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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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群众热情支持凤凰车增产
本报1月2日发表上海自行车三厂正副厂长写的《生产条件稍加改善 凤凰车还可增产》、2月21日本报记者写的《希望有关部门支持上海增产名牌自行车》及2月22日读者写的《我们愿意给凤凰车投资》四封来信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到3月上旬,共收到北京、上海、江苏、辽宁、湖北、河南、安徽、陕西、甘肃、广西、河北、山东、湖南、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等地读者一百二十多封来信,表示愿意支持上海自行车三厂。有的以单位名义表示要用人力、物力来支援,有的几十人签名要求有关方面重视,有的全家老少合署,倾诉他们的迫切要求。许多来信人都说:厂长的呼吁值得同情,记者的希望有理,读者的建议可行。
上海黄渡联合无线电木壳厂筹建组孙正兴说,他们厂是上海仪表系统与嘉定县合办的,已征地20亩,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厂房。现因原料困难,已决定下马。他们愿意把厂房让给上海自行车三厂。
沈阳变压器厂企业管理办公室赵殿祥说,他们厂愿为上海自行车三厂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300万元,待自行车厂扩大生产之后,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用超产的自行车等价支付给他们就行。如能这样做,就解决了他们厂职工上下班缺乏交通工具的困难。
黑龙江驻军某部杜晨说,在当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人民投资,支持工厂扩大再生产,既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又给人民带来方便,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们单位的同志们愿意集体拿出一万元,支援该厂,一二年后付给自行车50辆,多退少补。
鞍山钢铁公司铸管厂工会仲伟隆、陈忠明说,他们厂很多工人拿着《人民日报》发表的厂长、记者、读者的来信到工会,说愿意先预付车款,一二年后取车。信中还说,他们在工厂初步摸了下底,有一千多人要买凤凰车,大家让他们代笔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样,沈阳线材厂24人也联名来信愿意预付车款。
河南邓县十村公社社员王丽存说,几年来他们手里捏着钱,一直盼望买辆凤凰车,有时做梦还梦见骑上凤凰车,在公路上飞。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来信后,立即念给大伙听,大伙都赞成预付车款,当场就有11人报名,几年拿车都行。
河南平顶山矿务局王野生说,他家有四个儿子、四个儿媳,还有一天天长大的孙儿孙女,需要12辆大链套车。看到“凤凰厂”资金困难,他们愿把手里已准备好的买车钱二千元拿出交给该厂,1982年末1983年初给车就行。
湖北江陵县石油公司唐德全说,他们觉得预付车款好处多。一、能集中社会上的大量游资,弥补国家资金困难。二、长期买不到车的人,特别是农民的殷切愿望可得到实现。三、消除紧俏商品开“后门”和私分的不正之风。
保定地委刘健提出如下做法:一、由上海自行车公司印发“预购卡”,以三联形式写明:预购者姓名、单位、购车型号、预付金额、交货日期。二、在各报刊登预售广告,说明预售哪几种型号、方法和注意事项。三、由商业部门委托各地自行车商店或五金店作为代办机构。预购金不付利息,交货日期可暂定二年左右。
看来,增产自行车的资金、厂房是有可能解决的,2,000千瓦的电力怎么办?能否用重工业下马单位省下来的电补上去?
很多来信还提出,一些供求紧张的商品,如上海产的缝纫机,能否都照此办理?采取群众预付款的办法,可能是解决国家资金不足和防止游资冲击市场的一个措施。
有的读者提出,上海应该输出技术,积极帮助其他地区提高生产水平,否则在上海再投资、再发展,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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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赞歌
读了2月10日《南京日报》头版登载的《事关人命,万分火急》的通讯后,深深感到这是一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赞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建议《人民日报》转载。
南京警备区某部 徐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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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提高35毫米影片租价弊多利少
河南省文化局从1980年8月提高35毫米影片租金的规定,引起群众强烈反应。
原来,每放映一场,公社电影放映队向国家交片租费五元,因此,只向大队收费25元。现在,每放映一场,要交片租费30元,因此向大队收费也由25元增到50元。
片租费提高,放映场次不断下降,收入大大减少。我们大桥公社电影放映队,在1979年8月至1980年8月放映35毫米影片143场,平均每月12场。1980年8月提高租金后,到1981年2月的五个多月内,只勉强放映了二场,与原来同期相比,少放映66场,以每场收费25元计,少收入1,650元钱。五千多元一部的35毫米放映机只好闲置不用。
建议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深入基层,作一番调查研究,结合农村的实际状况,重新调整35毫米影片租金。
河南尉氏县大桥公社
苏合亭 宋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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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拍些卫生科技影片
我是个卫生防疫人员,常到农村进行疾病防治工作,发现有些群众对卫生知识还了解不多,特别是对食盐加碘预防地方性甲状腺肿,认识模糊。我区有这种病的县,群众却大量购买无碘盐吃。据我们调查,迁西县新集工委片,1979年1—9月出售碘盐521,084斤,按每人每月一斤盐计算,少销三千多斤。1980年第三季度销119,716斤,同样按每人每月一斤盐计算,少销二万多斤。我们又抽查了20户,发现17户食盐无碘。九万多斤无碘盐流入病区,使地方甲状腺肿病情严重回升。
我们也曾采用多种形式宣传,但毕竟面很窄,收效不大。如果有计划地拍一些卫生科技片,普及卫生知识,只要通俗易懂,群众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易于接受。建议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央卫生部门重视弥补卫生战线这一空白。
河北唐山地区防疫站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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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欢迎电影和戏剧连环画
一些边远地区和偏僻农村,一年到头难得看上一次戏,电影有时也要一两个月才能看上一次。所以,每当供销社进了一批连环画,特别是电影、戏剧连环画,立刻就会被小学生和大人抢购一空。因为花一角钱或二角多一点买一本,阅后就差不多等于看了一部电影或一场戏。
建议多出版发行一些电影、戏剧连环画。
广东信宜县高坡公社六琶小学 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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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推荐

  “事关人命,万分火急”
去年11月上旬的一天,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办公室收到一封由广州寄来的信。一拆开,八个大字跃入眼帘:“事关人命,万分火急!”这封挂号信,是一位心脏病患者的女儿写来的。她呼吁:“研究所的叔叔、阿姨们,救救我母亲,救救我们吧!”
朱本盛工程师读完信,记起了7月间湖南一家医院给他来信,要求代一位病人购买一台由他研制、设计的埋藏式心脏起搏器。现在写这封信的正是购买这台起搏器的患者的女儿。患者叫田运兰,是湖南大庸县肉食水产公司的干部。她丈夫患肝癌病逝,留下三个儿女,两个小的尚需抚养照顾,因伤心、劳累过度,她患了心脏房室传导阻滞症,曾有三四十次心脏停跳,最长达四十分钟。从此,她只能卧床依靠滴液来维持。由于长期扎针输液,手臂皮肤变硬变厚,注射无法下针。为此,医生建议她购买一台心脏起搏器。
湖南省这家医院收到机器后,由于没有做过这种手术,就把病员转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对起搏器进行测定,发现电流量很微弱,认为不能带动心脏跳动,于是就把“机器不能使用”的结论告诉了病员和病员家属,并希望能在一周内另外设法买到起搏器。年轻的姑娘守候在妈妈床前,透过满眼的泪水,望着这台不能使用的心脏起搏器,想起了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的叔叔、阿姨们,立即写了这封恳求信,并把起搏器寄回研究所,希望能赶修或调换一台。
“救救我母亲,救救我们吧!”的呼声在朱工程师耳边回响。机器不能使用,他感到千斤重担压在心头。这时从邮局取回的起搏器已送到他手中。他立即检查,一个个数据表明,机器完全正常。大家帮他分析,认为可能是医院对机器性能不了解,不会使用。他算算时间,邮包在路上已经过去了四天,写信或回电报,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让病人来南京治疗吧,长途跋涉,危险太大。是否自己去广州,并请江苏省工人医院有经验的医生一同前往?
报告送上去,所长批准了。电话打到工人医院,医院同意派有经验的医生前往。电话挂到民航局,民航局决定优先安排飞机票。长途台接通广东省人民医院转告病人,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将派人前往,请就地等待。
老朱启程了,他除了带着寄回的那台起搏器外,还带了两台备用。民航机穿云破雾向南飞行,但他总觉得太慢。这体积略大于火柴盒的起搏器,重不过二两,他却感到有千斤分量。
他们研制的起搏器,主要是和省工人医院合作,开展临床应用。在使用起搏器的六十多例患者中,最长的已达一年零十一个月,还没有因机器发生故障而出现死亡,不少患者不仅减轻了痛苦,而且生活还能自理,有的甚至还能做些轻微劳动。这些情况,说明机器的性能是可靠的。这一次,怎么会不灵呢?
终于到达广州了。
第二天,工人医院的廖铭扬医生也赶到了。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安排下,手术开始了。老朱坐在观察室电视机前,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医生的每个动作。手术很顺利。这台往返数千里的心脏起搏器,带着阶级兄弟的温暖,植入患者体内。当病人离开手术室时,老朱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轻松地嘘出了一口气。
手术成功了,心跳恢复到每分钟七十二次。喜讯不胫而走。其他心脏病患者看到病友田运兰绝路逢生,起搏器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都急切地要求买到。购买起搏器的恳求信一封又一封送到老朱手中。老朱本来要将两台起搏器带回的,现在为难起来了。只好将一台留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一台送到广州市铁路中心医院。两家医院赶在朱、廖启程之前为病人动了手术。
朱本盛回到南京后,一封封感谢信也接踵而来。读着那些发自肺腑、热情洋溢的信,同志们无限喜悦。过去有的同志把研制起搏器看作“冷门”,现在才感到这“冷门”并不冷。是的,科研的道路是宽广的,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多种多样。作为科技工作者,视野一定要宽阔,一定要立足于为民造福。
李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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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
  ——关于保护圆明园遗址的问题
编者按:下边几封信对本报1980年12月26日发表的段运怀(原误为段巨怀)同志不同意修复圆明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或提供了一些情况。也有同意段文的信,因其观点已包括在段文内,故未予选登。
  许多知名人士赞成整修圆明园
圆明园是清朝鼎盛时期,继承我国三千年来的优秀造园传统而兴建的最宏伟、最幽美的名园。当时驰名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它也是当时政治活动与文物艺术品珍藏的中心。后来被毁于帝国主义者手中。
周总理在五十年代曾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恢复。”
不幸,十年动乱期间,圆明园遗址遭受严重破坏,直至今天,私自挖掘凿毁的现象仍有发生,令人深切忧虑。
去年8月,在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上,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一致认为:没有对遗址整修的正确方针与全盘规划,没有有步骤、有计划的整修措施来积极地保护,目前的破坏行为是难于制止的,不要多久,这一历史名园的遗址将不复存在了。因此,会议提出了“保护、整修与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
倡议提出后的两个月内,即有1,575人签名,其中包括人大与政协的代表,建筑、规划、园林、历史、文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全国许多人积极赞助,有人提出捐献,有人提出了详细的整修方案,也有外国学者闻讯签名表示支持的。
现在我们正在汇集整理审核有关倡议和具体建议,然后将转报政府及人民代表机关。
中国圆明园学会
筹委会办公室
  整修圆明园公园是可能的
以目前国家现有财力,复原圆明园是不切合实际的,进行整修,使之成为遗址公园却是可能的。园林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叠山理水、植物(树木、花卉)配置、园内建筑等。历史上的圆明园是个水景园,以水为主体。现在园内原河湖水系基本尚存。可以此为基础,逐年清整并充分利用(放游船、种经济水生作物),铺设简易园路,筑起围墙,进一步植树绿化,清理建筑基址等。对造价高、费工料的建筑的整修,头几年可不进行,待有条件时再讲。逐年整修,逐步开放,如此办法,花费不了多少钱,就能把事情办好。事实上,现在国家每年都拨一部分资金用于园内绿化及清理工作,缺少的就是总体规划及实施细则。如认真抓一下,几年后,遗址公园会初具规模,既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可积累资金。
圆明园管理处管理组
  不是大兴土木
我想,整修圆明园有很多好处:一、复生古老文明,振兴民族精神。二、美化首都,丰富人民生活。三、继承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建园的同时培养一支中国古代园林建设队伍。四、减轻首都其他公园的拥挤状况。
对段运怀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可做如下说明:
一、整修工作是逐步进行,并不是大兴土木,并不马上需要巨额投资。
二、可由整修筹建单位广为宣传,提出设想、规划,广泛号召募捐。这一条搞好了,能解决大问题。由筹建单位定出规划、措施,明确进度,成立用款监督机构(可由建设银行负责),定期公布工程进度和用款情况。
三、组织真正出于自愿的义务劳动。
四、今天整修圆明园,不同于封建皇帝时代。它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我月工资四十多元,如果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并负责筹集几百元。)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
赵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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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整修圆明园公园是可能的
以目前国家现有财力,复原圆明园是不切合实际的,进行整修,使之成为遗址公园却是可能的。园林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叠山理水、植物(树木、花卉)配置、园内建筑等。历史上的圆明园是个水景园,以水为主体。现在园内原河湖水系基本尚存。可以此为基础,逐年清整并充分利用(放游船、种经济水生作物),铺设简易园路,筑起围墙,进一步植树绿化,清理建筑基址等。对造价高、费工料的建筑的整修,头几年可不进行,待有条件时再讲。逐年整修,逐步开放,如此办法,花费不了多少钱,就能把事情办好。事实上,现在国家每年都拨一部分资金用于园内绿化及清理工作,缺少的就是总体规划及实施细则。如认真抓一下,几年后,遗址公园会初具规模,既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可积累资金。
圆明园管理处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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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不是大兴土木
我想,整修圆明园有很多好处:一、复生古老文明,振兴民族精神。二、美化首都,丰富人民生活。三、继承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建园的同时培养一支中国古代园林建设队伍。四、减轻首都其他公园的拥挤状况。
对段运怀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可做如下说明:
一、整修工作是逐步进行,并不是大兴土木,并不马上需要巨额投资。
二、可由整修筹建单位广为宣传,提出设想、规划,广泛号召募捐。这一条搞好了,能解决大问题。由筹建单位定出规划、措施,明确进度,成立用款监督机构(可由建设银行负责),定期公布工程进度和用款情况。
三、组织真正出于自愿的义务劳动。
四、今天整修圆明园,不同于封建皇帝时代。它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我月工资四十多元,如果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并负责筹集几百元。)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
赵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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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耳闻目睹

  家乡寄来的包裹
春节前一个下午,接到大哥从湘西家乡寄来的包裹单。还在几个月前,他就一次又一次地来信,一定要我带全家回去过春节,说去年队里生产搞得不错,每人平均口粮650斤,鱼、鸡、鸭、鹅、大豆、花生样样都有,还准备了一头过年的大肥猪。
我还是1976年在老家过了个春节。那时家家户户冷冷清清,毫无节日气氛。直至年三十那天,四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才杀了三头一拢统一百五十多斤的猪,每户只分四斤肉。大哥因为是超支户,还减了一半,一家六口分得二斤肉。
年初三晚上,母亲对我说:“你大嫂到处在借鸡,明早要请你吃餐饭。”
“大嫂没有养鸡吗?”我问。
母亲叹口气:“唉,养是养了好几窝,都给农药毒死了。现在只剩一只生蛋老母鸡,全家要靠它下蛋卖钱买盐啊!”
初四早餐,大哥邀请了我和父、母亲入席。除开他作陪外,四个孩子一律不准上桌。当倒扣着的碗盖一打开,母亲惊讶地说:“你怎么把老母鸡杀……”。大嫂在旁一个劲使眼色,母亲不再说下去。其实我也明白了,这年头,哪家有多余的鸡鸭!大家刚把筷子举起,“哇!我要鸡腿。”才四岁的小侄女大声哭喊起来。我转头一看,背后一溜八只因缺乏营养显得特别大的眼睛,紧紧盯着桌上的菜碗。这些可怜的孩子,国家的动乱和灾祸也殃及他们。老早就扳着手指盼过年,年来了,又得到多少欢乐呢?我一块也吃不下去,三下两下扒完碗饭,就把孩子们一个个抱到桌上去。
这几年从信上知道,家乡大变样了,我多么希望再回去过一个春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年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了,只能回信向大哥表示歉意。想不到他却以包裹这种形式来补偿。包裹单上填的是“食品”。那意思很清楚,也让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兄弟,和他们共享一番家乡的好收成。
包裹是从火车上托运来的,“重量”一栏注明:“三十公斤”。我借了一部三轮车,才把一个大木箱领回家来。“吃的东西来了!”三个孩子欢呼雀跃。砰的一声,箱盖撬开了。“鸡、鸭、鹅、鱼、兔!”孩子们高兴地大声叫着,把一只一只薰卤得香喷喷、油渍渍的美味拎了出来。下一层是用精肉、豆腐、猪板油和猪血制成的“血粑”——家乡的特产,前些年这种传统的佳肴已绝了迹。再下面是大半箱花生。……
我忙把孩子们翻出来堆了满地的东西收拾起来,忽然老三在花生下面搜出两件黄鲜鲜、油闪闪的扇形物,大惊小怪地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老二好象满有把握地嚷起来:“牛耳朵!牛耳朵!”我一看,是猪耳朵。不过,我也愣住了,哪有这么大的猪?老大用尺量了一下,长八寸四,宽五寸半。天!莫说小孩,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猪耳朵呀!“信,信!”老三又从花生里抖出一封信来。信中说:“……去年3月我买了一头三十多斤的洋种猪。真是运来铁成金,喂了一年,到了上月,那猪长得站起来象头牛,请谁谁也不敢动手杀。没办法,只得去公社商量:卖给公社,杀后我留四分之一和全部下水加猪头。我把猪赶到公社,附近几里远的人都跑来看,公社书记拍着我的肩:‘你替我们公社创造了一个奇迹!’屠匠用电把猪打昏宰了,一过秤,净重482斤。我除拿回自己的外,还收入320多元钱。你最喜欢吃腊耳朵,现给你寄上……。”
一个包裹,寄来了大哥一家的欢乐和幸福生活,寄来了家乡的丰收年景,也展示着在党的政策的阳光普照下,农村面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福建三明重型机器厂
彭规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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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复反应

  承认错误,澄清问题
《人民日报》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四版刊登了一篇记者来信,题目是《必须刹住私分展品的歪风》。对此,我们是完全赞成的。确实,我们作风不正,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吸取教训,我们领导班子几次开会,对照《准则》,联系实际进行检查;并召开了两次党员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听取批评。然后订出了《十条规定》,要求全体党员和群众监督执行。
你报记者来信是根据广州市纪委工作组提供的材料写的。因为那份材料事先没有与当事人核对,其中一些事实有出入。第一、从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年五月,我们举办了五个交流会,扣除全部开支,不仅收入现金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八元,而且收入展具、展架等实物一大批,约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万元。这对我们今后开展对外交流打下了物质基础。因此,不能只看到亏损一千五百元,更不能说我们不讲经济核算。第二、我们在交流会期间,接收礼品、纪念品时,对于要不要、如何处理等问题,事先都请示报告过,上级主管部门以及省、市有关领导均有批示,我馆没有自作主张接收礼品。
广州市科技交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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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来函照登
你报2月15日三版刊登我处综合员白国祥的来信,反映“东北电管局转移国家投资年终突击花钱”的问题。经查:根据1980年12月13日国家计委、建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执行国务院11月30日电报的补充电报通知精神,属于小型基建职工宿舍的收尾销号项目,可以调整。东北电管局不存在“转移国家投资年终突击花钱”的问题。请予更正。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辽宁省分行中央拨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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