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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比利时通讯
中国比利时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本报记者 辛树蕃
在比利时国王博杜安陛下到中国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的前夕，记者对中比两国历史上的文化交往进行了一番实地考证。
在比利时中部工业重镇沙城劳动大学的学生档案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聂荣臻，男，1899年11月27日生于中国四川省。由法国德赫中学考入本校。化学专业。现住沙城奥布里克街34号”
这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聂荣臻同志在沙城学习的时间是1921—1923年。他的学生注册号码是351。注册单上还特别注明：“在本校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生”。与聂荣臻同志一起学习的还有何长工等同志。
现任沙城劳动大学校长向记者介绍说，那时，中国学生在我们这里一方面学习，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校长还满怀深情地说：沙城劳动大学感到莫大荣幸的一点是，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先生来比利时逗留时，也曾短期到本校听课。遗憾的是，因为不曾注册入学，未能留下象聂荣臻元帅这样完整的档案材料。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生档案里，三十年代有50名注册的中国学生。其中一位就是现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他1933—1934年在该校攻读物理学获博士学位。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生物实验室里，至今仍保存着我国已故遗传工程学家童第周当年在实验室里与世界胚胎学创始人阿尔贝·布拉歇一起作实验的照片。它是中比两国学者友好合作的光辉记录。
在皇家艺术博物馆，在天主教鲁汶大学，老画家吴作人、雕塑家张充仁、著名肿瘤专家吴桓兴教授都曾在三十年代留下了足迹。
端详着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们在风华正茂之年留下的这些工整而漂亮的法文手迹，不由得产生一种发自心底的崇敬之情。他们寻求革命真理、刻苦学习科学知识的精神，以及比利时人民对我们的先驱者所给予的热情接待与照顾，仿佛又一一浮现在面前。
中比文化交往可回溯到十七世纪中叶。
在国立根特大学科技博物馆里，有一尊身着中国清朝官服的比利时人铜像。这就是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南怀仁。他的比利时名字是费尔迪诺·维尔毕斯特，南怀仁是他1659年来到中国后的用名。这位天文学家，曾在清王朝掌管过钦天监（相当于今天的气象局），为清政府编纂了《康熙永年历法》，并在北京的建国门设计并修建了一座天文台。南怀仁最后死在中国，安葬在北京颐和园附近。
在欧洲大陆，要找到一座完全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在布鲁塞尔的正北，却有一座为苍松翠柏所环绕的“中国宫”。一看到它，就使我们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感到亲切。碧绿的琉璃瓦、精细的硬木雕刻等所有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订购，由上海运来的。宫内陈设的珠宝玉器、文房四宝、清瓷、龙床，仿佛使人看到了故宫。这是比利时王国第三位国王阿尔贝一世由于向往中国文化艺术而倡议建造的。“中国宫”作为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被精心地保护着，已成了中比两国文化交往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2年中比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日俱增。1979年和1980年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科技合作议定书》和《文化合作协定》，犹如一条纽带把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交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有近百名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在比利时全国九所主要科技、文理大学和艺术院校里学习和深造。他们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诚恳朴实的思想作风和优异的学习成绩，给比利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间，有的已获得博士学位，有的在一些科研项目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立根特大学、天主教鲁汶大学的校长们在向记者谈到中国学生时，无不满意地说，“中国政府给我们派来了最好的学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
古色古香的“中国宫”和与它遥遥相望的银白色的现代化建筑——比利时原子球博物馆交辉相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普列戈金教授所说，“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学术思想与我们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一定会为人类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美丽的“中国宫”——布鲁塞尔吸引游客的名胜之一。（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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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巴作茧自缚，日趋孤立
新华社记者综述
古巴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最近越来越冷淡，甚至有些国家正在“向它关闭大门”。拉美舆论认为是“应该把古巴摆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分别中断同古巴的外交关系或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在此以前，牙买加西加总理执政后，赶走了古巴驻牙买加大使。古巴同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关系，也处于“非常冷淡”和“疏远”的状态。
前些年，古巴同拉美一些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现在它的处境之所以如此不妙，完全是咎由自取。它推行干涉政策，煽动和利用别的国家的内部动荡，从中渔利，这是造成目前古巴同一些拉美国家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委内瑞拉总统埃雷拉最近明确强调，只要古巴“坚持其敌对活动”，就不能指望同它的拉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哥伦比亚总统图尔瓦伊在宣布同古巴断交时说，哥伦比亚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由于古巴采取了训练和武装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的“敌对行径”。他还指出，古巴正在把它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推行的计划，运用到南美地区。
古巴充当苏联的代理人，在美苏两国在西半球的角逐中，直接为苏联的扩张政策效劳，使许多拉美国家的内部问题复杂化，一些地区性的冲突面临国际化的危险。尤其是目前古巴在超级大国干预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拉美国家的严重关切。厄瓜多尔《商报》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大部分拉美国家政府谴责华盛顿向萨尔瓦多派顾问的决定，但是，他们对古巴对这个国家和本半球其他国家的企图深感不安。”
古巴同一些拉美国家关系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大批古巴公民进入拉美国家驻古巴大使馆避难，在这个问题上，古巴当局没有遵守国际惯例，破坏了国家间共处的基本准则。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先后就此向古巴提出抗议，有的国家还召回了其驻古巴的使节。
七十年代初，古巴当局曾一再表示，愿同拉美国家友好相处，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干涉他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恢复了同古巴的关系。然而时隔不久、言犹在耳，古巴即出兵非洲，充当雇佣军，暴露了它的真面目，提高了拉美国家对古巴的警觉。正如哥伦比亚外长莱莫斯指出的：“古巴正在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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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拯救森林，为了人类
在人类通向文明的漫长征途中，森林曾经起过特别的作用。进入近代以来，它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对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护土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可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因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的掠夺，世界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报道，本世纪前40年内，殖民主义者从毁坏亚、非、拉的热带森林资源中获利达5，000亿美元之多。1980年，跨国公司从热带“购买”的木材达近5，000万立方米，是1950年殖民主义者从同一地区掠走的木材的12倍。
近年来，工业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对木材的需要量与日俱增。目前，全世界森林采伐严重过量。亚、非、拉一些国家为了获得养活本国人民所需要的食物，也不断毁林开荒。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畜牧业的发展，把大片森林辟为牧场。所有这些都使世界森林资源遭受严重损失。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公顷森林被毁。从1975年到1980年间，非洲有3，700万公顷、亚洲有1，220万公顷、中南美洲有1，840万公顷森林遭受破坏。南美的巴拉纳地区，近20—30年来森林面积已由760万公顷下降到260万公顷。被称为“绿色监狱”的亚马孙原始大森林拥有50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森林资源，现在已有10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因辟为牧场而被毁坏。
大地的“绿色地毯”——森林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人类正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亚马孙原始大森林的乱采滥伐，已经并将给世界生态带来严重的不平衡。巴西土改协会主席达席尔瓦警告说，滥伐亚马孙大森林，必然带来难以想象的恶果，会使这个地区变成一片荒凉。
森林资源的破坏，也使世界性的气候变得反复无常。一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则洪水涝灾频繁。去年，非洲撒哈拉地区二十多个国家严重干旱，成群结队的难民被迫逃离故乡。北美部分地区遭到热浪、干旱和飓风的袭击。欧洲大部分地区夏季寒冷、多雨，洪水不断，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收成和人民的生活。
目前世界上土地退化、土壤流失的情况严重，沙漠的疆界在一天天向外延伸。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全世界每年完全损坏的农用土地达500万到700万公顷。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撒哈拉沙漠，过去都曾是一片绿色覆盖之地，后来由于森林的破坏及其它原因而导致了文明的灭亡，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沙漠。至今撒哈拉大沙漠每年仍以30到50公里的速度向南延伸，向西非延伸的速度更快。因此，制止任意砍伐森林，已成为当前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共同任务。
（李 杰编译）
日本的“再生森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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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人二心
——英国一医生为病人移植心脏两颗
英国医生最近在一位五十一岁病人体内移植两颗心脏成功，这是医学界的一大新闻。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病人彼德·司格特患了十七年心脏病。一年多以前动手术所安装的人造心瓣五月十日突然发生故障，被送到海尔费德医院抢救。
医生立即开胸将一个刚刚死亡的十三岁女孩的心脏移植到司格特体内。过了三天情况突然恶化，原因是新移植的女孩心脏太小，心肌力量不足。医生于是决定摘除他本人的心脏，同时再移植一颗异体心脏。恰巧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正常死亡，于是医生进行紧急手术，将死者的心脏放进司格特体内与那十三岁女孩的心脏并列联通，同时割除司格特的受损心脏。
象这种在七十二小时内进行两次开胸移植两颗心脏并列患者体内是心脏外科手术的创举。这次手术没有产生异体排斥现象，两颗女人心脏使司格特先生又活下来了。患者司格特经过七十二小时没有发生变异。（封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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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竞选、美元和小狗
先禄
美国新泽西州州长选举的预选将在6月2日举行。随着这个日子的逼近，竞选活动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观众眼前，用动听的语言向人们作出美好的允诺。
这几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条小狗也和候选人一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条狗并不漂亮，但是居然能够讲话——当然是借助于配音手法。它跟在候选人汤姆逊·史密斯身后蹒跚而行，突然张开大嘴“说”：“我的意见是新泽西需要一个象汤姆逊·史密斯那样的人……”
依靠一条狗的支持来吸引选民，这似乎有点荒唐。但是，汤姆逊·史密斯竞选活动的主持人却说：“这是一次有21个候选人的竞争，每个候选人都宣称他反对犯罪和污染，关怀母亲和孩子。这种老一套的宣传很快就使选民厌烦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些不寻常的手法。”
21个候选人，指的是参加预选的13名民主党候选人和八名共和党候选人。此外，还有11名小党派或无党派候选人则不经过预选而直接参加11月的州长选举。能获取州长宝座的只有一人，为什么争夺者竟是这么多呢？有一种解释是：现任州长根据州的法律不能再谋求连任，而新泽西州只有州长这个职位在全州选举产生，因此就出现了群雄争相逐鹿的局面。
但是，了解内情的人士指出，真正的原因还在于金钱的魔力。
原来，这个州订有给竞选州长的候选人以财政补助的法律。这条法律规定，在预选中，一名候选人如果从支持者中募集到的小捐款累积超过五万美元，每超过一美元就可以从州的选举机构取得二美元的补助来用于竞选。即使这名候选人在预选前四周退出竞选，他照样能按此条件得到不超过258，000美元的补助。用纳税人的钱来竞选，即使当不上州长，也能扬名全州，为今后在政坛飞黄腾达创造条件。如此美事，何乐不为？无怪乎一些政客趋之若鹜了。
这次预选的竞选补助费用一共是多少呢？《纽约时报》5月15日报道，分配给候选人的竞选补助总数已达450万美元。五天以后，《华盛顿邮报》说，这笔费用已超过500万美元。现在离预选还有十来天，这个数字显然还会大大增加。这些来自纳税人的钱，通过竞选就流入形形色色有关人士的荷包，而所得最多的则是电视台的老板。新泽西州的老百姓对这种做法的反应是不言而喻的。在候选人中，也有少数公开表示反对这条竞选补助的法律。例如一位民主党人鲍勃·劳埃拒绝领取按法律规定可以得到的竞选补助。他的竞选活动主持人指控说：“这个州的财政收支面临着一亿美元的亏空，而他们可能要花1，000万美元让政客们做电视广告。”当然，这位候选人的“洁身自好”也有其资本。他个人筹集的捐赠总数名列前茅，达60万美元之多。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新泽西州竞选情况时用了一个颇为讽刺的标题：“雄厚的竞选基金甚至吸引来了一条狗”。这也许反映了美国民主的一个侧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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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加拉瓜的一则政治笑话
在尼加拉瓜，流传着这样一则政治笑话：
卡斯特罗以教员的名义派到尼加拉瓜的一个民兵，在一个小村庄工作，当地人必须供教员吃的，教员才负责教儿童们文化。一天，他想告诉儿童们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叫来了其中一名儿童，对他说：
——胡尼托，伸出手来，闭上眼睛，请求上帝在你手上放一块糖果。
这个儿童真的这样做了。他大声请求上帝显出神灵，但神灵并没有发生。
当这个儿童睁开眼睛时，教员对他说：
——胡尼托，你已经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了，这个吃惊的孩子听后不知所措。
——现在闭上眼睛，请求卡斯特罗在你手掌上放一块糖果，孩子照老师说的做了。老师就在孩子手上放了一块糖果，然后说，现在睁开眼睛。
老师对惶惑不解的孩子说，看到了吗？菲德尔在你手上放了一块糖，因为菲德尔是存在的，上帝没有在你手上放糖，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
几个农民看到了这个教员的这种行为，当到了吃饭的时间，这位教员来到一个农民家里时，这几个农民就对他说，“请你闭上眼睛，去向卡斯特罗要点吃的，因为我们再不能给你什么吃的了。”
（原文载五月十四日墨西哥《宇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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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体坛
日本的登山运动
周正
4月30日著名日本女登山家田部井淳子成功地登上我国境内的希夏邦马峰（8，012米）。这样，日本登山家们的足迹就踏遍了五大洲所有的最高峰和包括珠穆朗玛在内的地球上仅有的14座八千米以上的高峰之巅。田部井曾是1975年5月16日人类登山史上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女性，她是世界上唯一登上过两座八千米高峰的妇女，为日本和国际登山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列岛上山地面积占全部国土的四分之三。但全日本最高点富士山也只有海拔3，776米，全国三千米以上的“高峰”不过21座。但是日本的登山运动却非常普及，全国经常参加登山活动的人达1，200万之多，是世界之冠。日本各地，各团体，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有登山组织。
在高山登山运动中，日本是五十年代初期才开始进入国际高山登山行列的。随着经济的快步发展，日本的高山登山活动逐年增加，继1956年5月9日日本登山队登上了从未有人攀登过的世界第八高峰玛纳斯鲁（8，156米）之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日本的高山登山取得了快速进展，向海外派出高山登山队的数目在逐年成倍地增加着。1980年在喜马拉雅、喀喇昆仑、阿拉斯加和南美的安第斯等四个高山区活动的各国登山队共有228个，其中日本一个国家就有82个队之多。而1976年在上述地区活动的日本队只有28个。日本登山界常说：“日本是资源小国，但她却是登山大国。”从日本每年向世界各山区派出的登山队活动内容来看，了解资源，寻找能源也是日本登山队的目的之一。
在攀登技术、战术和装备上，日本非常善于吸取各国的先进经验，引进来加以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一套。例如在攀登八千米以上高峰的战术方面，日本创造了在危险地段多架设绳索，绳索架不好、不牢固，宁肯不上山，这就是他们常说的“绳索战术”。同时既重视结组，但又特别重视每个队员的身体和技术要求，个人的计划和进程。分工较明确，计划也科学，这就保证了登山活动中的安全。另外他们非常重视事先的侦查工作，为了了解一个山区的气象变化，他们甚至派人常驻山区全年实地观察，以掌握气象变化的规律性。所以日本在高山登山和技术登山运动中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名列前茅。著名日本登山家长谷川恒男是世界上第一位突破严冬季节连续登上以其难险度之大而闻名世界的阿尔卑斯（山脉）“三大北壁”（即埃格尔、玛达霍隆和古兰德三峰的北壁路线）。日本登山家加藤保男继1973年从东南山脊登上珠峰之后，又于1980年5月从东北山脊登上这座地球之巅，日本登山家们继1970年首次登上珠峰之后，又于1973年、1975年和1980年先后四次从不同路线上登上了珠峰，1980年日队首次从中国境内的东北山脊和北壁两条险路上登顶成功，为国际登山运动谱写了新的篇章。
此外，日本在女子高山登山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很惊人。
近年来日本保健、教育和体育部门大力提倡“登山旅行”运动，把登山活动作为对青少年进行辅导教学的一种手段，称之为“野外教育”或“帐篷学校”；有组织有目的地带领学生，爬山涉水，宿营，采集动、植、矿物标本。为了消除城市和工业区公害对人们身心的损害，家庭登山在日本也很普及，人们利用节假日全家到风景优美、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山区去登山，这也为登山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提供了条件。
田部井淳子在二号营地上为队员整理氧气装备（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