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希望在哪里？〔报告文学〕
柯岩
我在北京朝阳区工读学校深入生活。只要有可能，我就要找他们的支部书记兼校长刘瑞峰谈上半天，当然，是谈学校，谈教育与再教育。但学校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必然地，我们也就会谈到社会、家庭、工厂和农村。谈我们的希望与忧虑，欢乐和苦恼，焦灼甚至是愤懑……
他是个虎虎有生气的人，谈起话来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却又生动活泼、极为深沉与细腻。我常常开玩笑地称之为“说书”。经常是在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我走到他那里，坐下说：“怎么样，来一段？”这时，不管他正在干什么，多半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笑着说：“好，来一段就来一段。”
这一天，“段子”正说到热闹处，突然他说：“这些，你就不用记了，这与学校无关。”看我仍手不停笔地记，他停了下来，两只眼睛狐疑地打 量着我：“你，你不是写小说吗？”
“是写小说。”我正正经经地回答说：“写小说的什么都需要，请往下谈吧。”
“不，不对。”他忽然走近我，用手拍着我的本子：“哎！我说——你可千万别把我写进你的报告文学里去呵！”
看着他机敏而决断的样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算写个报告文学，又有什么不可以？你紧张什么？”
“呃，别，别！可千万别写我呀！”他忽然手足无措起来。看出我丝毫没有听从的样子，他生气了：“你怎么这样？”
“什么样？”我忍住笑反问他。
“以后和你谈话可得多加小心了，人家拿你当老朋友……”他无可奈何地用手搔着头，十分懊恼地坐了回去。
看着这个一向惯于发号施令、信心十足的人，忽然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惊奇起来：“你怎么了？我写好后一定请你过目，还不行吗？”
“不，不，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说，我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只是一个、一个普通的党员。”
是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做着一个普通党员应该做的一切。但是，在经历了那个极不普通的时代，在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把我们的党糟踏得不成样子，党内也逐渐出现一些特殊党员，及涌进许多不合格的党员的时刻；在成千上万对我们党并不了解，却奢谈什么“信仰危机”的青年面前；这个普通党员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呵！不，我不能听从他的意见！我一定要记录下这个普通党员的故事。
他怎样管“闲事”
刘瑞峰的学生可能很难相信，对他们从不动怒的校长会在街上和人吵架。但这样的事确实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当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欺负姑娘，或是挤倒老大娘的时候；有时是为校办工厂去求活儿，而给活儿的单位变方设法索取“礼物”的时候……这里，我只讲一桩完全与他无关、真正是毫不沾边的“闲事”。
那还是去年初冬，刘瑞峰陪女儿去买棉袄。他已答应过她多次了，可老是没有时间。女儿对他气很大，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棉衣，首先是为了去年没考上大学。别的孩子都有爸爸给找补课老师。她的爸爸，就在学校当领导，工读学校里好老师多着呢！可爸爸就是不找：“影响不好”。好，不找！那您给讲讲吧？又不行，没工夫！“好孩子，你先自己温，下趟回家一定给你讲。”可一趟又一趟，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还没讲过一次呢！因此，这次陪女儿去买棉衣，在老刘，是带点赔情的性质；而在女儿，却并不很领情。
到了商场，好容易挤到柜台跟前，售货员聊天聊得正热闹呢。女儿很快挑好了样式，回头征求爸爸意见。一看，爸爸两眼正直瞪瞪地看着另外的柜台。原来，那边，两个售货员正在吵架。姑娘在柜台里，小伙子在柜台外。小伙子要姑娘给他拿件热门货，姑娘就是不理。
“劳驾，把你留的那种外转内销的衬衫匀给我一件。”小伙子说：“哎，怎么不理人哪……不就是昨天那带金线的袜子没给你留吗？得，敬礼！下次一定注意。”
姑娘仰着脸嗑瓜子儿。
“耳朵聋啦！”小伙子来了点气。
“你瞎啦！没看见我正忙着。”
“得，忙完了给来一件。”
“给你？看你那德性！穿上也没人样儿。”
“怎么骂人？公报私仇，什么玩意儿？！”
“你玩意儿好，你——”
“你他妈的，别让我把脏事抖出来！”
“你他妈的，我连你妈一块抖！”
你妈，她妈；他妈的姥姥，姥姥她妈……越骂越升级，脏话象阴沟翻了底，浊浪滚滚，臭气熏天，越来越不堪入耳。奇怪的是，商场连领导带售货员，都熟视无睹，没一个出来制止的。
女儿十分担心地看着爸爸，一把没拉住，刘瑞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一拳头砸在边上一只空货箱上，面红耳赤地大嚷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你们还文明经商呢？！你们——你们不怕污染了空气……”
“管得着吗！”姑娘嚷道。
“管得着吗！”小伙子恶狠狠地扑了过来。这会儿，他们又进入一个战壕了。没想到的是这位半大小老头儿一步也没后退：
“就是要管。还非管不可！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来！”刘瑞峰简直是咆哮了起来。组长找来了经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了下去。
但刘瑞峰还不走，还在意见本上写意见。女儿赶紧拉走了爸爸。
棉袄当然又没买成，刘瑞峰很抱歉。没想到女儿撅着的嘴却笑成了一朵花：“爸爸，幸亏您一年就上这么一趟商场。您哪儿来的那么大气？！”
“我气的是没人管，五十年代那会儿……”
“别五十年代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怕您？”
“他们不象话嘛！”
“得了吧！”女儿扑嗤一笑：“他们哪，看您那么大气派，八成儿，把您当成上级来私访的了！”
“是吗？”刘瑞峰愣了一下，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可以后，以后会全改过来的。一定会的，你要有信心。这不，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嘛……”
女儿听着父亲的教训，默默地和父亲比齐了脚步。她的怨气消了不少：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嘛！不是所有的女儿都有这样的父亲的。
她忽然紧紧挽住了爸爸的胳膊。棉袄么？以
自己再找个地方去买；功课么？当然是，自己加劲儿努力去温呗——唉！
他怎样“发号施令”
刘瑞峰在学校里还真有权威。往往在激烈的争论或是完成一件任务之后，主任、老师们会情不自禁地说：“还是咱们书记对呀！没的说。”
怎么个没的说呢？多着哩！就随便讲几件吧：
刚开学时，校舍可破烂呢。“自己动手修。”书记说：“还得间间明亮，室室有花。咱们这些孩子没过过文明生活，得先从美化环境开始……”
“自己动手？”今天回述的老师笑了，“要知道那是78年。刚粉碎‘四人帮’一年多，那会儿，人们还习惯于光动嘴哩。可书记抡镐就干起来了。咋办呢？干呗！没的说。”
工读，工读，得赶快盖校办工厂。可盖冲床车间那会儿，工程进展慢腾腾的。为什么？没人抹顶。等办公的人来找书记，一看，书记正在房顶上抹灰呢。一身泥一身水的……咋办哩？大伙儿上呗！没的说呀！
刚归置得有个眉目，书记又来招儿了：“光物质生活可不行，还要精神生活：得组织剧团，合唱团，让学生朗诵诗……”教师会议笑成了一锅粥。
“就这学生，还朗诵诗？别逗了！”可刘瑞峰又开始发号施令了：“学生不会？咱老师会。来，每人一首，我带头。”给我讲这事的语文教员杨春山笑着说：“顿时就给我下了一道令，你不是爱诗吗？来，开讲！给大伙儿讲讲：诗是什么？怎样作诗？差点没吓破我的胆。可咱书记那是军令如山倒哇。您猜怎么着？还真成了。书记第二天就交了一首叫《工读校旗》。音乐老师也来了情绪，给谱了曲。这不，现在还是保留节目呢……”结论当然又是：“没的说哇！”
老师们都纷纷交了稿，给学生开了个朗诵会。说惯了粗话，从没听过轻声细语的学生们却说：“哟，老师！你们怎么都这么说话？这就叫诗吗？我怎么脊梁上直发麻。”
可美感是需要培养，也是可以培养的。现在朝阳工读学校不但有了诗歌组，还有了摄影组、雕塑组、合唱队、师生小乐队、话剧团。去年两周年校庆时不但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工读校旗》、台湾校园歌曲《小路》，还自编自演了不少节目哩。这里我只节录其中的一首诗：
“我没有写过诗，
我的手从不干那样的事；
虽然这也是一双人的手呵，
但野蛮和贪婪已把它侵蚀。
我曾是那样愚昧，
以致不识斗大的字。
魔鬼抽去了我智慧的神经，
让聪敏的心变得如此原始。
（以下是一些描写工读生活的段落）
……于是，我写下了这首诗，
既不押韵，还有错别字。
但诗里却有了一个崭新的影子，
一串串热泪打湿了雪白的纸……
青春呵，你是那样美好。
为什么，我以前不把你珍惜？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我的青春会谱写出更美的诗句。”
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不能算一首真正的诗。但要知道，这是从把那些酗酒、赌博、偷窃、斗殴、野蛮、原始、不骂娘就不会说话的孩子，变成讲文明、守纪律、有理想的人的学校里写出来、朗诵出来的呵！我不知道读者会怎样感觉？我是流着泪听那位女生朗诵的。我的感觉当然是发自内心的“没的说”！
一般学校老师的生活是清苦的，而朝阳工读学校的老师则更苦。什么八小时以外？他们不懂这个。和学生一样，他们住在学校里。白天给他们上课，制止一切流氓行为，培养文明生活习惯；夜里还要值班、守夜，给学生盖被子……因为学校是特殊学校，因此工读老师得钻研特殊的教学本领，而且还得年轻力壮的。对工作，他们是壮丁。对家庭呢？他们大都上有老，下有小，也是壮丁。我就亲眼看见过多次，有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来找老刘。因为孩子、老人病了，或是家里没人拉煤、装炉子：“想请一晚上假，明天一早赶回来，绝不影响上课。”要知道，学校离城区几十里，这“赶”字可真是绝不夸张，无需形容。
这些，在战争年代，甚至五十年代，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现在，没有一点精神力量的人能办到么？这支部书记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书记比谁都累，所以……”一个教师说。
“书记要求高。一忙，也就忘了自己的事了。”又一个教师说。
大多数教师和工人都对我说：“您一定看得出来，咱们这儿正，没那些歪的斜的。一正，心里就痛快，再苦再累也就不算事儿了。”
是呵，我确实看出来了：他们有一个多么好的教师集体呵！革命的责任感和集体的荣誉心，使得他们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你追我赶。为集体想得越多，为个人争长道短的事就越少。食堂没办好，书记去找一个党员，二话没说，进了食堂拴上钥匙就当上了管理员。汇报演出，老师学生，谁合适谁上。新编的话剧里差一个妈妈，编导指定要说天津话的。于是，书记去请一个炊事员，解下围裙，就上了排演场……
“你怎么指挥得动呢？”想着那些“大象屁股推不动”的单位，我一次次羡慕地问。
“主要是同志们觉悟高，经过十年浩劫，明辨是非的能力强呵！”刘瑞峰每次都这样回答：“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火，咱们的工作就是点燃它，千方百计地点燃它……”
难怪大多数教师、工人总是笑着对我说：“也不知怎么搞的，跟我们书记一块干，没的说，真是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呐！”
他怎样成为权威
能使人越干越会干，越干越想干的人，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家，二是组织家。
刘瑞峰办工读是行家，这是校内外一致公认的。如何点燃学生心灵火花的故事，我在《特邀代表》里讲过一些，以后还要专门讲。这里，只说个笑话吧。
十年浩劫，刘瑞峰是当然的“走资派”。可妙在一把他隔离，大多数老师也就不干了。学生放了羊，弄得造反派不敢出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异的景象：常常是造反派气急败坏地来找刘瑞峰：“流氓头，出来管管你的小流氓。”而这时，刘瑞峰总是先整整衣帽，然后才出来发号施令。不管给他戴什么帽子，挂什么牌子，在大多数学生心里，他庄严的形象不变。
当然，这庄严首先是在刘瑞峰心里。他在小屋里每天对着毛主席像沉思，他越来越明白自己没有违背毛泽东思想。那么，世界变得这样颠倒，责任当然就不在他身上。
人，最怕的是自我矛盾和丧失信念。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是任何人也打不倒的。因此，刘瑞峰虽然一会儿挨斗，一会儿养猪……但就象造反派骂他的那样：仍然是“神气活现，架子不倒。”
不但架子不倒，还经常不断地和头头们开点玩笑。比如说，一次，要押解他进城批斗。他庄严宣称：“我是共产党员。你们造反，声称是为共产党好，那么，押解共产党员，岂不就把自己放到一个不美妙的位置上了？是否咱们各走各的，到时保证不误你们批斗。如何？”我想，读者们都会了解那时是会“如何”的？一顿触及皮肉之后，仍然押解上路。
路是漫长的。既然要造反，就得保住“革命本钱”，造反派要在中途用饭了。一进小饭铺，刘瑞峰就笑嘻嘻地向掌柜的打听各种面的价格。一边啧啧称赞着要了两碗面，一边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造反派一看，“走资派”很老实，于是要面的要面，要饭的要饭，还吩咐跑堂的：先给革命的上饭菜，后给反革命的上面。这在那时是界限分明的，跑堂的当然也不敢站错立场。但谁也没想到：正当造反派埋头饭菜时，刘瑞峰撒腿就跑了。造反派大骂：“他妈的，你敢颠丫子！追！追！！”却没有一个动窝的。为什么？刘瑞峰说得好：“我太了解这帮人了，既要靠‘造反’起家，打、砸、抢还来不及呢！哪里肯委屈了自己的肚子，亏了自己的钱包……而一个共产党员，命都可以舍出去，还在乎两碗面？！”
“哈哈哈哈，”每个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都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每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也都前仰后合。
了解人、研究人、分析情况，具有战略眼光而又不失战机，这是刘瑞峰办工读的看家本事。至于从解差手中开溜的这个具体战术，则是从他的第一批学生，旧社会的流浪儿如何对付国民党警察那里学来的。
“哈哈哈哈，”刘瑞峰今天听我向他核对这段事实时也大笑了：“你连这个也听说了？那你当然知道，以后他们是怎样整我的了？”
我点点头。确实造反派也真没法子不讨厌这个“架子不倒”的家伙，于是在69年彻底砸烂工读时，就把他发配到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公社在县的最边缘，卫生院是当时最乱的单位，叫你刘瑞峰到那儿好好地受用去吧！
他到了没几天，就出了一档子事。
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重病号，痰堵了嗓子，护士要求抽痰，可值班的头头（那会儿，谁都会看病）却说：“听你们的？听我的！”值班时竟吃饭去了。明明不该死的，却生生一口气上不来，死了。贫下中农早就深埋着的怒火爆发了，拿着棍棒镐锨，来找这个头头算帐，吓得他直哆嗦，满院子乱跑……
我说：“该，该！该着教训教训他！”
刘瑞峰说：“不行哇，那还不打死了。他是有罪，可罪不当死呵！”于是老刘挺身而出：“乡亲们：婶子大爷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容我们个功夫，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结果呢？对乡亲们，是妥善处理了。可头头呢？仍然是头头。人家上头有大头头护着呢！
“就该让群众教训他，谁让你管这闲事的。”我埋怨他。
“是呵，从感情上说，我恨不得揍他。可群众会怎么看我们党呢？党员不出头，书记也不出头？”
“那你出头了，群众怎么看？”
“群众以后有事就找我，什么话都肯和我谈。”去了没几个月，他就把这个卫生院整顿得头是头，脸是脸的。贫下中农拿他这个有“罪”的流放者当亲人看。他该老实待着了吧？！
他却不，又跟这个院的实权派干了起来。为什么？为了个“假党员”。老刘一听说那位新贵腊月初八把人家还没满月的老婆孩子一块儿赶到了山区，立即起了疑。一边调档案来看，一边跑了200里地到山区去看望那户人家。到那一看，全家住在用石块浮搭起的破棚里，上下漏水，八面进风。孩子病，老婆得了神经分裂症，就这么东一餐、西一顿地靠好心的乡亲们施舍。
刘瑞峰顿时落了泪，回来就闹了起来。要求给人家安家费，把房给抹上。人说管不着，他说偏要管；人说这是个阶级感情问题，他说站稳立场首先是按党的政策办事。四处调查，果然证明那是个从小参加革命的，堂堂正正的好党员。
现在说来话短，当时真是过五关斩六将，好一场恶战。不少人劝他：得了吧，得了吧，安生待着，见好就收吧。你初来乍到，斗不过人家！岁数也不小了，怎么不是活着？！
可他不！怎么都是活着，那理想呢？革命呢？共产党的江山呢？！刘瑞峰那会儿就跟疯了似的：走乡串户、上公社、跑县委，到底把场“官司”打赢了。坏人们说：“老小子，还真玩命儿！”好人们说：“好样儿的，好样儿的！这才象个党员样子！”
到底还是好人多呵！72年，县委决定把刘瑞峰调到县医院当第二把手，做党的工作。县医院那会也是个要劲的所在：医疗事故不断发生，两派斗争激烈……好一个刘瑞峰，一进门就放手发动群众。很快就弄明白了：医疗事故不断是因为制度混乱，能干活儿的都扒拉到一边去了；不会干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人家要的就是这个。你敢反对，就得打你个复辟。”我说。
“咱不会避其锋芒吗？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兴咱往假大空里掺真格儿的。我不提恢复制度，我提革命分一线二线。造反派不是行么？请上第一线：看门诊。‘反动权威’不是得劳动改造么？叫他们干脏活儿累活儿，上第二线：值夜班，看急诊，抢救垂危病人……这样一来，大多数的疑难病症都到不了造反派手里，活活治死人的事就越来越少了。”
“你真行！可他们就看不出来？”
“刚一开头还真没有，他们不懂行嘛！哈，那会儿可真带劲儿！”他眉飞色舞地说：“有真才实学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了起来，除了看病，我们还组织科研组研究当地的多发病：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妇女病……”看着我疑惑的神态，他马上解释说：“当然，我没那么傻，我不叫它科研组，就叫气管炎组，肺气肿组……”
“哈哈。”这下子我也高兴起来，可一转念：“不对，他们真那么傻？造反派里能人多着呢。”
“是能人不少。”他深沉地一笑：“可只要不是坏到骨缝里的，大多数还是愿意走正道的。极个别的坏头头，看出来也不吱声，等着……”
“有个风吹草动的再整你。”
“对罗！你懂局。”我们俩一起苦笑起来。
“这一天，一辆吉普车驰进医院大门，一位工军宣队的首长（我们就姑隐其名吧）腰扭伤了，点名要一位权威（这会儿，当然也就不反动了）检查，要是平常我也就忍了。”他看我一眼，苦笑着说：“你可以说我学坏了，也可以说我是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让县里少死一些病人。但这次，这位大夫正做手术呢。我就让人告诉他等一会。你猜怎么着，‘首长’有事，不能等，这一下我也火了。不能等，那好，请门诊检查，如果确实必要，再请那位大夫。我是想，能拖一会就拖一会吧，那位工伤病人正在要命哪！这一下子，可不得了罗，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来了：‘对我们首长你这是什么感情，不给瞧，不要紧。’大衣一抡，车门一碰，汽车屁股一冒烟，呜呜走了。”
“这下子可该给你算老帐了。”我担心地说：
“你那一线，二线也完了。”
“哈！可见文化大革命锻炼人哪，你这文人也懂了不少世事了。果不其然，没两天，开始学《春苗》，查感情。改组领导班子……我一看，漏子捅下了，这儿干不成了。干脆，争取主动，‘广阔天地炼红心’，要求带一个小分队，上山下乡，给贫下中农看病去……”
“对！正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至此，我也桌子一拍，和他一起说起书来了。
和他在工读的老搭档副校长王耀海，那些年生“政治肝炎”在农村老家住着行医，懂得不少医道。他咧着嘴对我笑，说：“你可别小看咱们书记，神着呢！他那小分队做妇女绝育，最快六分钟一个……”
“你替他吹吧？”我不相信了：“他干工读行，可干医疗……”
“不信，打听去。县里开过现场会，和首都妇产医院交流过经验……”
不少老同志都给他证明：是真的，报上还有记载。我迷惑了，去问刘瑞峰。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还不是咱们党的老规矩。在学校当校长、书记，得懂得和尊重教师；在医院当领导、书记，得了解和信任大夫。专家们有个好处：热爱本行，有专长；可也有个短处：有门户之见，挺固执，有时还缺点辩证法。咱们做党的工作的，各方面意见都得听，博采诸家之长，不忽略次要矛盾，狠抓主要矛盾。这样，处理起问题来，不但八九不离十，有时还能拔点尖。……就说你问的这个妇女绝育吧。有一次，一位年轻大夫出了事故，误伤病人膀胱，急得直哭，还要求处分。我说：别急，先抢救病人要紧。处分你，事故不也出了么？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总结经验，找出规律。第二天，我召集专门会议，说什么的都有……”
“你都懂吗？”
“都懂还行，都懂还要专家干啥？可一点不懂也不行，一点不懂，要我干啥？！”他干脆利落地说：“一分到公社卫生院我就开始学点业务知识，一两年下来，至少不是白丁了。再说，咱们是党员，是做人的工作的。平时对每个职工的专长，特点，脾气秉性都得有个大约摸，这对衡量他们的意见有参考价值。这一回，也一样，一个会就把问题解决了。”
“一个会？”我不禁想起我们不少单位那些没完没了的聊天会，推磨会，扯皮会和踢球会来了。
“我先一声不吭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说得差不多了，我心里也多少有点谱了。然后问：你们所有的做妇女绝育术的大夫，什么坎节最容易出问题？结果找出来是腹膜和膀胱用眼看不易辨别，有经验的大夫多半凭手指的触觉。于是我们就专攻这关，解决了它，就……”
“呵！”我情不自禁地欣赏起这个普通党员来了。干一行钻一行，尊重业务，爱人才，还会使用人才。他怎么能不创造成绩，又怎么会不受爱戴？也难怪在他的岗位上成为权威了。
他成功的秘诀
刘瑞峰，从农村来，只受过中等教育，他是怎样达到这一步的呢？
“他善于学习，系统地啃过一点马列……”他的上级王胜川说。
“他肯钻问题，遇事不撒手，刨根问底，翻箱倒柜，不弄清楚算没完。”副校长申世光说。
“他为人正派，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群众爱戴他，什么事都爱找他商量。”又一个副校长王耀海说。
“他办事从实际出发，又善于总结经验。”教导主任郭乃亭说。
“他思想解放，热心改革，又敢于承担责任……”曾是他的学生现是副教导主任的谭朴说。
“他敢顶不正之风。”这个教师说。
“他不搞特殊化……”那个工人讲。
我记呀记呀！这么多故事，这么多赞美之词。可一归纳，呀，无非是我们党的老传统：立党为公，勤学多思，理论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
我拿着本子去找刘瑞峰核对事实。他说：“嗬，当着作家，他们净夸我。其实，我也走过麦城。那还是六十年代初期，学林彪空头政治那一套，‘左’得不行。结果伤害了许多有经验的干部、积极分子。一脱离群众，我累得要死，学校还越来越乱。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王耀海，狠狠地数落他：‘你们这些人哪！累死我，连声同志都不叫。’他冲我咧嘴一笑，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下可给我敲了警钟。晚上，我找了他，申世光，三个干部在屋里关上灯，脸红脖子粗地吵了一夜，最后我承认了‘左’的错误，爱听吹捧，有家长作风。从此广开言路，改弦更张，这才又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直到被砸烂……所以我看哪，党的三大作风，关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你别净听他们说好的，我给开一张名单：他，他，她，她……这些都对我有意见，你去找找他们。”
看着这张长长的名单，我心里一热。他没告诉我，可我小本里记着呢，他又是怎样批评别人的。对下级不足奇，难的是对上级和同级。一位曾和他一起到上级机关学习的同志告诉我：“当社会上对三中全会刮起冷风的那会儿，一次小组学习，在座的不少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可不知怎么说来说去，老是右了，右了，好象‘左’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似的。居然还有人说：现在右派也改正了，地富帽子也摘了，再发展下去，还不定往哪儿走呢……
“‘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
“‘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老刘先是忍着忍着，憋得满脸通红，后来噌的一下站起来说：我看还是别搞‘凡是’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到底反右扩大化了没有？您们头发都白了，这些年也没少挨斗吧？可人家这是二十多年、卅年哪！还要拿着帽子给人算帐，还有人的活路吗？都是共产党员，公正一点吧。那会儿，他刚调到朝阳工读，谁都不认识他，这一炮，可打响了。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深得人心。这不，最近大伙选他当了市党代表，区政协委员。”
但刘瑞峰却绝口不对我说这些，只给了我这样一张长长的名单……
我的眼睛湿润了。想着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党员；那些整天怨天尤人、功归于己过诿于人的党员；那些大搞不正之风、歪门邪道的党员；心里千头万绪，半晌说不出话来。可他以为今天的这段“书”又说完了，忙着换球鞋。外面有学生一个劲地叫他去踢球呢！他抱歉地对我笑笑，跑了。
我漫步到球场上，刘瑞峰正兴高采烈地和学生抢球呢。学生大都穿着整齐的球裤，而他，却穿着一条三、四个颜色拼凑起来的旧毛裤。望着他那刚到五十岁就谢秃了的头顶，想着他家里多病的妻子，拮据的家境，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儿，耳边响着他连嚷带笑的吆喝声，我茫然的思绪一扫而光，一下子想到了我这些年接触到的那些大干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船长贝汉廷，农村税务员吴丙治，刺绣工人兼所长顾文霞，优秀辅导员曹魁珍，中年科学家陆埮、罗辽复……以及和他们一样战斗在我国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千千万万普通群众，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生活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他们是社会主义的牢固基础。
中国有希望么？希望在哪里？
希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希望也在这里，在这些既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而又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又精通业务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们这里。而这样的普通党员和干部又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就在你的身边，你的眼前。我年轻的朋友们，去看看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吧！他们，不但会点燃你的希望之光，还会指引你的人生之路。
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你们的希望不也在这里么？！ 1981年2月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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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英雄杨建章
仇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