毁山林一万九千多亩。宁陕县今春因社员毁林种粮引起一次森林火灾，毁林几千亩，毁林的社员父子两人也被烧死。
安康山区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境内森林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毁林种粮，不仅粮食问题解决不了，相反使许多动植物失去生存条件。目前安康地区森林面积已比解放初期减少近百万亩。裸露的陡峭荒山面积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倍。流经这个地区的汉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以前江水清澈，现在一到雨季，泥沙、草木灰俱下，江中浊流滚滚。毁林开荒如不及时制止，势必造成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后患无穷。实践证明，毁林种粮并不是解决群众吃粮问题的好办法。这个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新闻研究生 郭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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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园艺研究所，利用玻璃暖房、塑料大棚繁殖盆栽葡萄取得成功。去年6月试销两千盆，被一购而光。今年又准备了10万盆，已陆续上市。 新华社记者 范惠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