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跟随彭总在长征中的片断回忆
孙毅
党中央为彭总平反昭雪以来，报刊杂志曾陆续发表了许多同志写的纪念文章，读后深受教育。读了《在彭总身边》，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很自然地回想起跟随彭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动人情景。
关 怀 备 至
彭总非常关心群众，时刻把战士的饥饿冷暖挂在心上，对部属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一有机会，总是深入到士兵群众之中，摆龙门阵，讲战法，叙家常，无所不谈。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同志们和他在一起感到无拘无束。他待士兵同志亲如兄弟，和大家关系十分融洽。他的脾气是很大的，有时发得不对，事后有人跟他谈及此事时，他总是欣然接受，并爽朗地说：“我错了，特向你道歉。”长征时，生活十分艰苦，能够吃到一顿煮青稞或煮包谷，就算不错了。但大家看到敬爱的彭总尽管每天工作那样繁忙，夜以继日地为革命操劳，还是以普通一兵的身分出现，与群众同甘共苦。不熟悉他的同志怎么也看不出他就是威震敌胆，战功赫赫的彭大将军。同志们觉得能战斗在他的身边，实为终生难得的一大幸事。有一次，警卫员给他采了一些野菜，他当即让炊事员找点油来，亲自动手炒好，分送给大家品尝。还有一件事，就是过草地前通过沼泽地时的故事。那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地面有敌人追兵，频繁转战，昼夜兼程，部队已十分疲劳，但道路异常泥泞，每走一步如负千斤。同志们走得非常吃力，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泥潭。每当遇到危险路段时，彭总总是赶上前去，亲自指挥。并一再鼓励大家，要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胜利信心，勇于战胜困难。他说：“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也能克服。”他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他要求已通过的同志把绳子、绑腿等物留下，利用这些东西，把陷到淤泥中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拉出来。他的神态是那样的坚毅、安详，衣袖和裤管卷得高高的，干得是那样的认真、带劲。有一次，他连续救出了八位同志。我们到了宿营地，绘制好次日的行军路线图，已经休息很久之后，他才赶到驻地。他谈笑风生，边吃边谈，看上去是很有兴味、十分愉快的。我边看边想，一种对他的爱慕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过夹金山前，为了克服高山缺氧的困难，当先头部队进至山脚下时，彭总命令部队休息。根据事先的安排，同志们都在吃大葱、大蒜和干粮。当他发现唯独我没有干粮吃时，就马上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把他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我一半。我怎么忍心吃彭总的一点干粮呢？但他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微笑着对我说：“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他这简短风趣的话语，一下子赶走了我的窘态。这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彭总一颗朴实、浑厚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首长的关怀和鼓励下，使我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倍增，一鼓作气地越过了这个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夹金山。还有一次，部队经过云南境内，正值杏树果实累累、压满枝头的时节。由于长途跋涉，走得又累又渴，我看到杏子后高兴极了。于是，我不管青红皂白，毫无顾忌地接连吃了许多杏子，又喝了许多生水。这下可糟了，我染上了痢疾，拉得我腹痛难熬，四肢乏力。部队过泸定桥前后，我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掉队两三天。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骑着牲口赶了四十多里路程，才赶上队伍。彭总得知我闹痢疾后，非常关心地询问了病情，要我不要着急，不要硬着性子坚持，要注意休息。他边说边从口袋中掏出了五、六丸治痢疾的药，送给了我，嘱咐分几次服用。服过他送给我的药，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很久难以平静下来。我默默地说：“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好首长，群众的贴心人啊！”
精 心 培 育
彭总在培养教育干部问题上，更是竭尽心力。记得我在担任军团教导队长时，尽管那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也总是不顾征途的疲劳，抽出时间检查教导队的工作，作过许多宝贵指示，并亲自听课，指导我们的教育训练。那时战斗频繁，部队任务多变，教导队通常是利用每次宿营后的间隙进行教育训练。彭总给教导队规定的任务是负责训练连、营、团三级指挥干部。学习的主要课目是战斗条令等。他指示我们，训练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贪大求全，针对性要强，紧紧围绕战斗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进行训练，一次解决一两个普遍的而又急需解决的难点。有一次，我在做总结讲评时，彭总一声不响地走进训练场，听了一堂课。我由于精力过于集中，当时并没有发现他，事后别的同志告诉我，彭总听课时听得很认真，时而微微点头，时而微笑，对我讲的课表示满意。彭总对我的鼓励，更加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和马虎。从那以后，我备课更加努力，讲课更加认真和用心了。在他的关怀下，教导队上上下下团结的空气很浓，战斗情绪高昂。因此，我们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二次打遵义时，我担任教育科长。有一天，彭总指示我们研究一下渡河训练，要我们拟制个训练计划，并提出具体措施和要求，用司令部的名义发个指示，以指导部队进行渡河训练。事隔不久，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了这件事，说我们拟的渡河训练指示还可以，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说我们考虑得还不够细，计划拟制得尚欠周密。他亲自动手对送审稿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简易渡河器材中，亲笔加上了利用竹排和木筏子等。他还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开展军事民主，发动全体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研究解决好克服江河障碍的办法和措施，把训练工作搞活等等。
彭总不仅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而且很注意支持部属的工作，关心干部的进步和成长。在我担任教育科长时，正值部队缩编，上级把二十几位编余的干部分给了我们。他们大部分是担任过团营职干部的老同志。在工作中，我和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发生了矛盾，一气之下，我给彭总写了个条子，压在他的桌上。意思是说自己力不胜任，请求首长免去我的科长职务。彭总看过条子后，派人把我找了去，先是以温和的口吻对我说：“碰到困难啦？”接着他耐心细致地向我询问了发生问题的全部经过，尔后庄重而又严肃地说：“被困难吓倒了？你连这点困难和委屈都承受不了，还算是什么共产党员？到别处工作就不会遇到困难啦？你一走了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嘛！”谈完，他又同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同志商量，建议我们开个党小组会，用组织会议的形式、交心的方法来解决，并请杨政委参加听一听。在小组会上，杨政委一方面对我的长处，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另一方面对我缺乏斗争性的弱点，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评。我也谈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对自己缺乏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作了检讨。其他同志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那次会议，不仅使我们科的问题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而且为以后较好地完成军团首长赋予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当时自己的作法非常幼稚可笑。我常常以此为鉴，总结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此后，我经常这样想：“自己的成长进步，以及工作中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凝结着敬爱的彭总倾注的心血呀！”
难 忘 的 教 诲
我和彭总初次相识，是在1931年12月宁都暴动后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里。那时五军团在闽西秋溪、横江一带整编。我当时受赵博生同志的委派，先后两次带领有关人员赴三军团参观学习。第一次参观学习时，彭总在会昌接见了我们，并作了重要讲话。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讲了红军的宗旨，以对比的方法剖析了红白两军，讲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根本区别，并亲切地勉励我们参加红军后，要坚定信念，明确奋斗目标，坚决革命到底！他的这次讲话，以及我们第二次到三军团所属师、团、营、连参观学习，对我后来做一名红军战士，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彭总对干部的要求一向是极为严格的。我担任作战科长时，一次部队宿营，我们拟制了宿营报告并附以宿营部署图，呈送彭总审阅。他看过后，皱着眉头问我：“紧急集合场你们放置在哪里啦？”当我向他说明没有做出规定时，他顿时收起了笑容，严肃而又认真地说：“你当作战科长，光把室内工作做好还很不够，室外工作也很重要，千万不能忽略，今后你们要特别加以注意才是啊！”听了彭总的一番话，我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乎乎的。他的告诫和教导，使我得到了深刻的教益，增长了见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后来的工作中，杜绝或避免了不少漏洞。
彭总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有一次，下达次日行军命令，我们绘制了部队行军路线图，送彭总审核。他先是问我们找老乡调查过没有？当我向他汇报后，他边看地图，边让我把向导叫到他的跟前，对照地图向老乡询问了许多重要情况，如重要的隘路、山垭口、桥梁、道路、交叉路口，以及有无迂回线路等；并对当地群众的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询问得那么认真、细致，了解得那么具体、周详，直到完全调查清楚，并一一交代部署停当，然后他考虑了片刻，才说：“好，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就迅速下达吧！”说罢，他让我们抓紧时间处理，及早休息。这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也多次催促彭总回去休息，但他却执意不肯，他说：“不把与作战有关的情况搞清楚，我是饭吃不香、觉也睡不安宁的。因为情况不明，遇到意外时就心中无数，决心不好下，处置也难以得当，那是要误大事的。由于责任心不强，工作做得不细，给革命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那就是犯罪。这个分量你们掂量过没有？”他的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反复地思考着：彭总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然而我比受到任何批评都更加难受，深为由于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在这些具体工作上分散他的精力而感到内疚。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彭总是在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并以此来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教我们怎样做好工作。我被彭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忘我精神深深感动。心想，彭总每天工作那样繁忙，每件事情反而处理得那样稳妥，而我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却做不到，扪心自问，深感惭愧。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彭总的教导记心上，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好。
敬爱的彭总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虽死犹生。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走在四化建设的新的长征路上。彭总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思想品德，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彭总的亲切教诲，将永远鼓舞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附图片）
长征中的红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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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片丹心为人民
——记有关董必武同志思想作风的几个片断
牛立志
我曾经在董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董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一直教育和鼓舞着我。这里记述的是他思想作风的几个片断。
把节省的外汇都留给国家
1945年、1954年和1958年，董必武同志三次出国访问。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两次他分别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东欧国家的国庆典礼和党的代表大会。三次出国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董老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厉行节约，克己奉公，在个人生活开支上，做到了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留给国家。现在还保存的他在赴美期间亲笔记的一份收支帐目上，写着：“董捐生活费美金壹千贰佰陆拾圆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圆整”和“董交治装费美金壹千壹百捌拾伍圆整”。这三笔进款就是他在生活上极力节约的结果。节省下来的这二千六百多美元都用来贴补替新华日报购买印刷机以及印刷他和章汉夫同志合作编译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小册子的费用。他还为国内同志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等，以满足大家在工作、学习上的需要。
在这份帐目中，连数目不大的一笔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几元几角几分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对每一分钱都是非常珍惜的。
他在国外是怎样节约的呢？
1954年那次出国，发生过两件事：
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为数可观的生活费，目的是让客人们买些日用品或纪念品。个别团员要求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点洋货，作为团长的董老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钱应如何处理。大家认为，按照制度规定，代表团团员是可以花用的，但更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和困难，尽可能地节约外汇为好。最后，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把这笔钱都交给我们的使馆。
临出国前，董老十五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同志聊天时随便提到这件事，使馆同志当真给买了一架。回国后，董老看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知道了这件事。董老狠狠地批评了儿子，并要秘书立即带上相机和相当于这架相机市价的一笔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相机还是留款。外交部同志听说董老发了脾气，他们也知道董老一贯公私分明，留下了照相机。
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董老一生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时时想着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要为国家节省每一分财力、物力，个人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他一家人布衣疏食，不讲吃穿。除参加国事活动外，董老平时穿得随随便便。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时，公家发的一套灰布制服和另一套自己做的黄咔叽布制服，是他最爱穿的，领子、袖口都已磨破，补上补钉再穿。他的汗衫穿久了，背上破得象蜘蛛网一样，他要何连芝同志把两件补作一件穿。1945年出国时，公家给他买的一双皮鞋，外出回来，马上脱下，一直到六十年代，这双皮鞋仍很完好。一条毛巾他要用很久，中间磨薄了就把两边缝成一个圆筒转着使用。他的一把牙刷把折断了，他要人用丝线缠牢继续用，何连芝同志给他换了一把，还挨了他的批评。
他爱写字，每天坚持写。毛笔的笔头掉了，他用院子里桃树分泌的桃胶粘上，用线缠牢。女儿不以为然地说：“一支毛笔值几个钱，何必费这劲！”他说：“一支笔也是社会财富，我少买一支，别人就可以多买一支。”他练字常用旧报纸，写满正反两面。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更想出一个节约的办法，用一块有机玻璃板写字，写满后可以擦掉重写。他平时著文、写信、吟诗的稿纸，用的都是些旧日历、节目单反面、半截废纸，等等。
到了晚年，他的工作少了，他自觉请求精减身边工作人员，不要专职的秘书、警卫和专车。
1972年冬，中央批准他去广州休养。当时，他还住在医院里，大家担心他坐火车长途旅行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坐专机去。他给同志们详细算了一笔帐：一架专机飞趟广州要用多少油，要花多少钱，反复给大家讲个人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的道理，坚持不坐飞机。
他在家里给孩子们立下规矩，吃饭时注意不掉饭菜，掉下的都要拾起来，不许糟踏。他说一粥一饭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来之不易。
董老这样做，决不是为了给个人节省几个开支，他一心想的是给国家减轻负担。他反复说：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粒米、一片纸、一点汽油、一把牙刷，加到一起，给国家带来的负担可不是个小数啊！
“决不能把革命、入党当
作个人谋利益的手段”
解放初期，董老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看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认为他做了“大官”，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董老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并向他们讲清不能给予照顾的道理。他指出：鄙视劳动、想不劳动或少劳动而有较好的享受，是陈腐的观念；做任何工作，不是为了做官享受，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决不能把革命、入党当作为个人谋利益的手段。他还指出，调动工作应向组织请求，不能向他个人请求。
这里抄录一段他这类的回信。这封信是写给他外甥的：“……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去年信中，批评你哥哥的错误想法，那时他就是想凭借我的力量去找较好的事情。你这次信中的提法和你哥哥去年以前的想法差不多，是错误的。……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在他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侄孙女、侄外孙……都一直安心在农村，安心于自己的岗位。侄儿良俊现已年过七十，仍是人民公社社员；侄孙绍简，1962年参加工作，至今仍在国营农场工作；还有在农村当民办教师的，做农村商业工作的……。
不靠“关系”靠组织
1962年1月，董老的一位在武汉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写信来，请求伯父介绍她到北京医学院进修。董老回信拒绝了，并向她指出，应当向所在单位的组织申请，如果组织同意了，由组织上帮助联系解决。
这一年11月，湖北省有一位和董老熟识的老同志写信给董老，请他帮助地方上购买一部发电机。董老回信说：发电机是紧缺设备，既然已经列入省的计划，就要耐心等待，同时可通过省的有关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催促，此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一年12月，一位过去在董老领导下工作多年、后因犯错误受到处分的干部，请董老出面找有关领导讲讲话，改变他的处分。董老明确地答复说：一要好好工作，二要通过所在单位的组织解决问题，并表示自己不好过问这件事。
以上是随便翻阅董老一位秘书的工作日记时，看到1962年记载的几件事。
董老这类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事例很多，七十年代初不少下乡知识青年托人找关系进工厂、参军、上大学。凡有人来找董老帮忙解决这类问题的，如有正当理由，董老说明要通过组织解决，没有正当理由的，他好言相劝，不要“走后门”。
为农民谋利的两件“小事”
董老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他常说，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农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如果不关心农民的疾苦，我们必将犯大错误。
这里仅举他视察农村时，为农民谋利益的两件“小事”。 一次，他看到农村不少地方烧柴非常困难。如何帮助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考虑到我国广大农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靠烧煤或烧油是办不到的。他发现办好沼气是解决燃料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他向农业部的有关专家请教生产和使用沼气的技术，买了各种介绍沼气的书籍来阅读，亲自到办沼气有成绩的地方去参观。最后，他确信办沼气“一举多得，其利无穷”。于是便在一些地方大力提倡推广农村沼气。在六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农村开始办沼气，可惜有些地方没有坚持下去。现在农村生活燃料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董老的愿望还有待于努力争取实现。
董老视察农村时，发现不少地方不重视林业生产，甚至有毁坏森林资源的严重现象。他预见到缺少木材将是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巨大困难，必须早日抓紧植树造林。
他认为除了重视林区造林以外，也要重视社员的房前屋后、渠道和铁路、公路两侧植树。他还建议发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及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每年坚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他到各地视察时，都不断宣传自己的这些想法，并多次和一些地方上主管林业工作的同志座谈，对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1964年还向中央写过报告，提出自己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同年他给湖北省当阳县河溶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复信，表扬他们培育树苗的工作搞得好。他说：全国学生有八千万人，小学生占多数，如果只算五、六年级，加上大、中学生，估计有两千万人。折半计算，至少有一千万人以上可以参加植树。每人每年种二十棵树，就有两亿棵以上。三十年累计，可以达到六十亿棵以上的成材树。三十年以后，每年伐二亿棵，每年可得木材一千万立方米。
为了宣传和推动人们重视植树造林工作，他写了一些号召人们种树的诗。呼吁说：“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董老想得多么周到，抱着多么殷切的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