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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订政策要讲科学，发展科学要讲政策
徐冠仁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说，要使我们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强调政策和科学的统一。我们制订政策要讲科学；要加速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必须讲政策。一次，我向一位日本朋友询问战后日本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原因。他说了四点：第一，日本国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不发展科学技术就不能生存下去；第二，日本的国策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是日本的国策；第三，只要对日本有用的，我们就向外国学习，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第四，外国有些专利不卖给日本，我们就与外国合办企业，在合办中学习，在学习中革新、创造。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国民教育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把发展科学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加以贯彻呢？我们说制订政策要讲科学，是说政策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政策要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这儿所说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我们现在制订的不少政策不注意科学性，难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向荒山、湖泊要粮等违反科学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再举一个眼前的例子，为四化筹集资金，争取外汇，这可算我们在发展旅游事业中的一个政策，但允许外国人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打猎，就不够科学，难免让一些宝贵资源外流。只有把发展科学和制订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娄成后委员（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说，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政策存在着不少问题：一，从小农经济出发，只追求小面积提高单产，重量不重质；二，没有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包括野生生物、水土保持和人力资源，不注意调查研究，提出一些政策不合理，例如河北水源不够，却提出一年三熟制；三，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四，不讲经济效益。这四个问题限制了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
肖纪美委员（北京钢铁学院教授）说，搞活农村经济，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靠的是政策和科学，当前主要是靠党的政策。科技界也应当进一步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尽管每次运动来了，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仍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绩。“士为知己者用”，知识分子是愿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当前应切实解决三个问题：一、改善中、青年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二、搞好科研成果的转让；三、重视技术工作，不要单纯以论文来衡量水平。
查全性委员（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说，国家对科学技术政策一定要注意连续性和稳定性。多年来一直强调科研为政治目标服务，人为地改变科研方向太多。今后要靠宣传形势，了解国内外情况和动向，由科学家们去确定研究任务方向。
李连捷委员（北京农业大学系主任、教授）说，因地制宜是世界各国发展农业和农业科学领域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开展研究工作的首要课题。因地制宜这无疑是一切生产活动，尤其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普遍规律。它作为大农业生产的战略性方针，体现了力图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指导思想，符合“资源—地学—能量带”的规律。把因地制宜只理解为“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或“因土种植”，单纯地去适应自然，则过于简单化，而且脱离中国的实际和人的能动性。因地制宜的概念如下：一、因地制宜的“地”，是指发展大农业生产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即四个分系统（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物环境、地质地理环境）的综合体，它提供了农业生态潜力，而不是哪个单一因素。二、因地制宜的“宜”，是指在大农业生产中用科学指导生产，运用合理的，最优的人工控制系统，来提高生态环境系统的质量，发挥农业生态潜力的综合功能，建立高质量农田生态系统，获得最高农业生产量和优化的生存环境，而不是采取单一的或某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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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简陋设备也能做出好成绩
何泽慧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副所长、研究员）说，科学上不可预料的重大发现，常常是在常规的科学仪器上做出来的，镭的发现，中子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无一不是如此。科学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我国的静电场作用下α—碘酸锂单晶“异常”现象研究，其成果，也是科学院物理所与二机部原子能所的科研人员在简陋的仪器设备上协同作战，密切合作做出来的。当时，论设备没有国外大，论仪器没有外国的好。我们应当宣传这种精神，鼓励这种好的作风。
我们有些科研人员在国外做出了好的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与外国人合作，利用他们的条件，容易出成果，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但是，一旦回国后，因为条件不能满足，往往就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现在有些人天天盼出国。出国是要出的，根据我们的需要，有目的地派出适当数量的人员，这也是一条培养干部的途径，但不是主要的途径，更不是唯一的途径。应该主要放在国内培养。条件差，做工作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能够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做出成绩来，这才能真正的培养出人才来。
拿高能物理来说，高能加速器是研究高能物理的一个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不能因为没有高能加速器就断了线。不能总是等着高能加速器，似乎没有它，我们不能开展工作。事实上，尽管我国至今还没有一台高能加速器，可是高能物理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天天在进行。大自然的宇宙线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依靠它，做出来的工作，难道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吗？
至于宇宙线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每年在山上照了6，000张照片，就算完成任务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现在的简陋的仪器设备来好好找一找照片中尚未被发现或解释的新现象呢？不然怎么能有所发现呢？
过去，对我们搞实验物理的人来说，往往要求不够。由于我们没有做细微扎实的工作，往往我们做了许多实验，却让人家发现了新的结果。我们科研人员一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的精神。其实，现在我们的科研条件，一般来说，已经不算很差，比我们过去强多了，问题在于科研人员的思想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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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路科研大军要通力协作
黄耀曾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副所长、研究员）说，以前我们同上海有关单位协作，很快就搞出了青霉素、链霉素等，出口东南亚。我们与北大等单位协作合成了人工胰岛素。我们同化工部、五机部、二机部、北工等单位协作，圆满完成了“两弹一箭”的许多材料研制任务。经过十年动乱，协作精神不如从前了。可是，现在还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亟待协作攻关。例如：制碱工业是有名的“电老虎”，现在我国用二步法生产烧碱，每吨耗电7，000度，而先进国家采用一步法，每吨只耗电3，500度。如果我们国家也都采用一步法制碱，能节约多少电啊！要发展科学、振兴中华，我们五路科研大军（编者注：指的是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一定要团结战斗。
王恒升委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室负责人、研究员）说，发展科学，振兴中华，全国科研五大方面军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学部工作要面向全国，加强我国科研队伍几个方面军的联系与合作，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促使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董申保委员（长春地质学院院长、教授）说，学部要协调全国的科研计划，可以通过统一规划来促进各方面的联系与合作。我们要上下一条心，通过学部的学术领导，打破“部门所有制”，在科研方面搞出新气象来。
钱临照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说，学部不单是科学院的学部，我们学部委员不单要想到科学院的工作，还要想到高等学校和其他方面的工作。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要到大学去讲课，大学教师也要到研究所搞研究工作，不然怎么能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呢？科学院一定要和大学搞好联系，互不交流的局面一定要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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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决心解决科研体制问题
王葆仁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苏元复委员（华东化工学院副院长、教授）、钱保功委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副所长、研究员）认为，解决体制问题有时比解决技术问题还难。有些项目找不到主管单位，互相推托，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例如钨的提炼，冶金部交给一个厂，让厂里去协调有关单位的研究工作，厂里生产任务重，哪能行？现在我国需要的钨丝靠进口，每吨一千万美元，而我们却出口钨砂，每吨只卖一千美元。我国的钨砂矿品位比英国等国家的品位高得多，把这样好的钨砂出口真是太可惜了。苏元复委员说，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心里就不好受。难道我们化学的、化工的、冶金的力量就不能协同作战，解决这个问题吗？
郭可信委员（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副院长、研究员）说，解决体制问题是个难题。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认识到并决心解决这个难题，是非常可喜的。最近我陪瑞典一个代表团到外地去参观。他们对我们的一些技术赞不绝口，要买我们的技术。可见我们有些技术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推广，使科研成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一个财政制度问题。今后的经费使用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允许向银行贷款，有什么好的成果需要推广，有什么好的课题需要研究，谁都可以向国家申请给予支持，当然这要经过同行评议。
柯召委员（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说，解决上层建筑的改革比解决技术问题更困难，但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实现“四化”是困难的。中国人不笨，到国外去，往往比一些外国人高明，出成果也快。回国后，就逐渐不如在国外。原因很多，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大锅饭”。“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很有改革的必要。把吃“大锅饭”改变为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科学，振兴中华就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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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熊毅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所长、研究员）说，学部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抓全国性的科研布局；二是抓国民经济中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三是抓组织工作。
张致一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副所长、研究员）说，学部委员虽然叫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实际是全国性的，而且，很多是院外的。应让有关的学部委员到各所对研究所的方向任务、科研计划、课题共同进行审议，充分发挥有关学部委员的作用。
张青莲委员（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说，只有发挥了学部委员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农业之所以搞上去了，就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对科学家来说，所提的建议能够实现，他们就有了积极性。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事情很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比如去年，为发展光机化学，我们组织一部分同志作了调查研究，提了一个方案，总共需要20万元，结果一个钱也没给，一切成为无效劳动。
倪嘉缵委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建议，应在学部设专门办事机构，对国家的某些重大问题或某个专家的意见，经过一些调查研究，形成建议。同时，对建议的落实情况，应类似人大提案一样，有提案处理的情况报告。
汪猷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研究员）说，学部的学术领导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中国科学院有一百多个研究所，因此既要有学术领导，又要有组织管理。两者不能分家。职能机构只能在学部领导之下，不能与学部平行，更不能在学部之上，国外多是如此。为了使学术领导与组织管理结合得更好，要有部分学部委员参加组织管理。如学部主任就不能只管学术方向，还应该将科研经费、研究计划等等都管起来。
裘维藩委员（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说，我们都把科学院当作全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今后科学院要把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成为一盘棋，便于更好地解决国家在科技方面的重大问题，避免各部门研究课题的不必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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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中青年研究人才培养好的学风
余瑞璜委员（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说，在科学研究上，要重视培养中、青年研究人才。如英国科学家卢瑟福教授就很重视培养有才干的青年，在他的指导或合作下，曾有七、八个学者获得诺贝尔奖金。
魏荣爵委员（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教授）说，我国在物理方面只注意培养理论人才，不重视培养实验方面的人才。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往往在国外考得很好，但在实验上却不一定作出成绩。解决培养人才问题，要打破“部门所有制”。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要到大学去兼课，科研和教学不能分开。
王守觉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室主任、研究员）、慈云桂委员（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说，最近几年请国外高能物理、数学方面的科学家讲学很多，别的方面来得少。报刊杂志上这方面也宣传得多。强调基础理论，不是光搞物理、数学研究，还应把数学、物理应用到各学科研究中去。现在青年中就有一种偏向，学得好的都要去学物理、数学。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汪德昭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所长、研究员）说，我们要为人民出力，全心全意为人民，要改变部分科技人员中存在的“文人相轻”的错误思想，变“相轻”为“相亲”，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彭少逸委员（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所所长、研究员）说，目前学术上互相不尊重，文人相轻的现象要改变，希望有学术威望的老科学家，对青年人谈谈坚持好的学风的问题，这对发扬优良传统和健康的学风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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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当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
张维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说，科研战线上，“高精尖”讲得太多。盲目赶超外国，对国内工农业建设的基本问题却重视不够。
我认为，对这方面的问题，至今我们认识得还不够。西德战后先抓对外出口的科技问题，有了钱才搞“高精尖”；日本工业上得快，并不是因为他新技术上有多少突破，而是注重把成熟的技术在工业上应用的结果。是片面追求“高精尖”，还是着重抓好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提出的基本课题，这是关系到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的根本政策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特别是技术科学更接近生产建设，科学院应当更加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
张光斗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说，科学院的研究所，过去偏重于“高精尖”，对国家基本工业的科研问题却不够重视。把这一类的研究所都推给产业部门，致使科学院在机械、交通、水利、建筑等学科方面造成缺门，使尖端与基础工业研究，两者比例失调。而产业部门又只忙于生产，很少去抓基本研究，引进国外技术也不能消化。长此下去，我国的基本工业上不去，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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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建立老年学研究中心的建议书
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收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老年医学会、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上海师大、上海中山医院、浙江医科大学绍兴分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九个单位陆中定等22位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关于建立老年学研究中心的建议书》，摘登如下：
老年学是研究有关衰老和寿命的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经济学问题的科学。它是一门既古老又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无限的发展前途。
由1930年开始的近代老年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老年生物学（即衰老生物学）、老年医学（即老年病学）、老年心理学和老年社会学。
衰老、死亡是生命体不可避免的结果。探讨衰老的起因，寻求其规律，无疑地将极大地丰富生命科学的理论宝库，同时对于唯物辩证法也将作出巨大贡献。
老年医学的研究，将找到老年病发生的共同规律，有助于从根本上攻克癌症、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及慢性支气管炎等“难治之症”及“不治之症”。
延长健康工作年限，能在同样的消费水平下，进一步发掘有经验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潜能，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控制出生率，则是减少社会的消费。因此，健康长寿和计划生育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人类平均寿命逐年增加，老年人口的构成比率也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社会教育、生产结构、医疗保健和退休等制度，也要相应地作根本的变革。提高生命质量，使人体达到正常寿限无疾而终，使人类社会“高龄、健壮而不老化”，这就是老年学的奋斗目标。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近代老年学的发展十分迅速。联合国还特别规定1982年为国际老人年，以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对老年问题的特别关注。
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长寿的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成立了老年学研究室，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4年动物所与卫生部有关单位联合召开了我国首届“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术大会”。但是这一研究课题，从1966—1979年，中断达13年之久。直至1980年初，衰老生物学这一重要课题才得到了恢复。今年秋天将召开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术会议。
鉴于老年学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我们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提出如下建议：
1．着手建立老年学研究中心，任务是：（1）制订从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各个角度研究老年学的全国协作计划，由研究中心协调全国的老年学研究；（2）组织老年学方面学术课题的研究和科学考察活动；（3）编辑出版老年学学术书刊和科普作品；（4）对国家涉及老年学和老年人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5）加强与国外老年学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者的联系和学术交流。
2．建议在条件成熟后，成立全国老年学会，团结全国老年学工作者，为繁荣、发展我国的老年学研究，培养老年学研究人才，加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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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任美锷委员（南京大学系主任、教授）说，凡是大项目的上马，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千万不能凭拍脑瓜办事。地理学家应该对国家的建设事业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现在江苏省对围垦海涂很积极，这个问题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家的意见。我们不能光把眼光盯在那一点粮食上，要想到过度的围垦会引起近海海洋环境的变化，这对于其它地区农作物的生长是会有影响的。
刘光鼎委员（地质部海洋地质局副总工程师）说，我国海域面积辽阔，沿海海底沉积盆地很多，从发展远景来看，海上油气含量丰富。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有正确的工作方针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各有关部门不注意协作，各搞一套，采取重采轻探的方针，我国海上石油工业必定发展迟缓。我吁请地学部的学部委员针对这种现象，提出合理规划意见，为自力更生地探明我国海上石油资源作出最大贡献。
科学研究一定要持之以恒，已经组织起来的科研队伍绝对不要轻易散掉。地质部海洋地质的科研队伍曾做了一些工作，现在都分散在上海、广州、青岛和北京等地，实际上削弱了这支队伍的力量。
谢义炳委员（北京大学系主任、教授）说，我国现在重点发展的农业、能源、轻工业、交通运输业，都离不开地学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发展史上，地学和生物学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发展迅速，只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大工业的崛起，才放慢了发展的步子。现在，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有十亿人口的我国，解决食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地学在不断引进数理化和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为国民经济服务，为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服务。
要对青年学生加强地学的基础知识教育。由于十年浩劫，中小学课程中地理课程统被取消。现在中学一些年级虽已恢复了地理课，但从内容上还要进一步充实和提高。
黄秉维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所长、研究员）说，对于国家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学部委员应该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积极地提出意见。例如葛洲坝的建设，由于上游没有筑坝，既不能防洪，发电量也有限，只有两个月可达到210万千瓦，这从经济效益上看是划不来的。对诸如此类问题，地学部应该组织一些学部委员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并提出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