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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瑞典交往源远流长
吴迎春
中国在亚洲的东部，瑞典在欧洲的北部，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国情各异，但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十八世纪初期，两国就开展了贸易往来，1733年中国瑞典开始通商，以后从海上逐渐发展两国的友好贸易。1868年，当时的清朝政府派出大臣出国游历，曾向瑞典递交了国书。1909年，瑞典也派遣使节来华递交国书。
新中国诞生以后，瑞典于1950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瑞典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建交以来，瑞典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我国发展贸易往来，并于1957年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此后中瑞官方的和民间的往来日益增多。
近年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我国副总理、外交部长、人民银行行长等先后访问了瑞典。瑞典的教育大臣、工业大臣、国家银行行长和克里斯蒂娜公主也先后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这期间，我国去瑞典访问的贸易、科技考察和文化、体育代表团、组多达一百多个，而瑞典来华的各类代表团、组也很多。
中瑞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为双方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两国签订了有关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79年，签订了政府间新的贸易协定，并设立了中瑞贸易混合委员会。1980年2月，瑞典政府正式给予我国普惠制待遇，同年9月，瑞典近百家重要的工业和外贸公司成立了瑞中贸易理事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瑞典主要向我国出口五金、矿山设备、机械、纸浆纸张、特种钢材等商品，我国则主要向瑞典出口纺织品、工艺品、化工产品、粮油食品、土畜产品和矿产品等。
两国的科学家和文化体育界人士频繁交往，我国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在瑞典学习，我国有四名科学家被瑞典的一些科学机构聘为国外院士。
中瑞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愿望。瑞典首相费尔丁曾指出，尽管瑞中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瑞典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不仅在政治上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而且在贸易、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各方面都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我国同样希望发展同瑞典的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次瑞典首相费尔丁的来访，将使两国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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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美国通讯
总统遇刺与管制枪枝之争
本报记者 张彦
每当知名人士遭到枪击，美国社会就要出现一场关于要不要管制手枪的辩论。去年12月音乐家约翰·列侬之死引起的辩论才平息不久，里根总统的遇刺立刻又引起了新的论战。人们纷纷愤怒投书报刊要求国会通过法律管制手枪制止暴力犯罪上升，他们大声疾呼：“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何以会如此呢？只要看看几个基本事实和数字，就不难理解。据联邦调查局公布的官方统计，1979年，美国平均每24分钟发生一起谋杀案件，全年共计21，456起（比头年上升10％），其中10，728人是被手枪打死的，也就是每50分钟有一个人死于手枪下。1980年，这个数字继续上升。里根遇刺第二天发表的消息说，暴力犯罪这一年又上升13％，是十多年来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连最高法院法官沃伦·伯格也认为，美国“维持街道、学校以及老百姓家庭起码安全的能力已经发生疑问”。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十分担忧和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散在全美国的手枪竟达5，500万到6，000万枝，而每年在市场新出售的还有200万到300万枝，平均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一枝手枪。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美国曾经宣布禁止进口所谓“星期六晚特别号”的廉价手枪。然而，手枪商只消改为进口零件在美国装配，就不算违法了。凶手欣克利行刺里根总统时用的那枝左轮手枪，就是用西德零件在美国装配的。
许多人认为，美国暴力犯罪率高与民间手枪太多有直接联系。他们坚决主张对手枪实行严格管制。他们组织了各种团体向社会和议会呼吁要求通过法律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另一部分人认为，拥有枪枝是美国建国早期的传统，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携带和保持武器的权利。有的人反对手枪管制是认为只有自己有枪才能在这样危险的社会里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组织为反对手枪管制而展开活动，其中最大的“全国枪枝协会”，号称拥有180万会员。这两股势力之间的斗争，已有几十年历史。虽然少数州或市对手枪的买卖和携带有严格的规定，但全国始终通不过一个管制手枪的法律。这是因为反对管制手枪的“全国枪枝协会”实力非常雄厚。他们拥有一支庞大的专职说客队伍，长期对议员施加影响，他们得到制造和行销手枪的大老板们财政上的有力支持。议员中反对管制手枪者大有人在。里根总统本人长期以来也是反对管制手枪的，因此人们都在等待看他这次遇刺以后是否会改变态度。他们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枪本身并不杀人，是人杀人”，任何法律也阻止不了罪犯获得枪枝，而拥有枪枝是公民不容剥夺的基本权利。
两位兄长都死在枪下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里根被刺以后尤为激动。他认为，美国“已经变成犯罪世界的军火库”，“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躲开枪枝管制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对于1981年的美国，要控制犯罪就要管制枪枝。”但是，他也深知要在国会通过什么严格管制的议案是不可能的，他因此作了某种妥协，准备支持通过较温和的管制法案，例如禁止进口枪枝零件等等。
在这次的论战中，许多人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实行不实行手枪管制，而是在于：现代文明的美国怎么成了恐怖的世界？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在他最近一篇专栏文章里，把目前所面临的现实称作“美国病”。他说：“美国的疾病与其说是暴力，不如说是天真。我们硬要把今天工业社会承受的各种压力和建国初期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扯在一起。我们假装暴力与武器、刺杀与枪枝之间没有关联。这纯粹是蒙起眼睛自欺欺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日的社论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管制枪枝和教育人民，“但是，即使如此也是不够的。问题的核心是美国整个的道德和精神世界。令人鼓舞的是有迹象表明人们越来越关切着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因素——电影和电视中的色情与暴力，黄色的淫荡书刊，学校里的打架和吸毒，办公室里的贪污盗窃，街道上和家庭中的抢劫。不过，对于可以滋生暴力和恐怖的这种道德败坏的关切还只是孤立的现象，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不能容忍。”
女专栏作家爱伦·古德门似乎很悲观，她已经预言未来几个星期中，将和过去一样，各方面都会大叫大嚷一番，然后又一切归于平静。她说：“暴力的浪潮已经席卷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遇到什么不合理现象，什么突发事件，什么罪恶现象，我们的感情已经麻木了。现在，过去不敢相信的事情我们都相信了。当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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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糖与健康
在发达国家，龋齿病（即蛀牙）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专家们认为，这与食糖消耗的日益增长不是没有关系的。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办的一个杂志上，英国教授贝特拉姆·科汉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发达国家常见的龋齿病是由于酸对珐琅质的浸蚀引起的，而酸又是因口腔里的细菌使附着在珐琅质上的糖发酵而产生的。
联合国卫生组织曾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百分之三十的三岁以下的幼儿、百分之五十的五岁儿童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年人都患有龋齿病。在暂时还不发达的南美洲，一些食糖耗量日增的国家，龋齿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在远东，一些食糖消耗低，每人每年只消耗五至十五公斤的国家，龋齿病就较少见。然而最典型的例子是位于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该岛的岛民过去长期生活在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状态中，当时该岛实际上没有龋齿病。后来，由于同西方世界的频繁接触，食糖耗量不断增长，现在几乎所有的岛民都患有龋齿病。
据苏联《健康》杂志报道，苏联E·A·别尤尔教授认为喜欢吃甜食，对肝脏十分有害。多余的糖在体内变为脂肪，积聚在皮下组织与肝脏中，引起肝脏脂肪化。
面对着食糖消耗日益增长的现实和消耗过量给人带来的危害，在美国，一些人已经提出建议，要求在任何含糖的食品的包装上印上“糖可能在危害着你的健康”的警告。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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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勒比的“幽冥之国”
郭伟成
“……叹息声，抱怨声，悲啼声，在没有星光的空气里面应和着”，“千奇百怪的语言，痛苦的叫喊，可怕的怒骂，高呼或暗泣，拍手或顿足，空气里面骚扰不已，永无静寂……”。
这是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地狱的“幽冥之国”。事实上当然不存在那样的境界，诗人是以此来鞭挞封建专制和教皇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那“遍地都沉重地掩盖着罪孽”的世道。
人类历史的发展早就埋葬了罪恶的中世纪。但是，今天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人们却重新看到如同“幽冥之国”般的悲惨情景，那就是海地。人们把这个国家称作“西半球最贫穷的、西方最愚昧无知的国家”，而海地独裁政府则有“鞭子政府”之称。
说海地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并非夸张之词。海地的现独裁者让—克劳德·杜瓦利埃，一个29岁的青年，十年前从他父亲、号称“老大夫”的老杜瓦利埃手中接过了海地的权力之杖。这个家族依赖着暴力手段，秘密警察，已经整整统治海地23年，海地人民的境况因而每况愈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早年行医、后来在外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称为“老大夫”的独裁者，却是一个嗜血魔王。他野蛮、残忍，抓住反对派后竟能活活剥皮、烹吃内脏。他奸诈、愚昧；为了恐吓和控制人民，竟身着黑衣，把自己打扮成非洲原始宗教伏都教的星期六神。想不到，但丁在中世纪的诗篇中描绘的那些可怖的地狱鬼怪，竟可以在现代海地找到它的影子。但丁曾用象征贪欲的母狼暗指中世纪的教皇统治。他写道：“她的本性非常残酷，肚子从来没有饱足的时候，愈加吃得多，反而愈加饥饿”。真的，到了杜瓦利埃二世的海地，这个家族的贪欲丝毫也未曾有所收敛。现在，杜瓦利埃家族搜刮得来的财富估计已达五亿多美元，大部分都存在瑞士银行。以这个家族为中心的一小撮富豪，仅仅占海地人口的5％，却占有海地90％以上的财富。另一方面，这个小岛国却已民穷财尽，它的外汇储备几乎等于零；十个人中有八个人在挨饿；80％的人是文盲；十个劳动力有六个是失业的；平均每人年收入一百多美元；成千上万的人逃亡到异邦他乡；成千上万的人无辜罹难；监狱里天天都有人死去；在押犯中居然还有不足八岁的儿童。一家美国报纸的文章说：“人类的悲剧在这块赤贫的土地上到处可见。”
尽管海地不断地因为极度的贫困而从国际上获得大笔大笔的经济援助，海地人民却依然天天在挨饿、呻吟、死去。美元、法郎、英镑统统被杜瓦利埃家族所吞噬、挥霍，被那些独裁者赖以维系生存的官僚、军警们所占用。杜瓦利埃二世的一个婚礼就花费了500万美元，统统由内阁预算支付。而政府的雇员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听任削减工资。杜瓦利埃的鼓吹者在欧洲和美国报刊上刊登广告说：“海地，投资的天堂，从来没有罢工的国度。”当然没有罢工。假如有人敢铤而走险，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因为这个独裁政府的镇压是极其残忍的；半夜袭击、肢解人体和屠杀等等恐怖手段，把屈辱的人们变成了杜瓦利埃家族的奴隶。
人们常说，恶有恶报。杜瓦利埃家族当然也不会逃脱报应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海地人是于1804年在西半球最先取得独立的。他们是自豪的人民，决不会永远忍受政府的腐败、警察的镇压以及卑劣的施舍。海地的燃点将到。如果历史是指针，那将表明，以后的爆炸会比今天破坏萨尔瓦多的力量泼洒更多的鲜血，引起更多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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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话瑞典
维明
人才辈出
瑞典与我国相距遥远，但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她是诺贝尔奖金的祖国。每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授奖仪式，是世界科学巨匠的盛会。18世纪的瑞典博物家林耐，创造了“双名命名制”，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恩格斯曾将他的名字同牛顿相提并论。我们普遍使用的摄氏温度计是瑞典天文学家安德什·摄尔休斯发明的，摄氏一词就是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在文学艺术方面，瑞典也是人才辈出。伟大的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闻名世界，女作家赛尔玛·拉格洛孚的著作《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和《骑鹅旅行记》已经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世纪两位轰动一时的杰出电影名星葛丽泰·嘉宝和英格丽·褒曼都是瑞典人，她们都出生在秀丽的斯德哥尔摩，并且在那里开始她们的艺术生涯。网球大王博格及乒坛名将本格森更为我国人民所熟知。
森林和湖泊之国
以人口而论，瑞典是一个小国。全国人口八百多万，与北京市差不多。若以国土面积来说，瑞典则是欧洲的大国。瑞典国土面积为449，000平方公里，在欧洲仅次于苏联、法国和西班牙，居第四位。
瑞典国土狭长，南北长一千五百多公里。狭长的国土带来自然气候、经济作物和人口密度的差异。南部为海洋性气候，较为温暖；北部位于北极圈内，气候严寒。3月间南部已是春光明媚，最北部5月份仍然冰雪覆盖。南部斯考耐地区的农作物生长期为八个月，而北部的诺尔兰地区仅三、四个月。全国90％的人口居住在南半部。
瑞典森林资源丰富，面积达2，350万公顷，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5％，全国平均每人差不多有三公顷。水域广阔是瑞典地理上的又一特点。它共有湖泊九万二千多个，总面积达38，000平方公里。最大的维纳恩湖，面积5，580平方公里，为欧洲第三大湖，也是瑞典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瑞典中南部四大湖相连，形成一大水系。这是瑞典的低洼地区，在古代整个地区都曾淹没在水中。许多湖泊都与河流相连，全长190公里的耶塔运河将维纳恩湖和维特恩两大湖连接起来，沟通了瑞典东西之间的水上交通。茂密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覆盖着瑞典广阔的国土，堪称森林和湖泊之国。
富有特点的经济
瑞典工业发展较晚，到本世纪初期还是欧洲比较贫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瑞典还靠借债度日，并曾作为原料和半制成品的供应者而依附于外国资本。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瑞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约为12，500美元，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瑞典的发展变化同瑞典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经济密不可分。
瑞典充分利用铁矿、森林和水力三大资源，发展采矿、炼钢、机械、造船、造纸等工业。它生产的滚珠轴承、特种钢、凿岩机、矿山设备、电讯设备、分离机、自动灯塔、可调螺旋桨推进器、纸张、纸浆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享有盛誉。
瑞典农业的特点是机械化程度高，畜牧在农业中占重要位置。农作物大部分直接为畜牧业服务。瑞典从事农业的人口约占整个就业人口的5％，但它所提供的粮食、牛奶、黄油、鸡和鸡蛋自给有余，尚有一定数量的出口。除南部的斯考耐省之外，总的说来，瑞典的土质和气候对于发展农作物并不十分优越。瑞典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实是值得钦佩。（附图片）
斯德哥尔摩老城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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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连载
山国怒火
本文是法国新闻记者P·弗朗塞斯希所写的《他们选择了自由——阿富汗战争》一书中的一个章节。他在去年年底同法国摄影记者P·马努基昂一起，进入阿富汗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进行战地采访，亲眼看到了阿富汗游击队和人民宁死不屈地英勇抗击苏联侵略者的情形。回到法国以后，弗朗塞斯希把他的见闻写成书，由法国阿尔托出版社出版。本文由朱福铮编译，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队伍出发了
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我看见阿明肩上挎着枪，快速向我们这边爬上来。从早晨起，我们就一直隐蔽在岩石下，每当俄国直升飞机从我们头顶掠过，我们就赶紧用篷布将自己蒙起来，高大的骆驼也蜷卧着隐藏在岩石下。
阿明气喘吁吁地坐到我旁边，递给我一叠纸，他说：“这是我们的人刚从两个家伙身上搜到的，这是两个阿共（即傀儡头子卡尔迈勒的党）间谍。他们自称是游击队员。但是，你看看这一叠纸吧。”
说着，阿明翻着这叠纸说：
“这是一些五十阿富汗尼的新币，真正的游击队员是不会要这些钱的。俄国人用重金来收买与他们合作的人，可是一旦他们不再需要时，就会一个子儿也不给的。”
“这是一张名单，上面有我所认识的阿共党员的名字。你看，这是一封有阿共笺头的信，这说明这两个家伙是阿共党员。”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道。
阿明想了一会儿，眼神有些茫然地说：“阿蒂和别人说应当马上把他们枪毙。”
从阿明讲话的口气里，我知道他对这个意见是不满的。我也觉得马上把他们枪毙也太草率了。我说：
“如果你们现在就打死他们，你们的作法就同俄国人和卡尔迈勒的人一样了。而如果你们审问他们，给他们申辩的机会，那就证明你们是仁至义尽的好人。”
我的朋友微笑着说：“对，你讲得有道理。我们应当审判他们，我们得押着他们同我们一起走……”
阿明站了起来，向在山下的游击队员挥了下手，让他们把俘虏押上来。
他们是两个城市青年。卡尔迈勒政权很不得人心，连合作分子也很难找到。为了对付游击队，他们只好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一些人当奸细。
这两个人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决了，所以神色异常紧张，在回答阿明的问题时有好几次都前言不搭后语。
后来，阿明把这两个人交给阿塞姆看管，我们重又隐蔽在嶙峋山岗的怪石中。
日落之前，阿明从山下带回了最新消息：占领加德兹河谷的苏军好象正在向西部的加兹尼方向移动，有一支人数不少的游击队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集结，准备穿过平原。
阿明准备与这支游击队一起行动，以便穿过喀布尔至坎大哈的公路。
“现在该出发了”，阿明说，“我们同莫科和阿塞姆押着俘虏一起走，我得把反坦克火箭筒也背上。”（附图片）
本书的作者与阿富汗游击战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