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从1958年以来的历史看，由“速成论”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经济上“左”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急于过渡，结果在生产关系上一再出现盲目冒进；一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许多时候脱离了国力的实际可能，搞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结果在生产建设上一再出现盲目冒进。
犯“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建设。”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的根本困难所在。要使我国达到经济发达、人民普遍富裕的宏伟目标，需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艰巨的途程，决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对国情的认识越清醒，把祖国变成富强国家的决心就越坚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越能符合实际情况。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建设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这些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宝贵经验。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一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已经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耕作方法，建立起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工交企业单位已发展到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达四千八百多亿元，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这些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靠的前进阵地。看不到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三十多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过去，我们对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认识很不深刻，因而一直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加以清理，往往是经济情况一有好转，“左”的一套东西又贯彻执行起来，以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又酿成了一次新的错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继续走了一段弯路。这个历史教训再一次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且坚持下去，这是搞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稳步前进的重要保证。
经济建设上的主体错误
陈云同志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又说：“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把三十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清了，给我们清理经济建设中的错误指明了方向。
经济领域中的左倾思想由来已久。批评“小脚女人走路”，批评“反冒进”，左倾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和滋长。1958年以后，左倾思想和左倾错误就严重起来了。除六十年代初调整时期以外，“左”的错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而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全局性的错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主要是急于求成，是“速成论”。也就是陈云同志所指出的：“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作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或者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这种“速成论”的指导思想，总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本改变由于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屡犯“左”的错误的症结所在。
从1958年以来的历史来看，由“速成论”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经济上“左”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不断革命”，急于过渡，结果在生产关系上一再出现盲目冒进；一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许多时候脱离了国力的实际可能，搞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结果在生产建设上一再出现盲目冒进。历史证明，这两方面的冒进往往是携手相伴、并肩同行的。
过去我们在“速成论”的思想指导下，在处理生产关系的问题上，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往往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讲或很少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往往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讲或很少讲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充实和巩固。似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不再有一个充实和巩固的过程，否则就被说成把社会主义凝固化。似乎只有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这种变革又可以脱离生产力的现有水平，任凭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决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个劲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大作文章，一再犯“左”的错误。
我们在土改以后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急了一些。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过程中，步子迈得大了些，在初级社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直接地进入了高级社。在高级社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的时候，又要“更上一层楼”，急急忙忙地大搞“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短短数月之间，一哄而起，一拥而上，把全国99％以上的农户都组织到人民公社。并且强调人民公社不仅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而且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在城市里，也不顾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把个体经济一扫而光，并在越公越大越好的思想指导下，加速了小集体向大集体、大集体向小全民的过渡。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多次大搞“穷过渡”，很多地方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把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和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甚至集体经济的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等，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列宁在谈到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问题时指出：“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过去我们在对待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问题上采取的一些过左的政策表明：不仅生产关系严重落后于生产力的状况会使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且生产关系跑到了生产力的前面同样会使生产力遭到破坏。
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使经济建设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搞好综合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发展。过去我们在“速成论”的思想指导下，在经济建设上，只强调反对右倾和保守，不注意反对左倾和冒进；只是从政治上强调高速度发展的需要，不注意从经济上分析高速度发展的现实可能。从而，无视实际条件，不顾人民生活，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盲目地大上基本建设。多年来，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搞了几次大的冒进。
1958年在反“反冒进”的浪潮中搞了一个全面“大跃进”。农业上大放“卫星”，工业上大搞钢铁产量翻番，基本建设也争着上，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结果全面“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跃上去，反而造成了严重失调，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三年“大跃进”，损失浪费上千亿元，使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不得不实行退却。第一次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使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起来，在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几年欣欣向荣的局面。
接着，我们国家又陷入了十年大动乱。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和我们党的路线错误，经济工作中那套“左”的东西更加横行无阻了。大小三线建设在林彪的“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损失浪费巨大。工业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地下工程等等，也是摊子越铺越大，战线越拉越长。于是从1970年起连“冒”七年的积累率，平均每年高达33％，还连续三年发生了赤字。十年动乱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损失浪费国民收入极其惊人。这样，连同“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批判
“资产阶级法权”等生产关系方面的冒进，再加上政治大动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就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两次“大冒进”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犯了“速成论”的“左”的错误。“左”的错误主要表现是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重速度，轻比例；重基建，轻生产；重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重生产，轻生活；重生产，轻流通，等等。这些“左”的错误，在“左”的错误领导下，无法得到认真的清理。绝大多数同志虽然早已认识了“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但当时不准批评“大跃进”，还要年年
“高举三面红旗”。粉碎“四人帮”后，许多人心有余悸，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仍然不敢触犯“三年大跃进”这个禁区。所以二十年来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一直延续下来，这是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子。
新形式的旧错误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经济方面，我们对农业中大寨那套“左”的东西认识得较早，清理得较早，在工业战线对指导思想上那套“左”的东西则迟迟没有进行认真清理。这样，“速成论”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起作用，在1977年和1978年重犯了新形式的旧错误。
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我们本来应当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立即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进行认真的调整。但是，我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1978年经济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形势下，再加上我们向世界市场打开大门，一些同志仍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又迫不及待地迈开了“大跃进”的步伐。
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快步伐”，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毫无科学根据地一再坚持一定要按原计划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并规定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六千万吨，原油产量达到2．5亿吨，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于是，就大大提高积累率。积累率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1976年是31．1％，1977年提高到32．3％，而1978年进一步提高到36．6％，达到了仅次于“大跃进”时期的高水平。积累率的大幅度提高，反映着基本建设的急剧扩大。1976年仅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已达360亿元，1977年上升到364亿元，而1978年进一步上升到479亿元，比上年增加32％。这不仅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这次新的冒进特别表现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1978年我们打破长期闭关锁国的局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影响没有清理，再加上缺乏经验，头脑不够清醒，没有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把进口成套设备的规模搞大了。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引进外资的多少，同这个国家出口收汇能力的大小有一定的比例，超出了正常的比例，就会或者是借不到，或者是借到了到期也偿还不了。1978年我们一下子确定引进22个大型项目。这样大规模的引进超过了我们现有的偿还能力。而且，引进这些成套设备时，又没有认真地全面地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据估计，要完成这些项目的建设工程，还要再支出比引进它们的总金额高得多的配套投资。这样巨额配套投资更是我们目前财力物力所承担不了的。其次，引进项目选得不准。我们所短缺而又急需的电力、能源方面的项目没有引进。再次，我们对利用外资的方式和所付出的代价比较选择不够，没有全面衡量得失利弊。我们借用的自由外汇虽然很少，但利息相当高。
这几年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确实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除了要稳妥地确定利用外资的规模，注意择优选用外资的方式，合理安排外资的投向外，特别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解决衣食住行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把着眼点坚定地立足于国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万万不能象有的同志那样：资金、设备、材料等国内安排不上，就向国外借，向国外买，眼睛望着国外，两手伸向国外。这种想法和做法既不可靠，也不可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明确指出了十年动乱所造成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此后不久，党中央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强调调整是八字方针的关键。这本来应当成为经济工作的一个根本转折。但是，由于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情况认识不一致，对调整这一决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只想大干、不想下马的阻力仍然很大，而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经济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作怪，基本建设总规模没有坚决压缩下来，特别是22个引进项目该停的没有及时地停下来，地方和企业又盲目地上了一批新的项目，其他各项开支也有所增加。这样，近两年来出现了两个超过：一是计划分配的各项基金合起来超过了国民收入的生产额；一是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这就造成了财政连续两年发生较大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危及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的被动局面。
去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明确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受“左”的思想危害，从而端正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为我们摆脱多年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确定的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的重大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基本国情出发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民主革命所以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摸清了中国的国情，纠正了“左”的错误，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革命道路。全国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搞冒进，跌跤子，犯“左”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过去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一样，必须首先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统一全党思想、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一条。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呢？陈云同志最近指出：
“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建设。”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的根本困难所在。日本和欧美等国家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
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这个基本的国情说明了什么呢？困难又表现在哪里呢？
这样的一个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反映了我国的落后的经济面貌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八亿农民搞饭吃这个事实表明，农民还以手工劳动为主，劳动生产率很低，广大农村还处于半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马克思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农业生产还很落后、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民还提供不了很多剩余产品。时至今日，我国粮食生产的净商品率只有15％左右。按照统计部门的测算，目前粮食分配的比例大体是：农民口粮占60％，种子、饲料、集体储备和其他集体留粮占20％，国家征购、议购占20％（其中返销约5％），如果按每年生产粮食6，500亿斤计算，商品粮约为1，000亿斤。这些粮食供应近1．6亿非农业人口和工业等方面的用粮，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在长期内，每年还要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糖料、烟叶、麻类、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商品率一般超过85％；油料的商品率为55％左右；猪肉和水产品的商品率为65％左右。1978年上述八种大宗经济作物和畜产品、水产品，国家收购的总值为一百九十多亿元。加上商品粮食总值133．6亿元，再加上其他所有农副产品的商品总值230亿元，共为555亿元。这就是说，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只能提供价值大约70元的农产品。1979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当年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农产品也不过80元多一点。农业对经济建设具有很大的约束力。我国农业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直影响着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但总的来说，工业生产技术装备还是落后的，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还是不高的，他们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很有限。由于工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是很低的，每年能够创造的国民收入是不多的。所以，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了用于满足十亿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以外，能够作为积累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是很有限的。而剩余产品的多少及剩余产品率的高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过：“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7页）剩余产品的多少及剩余产品率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和满足社会需要水平的主要标志。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剩余产品越多，剩余产品率越高，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如上所述，我国的剩余产品不仅绝对量少，相对量更少。这就是我国的国情带来的主要困难，而且是短期内很难摆脱的困难。再加上我国耕地面积和自然资源按人口平均计算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又少，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又落后，困难就更大了。
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困难表明，要把我们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变为先进的生产力，真正达到国家经济发达、人民普遍富裕的宏伟目标，需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艰巨的途程，决不能急于求成。资本主义从产业革命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水平，一般地都经历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其他条件，虽然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但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因此，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今后二十年所能达到的现代化的水平只能是一个初步的水平，也就是使我们国家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还不可能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然后，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经过长期努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有打一场“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战略方针，不要指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出现什么奇迹，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本事。过去提出的“超英赶美”、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一连串“左”的口号，搞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等一系列“左”的做法，其认识根源恰恰在于没有真正体察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
我们强调认清国情和困难，决不是因此而消极悲观。我们对国情和困难的认识越清醒，越彻底，我们把祖国变成真正富强国家的决心就越坚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越能符合实际情况。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所要求的。我国有十亿人口，80％在农村，必须使他们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得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国家建设。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才能稳定。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也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这应当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应当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国策”。过去我们所以一再犯“左”的错误，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只重视“生产的消费”，不重视“消费的生产”，没有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挖了人民的必要消费去搞建设。今后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干了，必须把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兼顾起来，保持平衡。历史证明，如果不兼顾，只搞建设，只顾一头，结果建设也搞不上去。当然，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要做到两方面都很宽裕是不可能的，只能大体上做到比较紧张的平衡。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建设规模是否和国力相适应，有一个根本界限，这就是每年用于基本建设的社会产品，只能是物质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它不仅不能挤占用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而且不能挤占必要的行政、国防等费用，也不能挤用于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做到了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就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和物资供应平衡。基本建设超过了上述界限，就是和国力不相适应，就是不量力而行，就会破坏三大平衡，就是冒进，就会出现经济混乱。
“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这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条宝贵的经验。这不仅是为了使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把生产建设计划放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而且是为了提高宏观经济效果。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只有基本建设才能扩大再生产。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充分发挥和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能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说：“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加；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98页）我们国家穷，实现四化要把重点放在充分利用现有企业这个基础上，放在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上。因此，要先挖潜、革新、改造，然后再新建。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集中大量的资金建设新厂子，特别是投资大、工期长的重工业厂子。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的，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今后再不能走这条老路了。我们应当寻找一条新的路子，这就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走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
总之，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统一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点上来。一定要记取“速成论”的教训，再也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预言和口号，提出不能实现的高指标，而要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循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