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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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上海钟表工业公司是怎样不断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的
上海钟表工业公司自1956年成立以来,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来抓行业内部和外部的专业化协作,使钟表生产迅速发展。1955年,上海钟表行业平均每人产值只有4,070元,利润375元;到1980年,平均每人产值达40,996元,利润15,820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十倍,利润增加了42倍。粉碎“四人帮”四年来,手表产量翻了一番,平均每年递增一百万只,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居首位。他们生产了“春蕾”、“上海”、“钻石”、“宝石花”牌手表和“三五”牌木钟等名牌产品,成本很低,为国家积累多。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专业化协作的水平。
专业化协作,对“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体制来说是一场重大改革,必然会遇到不少矛盾。上海钟表工业公司的实践证明,能否妥善地处理好这些矛盾,是决定专业化协作成败的关键。
首先是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克服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上海钟表行业实行专业化协作,企业之间曾出现过生产上的不协调,增加了协作的阻力。例如,把女手表生产由上海手表厂划给上海手表三厂,开始两厂有的领导人不大愿意。手表厂说女表是他们试制出来的,“亲生女儿”送人舍不得;三厂则感到女表生产难度大、精度高、加工复杂,不愿接受。上海钟表工业公司对这两个厂反复介绍国外的先进生产经验,讲清专业化生产对推动上海钟表生产的重大意义,分析专业化后的经济效果,教育职工识大体,顾大局,积极支持专业化生产。结果双方都提高了调整的自觉性,手表厂主动地为手表三厂提供图纸、工艺和设备,手表三厂努力投入转产的筹建工作,在三个月内即形成了女表的生产能力。
在加强思想工作的同时,公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如表壳生产,上海手表厂自己生产时,每只成本1.8元,而改由表壳一厂生产后,由于税收增加和要完成本单位上交利润的任务,每只表壳的进厂价要提高到五元。为了减少零部件专业化后给手表厂带来的损失,钟表工业公司要求表壳一厂提供的表壳出厂价格减半,其余部分由手表厂努力降低成本自行解决,双方都承担一些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是暂时的,生产发展了,收入都会增加。同时,由于专业化协作后,整机厂的利润收入一般高于元配件厂和服务性工厂,造成行业内部福利待遇上苦乐不均。公司在确定各厂利润留成和奖金的分配上采取了灵活的形式,不搞平均主义,也不搞一刀切,既注意各厂的经济效果,又照顾到各厂的经济利益。如上海手表厂利润高,贡献在全国同行业中占首位,增产难度大,因而确定他们的利润留成比例比其他手表厂高些;手表三厂生产潜力大,留成比例低些。又如钟表铜材厂、模具厂、仪器厂等服务性工厂,对全行业生产起很大作用,但利润少,公司采取指标管理方法,不搞利润分成,只要完成公司下达的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和特定配套任务,都可以提取一定的奖励基金。这样使全行业都能自觉地为专业化协作作出贡献。
经上级批准,这个公司在去年7月以后,实行扩权试点,公司成为一级经济核算单位。为了使工厂有更多自主权,这个公司采用分级管理、两级核算、公司汇总、财政归口结算的办法。这样,工厂仍然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自负盈亏,使工厂的发展也有内在的动力。
专业化生产必须要求高度的协作配套。为了协调各专业厂之间的关系,上海钟表工业公司十分强调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工作。公司制订了统一的质量标准,设立专门机构对零部件质量实行统一检验。在发展新花色品种过程中,往往出现整机厂设计的零部件,专业厂不愿加工,而零部件厂试制成功的,整机厂又不满意的矛盾。公司就采取看样订货的办法,使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去年上海钟表配件三厂试制成42种新式表面,各厂对这些新品种看法不一。公司组织各手表厂前去参观,由配件三厂介绍新品种的特点及群众的反映,使手表厂感到采用这些新花色品种确有竞争能力,乐于接受,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订货要求。在处理公司外协作关系时,上海钟表工业公司根据产品特点,共同商量生产方案、工艺路线、质量要求、财务支付,而后签订加工合同,以合同为纽带,使这些协作厂按质按量按时向有关厂提供产品。
上海钟表工业公司认为,在实行专业化分工过程中,要求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矛盾最终无法统一时,应该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使上级正确的决议能够顺利贯彻执行。
目前,这个公司的专业化协作正在向更高阶段前进。手表整机厂的一些零部件将继续划出去,从事专业生产,这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这样做,除要依靠局和公司努力外,还要依靠国家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协作的经济政策。上海钟表工业公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合理的改革,共同为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开辟广阔的道路。
本报通讯员 张达昶 本报记者 章世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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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淅川县人民检察院支持税收部门工作
柴景祥偷税、抗税被依法逮捕
编者按: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检察院坚决支持税务部门的控告,依法批准将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县第一工业局副局长柴景祥逮捕。长期以来,一些企业和部门的领导人,税法观念淡薄,严重侵犯国家利益,甚至对税收干部横加指责和打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淅川县坚决执法,办得好。
本报讯 河南省淅川县第一工业局副局长、淅川县酒厂负责人柴景祥偷税、抗税,最近被依法逮捕。
淅川县酒厂是一个县营企业,有职工四百多人,年产值在300万元上下。1979年11月,南阳地区税务局根据淅川县税务局的汇报,组织税收干部对该厂1月至10月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厂偷、漏国税达43万元,令其限期交纳。1980年10月,县税务局又组织人员对该厂1至9月的纳税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又发现偷漏税款八万元。对于淅川县酒厂的偷税、漏税行为,县税务局领导多次进行批评教育,通知这个厂把偷、漏的税款及时交纳国库。柴景祥对税务局的批评拒不接受,并蛮横地对催收税款的同志说:“要钱没有,要人我去。”
淅川县税务局依照税法规定,于1981年3月11日向淅川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并向省、地税务局作了汇报。省财政厅税务局也向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反映了淅川县酒厂负责人柴景祥偷税、抗税的严重问题。在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期间,省、地税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检查组,协助淅川县税务局调查此案。经过查清、核实,淅川县酒厂从1979年1月至1980年7月,采取多报包装、隐蔽销售、降低税率等手段,偷、漏国税共达67万元。其中偷税19万元,漏税48万元。抗税情况属实。
淅川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认为柴景祥偷税、抗税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故批准于1981年5月2日将他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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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全县、隆化县税务部门维护税法和财经纪律
对偷税单位实行经济制裁
本报讯 河北省万全县、隆化县税务部门严肃处理几起偷税案件,对有关单位给予经济制裁,维护了国家税法和财经纪律。
万全县皮革厂自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采取销售产品和下脚料收入不入帐,以上交管理费、利润名义,转移到县工业局帐户,工业局再以上级投资转回该厂,增大企业自有资金以及乱列乱摊成本费用等手段,共偷税80,044元。隆化县供销社车队弄虚作假,隐瞒营业额,把对外修车收入中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收入部分剔除,只就工时收入计税,从1979年1月至1980年11月,共偷税3,260元。
万全县皮革厂和隆化县供销社车队偷税问题被揭发后,经税务机关检查落实,已根据税法规定,追回万全县皮革厂全部偷税金额并课以罚款。隆化县供销社车队不承认错误,拒不补交偷漏税款,经县税务局七次催交无效,最后依照税法规定,通过银行进行扣交,并加重处以偷税金额三倍的罚金,计9,780元。同时,建议有关上级单位追回了该队队长和主管会计1980年度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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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地认真执行税务总局《通告》
积极清查、自查偷漏拖欠的税款
本报讯 财政部税务总局5月5日向全国发出清查偷漏欠税的《通告》以后,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亲自听汇报、作动员,要求坚决执行国务院决定,迅速开展清查偷、漏、欠税活动,并通过自查和检查进一步健全财务制度,挖潜堵漏,把偷漏、拖欠的税款,及时足额地交入国库。
目前,全国许多企业和纳税单位都能按照《通告》的要求,自觉进行清查,及时补交税款。河南邓县烟厂已主动交欠税款120万元。许昌地区向纳税单位传达《通告》后,在十来天的时间内,一些企业就补交欠税款三十多万元。据福建省的福州、长汀等22个市、县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5日,77个企业就补交漏欠税款120万元。据陕西省西安、咸阳、汉中、安康等地、市的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9日,企业自查补交漏欠税款一百九十六万多元。广东省临高县两个糖厂共欠税款40万元,5月12日一次就全部交清。
在贯彻执行《通告》过程中,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还主动纠正了超越税收管理权限而擅自减税免税的问题。浙江有的县委接到《通告》后决定,今后有关税收的减免,县委常委一律不准随便表态,有关税收方面的问题,均由税务部门依照中央规定的税法处理。
目前,清查、自查偷漏税款的工作进展还不平衡,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和企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某些单位甚至对清查抱抵触态度。各级有关领导部门应认真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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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要求
努力实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据新华社北京电 最近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提出,今年1至4月国家财政的收入大于支出,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不能麻痹松劲,不能掉以轻心。各地财政部门要振奋精神,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地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贯彻国务院关于平衡财政收支、加强财政管理的八条决定,为实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继续努力。
会议要求在今后几个月要继续抓好财政的集中统一管理,同时要注意把微观经济搞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消费品生产和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实现增产增收。要抓紧抓好工商税收和各项企业收入,把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检查清理偷、漏、拖欠税款的工作做好。切实做到该收的一定要收起来,不该支的一个不支,坚决制止违反财政制度而减少收入、增加支出的现象。要广开财路,增辟财源,凡是国家安排的有利于调整、有利于增产增收的改革措施,应抓紧研究,尽早实行。各级财政都要自求平衡,量财办事,管好用好各项基金,提高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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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户社员联合办水泥瓦作坊
本报讯 记者周昭先、周俊增报道:江苏省盱眙县木店公社公路生产队吴银龙、徐士宏、李忠明、刘军等四户农民,利用包产到户以后多余的劳力和时间,自筹资金联合办起了一个生产水泥平瓦的作坊。从去年3月底到现在,已生产平瓦四万八千多块。
吴银龙他们看到农村盖房要瓦的越来越多,便联合起来,一家出一个劳力,又向亲戚借了三百元本钱,买了三吨水泥和一些黄沙、小石子、一套瓦模,利用本队两间旧草房,办起了水泥平瓦生产作坊。作坊办起来后,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他们生产的瓦片平整,份量足,块块都经过认真保养。客户购买后,不合格的还可以退换。瓦的价格比公社瓦厂的要便宜。吴银龙向人介绍说:“七分利,饿死人,三分利,养家顾口”。这就是他们作坊越办越兴旺的一个秘诀。
到去年底,这个小作坊已经获利润2,000元。为了扩大生产,他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个拖斗。小作坊的生意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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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
——吉安地区干部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思想变化
在老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吉安地区,目前有52.3%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到劳、大包干、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据宁冈县对353户搞大包干的调查,1980年绝大多数户增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地说:“联产如联心,大家都操心”。但是,有些干部,却有不同看法。吉安地委的同志说:“对这些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当时说什么的都有,争论可激烈了。归结起来是对实行责任制和实行责任制后的形势怎么看。”
“跟不上形势的是自己”
听说莲花县责任制搞得比较好,我们决定去莲花县采访。县委书记宋宜雅见面第一句话是:“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始我思想上不通。”“3月初在县党校上党课,我还严厉批评少数党员带头搞包产到户,就是搞单干。”“在地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我提出过:到底是我跟不上形势,还是形势跟不上我的问题”。他说,自己原来连对包产到组,思想也不通,去年群众要求强烈,全县60%的生产队都搞了这种责任制,自然灾害虽然很多,仍然继续增产,全县第一次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希望把包产到组责任制稳定一个时期。后来,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地委的意见,都提出有些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大包干。我想,这不是刚吃了几天饱饭又折腾吗?3月中旬,宋宜雅根据地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他了解到从去年开始,有的地方就偷偷搞了包产到户、大包干。升坊公社丰年大队六队,六户人家,是个穷队,每年要吃返销粮一千多斤,工分值只二、三角钱。去年搞包产到户,粮食增产57%,人均收入达到141元,第一次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宋宜雅在调查中,还发现产量低、收入少、干部多吃多占、特殊化严重的生产队,群众更迫切要求搞包产到户、大包干。象高洲公社,欠国家贷款近66万元,124个生产队,平均每个队欠款5,319元,每户欠款268元,每人欠款52元。这样的社、队靠“国家付钱,农民种田”,不贷款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宋宜雅深情地说:“群众要求放宽政策,象我们这样一个山区穷县,为什么要把大家捆在一起受穷呢?实际调查擦亮了我的眼睛,发现跟不上形势的是自己。对上,我没有跟上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对下,我没有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原因是我思想上受‘左’的影响。”
“有这一条好处就行嘛”
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实行大包干、包产到户、联产到劳这样一些责任制,群众说好,而某些干部却说不好?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同志说:“因为衡量的尺度不一样。”他谈到自己在宁冈县东上公社调查时,群众要求大包干、包产到户,而公社书记杨传喜却坚决反对,并一口气列举了好多条坏处。王书枫同志问:“有没有一点好处呢?”杨传喜回答说:“就有一条好处,能够增产。”王书枫意味深长地说:“有这一条好处就行嘛,其他那些矛盾,工作跟上去并不难解决。”
在宁冈县采访期间,我们特意采访了杨传喜。他很坦率地说:“地委书记做我的工作,县委负责同志也做我的工作。但我抵触情绪很大。我想,上面没作正式决定,负责人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我召开公社党委会作出五条决议,核心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大包干。”“但群众在顶牛,从‘惊蛰’到‘春分’,全公社几乎没人下田干活。这一下我慌了,逼着我到群众中去走一走,认真地听听群众意见。”在宁冈这样的山区穷县群众为什么欢迎包产到户、大包干?杨传喜从调查中了解到有这样几条原因:第一、干群关系紧张。据四个大队调查,一些干部程度不同地都有经济问题,有些队干部,借检查生产之名,大吃大喝;第二、有的生产队年年分配不到现金,社员说:“辛苦一年,冒钱过年”;第三、超支严重,有些脱产干部、职工,一欠就是八百元、上千元,社员很不满意;第四、生产不计成本,浪费太大。而大包干、包产到户、联产到劳等责任制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具有如下的好处:一是可以结束“早上工的捡田螺,中间来的树下坐,晚上工的在家喂猪婆”这种磨洋工的现象;二是可以防止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三是能够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总之,实行责任制有利于发挥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
“可不能坐而论道呵!”
正当各地辩论激烈的时候,泰和县县委书记徐紫风向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十个不利”。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听完以后问:“你搞了几个包产到户的试点?”徐紫风回答:“一个也没有搞。”“既然没有搞过,你那‘十个不利’是怎么来的?”“我归纳出来的。”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哈哈一笑:“老徐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没有实践,哪来那么多的不利呢?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可不能坐而论道呵!”
现在,泰和县委和徐紫风对实行责任制的认识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全县搞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生产队占67.25%。我们到泰和县时,徐紫风向我们大谈起大包干、包产到户的十大好处:一、人心真正向农,劳力归队了;二、农活质量越来越好;三、成本大大降低;四、讲科学种田的多了,农技员吃香得很,家家请;五、国家贷款显著减少,社员自筹资金买化肥、农药,添置农具;六、社员干活“两头黑”,磨洋工的现象没有了;七、喊了多年干部参加劳动,有的干部就是不下田,现在都自动下田劳动,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徐紫风同志越谈越起劲,我们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听说你过去讲过‘十大不利’,你的思想是怎么转过来的呢?”他笑了笑说:“群众实践,群众经验,对自己教育深刻嘛!”他谈到自己到搞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大包干的生产队作典型调查时,了解到这些队队队增产、户户增收,走到哪里,社员都笑逐颜开,象过新年一样。自己原来想象的一些不利,并不存在。有些问题,如烈军属、五保户照顾,群众都有很好的办法,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个别地方出现的某些问题,经过工作,也不难解决。
“熬了一冬硝,如今响了炮”
我们向吉安地委的负责同志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吉安地区各种责任制建立得这样快,又比较好,群众比较满意,你们有什么经验?”地委管农业的副书记范震同志引用万安县农民的话,很风趣地说:“我们是熬了一冬硝,如今响了炮。”
他们谈到,农业集体化之后,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管理形式、管理方法,农业生产才能搞上去?有些同志摸索了很多年。党的三中全会制订了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提出要加强完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措施,是引导广大农民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但是,有些干部,包括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由于长期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对群众的做法看不惯。范震同志说:“不要说县里、公社的同志,我一开始也不理解,我在地委常委中,觉悟是比较迟的。”
我们问:“你们是怎样抓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的呢?”他们谈到如下几点:第一,抓头头,一级抓一级,地委抓县委,县委抓公社,公社抓大队、生产队干部。第二,请了两位“先生”,一是中央,用中央有关文件统一大家的思想;二是群众,让各级领导到群众实践中去,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第三,把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作为中心环节来抓。如在责任制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一大二公”就好,就先进,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紧密就是落后、倒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等等。对这些“左”的思想,要联系实际,教育干部,提高认识,肃清其影响。第四,在工作方法上,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说不服可以等待。要相信我们的干部,迟早是会觉悟的。早觉悟当然好,晚觉悟也一样欢迎。地委常委还抓了各种责任制的试点,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带着县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到群众中,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作到“心中有群众,手中有典型”,农民说,在责任制问题上,现在干部与群众能够“睡在一头,想到一起”了。
本报通讯员 李东初 本报记者 高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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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海牌小女表的上海第三手表厂职工,发扬“不计奖金多少,要争贡献大小”的好风格,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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