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柬埔寨通讯

选村长
新华社记者 杨木
在民主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柬泰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椰子村的新村。除了几户老住户外,多数居民都是近一年来陆续从越军占领区或其他地方迁来的。一座座新茅屋,散落在热带丛林中。
去年3月,这个村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选出了村委员会。当时全村只有一百多口人。第一届村委会任期期满后,今年4月21日在小学校前的空地上进行了选举新村长的大会。
这天清晨,选民们纷纷来到这块林间空地上集合。全村五百多人中,18岁以上的有选举权者206人。
三天以前成立的五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们,这时最为忙碌。这五人中的两个居民代表负责监票,三位小学教师负责登记选民和唱票。我问选举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有多少名?怎样产生的?”他答:“自荐产生。到我们委员会来报名自荐的共19人,因此有19个候选人。19人中选出五人,组成村委会。候选人的年龄规定为18岁至45岁。”
“自荐有什么好处呢?”我追问道。他解释说:“我们的村干部没有任何报酬,担任工作会影响自己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自荐,选上了,不愿干怎么办?因此,必须自荐以表明自愿为群众服务,为抗越前线服务。”
果然,我看到一张木桌上面用木棍压着19叠名单,每叠写着一名候选人的名字。
大约八点半,热带的灼热阳光透过树叶晒在每个人的脸上,选举开始了。选民们男女交错地到小桌子跟前,由选委会给他登记名字。识字的由自己挑选一张选票投入铝锅里,不识字的说出自己想选的人的名字,由选举委员会委员替他挑出选票,交给他自己投。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站在桌子面前望着19叠选票,不知选谁好。她说:“都是好人啊,就选个关心群众生活的人吧!”她的话引起全场大笑。接着一个叫德姆的中年男子大踏步上前,果断地挑起一张选票就投。他胸有成竹的表现引起我的兴趣,就问他:“你投谁的票,为什么选他?”他说:“我选索姆巴德,他是上届村委会的福利委员。兴建住房的组织工作做得好,分配救济品公平,待人和气,群众拥护他。”
上任村长、28岁的杰姆也是投索姆巴德的票。我问他:“既然是自荐,你又是老村长,为什么不选你自己呢?”他笑着回答说:“索姆巴德为人谦虚,热心公众事业,一定比我干得好!”
选举结果揭晓了。索姆巴德得票最多,任村长,杰姆次之,任副村长。另外还有三人当选,内有一名妇女,组成了新的村委会,五人中有三人是连选连任。
新村长当场发表讲话,表示一定要好好工作,支援前线,打击越南侵略者。在群众欢笑声中,选举结束了。
4月25日,新的村委会开了第一次会议,就生产、支前、福利、文教等项工作进行分工。26日早晨,当我在一个铁器作坊遇到这位留平头的新村长时,他正把从边界公路拣来的一批废铁交给铁匠打农具,并布置几名青壮年男劳力帮助一家军属盖房子。(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管辖区第十二号村的一户居民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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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瑞典的政府危机
瑞典政府最近集体辞职,是由于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矛盾造成的。实际上,政府危机的出现,同近年来瑞典财政、经济日益困难的情况有关
吴迎春
费尔丁首相5月8日向议长本特松递交辞呈,宣布政府集体辞职,从而出现了一次新的政府危机。
这次政府危机是由于三党联合政府在税收改革问题上发生分歧,温和联合党宣布退出政府造成的,这场政府危机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战后以来,瑞典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情况不错。历届政府推行福利措施并层层加码,福利名目繁多。因此瑞典是有名的“福利国家”。日益增多的福利开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又把这一切转嫁给人民,增加税收。瑞典又是世界上税收负担极高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曾经导致了1976年选举时,执政达44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下台。近年来,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瑞典经济财政日益困难。1980年,瑞典工业生产增长幅度显著下降,传统工业部门如造船、采矿、造纸和纸浆等陷入了困境,财政赤字竟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以上,通货膨胀率达到14.3%,外贸连年出现逆差,三党联合政府内外债务急剧增加,据统计,现在政府的内债外债已达二千多亿克朗,平均每个瑞典人为二万多克朗。路透社曾评述说,长期以来瑞典“没遭到”那种其他工业国家不时遭到的“打击”,“但是现在也在经历着经济危机的严酷现实”。已辞职的经济大臣布曼也说,现实“严峻”。为了改变困难处境,政府也曾作出努力,但是在方法问题上联合政府内部“未达成一致意见”,“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为了改善局面,刺激经济,瑞典政府在今年2月提出了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建议从1982年1月1日起把“正常收入一类”的税收减少到50%,即减少5%左右。4月23日,瑞典执政三党就此问题同在野的社会民主党进行协商。协商中,社会民主党提出把税收改革推迟到1983年实施。24日继续协商,中央党和人民党单独和社会民主党达成妥协方案,同意在1983年实行上述税收改革,但方案遭到温和联合党的强烈反对。温和联合党主席、经济大臣布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反对这一方案,指出它有损瑞典的政治和经济。温和联合党的这一态度引起了其他党的不满。三党联合政府出现了很大裂痕,播下了政府危机的种子。后来三党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谈判,但问题犹存,分歧难以弥合。5月4日,温和联合党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并要求费尔丁首相辞职,税收改革问题成了政府危机的导火线。
费尔丁首相的三党联合政府是在1979年的大选中以一席的多数击败社会民主党之后组成的。这个一席的多数很难使政府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下保持稳定。社会民主党曾经执政四十多年,现在虽然在野,还有不小的势力。因此,三党联合政府在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政策时,既要政府本身一致,同时又不得不考虑“议会中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这个因素。而过分听从了社会民主党又会引起联合政府的内部矛盾,因此政府受到各方的掣肘,要想有较大作为十分困难。这次费尔丁的中央党和人民党因为考虑到反对党的态度,企图同社会民主党达成有关税收改革的妥协,结果却触犯了温和联合党,使它翻了脸。
目前,费尔丁受本特松议长之托担任看守政府首相。他排除了马上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要他组织新政府,他愿意担任少数派中央党—人民党的内阁首相,“决心进行彻底税收改革”,奉行1979年上台时“所执行的一样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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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金热”吹到西非三国
孔祥义
去年黄金价格突飞猛涨,使一些产金国大大增加了收入,也使一些不生产黄金的国家望金兴叹。原来盛产黄金的国家加紧采掘,不少与黄金生产无缘的国家也竞相投资勘探,于是在全世界掀起一股“黄金热”。
现在,这股“黄金热”又吹到了西非地区,好几个西非国家传来淘金的好消息。
早在中世纪时期,西非就是世界黄金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当时欧洲的黄金需求几乎全部靠西非供给。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相继发现蕴藏丰富的金矿。从此以后,西非在世界黄金市场上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加纳、塞拉利昂和上沃尔特本是西非的产金国,以“黄金海岸”闻名遐迩的加纳,黄金产量曾一度占到世界黄金总产量的35%。近年来这三个国家的黄金生产都很不景气。黄金大幅度涨价,刺激了黄金业的发展,最近经过大量的勘察和探测,它们纷纷宣布发现数量惊人的黄金矿藏。
二十年代末,英国地质学家曾在塞拉利昂南部发现金矿,当时由于黄金价格低廉,未予开发。1979年,原在南非金矿工作的加拿大地质学家E·W·巴兹奈特查阅了塞拉利昂国家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并在博城附近的巴乌姆洪开钻取样,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证实这里金矿藏量异常丰富。巴兹奈特的报告估计,这里的金矿约有二千万吨,每吨含金0.2盎司;矿藏较浅,适于露天开采。巴兹奈特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富矿。”
塞拉利昂政府地质勘探部门还透露,从塞拉利昂南方省的博城,直到北部边境,有一条长112公里、宽8—10公里、位于高山地带的“黄金带”。地质局长格诺尔·伍力宣称:“如果塞拉利昂政府吸收外资,联合开发,对半分成,仅巴乌姆洪矿每年就可为塞拉利昂净赚一亿美元,黄金将取代钻石,成为塞拉利昂的主要收入来源。
上沃尔特计划重开1966年因金价低廉而关闭的普瓦金矿。欧洲投资银行将提供1.48亿美元贷款,上沃尔特的索雷密矿业公司准备于1984年恢复金矿生产,今后10年内,普瓦金矿可望生产黄金19公吨。
与上述两个国家相比,加纳更为雄心勃勃。加纳地质勘察局今年1月间透露,加纳黄金总储量约20亿盎司,如果新建12个金矿,年产270万盎司,可以开采740年。他还说,加纳金矿的含金量,成色及开采条件均优于南非。加纳总统利曼指出,加纳黄金分布在487 块地段中,每块面积约60平方英里。政府计划,今后二十年投资30亿美元,开辟14座金矿,争取年产200—280万盎司,20年内可为加纳赚取187亿美元。凯塞局长自豪地宣告,加纳已经进入第三次黄金繁荣。它将成为世界第五大产金国。不过,西方一些人士对加纳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加纳要实现“第三次黄金繁荣”,将会遇到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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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津巴布韦共和国首都索尔兹伯里。 新华社记者 夏泽摄
津巴布韦最大的水坝之一——凯尔水坝。 新华社记者 戈春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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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吴哥在呻吟
三、不翼而飞
在吴哥通王城的入口处,凯旋门前的几根巨大的那伽华表都被拦腰砍断,上面的七头蛇和佛像不翼而飞。凯旋门上的饰物也不知去向,20米高的大门歪歪斜斜,摇摇欲坠。
我们在吴哥外围的大庙宇之一达布隆寺看到,围墙上有一个窟窿,地面上散落着大小不一的雕塑残片。据说这里原是吴哥遗址青铜陶瓷研究室隐藏上乘珍品的地方。可是,对文物毫无知识的越军发现了这个窟窿,于是你抢我夺,把里面的古画和文史档案洗劫一空。一位名叫侬冯的柬埔寨人说:“所有的佛像档案被盗光,我们连一片纸或一支铅笔也没有了。”
我们在参观吴哥窟的画廊时,看见一些士兵在清除一堆堆残物。古物鉴赏家兼高棉学家皮埃尔·马克斯上前仔细察看碎片,发现是一个浮雕的遗物,原来是一块几十米长的浮雕,画面表现的是湿犁亚跋摩二世检阅仪仗队的盛况。越军攻占金边后,两颗炸弹落入吴哥窟,把这块艺术珍品炸崩了几平方米。
所到之处,我们看见吴哥古迹的许多建筑群和石雕上留下许多新近的痕迹,巴庚山寺里的乌玛女像被无辜地砍去了脑袋,无数的菩萨雕像、数以百计的石雕石刻以及大量壁画,有的被斧子砍掉,有的干脆不知去向。千佛殿里空空荡荡,被劫掠得精光。我们在群象广场看到,许多石狮被捣成碎片,狼藉于地。
我们在参观时,一位柬埔寨知识分子带着哀求的神情对我们说:“请救救柬埔寨,请救救吴哥吧。”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发现就在他脚边滚落着被盗贼们用斧子砍下的一个菩萨的脑袋。
辉煌的吴哥古迹一片破败,许多不翼而飞的古物到哪里去了呢?答案在胡志明市:记得去年圣诞节那天,我们参观该市时,在好些古董商店的后厅看到了许多巨大的佛像脑袋和大幅大幅的壁画,因陀罗神堂的天女阿泼沙哈巨幅壁画竟然也陈列在越南的古玩商店的后堂里!(全文完)
(本文主要根据法国《快报》的材料译编而成,并参照了一些其他法国杂志。照片原载法国《快报》)(附图片)
珍贵文物剥落凋零
乌玛女像惨遭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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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农村饮水问题
李文政
印度农村地区辽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一直是印度历届政府的目标。
在农村广大地区,很多水源受到流行病菌的污染,水中含碱性物质,氟化物,或其它杂质,不适于饮用。另外,水量也远远不能满足生活和饲养牲畜的需要。
印度全国共有56万个农村。虽然解决农村饮水问题已计划了30年,但迄今为止,印度距离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目标还相差很远。
30年前,印度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农村饮用水问题已经十分紧迫。但印度政府没进行全面考察,也没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只是提到要“优先考虑”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实际上,用于解决农村饮用水的实际拨款只有3,000万卢比(约合360万美元)。如按平均数计算,每100个农村,也只有640美元左右。
后来,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强调指出,“鉴于向农村提供饮用水的绝对重要性,本计划建议集中力量,实施向农村供水计划。”
印度政府还提出,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1965年),实现这一目标。但只是到了1972年,政府的计划委员会才提出了考察报告。
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中,印度政府解决农村饮用水的拨款也只有一亿卢比。
据报道,印度政府准备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增加关于解决农村饮用水的投资。
但是,由于印度人口众多,情况复杂,资金有限,要彻底解决农村饮水问题,仍然存在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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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资本对美国的“入侵”
张显高
八十年代开始,外国私人资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继续在增长,这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引人注意的动向。据美国官方材料,到一九七九年底,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五百二十三亿美元的创纪录数字,而且投资额仍有上升的趋势。从战后的情况看,七十年代外国资本对美国的投资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投资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据统计,一九五○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只有三十四亿美元,一九七○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三亿美元,即每隔十年投资额增长一倍,但是在七十年代期间,投资额却增长三倍,超过五百亿美元。其次是,一些在美国有长期投资历史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战后经济实力剧增的西德和日本,近年来在美国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荷兰占整个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六,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外国资本更着重于在石油业、制造业这些关键部门进行直接投资。这些情况表明,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经济实力增长较快的国家希望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市场争得一席地盘,对美国的资本输出挑战进行反挑战。一些美国人甚至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对美国经济的“入侵”。
目前,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资产总额约占美国全部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还不可能对美国的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外国投资在迅速增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推动这种增长趋势有许多因素,大多与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美元几度贬值,使西德马克、瑞士法郎、荷兰盾等货币的汇价有较大幅度升值,从而使持有这几种货币的跨国公司能以较低的价格收购美国企业。其次是,近年来,美国银行大幅度提高利率,外国在美国的子公司不得不减少从美国金融市场借款,而更多地依靠其外国母公司提供所需的资金。再就是,美国经济不景气,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外国资本增加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就可以绕过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而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缓和国内就业压力,对外资采取“开放”政策。此外,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率相对地低于日本、西德,这些都使外国资本有利可图,也是外国投资增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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