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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志，你和农民一起这样想吗？
——同福建等地农民的田间谈话
本报记者 安岗 段存章
到福建农村，耳闻目睹许多新鲜事情。如果把它概括为：“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真正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似乎近于人云亦云。可是新事情中确实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农村新的形势，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
听农民的言谈是令人鼓舞的。
福建省漳州城南25里地，有一个道旁小庙叫木棉庵。庵旁有一块石碑，上写着“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这是公元1275年宋朝忠义之士郑虎臣为国除奸的记功碑。我们先看碑，后进庵。十年浩劫期间，观音像被砸烂了。现在又摆上了新的泥像，香火还是有的。就在我们观看时，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主动找我们搭话。这个农民名叫李松木，是孔木棉大队第八生产队社员，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了。
李松木指着庵前的一块块绿油油的秧田说：“你看现在田里没有人，为什么？农民一大早就把活干完了。太阳出来前把地种好，比太阳出来后要干得好多了。”这个生产队的地，花生苗出得齐，甘蔗苗长得旺，农民概括了十六个字：人有干劲，活有质量，地有产量。李松木说：“前几年一季一亩稻六百斤，今年想一季干它一千斤。家里粮食吃不完，我喂猪、喂鸡、喂鸭，还到农贸市场上卖（哈哈大笑）。过去种田弄一个框框，哪能不瞎指挥！如今，种田的有了自主权，我们对自己那块田种啥很熟悉，啥时种也清楚，犁耙的细，喂猪积肥，还到城里拉垃圾，统统上到地里，农民种地谁不算账！”
凡是政策真正落实的地方，农民再不谈“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而是急于说话，生怕下来的干部不大清楚农村眼前的变化。我们访问农户时，一个妇女插了一句话：“现在是我们多少年来过得最幸福的时光。”真的吗？于是，我们把一个经常被人问、而又总是答得干巴巴的问题向他们请教。
“你看，共产党的政策今后会不会变？”
一位农民沉吟了一会儿，表情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我想了几十年的一个问题。”
“有了看法了吗？”
“不敢说那么准，现在总算得出了一个道理。我们三十年来跟着共产党有感情了。农民不懂理论，看共产党，就是看党姓什么。是姓穷，还是姓富？国民党是姓穷的，地主把我们农民弄穷了，他们才肥了起来。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土地改革，组织起来闹生产，都是要我们富。有一段时间是干得不错的。我们说共产党姓富，因为党是要我们农民富、集体富、国家富。后来不行了，要富的都被当成资本主义批了。我们有些怀疑起来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办法好，说到我们心里，有人不执行中央的办法，耽误了一点时间，变好才不过几个月。现在我们信了，共产党还是姓富，这是变不了的了。为什么要怕富呢？穷的苦头难道还没有吃够？”
我们问：“农民富了，国家能富吗？”
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农民听了却非常敏感。
“不要放心不下。农民受了党三十年的教育了。农民的觉悟在哪里？说在嘴上，行吗？我们种地，交征购粮，都是国家、集体、个人，哪头重哪头轻掂量着哩。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国家的份量最重。公粮晒得干干的，还要多交多卖呢！”
我们相信农民的话，但也观察到，农民现在思想上最大的问题还是怕变。去年有些地方农民卖猪发愁，今年夏季油料丰收，又要愁卖油了。他们怕变，最怕的是搞土政策。东西多了是好事，但不收购或是随意改变收购办法，那就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要维护农民的利益，维护党的政策的一贯性。这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工作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农民的国家观念是深刻的。福州市郊区六十二岁的陈明松，是这方面的一位典型人物。他是一个老花农，二十七岁起就开始在家专业从事种花。1958年，他同六、七个花农发起办了百花场。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场有各种花卉、盆景100多种，十万多株，花卉畅销国内外，年产值二百万元。1969年，突然来了砍花队，一百多人进了百花场，见花就砍，见盆就砸，有些已培育多年、甚至上一代人留下的花种大母树，也一起被连根刨掉。当时被毁的花卉苗木损失达50万元，被毁的枝杆晒干后给香料厂当燃料烧了三年。社员房前屋后也不准种花。陈明松不发一言，偷偷地把茶花、杜鹃、兰花等好品种移到篱笆边，暗暗种花，有时把花伪装在篮里，拿到城里老顾客那里偷卖一点。我们问他：“你现在敢不敢讲话？”他说：“我不但敢讲，更敢干！国家鼓励种花，人民需要花，花还要出口，我还能不干！”别人一次卖5，000元，他完全可以卖得更多，但整整一年也只卖2，000元。他说：“我是品种第一！”有一种最名贵的石柎花，他现在只有一株，种在一个小盆里，已经长出一个新芽，他说：“这比我的生命还贵重。”有一棵名贵花，别人掏400元钱给他，他也不卖，他要为国家保存和发展这个好品种，把这株名花栽遍祖国大地。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也能富中国。现在一些报刊，一说到富，往往讲社员一年得到几千元的收入，讲社员们钱多、粮多、猪多、鸭多。这些现象是令人高兴的。比这些变化还深刻得多的，是社员中蕴藏的爱国和富国之心。一位叫陈炳文的社员说：“过去屋檐滴水以内是我的，以外的都与我不相干。”现在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加上多种经营，他一家年收入三千元，口粮人均一千斤。他的心放开了。他看到田，看到山，看到水，看到集体和国家的一切，劲头大着哩！他说：“我的责任心，就是为国家、集体、也为自己干多多的事情。”
农民对党的感情是不能低估的。我们对农民的思想工作脱离了这个实际，那就是空洞说教。一位农民这样描述自己对党的感情：“分土地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当时高高举起一只手，喊着‘共产党万岁！’有一段时间，让天天喊，天天举，我的手举不过头顶了。现在要喊共产党万岁，我双手举得高高的。”农民就是这样总结30年的历史的。在嘈杂的议论中，我们从人群中听到洪亮的声音：“现在共产党进步了。”农民的话是实在的，党的政策得到这样的评价，证明是真正深入人心了。
我们接触了许多正为实现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艰苦奋斗的农民，他们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切切实实的行动，是左右农村变化的支配力量。
浙江省诸暨县三都公社长连大队一位名叫章光华的社员，他是《人民日报》的热心读者。他关心的是他所在地区落实党中央关于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各种责任制的问题。他认为党中央的方针很正确，可是在本地却得不到应有的贯彻。一个普通农民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不执行党的政策的现象进行斗争？他的回答是一定要争。为此，他写信给党的领导机关和《人民日报》。给《人民日报》的信，转回到县里。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过去，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党的帽子，因为他的信中明确指出“县委书记，你是错了”。这个社员有政治胆量，他不怕一切非难，他相信自己一个人代表的是千百万人。他的信是1980年底写的，要是能够在当时就发表在报纸上，让大家看看一个社员的意见该是多好。而且，如能及时发表，肯定会加速这里农村建立多种形式责任制的进程。现在，这封信所体现的党中央的观点，已经占了上风了。
当着农民和党的关系一致时，党报和读者的关系也变化了。有些普通的社员读报了。他们读报是寻找斗争的武器。有的农民从安徽最早实行责任制开始，就把报纸的一篇篇报道和评论叠起来，揣在怀里。他们对报纸发表的关于责任制的报道和评论，都一一记得清楚。他们用这些材料同不大理解或不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人进行讨论。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往往站在讨论的前边。没有人能压倒他们理直气壮的声音。
觉悟了的农民是理直气壮的，不怕压的。我们来到龙海县的汤头大队第五生产队，这是一个落后队，在田头上同三名犁田的农民交谈。一谈话，好多人找上来插话，开始一处谈，后来变成好几处谈，农民都想把心里话掏出来。他们抱怨责任制搞晚了。为什么要包产呢？有的说，我们这个队180人，就有22个干部游来游去，去年劳动日值只有三角多。有的说：“再不搞责任制，家当都快被吃光了！”现在这个队的22个干部由“田头站”变成“田里干”。我们问社员江齐：“有没有不同意搞责任制的？”他答：“有个干部，房子还没有盖，就不愿意。”农民有了自主权，对领导班子就有了发言权，人民有了民主权利，可以推动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
中国农民是最好的农民，也许这样说并没有夸大。他们不是没有局限性，比如有人还相信菩萨。我们在一些寺庙看到了有人在拈签，我们问，签上的话是可信的吗？有人这样回答：“信签的人是极少数，但毕竟这一张小竹片对于抽签的人起到了‘有问必答’的作用，你抽一根，总有一个答案。”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的信访部门，要是能做到有问必答，农民为什么非要听鬼话。一个农民要是敢于把他的个人问题提出来，并且能及时地得到回答，哪怕回答得并不一定完全满意，只要有来有往，菩萨也要失业了。
给迷信落后等等现象贴上政治标签是很容易的，但是政治标签并无多大用处。党的工作就是要来过问农民个人要求解答或解决的问题。农民为什么拈签呢？看来还是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农民的心坎上。实行责任制后，各个农户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领导上也应主动把细致的思想工作做到户。报上登过一条新闻，说某县决议每个县委委员每天要给群众做五件事。这个指标看来可能高些，也许有些人做不到，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每个农村工作的干部除了办公开会，发一般的号召和布置工作之外，是不是能够多拿出些精力解决农民的个别问题？这些个别问题大体不外是：家庭问题、政治问题（如落实政策）、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疾病问题、是非问题、前途问题，等等。不要小看那些琐碎的个别问题，其中往往是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解决了一个个别问题，就有可能找到一把解决一大堆相同问题的钥匙。有人说实行责任制后，干部的工作轻松了，有的地方订出若干条的工作职责，这是必要的。在许多条工作职责中，无妨加上条同寺庙里那根签来一个争夺阵地的斗争。讲大道理是重要的。光有大道理，不去把它变成解决每户每人问题的具体道理，那样的思想工作是打不动人心的。
农民的心很大。有人说，减产两个字今后可以取消了。这可能过于乐观。今后一段时期，还不能完全不靠天吃饭。但说这样话的人是去年同12级台风进行斗争而没有减产的福建农民。话还是有分量的。我们要跟上农民的思想变化，爱护和支持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要做多方面的个别的工作，来加强党的领导，引导农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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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经济特区优势 积极开展合资经营
珠海市出现五业兴旺景象
新华社广州电 新华社记者李沪、姜开明报道：被国家列为经济特区的广东省珠海市，在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后，经济开始活起来，出现五业兴旺的景象。
现在，从湾仔、拱北到香洲，有几处高层建筑群正在加紧施工；一个建在海边石头山坡上的“石景山旅游中心”已经开放营业，游客络绎不绝；包括纺织、电子、化工、制衣、皮革等小型工业，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80年同197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81％；渔业总产值增长将近80％；农业总收入增长近三成；郊区农业人口集体分配平均每人232元。珠海已变成繁荣兴旺的新兴城市了。
珠海市位于珠江口上，毗邻澳门。从1979年以来，这里依靠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设备，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和合作经营等业务，加快经济建设。这里依山面海，环境优美，特区建设的重点首先放在发展旅游业，建设商品住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同时积极发展海洋捕捞、海水养殖以及蔬菜、水果、鲜花、生猪、家禽、塘鱼等出口商品的生产。1980年，全市生产的各类出口商品，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三千五百多万美元，比1979年增长了31．9％，比1978年增长96．7％。国家批准珠海市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以来，郊区社队的小额贸易收入就达三百二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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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榆树县委分析造成“高产穷县”的原因
清理“左”的影响 挖掘生产潜力
本报讯 吉林省榆树县委不久前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联系本县实际，清理“左”的思想影响。
榆树县是对国家做过重要贡献的县，最近十年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七亿斤以上。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社员人均收入却增加不多，一直在百元左右；1980年当年和历年拖欠国家贷款一度高达九千多万元。为什么成为高产穷县？与会同志抓住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顾、分析，认为根子在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大家摆出五个
“左”的表现，讨论了危害，提高了认识。一、县委曾提出“产粮百万吨”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就单一抓粮食，粮食又主要抓玉米，形成“玉米为纲，丢掉一帮”。二、违背客观规律，在生产上搞瞎指挥、一刀切、一律化。对种什么、怎么种，往往总是用一个模子、一把尺子要求全县三千多个生产队。三、对实现机械化要求过急，不量力而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四、县委对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认识较迟，行动较慢，影响了社员积极性。五、对家庭副业和社员自留地限制得过死。
这次会议重点解决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通过介绍典型经验，使大家解除了怕影响机械化，怕指挥不灵影响生产，怕出现穷富悬殊等思想顾虑。认识到建立责任制不只是管理方式上的一般的变革，而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是在农村纠正“左”的思想一次大的拨乱反正，县委决心落实好生产责任制。并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会上研究了调整农作物布局，使粮食生产同发展畜牧业、林业和其它多种经营，逐步趋向合理。县委还决定积极扶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把社员的自留地由5％增加到10％，每人四分地左右；自留地怎么种，种什么，由社员自己决定。
在榆树县委扩大会议前，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由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榆树县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县委清理“左”的思想，勉励大家齐心协力，带领全县人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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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孝感县龙店公社河渠塘堰多，利于发展养鸭。去年以来，集体养蛋鸭达31，000只，卖给国家鸭蛋三十七万多斤。
黄理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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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四化立功
为了他人净 甘愿自己脏
——记大连机床厂污水工刘文俊
大连机床厂污水工刘文俊，长年与粪便、污水打交道，为了他人净，甘愿自己脏，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多次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
刘文俊1958年入厂，原是三级水暖工。后来，担负维修厂内厕所和污水管的污水工调走了，刘文俊主动去找领导，自愿当污水工。那年他24岁，还没有找对象，有人曾经跟他开玩笑：“你当污水工，整天跟粪水打交道，不怕娶不上媳妇？”刘文俊嘿嘿一笑说：“放心吧！只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准保当不了和尚！”就这样，他从1964年开始，一直兢兢业业地担负着全厂污水管道的维修工作。
去年夏天，职工家属宿舍的厕所堵了，住在五层楼上的一些住户，感到十分不便。刘文俊得知后，跑到现场一检查，原来是污水管堵塞了。于是，他挽起袖子把胳膊伸进管内，一把一把地掏出堵塞管道的杂物。当他好容易掏出最后一块水泥碎片时，截堵在管子上部的脏水，猛然急冲而下，顺着刘文俊的胳膊，溅满全身。目睹这一切，住户们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刘文俊却笑眯眯地连声说：“只要家家户户的厕所畅通了，再脏点臭点，我也心甘情愿！”
今年元旦前夕，因突然停水，职工家属宿舍的取暖回水管冻结，影响住户取暖。车间领导临时决定，派刘文俊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刘文俊家有年近八旬的老母，几天前因病住院。这件事车间领导并不知道。刘文俊为了让群众暖暖和和地欢度新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将家家户户的冻水管化开。任务完成后，刘文俊才回家看望老人。事后人们谈起这桩事，无不称赞：“刘文俊真是一心为公啊！” 朱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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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
批准二十六项发明和奖励等级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5月9日审查批准了26项发明和奖励等级。公告如下：
一、棉花新品种“鲁棉一号”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庞居勤等 一等奖
二、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 淮南矿务局科研所张作湘 二等奖
三、曲线零件的新制造法 重庆大学梁锡昌、重庆工具厂刘以光
二等奖
四、白银炼铜法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陈百其、王德录、陈永林、张明杰等，冶金部白银矿冶所谭湘庭、魏德明、张世波，冶金部矿冶总院金锡根、何家苑、李昌福，冶金部有色金属总院毛月波、高月泽、刘益芳二等奖
五、防治柞蚕饰腹寄蝇的有效药剂——“灭蚕蝇1号”和“灭蚕蝇3号”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王宗武、曲天文、于溪滨、胡沁琴，北京农业大学黄瑞纶、韩熹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建铭，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曾省，大连医学院伍律，辽宁大学吴必强，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邹伯祥 二等奖
六、膜式压榨机 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陈翼南、张君海 三等奖
七、东风—2Ｓ型机动水稻插秧机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湖南耒阳插秧机厂等 三等奖
八、柞蚕空胴病的防治法 辽宁省蚕业科学研究所于溪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王大耜 三等奖
九、粳型水稻恢复系Ｃ57及杂交种“黎优57” 辽宁省农科院稻作所、营口县水稻三系组、沈阳苏家屯区八一公社农科站杨振玉、陈秋柏、陈荣芳、苏正基、田桂琴、贾宝清、佟景兴、王健群 三等奖
十、苎麻纤维变性新工艺 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酆云鹤等
三等奖
十一、金属阳极含铱中间层高氧超涂层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桃浦化工厂陈庚宁、倪怀祖、章宗稂、王镜芳、于振炎 三等奖
十二、大孔螯合型丙烯酸系氨羧基离子交换树脂 华东师范大学樊天霖、陈纪海等，上海树脂厂中试室离子组 三等奖
十三、ＦＧ密栅云纹版及制造工艺 清华大学马喜腾、叶绍英、曹起骧、王宁海三等奖
十四、含铌基体钢 华中工学院、大冶钢厂崔昆、陈跃南、胡镇华、赵菊华、董密林、孙培桢、周庆、杨洁文等 三等奖
十五、锂云母型可切削微晶玻璃 华东化工学院、上海玻璃器皿二厂诸培南、蒋维瑞、赵天佑 三等奖
十六、转子谐波式发电机匝间保护 华中工学院、阿城电站设备自动化设计研究所邹锐、侯煦光、杨顺义、陈德树 三等奖
十七、高灵敏稀土总量显色剂偶氮氯膦——ＭＡ华东师范大学吴斌才、瞿煜心、刘恒椽 三等奖
十八、尼龙篦状细筛 冶金部矿冶研究总院方志刚、朱俊利，大孤山铁矿吴明成，鞍山冶金矿山公司研究所彦泽中，大连第七塑料厂方德仁、张吉昌 三等奖
十九、高频电压国家标准（10兆赫——3，000兆赫）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王立吉等 四等奖
二十、新型双锥密封结构 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吕理荣、胥文华、胡天然、刘志杰、张立权、张文泉 四等奖
二十一、感应淬火无磁金属型防水环广州市冶金研究所姚勤，广州市第三轧钢厂邝健、马汝立 四等奖
二十二、弹簧摇床 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所蒋志和、谭传榕、李涛、沈义明、李国志、章炳生，大厂矿务局周中文、梁世侠、湘东钨矿肖双年、谢世斌等 四等奖
二十三、化学沉淀加氧化剂制备高灵敏度红外光导硫化铅薄膜 华北光电研究所袁野、吴仰贤 四等奖
二十四、玻壳结构氩离子激光器 南京工学院凌一鸣 四等奖
二十五、五磷酸钕大晶体生长装置及工艺 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陆宝生、刘耀岗、陈福生、陈焕矗等 四等奖
二十六、ＴＳ—78型溶气释放器 同济大学胡斌、陈翼孙 四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