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吴振坤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些同志总是认为只有搞基本建设，才能扩大再生产。于是，一讲扩大再生产，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不注意提高生产效率，不注意对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每年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他们总是为本地区、本部门争投资、争项目、争物资，很少考虑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产生上述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弄清马克思关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的一些有关论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正确处理外延的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的论述
我们首先学习一下马克思的几段有关论述。
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的原因时指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98页）
马克思在谈到积累既可以用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又可以用于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时指出：“我们已经在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6页）
马克思认为没有积累也可以在一定界限内使生产规模扩大。他说：“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65页）
马克思在谈到折旧基金如何用于扩大再生产时又明确指出：“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2页）
马克思的这几段话表明，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一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一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即依靠增人、增投资、增设备、增投料、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扩大再生产是以向生产的广度发展为特征。所谓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是指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合理组织，依靠提高活劳动的效率和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它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再生产是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扩大再生产中的外延因素和内含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这几段话还表明，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外延的和内含的两种类型，同积累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有积累，当然会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但是，再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非有积累不可。就是说，扩大再生产可以依赖于积累，也可以不依赖于积累。例如，固定资产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为多次生产周期服务，它的实物形态的磨损是逐渐的，直到完全丧失生产能力而后进行更新。在固定资产全部更新以前，可以把一部分折旧基金用于扩大生产能力。这就是不用积累进行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说：“凡是使用许多不变资本，因而也使用许多固定资本的地方，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这部分产品价值就是积累基金，这个基金可以被使用它的人用来作为新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投资，而且这部分积累根本不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48页）马克思这里讲的积累基金，实际上指的就是折旧基金。因此，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是片面的。
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无条件无限制的，而是有条件有限制的。第一，折旧基金按其性质来说，是补偿基金，应首先保证固定资产的更新，使原有规模的生产即简单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第二，折旧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应首先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即用于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在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用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第三，折旧基金有多少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同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新企业、新设备迅速增加，而在这些新企业、新设备未达到更新期之前，可以把较多的折旧基金用于新建和扩建；当大批企业和设备普遍达到更新期之后，即使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主要是用于结合更新进行的技术改造。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当时处于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期，主要力量是放在新建和扩建方面，因而有可能也有必要把一部分折旧基金用于新的建设投资。而现在，我们的企业数目大大增加了，大批老企业急需进行技术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把折旧基金用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主要应当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使它们的设备现代化。
几个误解
懂得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的论述，关于积累基金和折旧基金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的论述，就可以消除一些误解。
一个误解是，认为对现有企业进行挖革改只能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搞基本建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搞挖革改，实现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就不需要新建企业。它可以通过改进机器设备，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改善劳动组织，改进经营管理，实行生产专业化、协作化等等，来扩大生产规模。挖革改并不是纯粹的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的形式，它也是一种扩大再生产的形式。因为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挖革改一般地不会使企业的生产设备完全按照原有形态和技术条件恢复，而必然以新的技术设备进行补偿或更新。正如马克思说的：“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0—191页）这样，挖革改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以，不能把基本建设视为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形式。
另一个误解是，把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完全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基本建设固然是扩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基本建设都是扩大再生产。因为基本建设中间有一部分是为了补偿现有企业已经报废了的那部分生产能力，是为了维持在原有规模上进行再生产。例如一个煤矿，某年煤生产能力报废了50万吨，这个煤矿为了维持原来的生产规模，又开了新井，新增煤生产能力50万吨。这项工程虽然是基本建设，但并没有扩大生产规模，只是原有生产能力的恢复，纯属于简单再生产。再比如，一个新建项目，对某个企业、某个地方来说，是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就不一定是纯粹的扩大再生产。如某年全国石油生产能力报废100万吨，新增石油生产能力200万吨，就全国来说，净增石油生产能力100万吨，而另外的新增的100万吨生产能力则是作了补偿，成为扩大再生产中的简单再生产的因素。所以，基本建设这个概念既包括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新建和改建，又包括属于简单再生产的设备更新和固定资产的补偿。把基本建设完全等同于扩大再生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再一个误解是，不搞基本建设，不建设新工厂，就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搞现代化当然需要基本建设，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工厂作为骨干。但是，不对现有企业进行更新改造，也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所谓现代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相对而言的。七十年代的技术装备，在今天看来是现代化的，可是再过若干年来看，就不那么现代化了。如果一味追求建设新厂，对原有企业根本不加改造，建了新的，不管旧的，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对原有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这是所有经济发达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它们的许多有名的企业都是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企业，经过不断的更新改造才变成今天这样现代化的企业。对我们国家来说更应当是如此。由于我国资金不足，实现现代化的重点不是大搞基本建设，而是对现有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改造，逐步使现有企业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历史的教训
建国初期，为了奠定工业基础，扩大生产能力，建设一批新的工厂是完全必要的。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有了近40万个工交企业。这些企业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我们可靠的依托。我们不能看不起这个基础，更不能把这个基础丢掉。
过去，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许多同志总想“大干快上”，放着现有的生产能力不去很好地加以利用，一味追求增加新的生产能力，结果走了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这就是一讲扩大生产能力，就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集中大量的资金建设新厂子，特别是投资大、工期长的重工业厂子。许多基本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差，各项建设之间又互不衔接，甚至搞了一大批不具备建设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工程，搞了一大批已经属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其结果占用的财力物力很多，建设周期拖得很长，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形成了也不能正常生产。而对于已经建设起来的老企业，则不用极大的精力把它们的经营管理好，不注意它们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甚至在更新改造的名义下大搞基本建设，以致使它们长期陷于高消耗、低质量、产品性能多少年如一日的落后状态。同时，在生产上一味追求产值，不顾市场需要，产销脱节，造成大量积压。生产的这种落后的、盲目的不合理状态，又造成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促使再去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规模。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症，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以外延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它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的。表面上看，走这条路子，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经验证明，今后再不能单纯走这条老路了。如果还是只知道盖新工厂，铺新摊子，还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
许多同志之所以总是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建设新工厂除了理论上弄不清楚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外，还有一些与本地区、本单位的经济利益有关的实际原因。第一，各地区都想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成龙配套，万事不求人，因而一味大上基本建设。第二，在过去那种经济管理体制下，只有计划上安排了新项目，才能得到财政拨款，要到物资、设备和外汇。第三，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只有建设了新工厂，才能增加本地产品，开辟新的财源，增加本地区的收入。第四，上了新项目，办了新工厂，可以安排一批人就业。第五，办新厂子，无论经济效果如何，都由国家包下来，不象资本家办企业那样有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要解决只重视基本建设，轻视老企业改造的问题，除了需要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以外，还要解决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
一条新路子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虽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可以划分的。根据过去的教训和目前的条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陈云同志说：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要总结。
“先生产，后基建”，强调要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在搞好当前生产之后还有剩余力量时再去搞基本建设。“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其基本精神也是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但它更进了一步，强调即使扩大生产规模也首先要以现有企业为依托，实在必要而又有力量时再新建企业。通过对现有企业的挖革改来扩大生产规模，比起新建企业，投资要少得多，见效要快得多。据有关部门估算，这样做，投资一般可以节省三分之二左右，设备、材料可以节省60％左右，时间可以缩短一半以上，总的说来效果也更大。改造老厂之所以比建新厂投资少，是因为有许多工厂只要在某些重要的生产工序采用新设备、新工艺，甚至只改造一些关键部位，就可以使整个企业的面貌发生变化。就是进行全面改造，用新设备替换全部旧设备，也还有厂房、建筑物、公用设施以及技术力量等可以利用，因此也比另建新厂在经济上更为合算。而且，目前我国资金短缺，能源不足，也不允许大搞基本建设。今后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除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还要新上一些必要的项目外，基本上不要再搞什么新建，就是靠对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
在新形势下，要使建设方针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后，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生产能力，要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含为主，主要依靠老厂挖潜、革新、改造，使之不断达到新的技术水平。因此，要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对现有企业进行改组和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使它们逐步改变面貌，成为合理化、现代化的企业。各级计划部门和主管部门要更多地安排一些资金和物资，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必要的条件。在改造现有企业的过程中，也要引进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买一点关键性的设备。但引进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技术，并消化外国技术使之国产化。我们的现代化应当是国产化的现代化。
走以内含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经济效果会好，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走这条道路，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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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西藏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最近，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成都市联合召开了关于开展西藏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中外藏学家、佛学家和藏学研究工作者共十六人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就开展藏学研究、建立研究队伍、资料搜集和整理以及建立藏学研究机构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者一致指出，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工作中严重违反了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采取简单的方式对待西藏的佛教和佛学研究，多年以来，我国对藏学和佛学很少研究，成果甚微。因此，要将西藏学研究开展起来，首先必须清除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
与会者认为，西藏学研究应当包括西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和语言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佛学则是研究藏学的纽带。西藏历史发展及其同内地的交往和联系，往往同佛教密切关联。研究藏学必须首先研究佛学。
与会者认为，开展西藏学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抓紧人才培养，挖掘、搜集、整理资料和建立藏学研究机构。与会者提出：研究西藏学应该注意藏汉结合，把民族团结摆在首位；汉族同志学习藏文和古藏文，藏族同志学习汉文，互相学习，互通声息，齐心协力，尽快提高我国西藏学的研究水平。在研究工作中，既要注意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更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西藏、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等五省、区研究人员参加的藏学研究学会和研究机构。同时，要集中部分力量，挖掘、搜集、翻译和整理中外古今西藏学的有关资料，出版中外藏学家、佛学家的著作，以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 （史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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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介绍（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一大”以后，1921年11月，以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向各地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党一面着手发展党、团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以便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相继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等地设立了分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分部的指导下，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
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前进，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斗争。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依据。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由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及其他民主革命团体三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会议期间，他带病接见了中国的代表。列宁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的力量，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影响。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不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其他都不过是空话。这个文件还明确发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号召。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烬美等12人。
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侦察破坏的教训，为了安全，“二大”决定少开全体会，每次会议都更换一次地址。大会共进行了八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代表大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八十年，事实上已沦为他们共同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美两帝国主义争霸中国，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由历来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宣言指出：当前，帝国主义日益走上崩溃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正蓬勃兴起。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大会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明确了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迅速成功。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宣言指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党的最低纲领。
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大会最后改选了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分管宣传，张国焘分管组织。
为了在全国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批判各种错误的政治主张，促进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1922年9月13日出版了《向导》周报。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主要功绩，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特别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方向。
虽然大会的宣言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宣言，特别是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以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比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成长过程。
（姜华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