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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
茅盾 遗作
一、从《老坚决外传》说起
A、“外传”是一篇好小说，但是看了以后不能过瘾。作者没有（也许是还不敢）挖掘到问题的深处，而且触及的问题也有不是主要的（例如“美化”小麦，篱笆化），因而，人物的性格描写（造成老坚决之所以为老坚决，王大炮之所以为王大炮之思想根源），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其结果缩小了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
作者点出了王大炮是“主观”的，但是，王大炮的缺点还不在仅仅“主观”，或者可以说，这样一个大炮的缺点在主观以外应当还有其它，也就是，王大炮的性格应当还要复杂些，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写，此与他对问题之不敢深挖有关。
B、由此看来，张庆田写了一个“老坚决”，决不意味着没有其它的“老坚决”可写了。可写的老坚决还多得很呢！
值不值得多写？多写了会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这是要看具体材料、实际如何表现、写成后给人整个印象如何等等而定。甚至同样材料，甲用之而写成的好作品，乙用之而成果相反。但从理论上说，这是值得写的，应当写的，理应只有正作用而没有副作用的。
C、老坚决是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反五风是有典型性质的大事件。在中央明令纠正五风之前就有敢于反抗五风的，这还不能算是先进人物？虽然这些人物当时还不是能够从理论上认识五风之不是科学的马列主义的产物，但是既然感觉到不对头而且敢于冒大不韪（当时反五风就被带上各种帽子，甚至以不革命论罪）而反对，这不是难能可贵么？这不是我们时代最可宝贵的人材么？
有概括性极强的雕像性似的老坚决（张庆田笔下的老坚决还不是这样的），也可有其它类型的中坚决、小坚决，或坚决于此而不坚决于彼的，其精神世界复杂万端。这是大有可为的一个方面。
D、投鼠忌器问题：鼠可以指人（王大炮这样的人），也可以指事（五风）。而且鼠有大小，而小鼠之后有大鼠撑腰，故投鼠，亦非简单。器可以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指党。投鼠不中而伤器，这是极不应该的（意在投器的别有用心者，不与同例）；如何能击中老鼠而不伤器，且使器之光辉更加发扬，这就有赖于作者之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分析综合能力，以至写作的技巧了。
“过三年再写”——记得陈总说过此话，有些问题，我亦认为不必急于写；过三年再写，于作者有好处，因为事后回顾，认识得更清楚，于国家有好处，免为敌人利用作宣传。但是，象“老坚决”这样的人，现在可以写，只要强调正面，强调集体化的优越性，而不使被批判部分引起副作用就可以了。但写不写作家自己有权决定。至于刊物缺稿，要求作家支援，对作家形成一种压力，而作家则认为写当前农村不能不涉及前一阶段，而写前一阶段又有各种顾虑——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个人以为不宜对作家造成压力（好象刊物出不来，作家要负责），写不写让作家自己决定。
另一方面，我仍然以为目前地方刊物数量之多和我们现有的创作力不相称；如果真要重质量，地方刊物还应当合并一些，停办一些。
二、从《赖大嫂》说起
A、《赖大嫂》从侧面反映了反五风后农村的新气象——或者新干劲。如果光从鼓励私人喂猪，使农民增加收入——这一点来看此小说，那就会觉此篇意义不过尔尔。如果更认为从公养到私养（万猪场到户户喂猪）乃是倒退一步，就会觉得这篇作品有消极意义了；有些读者希望把赖大嫂提高一步到国家观念，大概是想抵消他们所认为的消极作用。
我不这样看。我以为《赖大嫂》有积极教育作用：它反映了自私颇深的农民在最近三年来对党的政策心存怀疑之后又从事实教训中渐渐稳定起来了。过去，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作战，其目标是翻身，而翻身就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但在农民，最吸引他的是个人利益，分土地。大跃进时期农民的干劲是真实的出于自愿的（例如修水利，深耕密植等等），可是他们干劲之高也由于想改善生活，而那时我们的宣传又太浮夸，空头支票开多了，而且兑现期又开的太近，到期挤兑，银行的信用自然动摇。有些“风”，违反农民生活习惯，不近人情（例如男女集体分居），但大多数农民当时忍受一时，也因有“空头支票”在引诱，《赖大嫂》之积极的教育作用，即用事实教育广大农民，“兑挤”是一时现象，“老牌信用”是天长地久的。
B、如果由于《赖大嫂》之出现，评论工作者对它的赞扬，而引起了模仿，东一个张大嫂，西一个李大嫂，那也不好。评论工作者要善于从《赖大嫂》引导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眼光注射到向来不大注意的方面，主题可以同是一个，题材应不雷同。
三、从《四年不改》说起
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作品。不管别人说它什么，我却觉得这是一篇有意义的作品，虽然它有点夸张。现实生活是否存在这样的瞎指挥、官僚主义、不民主、压制提意见、客里空、只追求数量、出风头思想、假模范？有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我在一九五二年就从我们的文教工作中看到不少。但我那时不主张家丑外扬，而且认为应当“为贤者讳”。
现在呢，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这种官僚主义、不民主、压制提意见、客里空、追求数量……等等，害得国家够了，党的威信也大受损失，所以非“示众”不可。这一类题材与“五风”又有不同；这些消极因素早就存在，将来也会存在。
这里有一个问题：容许不容许夸张？夸张到什么程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应当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你把《四年不改》当小说看，还是当报看？如果当报看，就不许有一丝一毫的夸张。如果当小说看，就只好让它夸张一下。至于夸张到什么程度，那要看讽刺的对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害虫？如果是的，夸张不嫌其强——即鞭笞不嫌其狠！
不过，讽刺小说虽许夸张，而写作态度却不能不力求严肃，我以为《四年不改》的态度是严肃的。
B、当然，大家都知道，写这些消极面，目的在于教育干部、纠正缺点，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挖墙脚。因此，在作品中既出现了消极事物，同时也必然有与之斗争的积极事物——先进的人。在这里，写斗争的曲折、复杂和艰巨，愈深愈透，则思想性愈深刻，教育作用愈大。把斗争过程写得太简单，就损害了作品的深刻性；同时，把改正缺点（打通思想）写得太容易，就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换言之，在这样的作品中，正面人物要着力描写，反面人物也要着力描写，而消极事物之得以纠正，更须写深写透，不能草草。《四年不改》在这些方面，还写得不够。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文艺研究》1981年第2期）
注：《老坚决外传》，张庆田作，载《河北文学》1962年第7期，
《赖大嫂》，西戎作，载《人民文学》1962年第7期，
《四年不改》，韩文洲作，载《火花》195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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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新人
时代的音响
——评工人作者张学梦的诗
王惠云 苏庆昌
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在1979年第五期《诗刊》发表以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年多以来，张学梦又连续发表了几十首诗，大都是比较有分量的。这位河北省唐山市的六级铸造工，在铸造工业部件的同时，也在铸造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
张学梦说：“我觉得，诗是时代的一种音响。”他的诗尽管并不都是佳作，然而确是“时代的一种音响”，他的作品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鲜明、强烈的时代感上。
我们的时代，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对于人们在四化建设中的情绪和愿望，理想和要求，苦恼和欢乐，张学梦有着敏锐的感受和深入的体察。在他的眼中，“生活是绿色的。真善美是强有力的”。有时，面对假恶丑的东西，他也“抛出几行砖头似的诗句”。但他的诗，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对真善美的讴歌。他善于抒写重大社会变革在人们心灵上所引起的感情波动，而且一经诗情的点化，往往具有一种开阔的气势，昂奋的情绪和清新的境界。《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这首诗，通过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的对比，及时提出并回答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了现代化的实现，我们必须学习，必须重视“人的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可以造就！
只要实践那句能动的格言：
学习、学习、再学习。
当然，不是唱一阵高调了事，
不是镀层金镍之类闪光的东西；
要象居里夫妇！象镭！
而不要还是——
精美包装过的——
垃圾！
这是对青年一代的热切的召唤，蕴含在诗句中的发人深思的哲理和生气勃发的诗情，都是从我们的时代中提炼和汲取的。《前进，二万万！》把“觉醒的一代”称作“觉醒的二万万马力的电机，觉醒的二万万吨浓缩铀”——“现代化建设的不竭的能源”，在警策动人的诗句中，鲜明地熔铸着对于青年一代，对于青春，对于生活的挚爱与热情。《未来可信》针对有些青年的“流感一样的灰色情绪”，亲切而热情地劝导他们：“快擦净角膜上的积尘吧！春天是真实的、真切的，现在明朗而美好，未来可信！”诗人努力用时代的强音激励人们涤旧布新，振奋精神，投入火热的四化建设之中。诗的鼓动的热情，如同汹涌的潮水，冲击着读者的心灵。
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重要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作家应当努力表现新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美好，鼓动新的一代建设四化的热情，引导青年“来牵引生活，用速度追回那失落于荒草中的流年”（《前进，二万万！》）。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塑造一代新人的灵魂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张学梦的诗称为“走在生活前面的诗”，确是中肯之论。
张学梦的诗，多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然而却并不给人以简单地“配合任务”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在于他的诗既具有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又保持了诗的浓郁的抒情色调，而且哲理的探求，感情的抒发，大都是溶合着诗的形象加以表达的。
他善于从历史教训和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中提炼富有独创性的哲理思想。在《关于生产力的歌》这首诗中，作者以开阔的笔力，总结历史的经验，通过对“一页页社会发展史”和“离奇悲壮的史诗”的思考，揭示了一条曾经被人丢弃和无情地破坏过的历史法则——生产力是“历史的脊梁”、“是生产力——这冷漠的画师，描绘着人间的景色”。《休息吧，形而上学》通过锋利的议论，对“愚弄历史，愚弄千百万人”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无情的讨伐。“理论成了法官，实践反而站到被告席上”、“没有量变质变，没有否定的否定，辩证法用一只脚站立着”，俏皮中藏着机智，含蓄中有深沉的哲理。“谁要是把人生的小径和历史的大道重合起来，欢乐，就会溶解掉那顽固的忧烦”（《写给潘晓同志》），亲切的劝导，热切的期望，在关于人生的深沉思索中，凝缩为发人深思的箴言。这些从生活中发现的富有创见的哲理思想，说明作者是勤于思索和深于立意的，它构成了张学梦诗作的主旋律。
他刻意寻求新鲜的抒情角度，注重表达自我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澜，这又使他的政论般的诗具有了抒情性。请看《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中的一节：
确实，这个转变
既不象一块大陆的沉没，
也不象一条山系的隆起。
但是，我却感触到
这场静悄悄的革命
是多么深刻、严厉。
我知道，我还必须
用几箱子药皂
把装心思的地方
彻底洗一洗；
铲除阴暗处的苔藓
和洪泛过后
沉淀的污泥。坦率的自我解剖，使读者鲜明地触摸到了诗人感情的颤动，增强了诗的抒情性和自我形象的亲切感。在政治抒情诗中，通过“自我”这个角度抒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排除入诗的哲理与议论的枯燥，使哲理或议论在“自我”抒情中，藏而不露，欲藏又露，愈发显得深沉、含蓄和富于智慧。
他的诗多有议论但并不枯燥、不空泛的另一个原因是，诗中并不缺少生动、新颖的形象。张学梦有自己的独特的想象方式。“辩证法用一只脚站立着”，讽刺之词，又力避直诘，妙趣与深刻，交融而为一体；“从人们开启的心窗，飞出一群思想的小鸟，它们落在刊物上，报纸上，学报上，落在未来研究会的茶几上栖息”（《春天的气息》），取比新颖，不落俗套，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唱了一曲悠扬优美的赞歌；“醒醒吧，诗人，别再抚摸你的冻伤，是赞美绿色的时候啦，怎么还不在稿纸上插秧？”（《我听见千万只布谷鸟在歌唱》）感情、韵味以及智慧的闪光，均从末尾一句的想象中喷薄而出。
张学梦的诗也存在一些弱点，主要是有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抒情诗常见的概念化的倾向，也有些诗语言的锤炼尚欠功夫。他是有才华的，也是扎实的，我们希望，他将为我们的时代唱出更嘹亮、更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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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浓郁的泥土芳香
——谈农民作家黄飞卿短篇小说集《莲塘夜雨》
陈运祐 邓生才
读了广西农民作家黄飞卿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莲塘夜雨》，感到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沁入肺腑。那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方色彩，幽默风趣的格调，既吸引着“八叔九叔们”和“熟悉八叔九叔的朋友们”，又吸引着虽不熟悉却热爱“八叔九叔”的人们，确实能给人们美的享受和有益的启示。
翻开《莲塘夜雨》，首先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作家描写了一群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一心扑在社会主义事业上的“八叔九叔们”。
这些“八叔九叔们”，都是农村中普普通通的人：会计、保育员、知识青年、老头子、老婆子、老队长……他们有父母心，儿女情，有欢乐，有忧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同时他们有高尚的情操，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尽管受过挫折，受过委屈，生活劳动又是那样艰苦，可从未气馁和灰心，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进行辛勤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家对这些人物倾注了炽热而又深厚的感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赞美他们的劳动和斗争，挖掘他们的灵魂和道德的美。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农民的思想风貌，时代前进的足迹。
黄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作品，如《亚笔木根》、《将军》等等，大都是写好人好事。作品里只有平缓的涟漪，没有翻腾的波涛，虽有矛盾，但不过是前进中步伐的不整齐，思想认识上先进与后进的差别。经过十年动乱，作家目睹农村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之害，开始接触和思考重大社会问题了。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的作品开始改变以往的写法，人物的性格也因之变得浑厚、深沉、更有力量。
在《选队长》这篇小说里，作家塑造了阿富叔这个刚直坚强、敢顶极左路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阿富叔是蔗园生产队的老队长。他带领社员在大力发展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可是，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他被扣上“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受批判，被撤职。然而，他没有被压倒，仍然参加队委会研究重大决策，并在行动上积极为发展集体生产出力。有人担心他“名不正，言不顺”，他理直气壮地说，他是共产党员！打倒“四人帮”之后，他重新被选为生产队长，更加积极地领导社员发展集体生产。作家通过歌颂阿富叔这个先进人物，对极左路线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阿富叔以及《“桐油罂”翻身记》里的张木根、《妙手回春》里的李进财、《风吹豆荚响沙沙》里的老撑三叔，这批新人以不完全同于五伯娘、东头三公、德法叔等人的面貌出现，反映了作家创作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表现在作家在歌颂小人物的同时，也开始歌颂好的领导干部了（如《“桐油罂”翻身记》和《妙手回春》里的两个县委书记）。这说明作家的视野比过去已大为开阔。应该指出，这段时间的作品虽然加强了批判力量，但仍贯穿着歌颂光明、歌颂好人好事的基调，使人读后在忧愤和思考中振作起来。应该说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取材上采取以小见大的手法，撷取时代洪流中的小浪花，通过一点以显全身，这是黄飞卿创作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他的小说极少写大事件，大场面，大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多是选择小事件，小侧面，小场景，从小的角度入手进行布局谋篇。这些事件和场景看来很平常，但经过作家的发掘和提炼，却具有典型性，具有较丰富的容量。如《五伯娘和新儿媳》，没有写宏大而紧张的劳动场面，只选取劳动过程中一段欢乐的小插曲，一个喜剧性的场景。作品以五伯娘为主线展开故事，开门见山，中间没有枝蔓，结尾寓意深远，朴素自然，妙趣横生。作家不停留在表面的热烈场面的描写，而是抓住五伯娘嘴碎爱说的性格特征，以五伯娘与儿媳的误会为契机，由新社会形成的新的婆媳关系，引出旧社会媳妇的难做，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揭示了时代和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眼光》也是写一个场面，中间穿插一个故事片断，不拖沓，不罗嗦，人物也不多。作品通过对生产队评选“模范社员”会议的描写，赞扬老天叔爱牛、爱集体、乐意帮别的生产队解决困难的好思想、好风格；批评阿勾九眼光短浅，只看到个人的、小集体的利益的错误思想。作品突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要冲破小生产的狭隘眼光，看到全乡、全社、全中国，看到共产主义。其它作品也大都是写一二件事，二三个场面，几个人物，结构简洁，凝练集中，篇幅短小，寓意深刻。
黄飞卿小说的另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动作的逼真描绘，去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他的作品中，冗长和烦琐的心理描写很少见，常常是让人物在行动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显露他们的性格。
黄飞卿很熟悉农村中的“八叔九叔们”，能够胸有成竹地从他们的身上截取最富有性格特征的细节和语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写活了。《相婿》写老乐叔对付求婚者溜溜婆和时髦青年的那个场面，写得很精采。那个青年穷讲究，摆阔气，坐凳先用手拂、嘴巴吹，一会儿看手表，一会儿露出身上的全部漂亮衣服；老乐叔一看火了，来一个“以牙还牙”，回厢房里穿上秀兰放在家里演戏用的服装：缎长衫、蓝马褂、乌云礼帽，手拿“文明棍”。老乐叔说：“你刚才不是说，门当户对吗？看，人家象个大老板，我不装个财主佬，怎么能对得上呢？”这段描写对人物的心理不作任何介绍和交代，通过老乐叔带喜剧性的动作，把他对以钱财取人的市侩哲学的鄙视和幽默诙谐的性格鲜明地勾画出来，同时这也是对溜溜婆和时髦青年的辛辣的讽刺。黄飞卿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刻画人物性格的时候，十分注意表现桂东南汉民族的心理和伦理关系，表现人与人关系中的民族特点，并把这种特点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新人的思想作风统一起来。
黄飞卿的创作也有不足之处。总的来看，他的作品思想深度不够，对社会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不敢大胆探索。黄飞卿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说自己的作品“分量不足”。一个作品的分量不足，不在于是否写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矛盾冲突，而在于作家是否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去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撷取生活激流中的小浪花，以小见大，是黄飞卿创作之所长；现在的不足，是他在“见大”方面开拓不够。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可能是由于长期背着某种思想包袱，怕冒政治风险，谨小慎微；客观上，大概是因为长期囿于家乡和小范围，对外界事物接触少，对更深刻的斗争了解少，视野和思想触角都受到限制，作为一个农民作家，有关领导部门应该为他创造一定的学习和创作条件。而对于黄飞卿本人来说，我们希望他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深入农村生活，进一步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生活、判断生活的能力；要发挥自己的艺术长处，避免短处。他如果在艺术上作新的探索，也不要丢掉自己的长处，要始终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使之更成熟、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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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生活 扩大题材
焦勇夫
社会生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题材。文艺战线的老将新兵、各路人马，都有其自由驰骋的疆场，文艺武库中的十八般兵刃，都有其用武之地。然而，近一两年来，在某些体裁的创作上，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题材狭窄和“一窝蜂”现象，部分作品出现了雷同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注意。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之一，是相当地忽视了生活对于创作的决定意义。作者脱离生活，作品必然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反映丰富多采的社会现实。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几年中，文坛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这是因为广大作者解放了思想，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同时也由于十年浩劫中，绝大多数作家，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中。他们用各种方式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抵制和英勇斗争。正是这种同党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斗争经历，使作家对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并且产生了鲜明强烈的爱憎，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生活材料，因而他们就有条件和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近两年，创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同某些不健康的社会思潮有关外，与作者忽视生活，缺乏生活也决不是没有关系的。
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涌现了大批新作者，这是好事。他们具有精力旺盛、感觉敏锐、积极热情等优点。但有些青年作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不能说已很成熟了，他们还需要对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研究。而且即使是阅历丰富、成就卓越的作家，要想在创作上获得新的进展，也还要有个对生活不断地再深入、再了解、再认识的问题。
搞创作牵涉到一个“写熟悉”的问题。作家不熟悉的，硬要去写，必然出现以想象代替实际，模仿代替创造，致使作品干瘪、枯燥的现象，所以作家应该写所熟悉、所了解的生活。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家还应当积极地去熟悉他暂时还不熟悉然而又是他应当加以熟悉的东西。因为熟悉的未必都是有意义的；而有意义的又未必熟悉。实践证明，当作家所写的“熟悉”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现实的，都是广大人民的真实的斗争和生活的再现，或者虽然不是正面描写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但却与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作品就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反之，当作家所写的“熟悉”，仅仅是他的身边琐事，个人的狭小天地，或者象有些人所宣称的“艺术就是要表现自我”，不表现社会，仅仅表现“自我”，那么，他的创作是无出路的。因为人民要从文艺中得到的是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而不是仅仅了解作者个人。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所熟悉的生活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有的作家写了一些作品，其后并无新作，恐怕与对新的生活不熟悉是有关系的。而有的作家，不断地有相应水平的新作出现，则是他不断地走向生活，不倦地熟悉新的生活的结果。走向生活，也不光是为解决生活素材问题；不断地端正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也离不开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从人民的生活海洋里来的。作家只有在不断地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经常地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观察、体验，了解、研究生活的真实情况，才可能从实践中懂得应该提倡什么、坚持什么和反对什么，懂得应该为谁写、写什么和怎样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入生活的问题，是万万不可忽视的。毛泽东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这正确地反映了文艺创作规律。过去，我们常提到它；现在，同样应该遵循。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文艺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四化建设，对我们的作家来说，无疑是极为生疏，因而需要更快地投入其中的新的生活领域。我们应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坚持到生活中去，汲取营养，扩大创作题材，这样才能有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