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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让时间白白失掉
本报记者 安岗
现在市场上最紧张的商品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中，第一个大件要数自行车。上海自行车的名牌，一是凤凰牌，一是永久牌。为了发展名牌自行车，上海市曾经提出一个方案：划拨18家工厂、11，000人，建筑面积27．8万平方米，转产自行车。这个决定是很得人心的。
“凤凰”和“永久”各有千秋。但凤凰牌自行车在国外有很大的市场，外商要货很多。“凤凰”要是不断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快一点增加产量，完全可以飞向世界。
凤凰车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产品。这个厂建于1958年，当时由267个小厂、小店合并而成。现有职工四千多人。建厂初期年产自行车八万辆，去年已达到174万辆。自行车品种从建厂时的一种，发展到包括普通、轻便、载重、赛车四个系列的53个品种，出口到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980年底，共出口自行车428万辆，创汇一亿七千多万美元。二十多年来，国家给的投资为302万元，他们的利润加税金共给国家提供积累10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350倍。
凤凰牌自行车产量一翻再翻，但厂房没有扩大，只有六万多平方米面积。这个厂，到处堆着各种零配件，车间里搭了搁楼，连人走路都得侧着身过。厂院没有阳光，都搭起塑料板当了厂房。道路两旁堆满东西，中间几乎开不过汽车，各种钢管被雨淋着。就连原来的球场、俱乐部也被厂房挤掉。工人们上下班骑的自行车也没有地方存放。今年第一季度，薄一波同志看了这个厂，同工人交谈，大家很受鼓舞，决心要增产更多的凤凰车。
工厂每月从全国收到五百多封要求买车的来信，去年年底《人民日报》登了一封山区农民的来信《凤凰何日进山来？》几位厂长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说：“生产条件稍加改善，凤凰车还可增产。”这封信发表后，不到两个月就收到近千封群众来信。特别是2月22日《人民日报》登了徐中森、贾炳清二同志写的《我们愿意给凤凰车投资》一信后，仅五天就收到来信198封，有1，958人愿为“凤凰”投资，哪怕等候两年，也要得到一只“凤凰”。6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这个厂四位领导干部写的题为《凤凰车厂的调整方案何时才能实现？》的呼吁文章。
工厂要挖潜力，但对潜力也要具体分析。上海有一些工厂吃不饱，那不是潜力，而是要喂饱肚子；有的工厂确有潜力，应该多方挖掘；但也有的厂潜力一挖再挖，空喊已经无济于事。自行车三厂年年挖潜，已经挖到骨头了。工人的干劲很大，但毕竟要有发挥干劲的客观条件。要是有一个大厂房，其中包括一个大总装车间、仓库和几个关键部件生产车间，他们就能在今年增产20万辆，明年增产40万辆，后年增产60万辆，以后每年可以增产150万辆。按这个速度增长，从1981年起到1985年可以增产420万辆“凤凰”。那时，“凤凰”就可以高飞了。
厂房从哪里来？盖新厂房，那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同吃不饱的兄弟厂实行合作。上海市提出由上海建筑机械厂转产“凤凰”自行车，该厂现有产品任务由上海彭浦机械厂承接。
建筑机械厂离自行车三厂只有一站多路，是一个很好的厂子。厂房面积16万平方米，厂院似公园。这个厂主要生产一立方米液压挖土机。去年产68台，今年上级没有分配任务，他们自己揽了30台，今后还可能再揽一些活，工厂的日子不靠贷款是可以过了。这说明这个厂的干部和工人的精神面貌是好的，工作是努力的。厂负责同志表示：“上级有决定，我们坚决服从。但从长远考虑，最好是不动为好。”
建筑机械厂是转产还是不转产？我们是四月份去的，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争论是好事。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便于领导上下决心。
有些什么不同的意见呢？两份书面材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主张不应该转产的，理由是：建筑机械厂是我国唯一能批量生产液压挖掘机的骨干企业。1979年实际产量为250台，占全国挖掘机总产量的27％，占液压挖掘机产量的83％。该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同行业中均占首位，1980年上缴利润284万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接受订货1，033万元，1至2月上缴利润八十多万元。长期以来，液压挖掘机一直是我国短线产品，目前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虽然挖掘机暂时有些滞销，但从长远看，对液压挖掘机的需要将会逐步增加。他们认为，将建筑机械厂的产品并入上海彭浦机械厂是不合适的。液压挖掘机和推土机在结构上是不同的两种产品，除轨链节外，其它零部件都不通用。如果建筑机械厂产品并入彭浦机械厂，彭浦厂要腾出二万到二万五千平方米车间和三万平方米仓库场地。这是十分困难的。彭浦厂要达到大批量生产，估计需三到五年时间，还要支出500万元的搬迁费。
主张合并转产的同志认为，建筑机械厂主要承担一立方米液压挖掘机生产任务，过去生产作出了不少成绩，但近年来机械产品销售呆滞，去年底库存积压挖掘机27台，压路机34台。今年上级没有分配销售任务，该厂为维持收入已揽接100台小印刷机，但任务仍然不足，彭浦厂是一个较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主要生产120、320马力推土机。120马力推土机和挖掘机同属土方工程机械。原来都是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归口的，不仅工艺手段相近，而且技术难度和精度相似，两机行动部分如链条可以通用，动力部分都采用上海柴油机厂6135柴油机，挖掘机的关键部件是高压液压系统，液压泵和马达都是由液压件厂配套供应，今后也不会发生问题。据出国考察人员所见，日本小松制作所、美国凯脱匹勒工程机械公司，都是在同一条装配线上总装推土机和挖掘机的。通过调整，不仅有利于工程机械的合理布局，同时使两个任务不足的厂，都可发挥较好的经济效益。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怎样，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局部的道理服从全局的道理。在我们看来，大道理就是为凤凰车增产抢出时间。我们要在1985年增产400多万辆凤凰牌自行车，那就要从1981年增产20万辆开始。写这篇报道时是在4月中旬。当时工厂同志心如火焚，一再提出：请转告上级和有关部门，千万别拖到4月底。因为扩大厂房，安装生产线要用七个月时间。如果一切都抢上去了，用一个月时间就能生产20万辆。5月份过去了，6月份眼看又要过去了。有关部委为这个问题研究了两个多月，结论还不得而知。但增产凤凰车20万辆的时间很可能是丢掉了。我们有多少类似的问题就这样在“研究研究”中丢掉了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的光阴比金子还要贵得多，那是伟大祖国四个现代化争分夺秒的历史进程。贻误时机，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不失时机地决定问题，上级领导最好有裁决权。国家领导机关或是上海市应该有权决定20万辆凤凰自行车的增产，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保证其按期实现。至于采用什么方案，用转产还是联合的办法，那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决定应该有利于凤凰车按计划增产。自行车的生产问题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它关系调整的大局，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繁荣市场的大问题，很有必要从政治角度上看待这件事。为使调整任务的完成同部门利益统一协调起来，我们需要权威。如果让事情自流发展，那四化从哪里才能化起呢？
最近接到消息说，已经决定建筑机械厂不划了，正在研究划另外的厂。划另外的工厂生产凤凰自行车当然也好。不过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把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对凤凰自行车的增产有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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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小一把伞 聚拢一片人
无锡伞厂利用社会劳力大力发展国内外畅销产品
本报讯 据《新华日报》报道：年产一百二三十万把晴雨伞和童伞的江苏省无锡伞厂，努力发展生产，既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又为近八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无锡伞厂是国内六大伞厂之一。该厂生产的一种海鸥牌童伞，在国内外享有声誉，被外贸部门列为免检产品。七十年代开始生产的晴雨伞，有手撑的，有自开的，有折叠的，还有旅游工艺伞，造型美观，品种花色多，因而销路很畅。去年，他们生产晴雨伞40万把，童伞72万把。今年，计划生产晴雨伞70万把，童伞60万把。
雨伞生产是投资和耗能不多而又能容纳较多劳动力的工业。一把雨伞有96道生产工序，除拉伞杆、轧伞骨等以外，大多是手工操作。无锡伞厂现有职工340名，厂房三千平方米，每天的生产用电只有700度，每个月只用三吨半烧饭、烧水的生活用煤。多年来，随着内、外贸的发展而要求雨伞生产有相应的发展。但是，生产的发展受到了厂房和现有人力的限制。于是，他们就采用传统的外加工办法，把敲铆钉、穿盘头、敲包顶布、踏带子、敲揿钮、缝松紧带及踏伞面等操作简单、粗工易学的手工劳动，交给郊区社员和城市里的闲散人员去干。这样，不仅解决了企业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发展了生产，同时节省了企业建造厂房和增添设备的投资，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据统计，该厂1980年的每百元固定资产的利润率达63．07％，每百元流动资金的利润率为48．23％，大大高于全市工厂企业的平均水平。
目前，无锡伞厂的外加工点已发展到16个，人数达四百五十多。其中，解放公社庄前大队和方泉公社春阳大队踏伞面的两个点人员比较集中，北大街街办的加工点集中有近百人，其余的大多是分散加工的。这些加工单位和人员，已成为伞厂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伞厂和踏伞面的两个大队签订了包括任务、质量、交货日期和加工费等内容的加工合同。对城里的装配加工点，伞厂也规定加工质量要求和交货日期。伞厂负责外加工的同志提前一个月下达任务，以便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统一组织人力完成加工任务。居民委员会里负责接、交加工件的同志天天到厂交加工好的伞件，接回零部件；装配不合格的伞，厂里有权退回重装，保证了伞的质量。伞厂则每月按加工件的数量和质量付给集体或个人一定的加工费。工厂附近的居民中，一些老人一面装配伞，一面看门烧饭，一个月挣四十来元钱，减轻了子女负担，促进了家庭团结。少数待业青年和退学儿童装配伞后，既得到了劳动锻炼，又有经济收入，比较安心。北大街生产组里，有个二十岁的女青年，冲压伞骨，技术熟练，工效很高，一个月能拿近百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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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专业队、专业组或专业户承包责任制
三河县多种经营发展迅速
本报讯 通讯员乔宗珩、张殿奎报道：河北省三河县，在抓粮食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大抓多种经营的责任制，使多年来一直是“瘸腿”的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去年夺得了出人预料的空前收成，纯收入比历史最好水平的上一年增长50．4％，每个农业人口从中收入八十一元多。今年上半年多种经营的形势更好，将是一个新的丰收年。
三河县依山傍水，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近些年来粮食生产提高较快，但多种经营没有同时得到发展，收益很少，人们称它是农业中的一条“瘸腿”。为什么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县委对全县24个公社的山水土路渠坑，逐项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责任制，很多事情没有专人管理，结果是种树不见树，栽藕不见藕，养鱼不见鱼。在调查中，县委也发现了一些多种经营发展较快的典型。如十百户大队前年把70亩山坡地里的近万棵枣树，包给十名社员经营，年终除了收获1．8万斤枣外，还产1 ．9万斤粮食，1，000斤花生，扣去承包社员提奖1，100元，集体纯收入比历史最好年景多4，250元。白塔寺大队前年把二亩
“鸡狗地”包给一个六十多岁的社员，先后种上烟叶、大蒜、白菜，使这块多年收成无几的土地一年为集体增加收入2，000元。事实打开了县委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要发展多种经营，也必须象搞大田责任制那样，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把生产责任制建立和健全起来。
从去年开始，三河县就在多种经营方面普遍实行了承包到专业队、专业组或专业户、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县委提出，凡是适宜社员个人经营的多种经营项目，尽量由农户自己去搞，生产队加以组织和扶助。全县能植苇、栽藕、养鱼的3，705亩坑塘，可用来植树、种紫穗槐的公路和主干渠道，可以培育果园、种植山楂、茶树、药材的9，652亩山坡地，以及饮食、服务和编织、拴笤帚、豆腐坊、油坊等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绝大部分都用签订合同的形式，承包到了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全县1，467个生产队有一千三百二十多个实行了“三专”责任制。其中有70％是包产到户或组。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承包社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山水田路渠塘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大康庄大队的鱼塘多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几乎没有收入。去年，他们把七个鱼池包给三名社员，全年培育鱼苗54万尾，为集体提供纯收入8，827元。全县多年没有收成的两千多亩“鸡狗地”，去年包到户以后，全部种上了各种蔬菜、烟叶、药材等经济作物，收入达十二万多元。
三河县实行“三专”责任制一年多来，全县已建立起11个百亩苇田基地，两个干鲜果品基地，五个拴笤帚基地，两个蔬菜基地。经营项目由一百多种增加到二百多种，技术性比较强的养蜂、养螃蟹、种植山楂、茶树、大面积种植啤酒花、葡萄等经营项目，也都在这里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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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地扶持个体经营户
目前，新疆各地的个体经营户已有一万三千多户，从业人员有一万八千多人，比1979年增加2．7倍。他们经营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服装加工业、民族手工业。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和其他一些城镇的工商部门，还投资修建了一批售货亭和售货棚，为个体户提供经营场所。目前，活跃在城乡三百六十多个巴扎（集市）上的各行各业的个体工商业者，营业不计时间，服务热情周到。这些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使不少原来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的城镇无业人员有了收入，部分知识青年得到了安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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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明市为个体经营户提供方便
云南昆明市为个体劳动者大开方便之门，个体经营工商业户由1979年的六十多户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九百多户。
从去年开始，昆明市有关领导部门针对发展个体工商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政策上作了调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再简化领取执照手续。银行也开始向从事个体劳动的人员发放贷款，及时解决少数个体工商户资金不足的困难。
为了使个体户有经营场所，今年4月，中共昆明市委和政府的领导人，带着城建局、公安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人走上大街，一起研究决定，把市中心的青年路辟为个体工商户的活动场所，同时还指定了五处地方作专业市场，对摊位设置、市场设施的布置和施工，也都进行了具体研究。
昆明市商业部门拿出一部分日用百货和香烟、糖果、酒等商品供应个体商贩。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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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果酒厂新近生产了薄荷、菊花、樱桃白兰地等八个品种的“中国礼品酒”。它一两一瓶，四瓶一盒，包装精美，携带方便，很适合旅游者饮用，或作为礼品馈赠亲友。
新华社记者 杨宝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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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地区发展名果和茶叶
本报讯 福建省莆田地区近几年来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使龙眼、荔枝、枇杷等传统名果和茶叶获得迅速发展。现在，全区拥有茶果面积三十三万多亩，其中新增茶果面积比原有面积扩大84％。
这个区还根据山区、平原和沿海的不同特点，分别建立了茶、果基地。素称“兴华桂元甲天下”的莆田、仙游两县，建立了龙眼（即桂元）基地，一年多来，龙眼面积扩大了67．6％。有些县还建立了柑桔、枇杷等水果基地。一些山区社队建立了茶叶基地。近几年新栽的茶树等于过去二十八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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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适应农村形势变化
组织力量为农民设计住房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农民提供适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房屋设计，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件大事。目前，这项工作已引起各级政府和规划、设计部门的重视，一大批专业建筑设计人员开始投入了农村住宅设计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绩。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不仅有钱盖房，而且希望改进传统的房屋造型与院落设计，把房屋建得更科学、更卫生、更合理一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形势，国家建委设立了农村房屋建设办公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农村建筑研究所，吉林等15个省区也都相应建立了农房建设管理机构。去年2月，中国建筑学会和国家建委农村房屋建设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组织农村住宅设计竞赛，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建委和建筑学会结合本地区的特点，组织和发动建筑专业人员、农村能工巧匠、业余爱好者为农民提供更新更好的住宅设计方案。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建筑设计专业人员和农村中的能工巧匠等人员相结合，共设计了六千多个农村住宅方案。这些方案中，有北方、江南特色的，又有民族风格的；有平房，也有楼房，形式多样，丰富多采。
现在，全国农村住宅设计竞赛评选会正在北京召开，准备从六千多个设计方案中评选出最优秀的方案推荐给广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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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麦收时节探家见闻
5月下旬，正是晋南麦收大忙季节，我回到了家乡芮城县中沃公社马苍岭。沿路一片丰收景象。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荡漾，社员们喜气洋洋，腰不展、气不喘地挥舞着镰刀，在麦浪中挺进；一辆辆小平车，满载着农民用汗水浇灌的劳动果实，被小伙子拉着，一阵风似地从我身旁穿过；拖拉机在麦场上不停地来回奔跑。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来到家里，当院堆放着一大堆小麦，炕上也倒了半炕。父亲兴奋地对我说：“你看咱家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多粮呢！前几年一直放不满的两个瓮已放满，炕上、院子里到处都是，场上还有没打完的，打好后还没处放呢！”去年，报上宣传实行责任制以后社员分的粮没处放，我一直不相信，可今天摆在眼前的是自己的家呀！
我们家乡地处中条山龙头的半山坳。前几年，每年粮食亩产百儿八十斤，劳动日值最高时是四毛钱，一般都是二三毛钱，还有几分钱的。我父亲一年干到头，年终结算往往还得向生产队“倒贴”。去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家里分的棉花地，除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超产二三十斤。今年小麦除交集体1，400斤外，还余两千多斤，超过去年全家分到的口粮。
饭后，我来到麦场上，正遇上年过五十的刘战业在装麦。我问他今年能打多少麦？他算了算说：“产量要比往年高一倍，要不是前不久刮那场干热风，今年收成比这还要好呢。”我想起他前几年整天愁眉不展，经常为嘴到处奔跑的情景。那时，一些亲戚朋友见他都害怕，借的粮不是今年推明年，就是收完麦还了，到秋后又借。他说：“这下好了，我再也不用夹着口袋到处求人了”。
碰到队长王建民聊起来，他更加高兴。他说，今年的夏收秩序是我村历史上最好的一年。今年基本上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连嫁到我村快十年只下过几次地的张淑兰，今年也从头干到尾。人人都加强了责任心，麦熟一点、割一点、运一点，不让割下的麦子再在地里过夜。往年，在麦收过程中，路上、地里，到处撒的都是。今年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至于小偷小摸的，今年不但没有，连上别人的地段拾麦的也少见。听说附近几个一直在观望、犹豫的社队，去年没有实行责任制，现在都后悔了，决定收完麦后，也根据群众的要求实行责任制。
山西省永济发电厂 姚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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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责任制带来丰收
河南省正阳县城郊公社贾余大队，是有名的低产穷队。前几年，不要说交公粮，就连口粮也保不住，每年都要吃国家几万斤统销粮，多的时候达到十多万斤。
三中全会后，群众自己选出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全大队普遍实行了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一来，社员们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就象火山一样的迸发出来。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孩子，都到地里象绣花一样管理自己的责任田。代庄生产队社员高俊宽一家十口，经过细心管理的26亩小麦，打了一万一千多斤。邹一生产队社员刘永安一家五口，打了四千多斤小麦，他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一季能打这么多的粮食。真是联产如联心，包字出黄金。”
小麦丰收之后，社员喜气洋洋踊跃向国家交售公余粮，支援国家四化建设。徐楼西队过去产量低而不稳，今年小麦获得丰收，一天多就交售两万五千多斤小麦，一次完成一年半以上的征购任务。三天时间，全大队就向国家交售二十一万多斤小麦，一季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成了城郊公社第一个超额完成征购任务的大队。
正阳县城郊公社 徐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