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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要坚定地相信群众
张之闻
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几个月来，不论经济形势还是政治形势都比预料的要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形势？有的同志说，形势好，一是因为政策好，二是因为群众好。并引出一个结论：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四化是大有希望的。我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对我们党来说，正确估量形势，直接关系到正确作出决策。而对形势的正确估量，又离不开对群众的正确态度。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是推动形势发展的决定力量，只要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千方百计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夺得胜利。
回顾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成绩，就是因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措施，都是建立在充分相信群众的基础上的。就以农村经济政策来说，我国十亿人口中八亿是农民，相信群众首先就要相信八亿农民。中国农民是经过长期的比较、体验和选择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的利益和命运已经同社会主义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应当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的政策真正符合农民的利益，就能够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诸如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家庭副业，允许一部分农民通过劳动先富裕起来，等等，都是从上述对农民的基本估计出发提出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坚定地相信农民群众，我们才敢于放宽农村政策，也正是由于大幅度地调整了农村政策，我们才会有今天农村和全国少有的好形势。
对于党的现行农村政策，有些同志疑虑很多，忧心忡忡，总是怀疑这样做方向是不是有问题，担心农民会不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一看到出点问题就大惊小怪，甚至对农民群众按政策去干的许多事，还硬在那里堵、卡、扭。对此，农民是很反感的。有的社员就尖锐地反问：“你们要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一问确实问得好。一些同志对党的农村政策有疑虑，表面上是对党的具体政策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实质上往往是对广大农民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缺乏信心。几年来农村形势巨大变化的事实表明：党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和希望。他们对于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迅速发展生产，改变贫困落后状况，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有信心的。缺乏信心的，倒是我们的一些干部。
有些同志口头上也讲相信群众，实际上往往对群众不大放心，不大放手。对他们来说，相信群众不过是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真切的感受，头脑里“左”的和其它错误思想的影响倒不少。现在，在一些干部中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第一，常常低估了群众的觉悟。他们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等，对我们党是信赖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拥护的，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是顾全大局的。不论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还是当前实行进一步的经济调整，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同我们党站在一起，分担党和国家的困难，表现出高度的觉悟。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广大群众对党中央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坚决支持、热烈拥护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第二，对群众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看得过重。有些同志听到群众对我们的某些工作和干部作风有意见，往往不作具体分析，区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看到群众中出现一些缺点、错误和不良倾向，往往加以夸大，不去区分主流和支流。这样，或者是把在活跃思想、活跃经济中出现的好现象看成是问题，或者是把大转变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而又不难解决的问题看成是了不得的事，或者是把极少数人中发生的偏向看成是带普遍性的倾向，这就不免把问题看大了，看重了，以致造成对群众看法上的偏颇。其实，群众对我们的某些工作和某些干部的作风不满，并不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信赖，而是要求我们的党员真正象个共产党员，要求我们的干部真正象个革命的干部。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是有权利得到满足的。
坚定地相信群众，这是很不容易的，又是极端要紧的。一切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都应该自觉地努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强调要坚定地相信群众，并不是要抹煞群众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说可以忽视或削弱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毕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即便比较先进的群众，其认识和觉悟也是参差不齐的。而且，群众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主客观的各种因素都会引出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大转变时期，尤其如此。但是，只要对情况作出恰当的估计，对问题的解决具有充分的信心，在做法上注意启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细致、扎实、富有成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亿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顺利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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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讨论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最近在成都联合召开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指引下，近两年来配合调整进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主流是健康的，效果是显著的，方向是正确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个问题。
第一，关于调整的目标和步骤问题
当前，改革要服从调整，促进调整。从这点出发，会议讨论了调整的目标和步骤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这次经济调整的总目标，是要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把严重失调的主要比例关系基本上扭转过来，从我国国情出发，初步建立起一个比例协调、经济效益比较高、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经济调整可以考虑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稳定经济阶段，主要任务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节约行政费用，大力增产消费品，在增收节支的条件下，实现财政平衡，稳定物价，使人民在保持现有收入的条件下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大体要两年时间。第二阶段是进一步协调农轻重比例关系阶段，保证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大体要三年时间。第三阶段是经济结构初步合理化阶段，重点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建立比较协调的关系，使经济效益有显著的提高，人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大体要五年时间。会议还讨论了每个阶段应该相应采取的措施。与会的许多同志认为，在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任务以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时期即可宣告结束，但经济结构合理化的任务还需在继起的时期继续完成。
第二，关于扩权企业的利润留成问题
如何确定利润留成的合理比例，讨论中意见不尽一致，但认为需要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方面进行通盘研究，既考虑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考虑企业的利益。有的同志依据一些地区扩权的经验提出：目前企业留成原则上以不低于利润的10％为宜，但高于这个比例也是不适宜的。而且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应有区别。
关于利润留成办法，与会同志综合各地的扩权经验，提出不同企业可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1）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分成；（2）计划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3）全额利润分成；（4）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等等。
利润留成是以企业为单位好，还是以行业为单位好？从各地经验看，二者各有利弊。有些同志提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如行业比较集中，能够正确处理局、公司和工厂的权限关系和利益关系等），利润留成以行业为单位，具有许多优点，如有利于克服“苦乐不均”和重复建设，有利于举办较大的福利事业（如集资盖家属宿舍等等），有利于加强国家计划指导。
讨论中有的同志对企业留成各项基金的性质作了分析，认为区分各项基金的性质，有利于国家安排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并采取不同的原则和办法进行处理。生产发展基金有两种用途：一部分用于零星挖、革、改等，应在成本中分摊，不必作为基金的一部分；一部分用于重大技术改造等，其性质是国家建设基金的分配，归全民所有，企业只有使用权。集体福利基金也有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职工直接消费，一部分用于住宅等福利建设，后者的性质是国家社会福利基金，企业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奖励基金应改为分红基金，可用于两方面：一是直接分给职工个人；二是用作具体的福利费用，如托儿所的经费等。分红基金是真正归企业所有、企业使用的。
第三，关于以税代利、自负盈亏问题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要不要实行自负盈亏（或盈亏责任制）？许多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个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而且能够实行自负盈亏，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也有同志主张，对国营企业，应根据企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情况，采用多种经营管理办法。第一类企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高，要实行“统负盈亏”。第二类企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中等，应该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分成”。第三类是半机械化的企业或手工劳动的企业，前者应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后者应实行“自负盈亏”。
会议还对税种、税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意见。
第四，关于改革企业内部领导制度问题
改革企业内部领导制度，是否会削弱甚至取消党对企业的领导？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与会同志认为，改革企业内部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企业党委的领导。为此，必须明确企业党委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任务。企业党委是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是企业思想政治领导的核心。改革后，企业党委不直接指挥生产行政工作，但她仍然是整个企业思想政治领导的核心。她的任务是：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里贯彻执行；二，认真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以生产为中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四，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支持和领导职工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管好企业，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关系；五，支持厂长（经理）按照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要求，有效地行使生产指挥权，教育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厂长的命令，教育群众自觉遵守厂规、厂法，服从厂长指挥；六，加强对生产行政、职代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的思想政治领导，协调它们之间的工作。
第五，关于工业企业的改组与联合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这是当前调整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改组与联合的正确路子，是在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实行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必要的行政领导相结合。当前由于部门和地区分割严重存在，加强行政干预尤为必要。确定企业联合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个模式。一般说来，在开始阶段，联合规模宜小不宜大，由小到大；联合内容宜少不宜多，由少到多；联合程度宜松不宜紧，由松到紧；联合地域宜近不宜远，由近到远。对于行政性公司向企业性公司过渡问题，也要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有利于推动改组、联合的专业性公司，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对所谓“二婆婆”公司（即仅是增加管理层次，起不了积极作用的公司），应进行整顿。
会议还讨论了建立行业组织（行业联合）和经济中心（区域联合）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行业组织可称行业协会，其性质是同行业企业自愿组成的协调行业发展的民主管理机构。它不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但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它不是经济联合体，但有一定的经济职能。它是一种半官方、半民办和半行政、半经济的机构，在企业与政府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起纽带作用。
关于经济中心的性质，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中心与中心城市不是同一个概念。经济中心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跨行业的区域联合。经济中心要在中心城市形成，建立经济中心，必须赋予中心城市以必要的权力。但它不同于地方行政机构，是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之上的。其任务是处理各经济联合体和各行业组织的共同性问题，并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也可能是一个半官方的经济管理组织。
与会同志还提出了工业方面的经济组织合理化的标志：一，逐步实现政企分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按照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把企业组织成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三，建立行业组织，作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四，建立经济中心，实行区域性的经济联合，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五，在打破多部门、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第六，关于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问题
许多同志认为，要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国家计划是社会生产指挥中心集中的宏观决策；市场调节是千百万个企业分散的微观决策，本质是市场价格的调节。凡是有关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的重大比例关系、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基本建设规模、投资方向和地区布局等宏观经济活动，都应加强计划控制；微观经济活动一般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在当前条件下，某些直接关系经济全局的微观活动，如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仍需由国家计划直接控制。 （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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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近代史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李炳清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帝反封建的过程。正是在这个反复斗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了帮助读者学习中国近代史，本报将陆续刊登一些介绍文章，希望历史研究工作者为我们写稿。
鸦片战争（1840——1842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
十九世纪初叶，英、法、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家迫切需要掠夺海外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他们向东方侵略的重要目标。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种自然经济对西方商品的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它迫切要求扩大市场，攫取利润。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的销路不广，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必须向中国运来大量银元，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茶叶和生丝。英国政府为了改变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决定用毒品鸦片来敲开中国的大门。
鸦片是罂粟制品，盛产于印度和小亚细亚。早在唐代已开始输入中国，但数量极微，仅用于医药。直到1767年以前，每年由印度输入的鸦片不过二百箱。但从1773年以后，英国将印度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1839年，鸦片输入竟达四万多箱（其中有少许来自美国和葡萄牙）。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鸦片侵略。清政府为其自身的统治利益和迫于人民的压力，也曾多次严令禁烟。1838年底，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到广州。他禁烟态度十分坚决，从6月3日到25日短短二十多天内，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余万斤。这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
中国的查禁鸦片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英国政府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英国借口“保护通商”，正式决定出兵侵略中国。1840年4月，英政府任命乔治·懿律率领四十多艘舰船和四千余士兵开赴中国，于6月集结在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广州军民在林则徐领导下防守严密，英军无机可乘，转攻厦门，也被击退。后来英军乘浙江防务空虚，攻占定海，并沿海北上攻占大沽。清政府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派直隶（今河北）总督琦善前往天津与英军谈判。琦善一到天津，就“劝慰”英军退回广州等候谈判。9月中旬，英军陆续南撤。清政府遂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与英国侵略者谈判，并将林则徐革职，放松了沿海防务。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琦善擅自与英政府签订了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银元等内容的《穿鼻草约》。
琦善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广州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也感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尊严”，下令撤掉琦善，改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各省兵丁17，000人，到广东去同英军作战。奕山到广州后，成天饮酒作乐，不认真备战。1841年5月21日，他在军队缺乏训练的情况下，贸然夜袭英船，结果大败而归。第二天，英军发动进攻，占据城外四方炮台，猛轰广州城。软骨头奕山吓破了胆，赶紧竖起白旗投降，27日签订了《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六百万银元，英军退出虎门，清军撤出广州城，恢复广州的贸易。
《广州和约》签订后，清朝统治者以为事情可以了结了，但是，掠夺成性的英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调兵换将，准备扩大战争。1841年10月，英军再犯浙江，攻陷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清政府被迫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前往浙江办理军务。1842年3月，奕经分兵三路企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但一败涂地，奕经逃往杭州。清政府急求妥协，又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浙江议和，遭到英军拒绝。6月中旬，英侵略军攻陷吴淞炮台，乘势占领宝山、上海。7月攻陷镇江。8月，英舰八十五艘集结于南京江面。8月29日，清政府在侵略者的炮口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2，100万银元及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了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国家的主权遭到了破坏。战前，中国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战后，列强将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排挤了原来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从而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从此，中国开始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中国革命已经不再是单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战争，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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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童书业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出版
山东大学历史系童书业教授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春秋左传》的考证和札记两书合为一册。考证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札记则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写出初稿，距作者逝世仅几个月的时间。
童书业一生致力于古代史的研究，早在抗战期间即写成《春秋史》书稿，一九四九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解放以后，作者一直想再写一部春秋史研究的专著，《春秋左传研究》的出版，可以说实现了这一夙愿。
《春秋左传研究》中考证部分较繁，札记部分较简，但都各有所长。考证部分分上古史传说，西周史、春秋史、西周春秋制度文化、春秋地理。所有史料除考古材料以外，以《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论语》、《檀弓》七书为基础。又重阅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仪礼、周礼、二戴礼记等二十四部古籍，摘出有关史料，再依据所发问题加以考证。作者写作力求精核，对尚无定论的问题，处理慎重，宁缺毋滥。例如关于尧舜禅让之说，三皇五帝之说，等等。
作者只念过几年书，连中学也没有进过。早年曾在浙江图书馆印刷所任校对员。但他经过刻苦钻研，终于成为我国知名的史学家，而且治学范围广泛，著作众多。《春秋左传研究》一书，是我国目前西周春秋史研究中比较难得的学术专著。
（郁乃尧 张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