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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
——李海成七十三次告状记
本报记者 丛林中 欧庆林
3月3日，河北省衡水铁厂下马遭到严重破坏的事件在本报公布，李海成73次告状告出了头这一新闻，顿时成为衡水地区人们议论的中心。多数人表示高兴、拥护，少数人感到惊愕、意外，也有人背地里骂娘的。
几位推心置腹的好友，当晚特意来到李海成家祝贺，其中的一位在临走时又忧心忡忡地说：“海成呵，这事一完，你想法调调工作吧，衡水不好呆了。”
为什么一个人告了状，这地方就“不好呆了”呢？
一、权力和关系交织的网
1979年10月29日，衡水地区铁厂宣布下马，急急忙忙贴封条，宣布工人三天之内调离。半夜突然停炉，不采取任何技术措施，硬是把30吨焦炭全部烧毁，几十吨焦油白白流失，炉门炉框烧变了形。开始大拍卖，100吨稻草，估堆40吨，每吨120元，只卖四元；新砖4．5万块，就卖200元。拆房子，砸高炉，卸机器，分财产……厂内厂外乱成了一锅粥。李海成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了？莫非从此日子不过了？
他爱铁厂，爱这里的高炉，爱每一部电机和自己抚摸过多少遍的大大小小的阀门。这种感情就象人们爱祖国、爱故土是一样的。他是一个转业军人，为了学会炼铁，他钻呵，啃呵，付出了许多心血，怎么能忍心转眼之间就让这一切化作一片瓦砾呢！
“下马是对的，可不是这种下法，只有败家子才这样干。”李海成一片好心，想提醒领导上注意，不料从这开始，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这期间发生了这么几件事。第一件，李海成找厂长孟秋丰出了个主意：派人出去，和省内同行业有同型号高炉的联系一下，把设备或者处理或者转让给他们，以便物尽其用。孟秋丰回答得很干脆：没路费！第二件，物资处理规定由三人定价，党委批准，但从一开始就甩开组长赵学恭和副组长李海成，变成一人定价，孟秋丰批准。低价处理呀，随便送人呀，不止一桩。你去找孟秋丰，他说：“唉呀，每次开会都通知你们的，找不到呀！”李海成知道，这是嫌他们碍事。第三件，孟秋丰亲自押车私拉精煤和焦末回衡水，李海成去查过，磅房没有计数，财务没有收帐，这煤拉到哪儿去了？
群众议论纷纷。李海成和赵学恭商议：疏忽大意可以谅解，为非作歹不能容忍。“找工业局长去！”李海成自费专程从邯郸到衡水去了。
出乎意料之外，工业局长苗庆荣听了他的汇报，突然问道：“你们厂焦末多少钱一吨？”
“厂里职工烧，每吨五元。”李海成答。
苗庆荣当场掏出五元钱说：“那车焦末我分了一吨，你代我补交了吧。”
李海成的心“咯噔”一下子凉了。他猛然想起，孟秋丰临回衡水时曾秘密对人说：“我去堵堵嘴去。”天知道，这个厂长都堵了谁的嘴呢？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邯郸。
邯郸马头镇热闹异常。铁厂下马工作正处在一片混乱中。大车小辆出出进进，人喊马嘶，一片喧嚣。有些人在暗地里计谋着如何能捞到好处，各种交易在权力和吃喝的掩盖下正在成交。其中也夹杂着孟厂长尖厉的咒骂声：“他妈的李海成，让他告吧，有他的好果子吃！”
人有私心，行为必然不公。每天都有种种可疑、可气的事情进入李海成眼里。党委名存实亡了，党委书记李仞久，党委委员、副厂长国志义，分别为私事南下广州，东奔青岛，厂长孟秋丰奉命“抓全面”，大权在握。于是，麇集在他身边的几个阿谀奉承、专看眼色办事、精通关系学的人物，执掌了下马期间的人财物大权，人称“五人办”。他们凌驾于党委之上，发号施令，在孟秋丰的把持下，竟把党委集体决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下马期间上级所作的种种规定，一概推翻。约束和纪律无效了，厂长一句话，“五人办”一个条子，人财物可以通行无阻，关系户、关系网大显神威，为非作歹之徒为所欲为。
但是，正义的力量也逐渐有形无形地围拢在李海成的周围。群众的眼睛无所不在。有人知道低价处理，有人知道私收现金，有人知道内部捣鬼，有人了解厂外行贿……李海成象一块磁铁，材料和线索从四面八方被吸拢过来。24吨钢球哪里去了？职工宿舍几十个小厨房怎么都拆掉送人了？为什么一夜之间几十台电动机不见踪影了？冀县来人提着果品烟酒想搞什么鬼？……
群众的怀疑，现在已经被全部证实。平均每吨730元的钢球，竟以300元的低价卖给生产队近12吨，生产队转手以每吨750元又卖给国家，从中获利五千多元，其余12吨至今查无下落。低价处理物资，其中的奥秘远非外人所知。出库物资不登记，出厂物资取消“四联单”，凭白条放行，谁知道有多少物资查无去向？冀县来车拉废铁，同车偷出电动机33台，直到这次省调查组来才发现。不经过财务，私收现款，谁能算清有多少钱财落入私人腰包？也有不收钱，白送人情的。下马规定处理物资一律先交款后提货，而那个提着烟酒而来的冀县五金厂一个负责人，凭着与孟秋丰的老关系，酒壶一端，拉走空气锤、化铁炉、鼓风机各一台，至今未付款。
人们不难看到，权力，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各种各样的私欲和编织私人关系网的手段。
二、在公与私的尖锐对立中
同苗庆荣谈话显然没起任何作用，因为局里无人过问，厂里的混乱有增无已，孟秋丰更加肆意妄为。白天出来，屁股后面跟着几个保镖的，霸气十足。一到晚上，那一帮人喝酒打牌，折腾到深夜，闹得四邻不安。从来不开党委会，不论多大的事，酒杯前，牌桌上，一说就定了。工人有事找孟秋丰，保镖的挡着驾，连屋也甭想进去。群众用鄙夷的口气说：“这还象个厂长、象个共产党员吗？”李海成听了感到脸红耳热。他和赵学恭商量，决定再次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找孟秋丰面陈利害。
但是三次找孟，三次碰壁。什么规章制度废弛呀，群众不满呀，用人不当呀，不让李海成工作呀，孟秋丰听也不想听。“你甭管了”，“这事再说”，背后还放出一股风来，说李海成不工作光告状。
李海成的大脑皱褶不比别人少。他分析了厂内外的形势，看出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小的势力，人不多，但是有权。他也看出对方有不可克服的弱点：既没有群众，也没有真理。
他夜里睡不着，一遍一遍地想着下马以来厂里发生的一些怪事。一下马就宣布工人全部留在邯郸，交省冶金局，而孟秋丰却提前20天得到工业局长批准，单独将女儿调回衡水。李仞久扔下工作径自陪同妻子去广州看病，临行前特意派两个工人给他看家。对国家上千万的产业可以置之不顾，而对自己的小家当却照料得如此精心！国志义为私事开公家吉普车去青岛，中途跑坏了车，大修花了6，500元。群众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在搞“四化”，而是在搞“私化”。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吗？想到这些，他霍然而起，打开灯给上级写信。
“借权力以营私，借下马以营私，这就是事情的本质。”李海成对记者说：“这样的事谁不气愤？告状的不止我一个。我确信，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他们的劣行早晚有一天要败露的。你看过电影《小兵张嘎》吗？我总想着嘎子有一句话：不怕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三、锥扎不动
告状有时是不容易的，酸甜苦辣难免都得尝一尝。
李海成第一封信，没敢署名。他想的是，要是转回工业局怎么办？转回厂里呢？
信发出后，没有下落。海成想，不署名，人家不重视。怕什么，既然告状，总有一天要当面核实。怕就别告。第二封信，他就把大名署上了，表现了一种浩然正气。
信，一封一封发出去了。与此同时，铁厂燕志超、李东郊、刘长生等同志的告状信也发出去了。这些信件带着李海成和他的战友们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满腔信赖，对于正义能够得到伸张的渴望，对于国家财产正在蒙受损失的焦虑，呈现在省、地委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然而，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响，也没人找过他们，厂里一切如故。李海成坐不住了。
“我要找上门去！”
李海成“找上门去”这段经历很有意思，很能看出我们某些机关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几乎所有的主管部门都跑遍了，李海成得到一个印象：有些人一见他就腻歪。跑的次数多了，从许多人的脸上都能看出那上面写着：“你怎么又来了？”“又是你！”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或者是不接见，或者是懒洋洋地说：“知道了，已经转给有关领导，你等着吧”。有时他刚一提铁厂的事，对方就说：“唔，你找苗局长吧。”苗局长一看见李海成就象看见瘟疫一样，抬腿就走，把他一个人撂在屋里。找经委主任，他说忙，总是开会。“那我晚上到你家里去……”李海成这话就象火炭触到了这位主任的皮肤，慌忙回绝道：“可别去！你可别到家里去！”
他很忙吗？一天，清早六点钟，李海成在这位主任家门口等着。这位主任每天这个时候捞鱼虫回来。
李海成：“我找你几次了，也没谈成……”
这位主任还是那句老话：“你去找老苗嘛。”
李海成：“苗局长叫找张局长，张局长叫找苗局长，踢来踢去！我希望按组织系统反映，如果老不解决，我只好再往上反映了。”
对方生气了：“愿意反映到哪反映到哪，反映到中央也不要紧！”一扭身进屋去了。
没有一点韧性，工业局长办公室那扇门是很不好进的，李海成已经多次被拒之门外。有几次，这位局长就象赶叫花子一样，极不耐烦地边推边说：“去吧去吧，这儿办公呢，你别打搅了！”这位局长也没有想一想，铁厂问题不是你应该办的公吗？地区一个最大的企业，下马中搞得一塌糊涂，身为一局之长，难道这不正是你应该办的公吗？
李海成气急了。有一次，他跑到工业局去叫号，当着几位工业局领导人的面说：“我就问问，工业局有没有清官？有，咱们就说说，没有就算了。”
当然无济于事。因为有些机关已经麻木到这种程度，锥扎不动。
四、打持久战
“我很不愿意讲这一段告状的经历”，李海成说：“你想想看，我们某些领导机关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这种‘官衙门’作风不改变如何得了呢？我们的党如何能同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呢！”
李海成发自内心的感叹，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共产党员对目前有些人的不正之风的深切焦虑和不安。
李海成陷入苦恼之中。“置之不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东西。它能磨钝人的意志，使人变得麻木不仁，等到把你拖得没劲了，事情也就算完了。
李海成在苦恼中思索一连串的问题：阻力究竟在哪里呢？地委管工业的书记为什么不出来过问一下呢？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有怎样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公与私、亲与疏、正确与错误，要不要有一个起码的原则？为什么有些人不问曲直，一听告状就反感，而对那些能吹善拍、为非作歹之辈，却总是想办法加以庇护？这样下去，岂不是如古人所说“佞者进，忠者退”了吗！
不，李海成决不退却！他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之后，不生气了，不着急了，他决定打持久战。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表现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挡不住、压不倒的大无畏气概。是什么东西给了他这样大的精神力量？李海成说：“这就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对我们党的信仰。这个信仰在我的心里，你是拿不走的。我深信，我们党自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政策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有些人的手再大，终究遮不住党的阳光。”
李海成行动起来，开始向省和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动手作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要做一些实事，尽一份个人的力量。他深深感到，他不是一个人孤军苦斗，在他背后有广大的党员和群众。他们的鼓舞和支持，成为李海成打持久战的坚强后盾。
后来的事情，读者已经知道了。人民日报内部刊物刊登了李海成的来信，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河北省委和中纪委先后派出调查组，李海成本人也成为地委调查组的一员。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铁厂下马一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即将公之于众。李海成终于胜利了，正义得到了伸张。
一位积极主持这次调查的领导同志说过一句话：“多出几个李海成，可以使领导人少犯错误。”是的，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就能继续前进。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党内正涌现出更多的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信念而又百折不挠为之斗争的李海成式的同志，这是我们事业能够取得更大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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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做这样的共产党员
本报评论员
“李海成是一名好党员！”
“李海成为我们党的旗帜增添了光辉！”
“四化需要李海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更多的李海成。”
本报关于河北省衡水地区铁厂草率下马损失严重的报道发表后，许多读者热情投书，赞扬共产党员李海成。今天本报发表的《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进一步介绍了李海成的事迹，令人深思。
李海成告状，不同于一般的“打官司”，不是为个人私利。他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为了坚持和追求真理而告状的。为此，即使得罪了“顶头上司”，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他也在所不惧。
共产党员要有原则性。这个原则性，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党的宗旨：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党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别无私利。因此，为公还是为私，就是一个大的原则。李海成正是在公与私的尖锐对立中挺身而出的。借权力以营私，把国家财产置之度外，对践踏法纪、破坏党风无动于衷，这样的行为，党和群众是不能允许的。李海成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的告状表现了一种浩然正气，代表了广大党员和群众急切希望改变党风不正的现状，以便使我们党能更好地领导人民建设四化的强烈愿望。
有些同志对党风不正的现象也是不满的。但是，这些同志有时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发发牢骚，有时也反一反；但是，遇到阻力就退却了；或者涉及个人利害就罢休了。李海成不然，他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命运与共，息息相关，从而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斗争精神。我们不是说只有告状才算是斗争，并不提倡大家都来告状，告状只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根本上还是靠批评和自我批评。李海成多次同各级领导面谈，找上门去，劝说，批评，督促，尽了极大的努力。即使告状，李海成也不是要告倒哪一个人，而是热切地期望领导人能和他站在同一个原则立场上来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对他们抱着热烈的期待，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这种顽强、热烈的斗争精神是极为宝贵的。
李海成也苦恼过，愤慨过，伤心过。但是，他始终没有被挫折所压倒。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仍然没有灰心失望，而是决心打持久战，脚踏实地地对铁厂问题作调查研究。李海成对待挫折的态度，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为原则而斗争的坚定性。正是这种韧劲，终于使这场斗争赢得了胜利。世界上的事情是曲折复杂的，不能想象不合理的事情在一个早晨就可以统统去掉。也不能认为真理在你手里就能一说别人就通，一斗就胜，一告就赢。搬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搬掉人们思想上的恶习和污垢，也决非一日之功。
为党的原则而斗争的这种坚定性是从哪里来的？李海成的回答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在李海成看来，我们党的宗旨是至高无尚的，共产党员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视真理高于一切，这是终身不变的信念。为我们的崇高信仰而奋斗，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毕竟是暂时的。李海成自始至终信赖党，确信我们党一定能正确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不正之风在内。在党和群众支持下，他终于取得胜利。
李海成的告状，也向我们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正确运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坏人不臭，好人不香？为什么一心为公的人屡遭非议，而阿谀奉承、投机取巧之徒得以晋升？为什么有权无理者通行无阻，而有理无权者四处碰壁？这些现象很值得某些领导同志深思。李海成提出的“宗派”问题，也值得重视。拉帮结伙，扶植私人势力，抱成小团团，把权力变成为少数人谋私利的手段，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也是党纪所不容的。
衡水地委已经发出了向李海成学习的通知，李海成的原则性、斗争性和坚定性，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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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六团体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倡议
开展爱护生物活动 积极学习科学知识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首都六个团体23日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开展爱护生物活动的倡议。
这个倡议是在23日下午举行的青少年爱护生物大会上提出的。近千名首都青少年、生物课教师、辅导员参加了大会。著名科学家和知名人士裴丽生、贝时璋、汤佩松、郑作新、侯学煜、汪振儒、吴中伦、沈国舫等出席大会，有的还在会上讲了话，热情鼓励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热爱祖国生物资源的道德风尚。
由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筹委会、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北京市青少年生物爱好者协会联合发出的这个倡议，要求全国青少年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学习生物学科学知识，积极参加有关的科学报告会、科技夏令营以及参观、考察、采集活动，开展科学实验；二，以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生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把这项活动同开展“学雷锋”和“五讲四美”活动结合起来，使爱护生物逐步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三，组织护林小组、绿化小组、园艺小组、招引益鸟小组、动植物生态观察小组等，多栽树、多种花草，勤浇水、勤松土、不攀折，不掏鸟窝，不摸鸟蛋，不随便打鸟捕鸟，不捕杀青蛙等一切有益的动物。
倡议希望生物学界的科技工作者、大中小学的教师、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以及一切关心生态平衡和生物资源保护的人们，都来支持青少年爱护生物的活动，使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生机勃勃，美丽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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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获奖名单
中篇小说（1977—1980年）获奖作品：
一等奖：谌容的《人到中年》，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
二等奖：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抗抗的《淡淡的晨雾》，蒋子龙的《开拓者》，宗璞的《三生石》，孙健忠（土家族）的《甜甜的刺莓》，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1977—1980年）获奖作品：
1、《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徐迟），2、《人妖之间》《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刘宾雁），3、《大雁情》《美丽的眼睛》（黄宗英），4、《船长》《特邀代表》（柯岩），5、《中年颂》《扬眉剑出鞘》（理由），6、《热流》（张锲），7、《励精图治》（程树榛），8、《命运》（杨匡满、郭宝臣），9、《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10、《从悬崖到坦途》（雷铎），11、《彭大将军回故乡》（翟禹钟、何立庠、罗海鸥、江立仁），12、《铁托同志》
（刘白羽），13、《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14、《线》（祖慰、节流），15、《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穆青、陆拂为、廖由滨），16、《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韩少华），17、《笼鹰志》（李玲修），18、《正气歌》（张书绅），19、《赤子之心》（杨笑影），20、《无声的浩歌》（任斌武），21、《历史之章》（金河），22、《划破夜幕的陨星》（王晨、张天来），23、《爱情的凯歌》（艾蒲、向明、郭光豹），24、《写在她远行的路上》（马继红、王宗仁），25、《从青工到副教授》（杨世运、孙兴盛、史祥鸾）。
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1979—1980年）获奖作品（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张万舒的《八万里风云录》、李发模的《呼声》、公刘的《沉思》、白桦的《春潮在望》、刘征的《春风燕语》、骆耕野的《不满》、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陈显荣的《辣椒歌》、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王辽生的《探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梁如云的《湘江夜》、纪鹏的《战火中纪事》、韩瀚的《重量》、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傅天琳的《汗水》、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林子的《给他》、毛锜的《司马祠漫想》、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夙愿》、刘章的《北山恋》、高伐林的《答》、徐刚的《播种者》、林希的《无名河》、朱红的《寻觅》、肖振荣的《回乡纪事》、流沙河的《故园六咏》、未央的《假如我重活一次》、杨牧的《我是青年》、叶延滨的《干妈》、梁小斌的《雪白的墙》、赵恺的《我爱》、刘祖慈的《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雁翼的《在工业区拾到的抒情诗》。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