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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实干家上任之后
——兰州毛针织厂试行招聘厂长，办好企业的事迹
编者按：这份调查报告有力地说明，搞好一个工厂并不很困难，只要一、二把手是实干家，认真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职工一起实干巧干，同时又能花较大的力量去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那么，企业的面貌就可以比较快地改观。这份材料也说明，在上级党政机关的正确领导下，有些具备条件的企业，招聘厂长的办法是可以试行的。
甘肃省兰州毛针织厂是去年筹建并投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选派厂长。从新工人中提拔，不具备条件；由组织调派，很少有人愿挑这个重担。去年九月，省纺织公司决定在本系统中选贤访能，为这个厂择优招聘厂长。招聘简章发出后，有13个单位的26名同志报名应招。公司采取命题笔试和口头答辩相结合的考察办法，参照以往的业务水平、实际工作能力和政治思想表现，招聘了原甘肃棉纺厂39岁的生产科副科长张富生和36岁的女技术员邱华丽，分别担任兰州毛针织厂的厂长和副厂长，并签订了任职合同。合同规定厂长任职后，全权负责工厂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有生产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和调整职工工资福利权。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人认为这是挖掘人才的好办法，是改革干部制度的一个新尝试。但也有少数人，说公司领导是“头脑发热，想出风头”；说报考应招的同志是“官迷心窍”；还说什么“招聘厂长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出不了三个月！”张富生和邱华丽就是在这种舆论下，于去年12月6日走马上任的。
招聘的厂长刚到厂里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厂区堆积如山的垃圾和肮脏不堪的机器，生产秩序十分混乱。全厂从原料出库到成品入库的各个中间环节没有详细记录，生产的各道工序没有质量检验。职工中有的人不遵守劳动纪律。针对这种情况，张富生和邱华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抓了“三整顿”：即整顿劳动纪律，整顿生产秩序，整顿厂容。在整顿中建立了领发料、交接班、产品验收、设备清洁和工资管理、质量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产量、质量建立了个人台账，对产品设置了流动卡片，做到了产量、质量、消耗包干到机，落实到人。同时，还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发动职工清除垃圾、整理环境；组织职工学政治、学技术，使工厂面貌和生产状况大为改观。
在生产开始走上正轨以后，他们及时把注意力转到增加花色品种、占领市场方面来，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组织专人，加强设计。把有经验的老工人和有特长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新产品设计小组；
——调查研究，了解市场。厂领导和负责工艺设计的同志，经常到市内各大百货商店调查市场销售情况，了解群众喜爱的毛衣衫式样和色调，做到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收集素材，大胆创新。几个月来，通过省纺织公司、外贸部门和本厂职工收集国内外毛衣花型、款式的照片和图片数百张，并从电影、电视、画册、杂志等各方面收集毛衣图样，进行分析对比，结合市场变化生产适销产品；
——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在厂内实行合理化建议奖，规定凡是对本厂生产、经营和产品设计提出合理化建议，不论采纳与否，一律发给关心奖；如被采纳则按创造利润的一定比例发给一次性奖励。这项规定公布后，不少职工献出了新样品，按照新样品生产的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由于加强了管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厂产量、质量稳步上升。毛衣、毛裤等产品的日产量由原来的70—80件增加到现在的三百六十多件，花色品种由年前的十多种增加到现在的三十多种，产品的一等品率由原来的80％左右上升到90％以上。
目前，这个厂正在积极制定设备管理、工艺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计划管理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决心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企业经营管理办法，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两位招聘厂长任职以来，工作任劳任怨，亲自参加劳动，传技术，带作风，及时解决问题。从生产到销售，从产量到质量，严格把关，一抓到底。从订制度、作计划、写材料、搞统计到安装机器、装车卸煤、清理垃圾，都亲自过问。在生活上，他们从不轻易为个人花国家一分钱，不随便领厂里一把新扫帚，自己宿舍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也从不张口。他们克勤克俭，对职工生活却十分关心。发现思想问题，及时上门谈心；对患病职工，亲自看护料理；对职工的实际困难，用心加以解决，如迟到现象一度在厂里比较普遍，他们通过家庭访问和个别谈心，了解到许多职工家距工厂太远，中午吃冷菜、啃干馍。他们设法腾出三间房子作为职工集体宿舍，又发动群众利用废料，自制36张架子床，解决了一批职工的住宿问题。张富生和邱华丽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全厂职工的拥护。工人们深有感触地说：“象这样的领导干部，真叫人服气！”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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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规模，抓住重点，纠正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现象
我国技术引进工作有新变化
本报讯 通讯员朱悦宁报道：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我国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的总规模基本控制住了。1979年，我国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成交总额为18亿美元，其中一般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的成交额为12亿美元。1980年，如果剔除宝山钢铁厂和其他因素，引进成交总额保持了上年水平。这两年的引进总规模比1978年大大缩小了。
第二，大、中型成套设备项目的引进基本控制住了。成套项目引进是一种落后的方式，花钱既多，又不利于国内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成套项目的用汇约占技术引进及设备进口总费用的80％以上，特别是1978年，分交给国内制造的设备非常少，1979年，我国新的成套设备项目成交大大减少，当年只有两个电站、两个水泥厂共四个成套项目成交，而且都属国内急需发展的“短线”项目。1980年，没有再成交新的大、中型成套设备项目。
第三，技术引进（包括技术服务）的比例有较大增长。引进技术花钱少，收益大，是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所着重使用的方式。1980年，我国引进技术的费用在整个技术引进及设备进口金额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不到3％上升到8．8％，如按项目数字来说，占全年引进总项目数额的一半。
第四，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复引进现象大大减少。从1979年开始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到1980年，国务院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经审批的项目中，重复引进现象已基本消除。但地方中小型项目引进中仍存在某些重复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近两年来，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开始重视对引进项目的综合平衡工作和可行性研究；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以及扩大出口所需要的，作为引进的重点；重视对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注意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推广工作。我国还正在陆续制订、颁发一些有关引进工作的条例、法令，以便使技术引进工作的水平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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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外资 搞好技术引进
天津积极扶植轻纺出口商品生产
天津市围绕经济调整，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活动。二年时间，全市与外国和港澳地区的客商先后签订了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短期外汇贷款等合同共287项，利用外资九千多万美元。
天津市出口商品总值的70％来自轻纺工业。他们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重点放在支持轻纺工业、尤其是日用消费品生产上。
天津市纺织工业基础好，但60％是解放前的旧设备。在调整中，他们广泛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对棉纺、针织、印染、色织、丝绸等行业的21个老厂进行设备更新、改造，使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提高。
与此同时，他们还按行业统一规划，先后在手表、自行车、地毯、服装、餐具、毛纺、棉纺、包装装潢、机电等十几个行业开展了对外经济合作。如天津市服装行业是由过去集体小厂和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他们利用外资改造了28个重点服装厂，形成了七条衬衣、西服裤、睡衣等生产线，锁眼、钉扣两道工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成为天津市新兴的出口骨干商品，出口额由原来占全国第七位跃居为第三位。
本报记者
丛文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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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方“拔毛” 谁来“喂雁”？
——关于北京地铁管理处滥发免费乘车证的调查
4月20日，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在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要求市委办公厅限期查明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地铁免费乘车证情况，该发的要整顿，不该发的统统退回。与此同时，本报收到不少群众来信，对北京地铁滥发免费乘车证的混乱现象表示不满。
北京地下铁道现在通车的，从北京火车站至苹果园一段，共有十七个站，运营距离24公里。据统计，平均每日客流量约有15万人，节假日有二十多万人。坐地铁全程往返一次，比坐公共汽车、电车同样距离往返一次可节约一个小时左右，还可省四分之三的车钱。因此，许多东来西往的人，宁愿步行一站路坐地铁，也不坐公共汽车。
但是，地铁试运行11年来，管理混乱，每年亏损约三百多万元，11年总计亏损三千多万元。原因是复杂的，除了车辆设备运用不可靠，成本和票价定得不合理等原因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滥发免费乘车证造成的浪费，长期得不到纠正。
地铁从1970年试运行以来，就给一些同地铁在建设、运行和解决职工生活方面进行过协作的单位，发放免费乘车证（即出入证）。久而久之，地铁管理处也就将免费乘车证当作赠礼到处奉送。据今年4月8日的帐面统计，发放免费乘车证的单位共有107个，共发证5，581张（不包括3，700名地铁职工和少量的家属工每人一张乘车证）。按1973年4，500张的数字概算，一张票每日往返使用一次，每日就少收票款900元，一年就是32．85万元，11年共免收车票款高达361．35万元。
当记者了解怎样滥发免费乘车证的过程时，看出社会风气不正和管理混乱的情况是相当惊人的。（一）在修建地铁时，先后发免费乘车证近2，400张，列车运行以后，有些工程收尾工作，需要这些单位派人下地道维修，当然可以免费，但工程完毕理应收回。实际上，这些免费乘车证不仅始终没有收回，而且有增无减。（二）铁路系统发放免费乘车证二千多张。地铁有一部分职工家住河北、天津等地，为了使他们回家方便，开始，地铁用五百张免费乘车证换取了二百张铁路通勤证（以北京为中心，200公里内免费乘车）。这里有一个遗留问题，铁路局有一部分职工参加了地铁的筹建，1976年划归地铁管理后，又发了地铁免费乘车证，从1978年开始，地铁用150元购买一张铁路通勤证，但地铁出入证仍然继续免费。（三）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43个单位（包括所属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也发了六百多张免费乘车证。这些单位仅仅因为是上级机关，或是求助单位，不得不发。
这107个单位、数千人向地铁伸手“拔毛”、“拉关系”，那么，地铁的关系可谓四通八达，地铁的困难也应左右逢“援”，尽快解决了吧？事实恰恰相反。有的单位和人只想“拔毛”而不喂“雁”，也不管“雁”的死活。据地铁管理处负责同志介绍，目前地铁的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一）地铁拥有七千多台（件）设备，大都到了中修或大修的时期，有的急需增加备用件，有的钢轨劈裂，有的电站开关要淘汰，有六十多台干湿变压器需要修理。翻车、掉道、起火的危险因素，也查出不少。但设备没有地方配，坏了没有地方修，找谁谁也管不了。（二）3，700名职工中只有150名技术人员。缺乏熟练的技术人员，设备更容易损毁，这方面的浪费是无法计算的。多年来地铁管理处想轮训职工，但找不到校舍。（三）地铁自开建到试运行，始终没有确定主管单位，设计、施工、环保、客运管理统一不起来。出了问题经常扯皮。（四）地铁职工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一期工程配套房屋五万平方米，至今未建，现在管理处办公用房还是借财政部的。
拔了毛的大雁难起飞。当记者离开地铁的时候，地铁的同志仍在为两件事发愁。一是最近环绕老城周围的地铁二期线路已基本完工，正在安装设备，不久就可运行。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他们担心上述问题解决不好，不正之风刹不住，管理混乱和赔钱的现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这么多的免费乘车证被查出，涉及面很广，地铁管理处也有责任。一旦停发，会不会给地铁的管理工作和职工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从市委领导同志坚定的行动和决心，记者又看到了希望。市委办公厅在接到市委领导同志的批示以后，除了通知各个系统查明情况外，还立即派人到地铁管理处检查，要求市级机关带头交回免费乘车证，并尽快拟定一个整顿乘车证的具体办法。比如电信局、供电局、公安局、长途电讯局等单位，因工作需要应继续发免费乘车证的，当然可以发，但也要严格控制，凡是不需要发的，应该断然收回！
本报记者 王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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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拉尔毛皮厂试制成功毛司维革新产品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毛皮厂试制成功毛革两用毛皮新产品——毛司维革。这种产品投产后，使这个厂的产品提高了竞争能力，扩大了出口。去年全厂盈利创造了建厂以来最好成绩。
毛司维革新产品皮板柔软，手感弹性好，绒毛细腻，染色均匀，耐水洗日晒。用它制作服装，轻软美观，不用外加面子。这种产品已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优质产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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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办好这件新事尹石
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都是有别于集体经营的个体经营，是集体生产的必要补充。如今，农村中又出现一件新事——自留人，即一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除农忙季节外，可以不出集体工，专心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经营。这是政策放宽后又一个可喜的现象。
说这可喜，喜在农村政策越发合情合理了，农村经济生活越发活了。近两年多来，在一些责任制搞得好的农村里，流行着这样的话：“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打，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实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等责任制，农民安排生产和生活，有了自主权，可以灵活支配时间了，心情舒畅了，效率也大为提高了。要是在过去，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管活多活少、人多人少，农民都必须出集体工，甚至连春节那几天，也常被“革命化”化掉了。至于自留地的生产，只能靠起早贪黑、歇肩过晌去忙乎。于是，就产生了“自留地上打冲锋，集体地里“磨洋工”的现象。“磨洋工”不好，为什么“磨洋工”呢？这要作具体分析，认识要合乎实情。
本来，既然有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社员就得有经营的时间；如果光靠工余时间，人口多的社员户还好说，缺劳力的户就兼顾不过来。特别是在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挣多挣少无保证的情况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生产成了社员收入的可靠来源，又怎能避免“打冲锋”与“磨洋工”的矛盾现象呢？其实，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和家庭副业，是忽略和歧视不得的。现在，国家收购的家畜家禽，大部分来自个体经营，不少社队尤其是困难队，社员的家庭收入已超过了集体分配所得。
我们不能捆住社员的手脚，不能不给社员进行个体经营活动的时间，不然农村经济就活跃不起来。现在，政策规定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有的地方提倡发展家庭养殖业的专业户、专业工；还允许个别社员除农忙外，不出集体工，可作自留人。这不仅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为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多余的劳力开放了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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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允许户里留劳力在家养猪
铜钟大队每户平均养猪六点六头
本报讯 通讯员刘吉民、记者刘衡报道：湖北省崇阳县铜钟公社铜钟大队从劳力、饲料、自留地等方面放宽政策，社员家庭养猪有很大发展。全大队223户，去年养猪1，478头，户平均6．6头，比1978年以前每户平均三头翻了一番多。今年头三个月，存栏生猪又比去年同期增加210头，有喂养能力的户平均增加了一头。
铜钟大队根据人多田少的特点，规定半劳力、辅助劳力可以不定基本劳动日专门在家养猪。党支部四名主要干部的家属带了头，群众消除顾虑跟着做。去年全大队养猪的自留人有一百四十多个。以前，他们在队里劳动一天，往往只能记上三、五个工分，现在大都成了养猪的行家、能手。大队想法帮助社员解决饲料问题，先后三次增加社员的饲料地，把秕谷、苕藤分给养猪的社员，安排15户社员打豆腐，用豆渣养猪，还规定社员每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奖粮200斤。大队还鼓励社员养母猪，除按上级规定一头母猪发饲料粮250斤以外，还给每头仔猪奖粮五斤。因此，社员养母猪的劲头很大，已达到48头，平均4．6户有一头母猪。
铜钟大队的经验已在全县推广。县委号召，今年采取公有私养、私有私养等各种办法发展养猪。每户允许一个辅助劳力或者半劳力成为自留人，专门在家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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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龙城关一街大队为剩余劳力找出路
支持社员户安排自留人发展副业
本报讯 河北省卢龙县城关公社一街大队实行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以后，劳动力有了剩余。现在，已有22户社员安排了自留人，专一经营家庭副业和个体工商业，为辅助劳力找到了出路。
这个大队人多地少，有男女整半劳力300名，集体耕地700亩，在满足集体各项用工后，劳力仍有富余。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劳动工效进一步提高，出现了更多社员、特别是辅助劳力没活干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党支部、管委会积极鼓励辅助劳力专门从事家庭副业和个体工商业，允许每户社员可根据各自的家庭条件和个人能力，安排一至两名自留人。在大队的支持下，有22户社员，共安排了24名自留人。他们根据个人能力和家庭条件，分别从事种植业、饲养业、服务修理业和小买卖。其中，有12人为饮食服务部门代销冰棍，有五人在自家庭院里种韭菜、青菜，有三人办起了自行车修理铺，有两人在街头摆摊卖瓜果梨桃和蔬菜等农副产品。有一人办起了家庭养鸡场。他们常年经营这些，一般情况下，不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向集体交款买工，不参加工分分配，基本口粮由队里统一分配，交钱购买。这些人中，除搞种植、养殖业的外，经营其他项目的，都经过县工商管理部门批准，领取了营业证照。
社员家庭安排的这些自留人，虽然多数是妇女和病残者，但都有所专长，专门从事个体经营，为群众提供了方便，给社会创造了财富，增加了个人收入，还解决了以前经常出现的社员争出勤、争投工所引起的矛盾，集体和个人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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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咸宁地区毛巾厂，通过学上海，美术设计人员设计水平有很大提高。
新华社记者 李一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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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庄稼自我施肥
张运华 张国城
在人们的印象里，庄稼生长得好，全靠人工施肥。其实不然。为了得到足够的营养，庄稼也会自我施肥。
任何庄稼生长都离不开氮。而氮的秉性十分孤僻，很难和别的肥料结合等待庄稼吸收。它经常处于游离状态，在每平方米土地的上空，竟有游离的氮80吨之多，人们要逮住它需花九牛二虎之力，而有些庄稼要把它捉住却易如反掌。
豆科作物固氮的本领很大。象大豆、绿豆、花生等，在它们的根部都生着许多小瘤子一样的块状物，植物学上管它叫“根瘤”。每一颗根瘤里面躲藏着亿万个根瘤菌，根瘤菌体内有一种“固氮酶”，能把空气中的氮逮住固定为能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氮肥。据计算，每一亩豆科庄稼的根瘤，每年能从空气中捕捉140—560斤氮，相当于每亩地施用100斤左右的硫酸铵化肥。因此，豆科作物不需要人特意为它施氮肥，仅它自己固定的氮肥，每年也“吃用”不了。剩下的氮再也逃跑不了，只好乖乖地呆在土壤里，有的每亩可以达到200—500斤，提高了土壤的肥力，为下茬庄稼贮备了“食物”。
在自然界，能固氮的远不止根瘤菌，细菌、放线菌、蓝藻也能协助作物固定氮素。人们发现，在我国淡水中生长的红萍，如果和鱼腥藻结合在一起，也能固定大量的氮。所以，在稻田里放养红萍和鱼腥藻，水稻会受益不浅。更为有趣的是，有的固氮微生物喜欢生活在庄稼的叶面上，沐浴在阳光下，帮助作物固定空气中的氮，供叶片直接吸收利用。
人们从这些有趣的现象中得到启发，采用人工方法大量繁殖根瘤菌和各种固氮菌，拌在庄稼的种子上，施在作物的根部，喷洒在叶面，或在稻田里放养大量红萍，从而达到固定氮素、促进粮食增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