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茅盾近年生活琐记<br/> 鲍文清<br/>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访问了茅盾同志。茅公的浙江口音很重，但并不难懂。<br/> 当时，社会上对文学作品应不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即所谓“暴露文学”、“伤痕文学”，争论很多，茅公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他说：“这些都是描写‘四人帮’统治时期的封建法西斯暴行的，我觉得应该写。但是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应该是让人记住这个教训，以便将来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给人以新的希望。”“出现争论是好事。就作品百家争鸣一番，对作者本人有好处，不能说一篇作品出来，没有一点毛病，不能批评，一批评就是不民主，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br/> 谈到文艺创作时，他重申自己一贯主张，即作家必须重视马列主义以及科学知识、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的学习。他说：否则，即使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也难以保证一定能在纷纭复杂的现象中真正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他还分析了现实生活的两个方面，即深度和广度。他认为，作家一方面应当深入研究所要表现的具体事物，另一方面又要站得高，鸟瞰全局。很难想象一个埋头在一角（例如工厂的一个车间或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对于这一角以外的生活全然不知的人怎样进行写作……有些青年作者在创作上遭到挫折，往往归之于没有熟练的写作技巧，其实根本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把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结合起来，还不了解这两者的辩证关系。茅公深有所思地说：“我觉得当作家是很困难的，他是灵魂工程师。”沉默片刻之后，他诚恳地说：“但是，现在有的人感觉当作家很容易，那他看错了！”<br/> 接着他谈到作家的知识问题。他说：有些作者在文化修养方面要补课。他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不能不具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丰富知识，这有一个借鉴和继承的问题。他说：“鲁迅比我大多啦，郭沫若比我大五岁，其他同我差不多的象夏衍等这一些作家，当然知识范围比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多一些。”他又笑着追加了一句：“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他们要补课！”他表示深信：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现在在众多的文学青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写出比我们那个时代更好的作品。相信他们中间一定会出现鲁迅、郭沫若式的文学家！”<br/> 茅公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是为《新文学史料》写回忆录。这本回忆录，计划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一次，我去看他，听他说：“这段历史，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老人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终归是要死的，如果不抓紧写出来，年青人就看不到了。1949年以后的事，不一定写了，不写，年青人也会知道。”茅公的这些话，听来好象是随便说说的，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深的含意。他每天不停地写这些回忆录，用他的话说就是“为了对那个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提出解答，使后来的年青人得以借鉴。”<br/> “写这些回忆录比写小说更困难。”茅公说。<br/> “过去的许多东西都模糊了，记不清了，要翻箱倒柜找许多东西看。许多资料散失在各地，有时不得不到街上去买或到上海去借。”<br/> 尽管如此困难，茅公还是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到底，按照长年形成的习惯，茅公写作都要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劳。他的视力极差，靠着不同型号的放大镜来辨认那些发黄的书页。精力不支了，就躺在床上构思。他构思的时间很长，不想好，不肯轻易动笔。他已经不能象早年那样，伏案一直不停地写下去，常常是写上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就要躺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起来写。有时，卧病在床，工作也不能中断，吃点药，觉得稍好些了，就立刻下床继续写下去。去年年底，我去看望他，他满有把握地告诉我：“回忆录已经写到1933年了，看来在我有生之年，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了。”<br/> 除了写回忆录，茅公对社会上来自各方的约稿、题字、写序、采访以及登门求教等等请求，除非精力不支，他总是尽可能应允。<br/> 新中国建立以后，茅公再没有写过小说，他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在奖掖后进，培养文学新人的事业上了。一次我同他谈起这个话题，他谦逊地说：“我自己不敢写啦！解放后，新天地，而这个新天地我是不熟的了。”<br/> 事实上茅公是另有自己的打算。早在解放前，他就十分重视文艺新苗。他主办的各种文学刊物，总是给新人提供篇幅，他和文艺青年一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几十万字的原稿送到他的手上，他总是仔细地阅读，提出意见，或介绍出版，或写文章推荐。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繁重的国务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再要象从前那样写长篇巨著当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就下决心为培养文学新人出一把力。他的一系列评论集，如《鼓吹集》、《夜读偶记》、《读书杂记》、《论短篇小说的创作》等等，就是为此而写的。<br/> 在茅公家里，我还看到他给一大批青年作者复信的底稿。这些信，大都是茅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暇写成的。这些信中，凝聚着他对文学青年的深情和期望。在这个期间，经他过目或校阅的稿件达1，000万字，他写的评论文章有50万字以上。如今，当年受到茅公指教的青年作者，许多都已经成了中年作家。<br/> 茅公的刚强、正直的性格，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茅公自己，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保护，没有遭受抄家流放之苦，但是也受到了种种的威胁和恫吓。他的书被全部打入冷宫，《林家铺子》被当成大毒草公开批判。有些所谓外调者经常闯进来指着茅公的鼻子，拍桌子，瞪眼睛逼他写材料，证明某某是叛徒，某某是特务，这些都被茅公严词拒绝。<br/> 有这样一件事：茅公唯一的女儿是在延安死于一次医疗事故的。当时那位动手术的医生，现在已经是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一些人为了打倒他，就来找茅公，要茅公证明，他的女儿是被这位医生害死的。茅公听了，严正地回答他们：“不会的，不会有这样的事，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干净，受到感染而死的。”<br/> 一次，我向他提起在“四人帮”最猖獗的1975年，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的事，茅公淡然一笑说：“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作，视力也比现在好，所以陆续看了姚雪垠寄来的原稿，并随时写了回信，把我的读后感告诉他。他那时的处境很艰难，受到围攻，写信给我说，他想给毛主席写信求得他老人家的支持。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说问题在于你的信一定要保证交到毛主席手里。后来姚雪垠把给毛主席的信寄给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设法把信转到了当时站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经过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姚雪垠的创作计划才得到了毛主席的有力支持。”茅公说这番话的时候，好象很轻松，事实上，茅公为这件事不仅冒了很大风险，而且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姚雪垠寄来的原稿是打印的，字迹不很清楚，茅公的视力又不好，硬是一字一句把这部上百万字的长篇读完，一封又一封地给他写信，还动手写了评论。<br/> 在原则问题上，茅公是刚强、正直的。但是在个人生活上，茅公又一向是非常随和的。他不吸烟，也不喝酒。饮食上更是随便，给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按照规定，家里本来是可以配备厨师的。可是，茅公坚决反对，说：“家里人不多，我又不讲究吃，用不着摆这谱。”他晚年生活中的一日三餐，几乎顿顿是汤面，有时吃米饭也是把饭菜和汤盛在一个碗里，匆匆吃上几口。家里人劝他说：“这样吃可什么味儿也没有了！”茅公说：“没关系，这样吃省时间，一样一样吃，也是咽在肚子里。”<br/> 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去外地疗养，他总是不肯去。他摊开手对劝他的人说：“你看这么一大堆资料能带走吗？不能去。”<br/> 茅公也不喜欢外出走动。他总是说：“年青时我就不爱活动，上中学时，我的体育就不行，现在，更没有时间了。”每天早起，一睁开眼，考虑的就是写回忆录。还是早年那种一丝不苟的习惯，有时在资料堆里，靠着放大镜看几万字的材料，写出来不过几千字。他的体质已弱，体重只有九十斤，但头脑仍然非常敏锐，许多往事在他的笔下都细致、生动地再现出来。对他来说，他的有生之年的每一个小时都是非常宝贵的，他要抢在时间的前面把回忆录完成，以了却对祖国、对人民的一份心愿。<br/> 1981年2月<br/> （《人物》杂志供稿，本报有删节，全文将于《人物》杂志第三期发表。）
第8版()<br/>专栏：闻者足戒<br/><br/> “这还差不多！”<br/> 孙义君<br/> “铃……”，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郝庄团支书小郝迅速拿起耳机：“……噢，是公社团委于书记啊，什么事？”<br/> “要个数字——你大队团员种蓖麻有多少棵？”<br/> “糟糕，还未具体统计。你等等，我马上——”<br/> “来不及了！县团委催得火急，大约报个数吧！”<br/> “这……象话吗？”<br/> “什么象话不象话，虚实并举嘛！”“那好吧。呣——大概能种三千棵。”“太少了，那么多团员至少得种‘三千的两倍！’”<br/> “好好，那就报‘七千’吧！”<br/> “嗯，这还差不多！”
第8版()<br/>专栏：鳞羽文化<br/><br/> 龙泉青瓷<br/> 毛传书<br/> 浙江省的龙泉青瓷因为具有“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特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br/> 龙泉青瓷始于五代，长于北宋，盛于南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龙泉地处浙南山区，取之不尽的优质瓷土和漫山的烧窑燃料，为发展瓷器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这就是陶瓷史上著名的“哥窑”和“弟窑”。哥窑土质细腻，以湖色釉见长，釉面有美丽的裂纹，是瓷器中的珍品，被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弟窑釉色葱翠，以梅子青为贵，光泽柔和，温润如玉，被誉为宋代名窑之巨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青瓷生产逐渐衰落。<br/>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对龙泉古窑进行了发掘和研究，终于使古老的龙泉青瓷生产重放光华。龙泉瓷厂建成后，很快就烧制出具有传统特色的鱼尾大花瓶，凤耳牡丹瓶和精美的茶具、食具等青瓷产品。不少产品再次成为驰名中外的艺术珍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龙泉青瓷就是中国人民赠送美国人民的珍贵礼物之一。近几年来，龙泉瓷厂在恢复传统产品的同时，跳出了单纯因袭仿古的圈子，不断设计出具有时代气息的生活用瓷。去年一种崭新的青瓷新品种——薄胎青瓷和青瓷釉下彩，又在龙泉瓷厂试制成功。前者使青瓷产品的重量大大减轻，胎薄有透明感，精巧玲珑；后者既保持“千峰翠色”般晶莹润泽的釉色，又恰到好处地添上柔和协调的彩色，两者交相辉映，使古老的青瓷别开生面。
第8版()<br/>专栏：<br/><br/> 布谷鸟（外一首）<br/> 王也路边长出嫩绿的小草，田间长出茁壮的禾苗，你从地平线上飞来，唱着去年一样的老调。布谷鸟呵，你别唱了，你要唱的谁还不知道！大家都忙着春耕春播，别惹人心情烦躁。嚯，好厉害的布谷鸟呵，站在枝头对我大发牢骚：我的歌声，在漫长的冬天里，用心火反复地进行了焚烧——只要还有不珍惜光阴的人，我就要唱到天荒地老，你这个从严冬走过来的人，难道听不出真情和美妙？……
第8版()<br/>专栏：<br/><br/> 春天，快进门吧春天唱着歌儿，来到了我们小镇。她看到泛绿的杨柳，她听着小鸟儿叫鸣。兴许心里太高兴，竟忘记走进我们家的大门。春天呵，你可知道，我家院子的墙脚下还潜藏着几许残冰？春兰花要呼吸新鲜空气，紫丁香要吮饮晨露甘霖，迎春花虽然冲破了地壳，但寒气还威胁着它的生命……春天呵，请快进门吧，进来以后，你就会知道许多事情。
第8版()<br/>专栏：<br/><br/> 这也是“不正之风”<br/> 张庆周<br/> 提起“不正之风”，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开后门、搞特殊化之类的问题。而现在有一些人身上，却存在着另一种“不正之风”，即不正派的学风。<br/> 这种不正的学风主要表现是：<br/> 对待上级文件、领导同志的讲话，不是着重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听“新鲜”。一旦无“新鲜”东西可听，就以“老一套”、“炒现饭”为由置于脑后；倘若听到一点“新鲜”，也只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这是其一。<br/> 说到联系实际，那也是联“上面”、联别人。对于这样的“实际”，往往谈论起来没完没了，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对于本单位、对于自己的实际，却不大喜欢一针见血地去联系。好象问题只是“上面”、外单位存在，至于自己嘛，虽有点问题，那也是外边的形势所迫，不得不那么办。这是其二。<br/> 对大道的正式文件，视如过眼云烟，对小道消息却爱打听，好发挥，常常听来一句话，传出一大篇，扰乱舆论，涣散人心。这是其三。<br/> 这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当前亟待纠正的一种不正之风。<br/> 风不正必为害。对于一般群众来说，染上这种习气，思想必然要开岔。而对广大党员，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来说，沾染了这种不正之风，就会严重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党是领导我们一切事业的核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通过党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传达到广大群众中来。党的各级领导和群众，对中央和上级文件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学风问题是党风和党性问题。对党的文件精神不严肃、不认真，是党风不正、党性不纯的表现。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好文件，不少地方由于学风不正，严重妨碍了有些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对这些文件的学习。由于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领会不全面、不准确，以致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一些不应发生的偏差。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严重问题，如果不加以克服纠正，必然会犯错误，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共产党员应当是个自觉的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动做好工作，而绝不应该自以为是。诚然，作为上级，发文件，作报告，应当讲究质量，不但要抓住时机确定印发那些非发不可的文件，召开那些非开不可的会议，而且能狠下决心坚决杜绝那些不该发、可发可不发的文件，杜绝那些不解决问题的会议。但是，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地对待文件和报告的精神，如果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应该以负责的态度提出来，而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品头品足和瞎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