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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开绳索之后
——记安庆市场的巨大变化
历史名城安庆市，克服唯国营商业独尊的思想，下大力气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服务业。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组合和竞争，给这里的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繁荣
长江北岸的安庆市，是一座历史名城。自清康熙元年（1662）建立安徽省制，设安徽巡抚衙门于安庆起，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这里一直是安徽的省城。1957年，这里的人口不足七万，商业、服务业网点密布，个体商贩云集。那时这里的市场一派活跃、繁荣的景象。1957年以后，市场开始冷落了。1977年以来，安庆市委经过批“左”，下决心恢复和发展集体商业，保护个体商贩，冷清了二十年的市场又重新活跃起来。这雄辩地说明，不批“左”，市场就活不了。
不能搞唯公独尊
解放三十年来，安庆的工业发展很快。七十年代末，全市人口增加到近20万。1971年，国家在这里建设了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并扩建了一大批原有的轻纺企业。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商业、服务业本应跟着发展。可是，商业、服务业网点却成反比例地下降了。1957年全市有网点九百四十多个，平均74人有一个网点，到1978年，全市网点不足600个，平均300人才有一个。1957年，全市有个体商贩3，134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减少到1，117人，1976年只剩下98人。市区农贸市场，也在学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时全部关闭了。
商业、服务业网点的减少，是因为五十年代后期商业战线上刮起了一股“穷过渡”的邪风。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上，盲目地好“大”喜“公”，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公越好，唯公独尊，只有国营商业才算做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统”；对待集体商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个体商业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以烟酒合作商店为例，1966年前共有330个门市部，十年浩劫中有的过渡成为国营，有的大撤大并，到1977年，只剩下165个。有些经营灵活、富有特色的商业网点，经过过渡和撤并之后，也都失去了固有的特色，成为官办买卖。
束缚市场的绳索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集体商业、个体商贩受歧视，在政策上被卡死。用安庆同志的话说，唯公独尊的思想是束缚市场的一条绳索。在货源分配上，凡属畅销商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棉布以及其它凭票供应的针织品，都不分配给集体商业经营。一句话，就是只让它们有饭吃，而不让它们吃饱、吃好。集体商业无权自行组织货源，不能到外地采购。在资金来源上，国营商业可以随时得到银行贷款，而集体商业只能在每年过节时得到一笔为数不多的贷款。在税收上，对集体商业实行高额累进征税，企业赢利越多，税率越高。他们害怕集体商业富起来。集体商业仅有的一点公积金也常常被平调。1959年以后，全市平调了集体商业44万元公积金。歧视集体商业的做法，甚至发展到国营职工的口粮标准也比集体职工的高。集体商业处境如此，个体商贩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商业经营上的唯公独尊，使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只剩下一种国营商业成分，一条统购包销的流通渠道，一个计划调节的市场，一种一成不变的国家牌价，市场也就必然越搞越死。安庆风味菜被“大众化”代替了，失去了特色；传统的安庆夜市也被取消了。因为国营商业姓“公”，企业生产什么，商业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哪还管人民群众的需求？！商品积压损坏，由国家财政报销。1978年，安庆市场上曾出现过一次“菜刀热”，从1972年到1978年，市土产公司共收购菜刀45万把，平均每个市民摊两把多，不得不压价处理，仅此一项，就使国家亏损十三万多元。
让车轮重新滚动
安庆的同志生动地把社会主义经济比喻一辆大车，把国营商业和集体、个体商业比喻作两只车轮，他们说，社会主义市场要繁荣，就必须在流通的轨道上让两只车轮同时转动。在安庆市，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国营商业的一只轮子已经不那么灵活了，集体、个体商业的轮子更被破坏得残缺不全。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重新繁荣起来，市委下决心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市场的局面，下大力气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到现在，安庆市兴办的集体商业网点比1978年增加了55％，达到一千一百多个，吸收待业人员2，862人，占整个商业职工人数的四分之一。个体小商贩也开始增加，到去年年底，已有676人。
在发展集体、个体商业的过程中，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拨乱反正，制定了一系列对集体、个体商业的保护性政策：第一，在税收上予以照顾；第二，在银行贷款上，与国营商业同等待遇，并酌情给以低利优惠贷款；第三，在货源分配上，与国营商业一视同仁；第四，在工资福利待遇上，改变以往歧视集体商业的做法；第五，在组织机构上，加强了对集体商业的领导，集体商业的技术人员可以授予技术职称；第六，在发放小商贩营业凭证上，废除过去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放宽发证范围，允许农村的小手工业者、小服务摊挑自由深入市区，走街串巷。
现在的安庆市场，既有国营的主干商业、工厂自销门市部，又有老合作、新集体、社队门市部、小商贩、农贸市场，真正形成了一个国营、集体、个体三种经济成分组合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多种经济成分的组合和竞争，给安庆市场带来了活力，这里出现了多年少有的繁荣景象：传统的名菜馆又挂起招牌，取消多年的夜市又亮起了灯光；收费低廉的个体裁衣工、黑白铁修理师傅重新出现在街头巷尾。戴玉庆 赵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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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46名待业青年经营的合肥淮河路小百货商场，经营化妆品、民用五金、针线等类的小商品3，300种，前不久被评为合肥市最佳门市部。
新华社记者 徐光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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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赣江服装厂改革经营管理制度
把经济效果与职工切身利益结合起来
实行产品质量计分检验方法和超定额计件工资制，精简行政管理人员，奖励节约，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据新华社南昌电 新华社记者张殿光报道：江西省赣江服装厂把经济效果与职工的切身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服装产量上升48％，成本下降3％，利润增长20％多。
赣江服装厂是一个前门设店后门办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只有300名职工，主要生产“鲜花牌”衬衣。有个时期，由于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而成本高、利润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在管理方面进行了以下的改革：
——实行产品质量计分检验方法，把产品质量的好坏与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产品按工艺标准、缝制要求等项目计分考核、按分计奖。全月平均得分在95分以上者给予优胜奖，平均得分在85分以下取消奖金。造成质量事故，按损失净值的50％到100％赔偿。这种按产品质量计分、按分计奖的办法加强了职工的责任感，从而迅速提高了产品质量，成衣合格率由原来的94％上升到98．7％。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缝纫、裁剪、整熨、锁钉等工种，实行超定额计件工资。每个工人完成生产定额发给基本工资，超定额部分按每件单价发给计件工资。完不成定额的，扣发一定数额的基本工资。这种按劳分配的办法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以缝制衬衫为例，日定额十件，现在普遍提高到14件至16件。机修工、检验工、包装工等没有定额的工人，实行分等评月奖。行政管理人员和营业员、炊事员、医生、门卫等人员，实行综合奖。如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则扣发有关人员当月工资的7％到10％。
——精简行政管理人员，压缩管理费用。全厂管理人员由原来占职工总数的20％多减少为10％以下。一切开支严格执行财会制度，精打细算，分文都用到刀刃上。
——从节约的资金中提出一部分，奖励节约成绩显著的车间、班组和个人。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裁剪工人精心量裁，根据面料的宽窄合理安排产品规格，把边角料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还对边角料充分加以利用，不浪费私分，点滴收入进帐。这个厂用边角料生产的护领、短裤衩、帽子等，售价比一般产品便宜二角至三角钱，很受消费者欢迎。去年全厂节约的面料和辅助料价值达二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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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密县找到大面积防治棉花枯萎病路子
采取良种良法配套，选育适应本地的高产抗病棉种
山东省高密县选育高产抗病棉种，采取良种良法配套，为大面积防治棉花枯萎病找到了一条可靠的路子。
严重危害棉花生产的顽症——枯萎病，是全国农作物的十大检疫对象之一，群众称之为棉花的“癌症”。这种病害，曾经给高密县的棉花生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69年至1971年，全县皮棉亩产连续三年达百斤，每年向国家贡献皮棉37万担左右。后来由于枯萎病的蔓延，1974年至1979年的六年间，皮棉亩产一直徘徊在五六十斤上下，其中枯萎病危害最重的1976年，皮棉亩产只有44．5斤。
老棉区高密，是山东省枯萎病发生最早的一个植棉县。1962年，这个县从省外引进棉种，当年发病三棵，因当时毫无认识，毫无防治措施，到1966年，枯萎病扩散到四处公社16个大队，发病面积达一千多亩。1967年以后，对枯萎病开始有所认识，采取了多种防治措施，但因路子不对，不仅毫无效果，反而继续扩展。
1972年至1977年，枯萎病迅速蔓延，群众对种植棉花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们从引进抗病棉种中看到了防治枯萎病的希望。
这期间，他们在山东省枯萎病防治研究协作组的帮助下，先后从外地引进17个抗病棉种，自己选育四个抗病棉种，初步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由于只抓了抗病棉的引进和推广，没有抓抗病棉的提纯复壮和高产栽培，致使全县棉种出现了“多、杂、劣”的局面，收不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接受第一阶段教训，自1979年以来，这个县以提纯复壮、加速繁育高产抗病良种为目的，抓了三项措施：一是抓种子定向，明确主攻目标。这些年来高密县通过试验鉴定，从全县37个棉种中筛选出四个良种，他们自己选育的“鲁抗一号”，具有生长稳健、结铃早而集中、抗病高产、早熟优质、适于本地种植的特点，被列为接班品种，定作重点繁育对象。二是抓高倍繁育，扩大良种种植面积。去年，全县高产抗病良种播种面积达23．5万亩，占棉田总面积的95％。三是抓保纯措施，提高种子的纯度，实行良种区域化种植，下力量把好棉花保种的各个环节。
近几年来，高密县由于采取了多种措施，使棉花生产获得新生。1980年，全县棉花病株率普遍降到1％以下，皮棉亩产过百斤，总产达二千五百多万斤，向国家提供皮棉二千四百多万斤，均比上一年增长七成以上。
本报记者 贾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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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餐车主任彭伟光
在成都开往北京的7／8次特快列车上，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餐车人员，正在向旅客发售午餐票。他说：“旅客们，今天午餐为旅客准备了各种炒菜，有江浙味、北方味、四川味；有回锅肉、白油肉片、宫保肉丁、京酱肉丝、鱿鱼三鲜、红烧排骨；喜欢吃面的有炒面；还有一角一份的素菜汤和五分钱一碟的小菜。”只听一位北方口音的旅客说：“回锅肉是四川名菜，我买一份。”售票员打量一下这位旅客，笑嘻嘻地说：“回锅肉比较肥，同志你体胖，不如吃份鱼香肉丝或京酱肉丝，都是四川味。”旅客满意地说：“你比我考虑得还周到。好，那就来一份鱼香肉丝吧！”
这时有几位旅客忙着收拾行李，作下车准备。售票员走上前去和蔼地说：“同志，你们是郑州下车的吧，到郑州的时间是12点40分，现在去餐车吃饭还来得及，免得下车后忙着转车吃不上饭。”车厢里的旅客们交口称赞这位售票员态度好、服务周到。他，就是成都铁路分局客运段7／8次特快列车第五包乘组的餐车主任彭伟光同志。
47岁的彭伟光是铁路工人出身，当餐车主任已有12个年头了。他常说：把餐车办好，既方便旅客，又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去年他们提前三个月完成全年营业计划，上缴给国家利润超出原计划的46％。今年营业计划又月月超额完成。五组餐车被评为成都客运段的先进单位，彭伟光被评为客运段的标兵。
餐车做的是独家生意。这独家生意也好做也不好做。如果单纯为了赚钱，比较容易；如果既要旅客吃得满意，又要增加收入，那就不简单了，彭伟光经常对餐车人员讲：“越是独家生意，越要处处为旅客着想，薄利多销。通过餐车让旅客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做好服务工作，老彭同餐车的同志们一起制订了岗位责任制，定期实行技术考核。内台做到了饭菜可口，经济实惠，合理经营，外台做到了说话“请”字当头，“谢”字收尾，态度和蔼，服务周到。去年餐车供应旅客十九万五千多人次，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每趟车往返营业额从一千三百元提高到一千八百多元。
本报记者 孙跃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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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政策稳 人心定
罗茂城
四川宜宾地区农村去年实行了各种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灾年依然夺得了好收成。可是，后来有的地、县干部因为仍有“左”的思想影响，来了一个“纠偏”，硬要那些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采用其它责任制形式。群众不愿意，因此议论纷纷，人心不定，备耕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今年2月份，地委重新宣布“政策不变”，人心才安定下来，迅速掀起了春耕热潮。
政策稳定，人心安定；政策多变，人心就乱。稳定政策，安定人心，实在是实现安定团结、发展生产的一个根本条件。
当前，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所谓“靠政策”，是指既要靠政策的正确，也要靠政策的稳定，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一项正确的政策，如果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让群众放心地干一个长时间，而是不断地受到冲击，经常变来变去，这样，正确的政策也不能发挥它的威力。就拿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来说吧，尽管实践已经证明，它是适合我国农村某些居住分散、自然条件较差、比较贫困的“三靠”社队的一种形式。但是，有些地方总是摇摇摆摆，群众心里就不踏实，生产就受到影响。
在“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宁“左”勿右，成了有些干部的通病。要稳定政策，关键是肃清“左”的思想影响，正确理解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困难来了讲政策，困难过后收政策，形势好转批政策”的重演，真正做到政策稳定人心定，齐心协力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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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冬虫夏草与真菌灭虫
丹瑾
在中药谱中，有一味贵重的药材，叫“冬虫夏草”。它的样子极为奇特：根部是一条僵死的虫子，茎叶则是一株别致的小草。这种从表面上看一半动物一半植物的生物，究竟是怎样长出来的呢？
原来，绿蝙蝠蛾的幼虫冬季要到地下较为温暖的地方蛰居，而作为植物的一种真菌，却特别喜爱在它们身上寄生。两者相遇，那种真菌就毫不客气地抓住幼虫的皮肤不放，接着开始发芽生长。它的发芽管慢慢地穿过幼虫的皮肤，长出一束束的菌丝，布满各个组织，形成为菌核。真菌的活动是极其有效的，虫子来不及抵抗就一命呜呼了。不过，它死而不腐也不臭，只是身子发硬，仍保留完整的外表。到了夏季，真菌便从它头上生出有柄的子座，模样跟一枝倒立的小毛笔差不多。到此为止，一棵成熟的冬虫夏草问世了。
冬虫夏草不很多见，但被许多别的真菌寄生而僵死的昆虫却不太少。夏天，只要留心观察，也许能在墙壁上发现一只久久不动的苍蝇，就是向它挥手，它也不肯飞去；再用树枝敲它，身子硬梆梆的，象是一块黑色的冰碴。毫无疑问，这只苍蝇因被真菌寄生而得了僵化病。蝗虫受到真菌寄生以后，猖狂抢吃东西的劲头立刻锐减，变得不死不活，懒懒散散。但它决不甘心放弃嘴边上的食物，直到临死前夕，还要拚命地爬上植物的顶端，死死地抱住茎部不放；死了以后也不松开。
科学工作者观察了冬虫夏草及其它僵死的昆虫以后，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真菌可以“吃”死虫子，我们能不能有意识地培养一些真菌，用来消灭农林业害虫呢？回答是肯定的。经过科学研究，发现世界上能寄生昆虫的真菌，达五百三十多种。有一种叫白僵菌的真菌，居然能够在三十多种昆虫身上寄生，其中包括玉米螟、松毛虫、蝗虫、黄地老虎等多种农林业的大害虫。认识了这些灭虫真菌的生活习性，就为人工培养繁殖它们奠定了基础。我国一些地方将人工培育的某些真菌制成菌粉，储藏起来，发现虫害的时候，取相应的菌粉喷撒出去，让真菌的孢子落到害虫身上，吸血吃肉，索取性命。有一年，广东德庆县在二百多亩松林里施放含有白僵菌的农药五百五十多公斤，使松毛虫普遍染病，僵化而死。虫死新菌壮，更多的白僵菌孢子随风飘向二万多亩松林，把那里的松毛虫“吃”死95％以上。白僵菌作战虽然勇猛，却不能分辨昆虫的好坏，遇到家蚕也要乱“吃”一气，需要严加防范。
真菌对高等动物无能为力，用它灭虫的时候，构不成对人畜的危害。因此，在剧毒农药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人类的今天，把刚刚开始的用真菌灭虫的工作继续下去，有着十分诱人的前景。（附图片）
许林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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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如何理解工业生产的外延和内含、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
4月16日本报发表《为提高经济效果做出更大贡献》的社论以后，中国人民银行、电力工业部等单位一些读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如何理解“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万谷一同志作如下解释，供读者参考。 编 者
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来的。他把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分为两种情况：“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资本论》第2卷第8章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我们现在使用“外延”和“内含”这两个术语的明确意思是，进行基本建设，建立新工厂，或扩建现有工厂，就是在外延上扩大；依靠现有企业搞设备革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经济效果，就是在内含上扩大。
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两个名词，主要是指农业上的两种经营方式。粗放经营主要是指用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来提高产量，而不注重经营的效率。用习惯的话来讲，就是广种薄收。集约经营与此恰恰相反，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现在，运用这几个名词形象地阐明了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根本转变。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新建了许多工厂，这在我国解放初期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这就是外延上的扩大。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基础，光工业企业就有三十七万多个。今后，在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除了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外，基本上不搞什么新建，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提高经济效果。这就是由扩大基本建设的外延为主，转向依靠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果的内含为主。
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是指工业企业的经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要象农业经营那样。目前，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浪费大，效益差，不少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生产秩序不正常，品种少、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就象农业上的粗放经营。今后，要求现有企业也象农业上的集约经营一样，投入一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技术责任制，采用新的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
总之，“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是指导我国今后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它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万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