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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堂
科研所也要调整、整顿
北京市劳动保护研究所 方丹群
我国现有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所几千个，大部分是属于科研成果较少，质量也不太高的“三类所”，迫切需要在调整中加以整顿，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科研人员基本素养的训练。
目前，我国有几千个各种类型的科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能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能为生产服务，能培养出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人才。第二类，在某一、两个方面拔尖，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以上两类都应算作第一流的研究所。第三类，虽有理论成果，但不多；有科技成果，但水平较一般；能培养出一些科研人才，但量少或质不高；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第四类，处于“四无”状态，即：无理论成果，无技术成果，无学术带头人，无经济效果。
总的说来，我国一、二类研究所较少，三类所较多（或其中个别室、课题组达到一二类标准，整个所仍为三类状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四类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从研究所内部情况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领导班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怎样才能办好研究所，有的所甚至由不热爱科研工作的人担任领导，不少领导班子相当老化。（二）一部分科技人员担任所室领导后，长期脱离科研第一线，起不到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缺乏基本的科学研究素养。
（四）不问需要和条件，一窝蜂地建研究所，造成人才、物力的分散和浪费，战线拉得很长，形不成拳头和重点。
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建议：
（一）下决心对各类研究所进行调整。需要重点发展的研究所，要大力加强；条件太差，作用不大，没有发展前途的，要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实行关停。鉴于现代科学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趋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可将一些研究所调整合并，使之形成拳头。
（二）培训提高现有的所、室领导，有的还要进行调整和整顿。对现有的所领导，可以采取讲座、短训班等形式，进行如何办所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业务领导能力；吸收年富力强、有干劲、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和科学管理干部充实领导班子，使其逐步成为在党委领导下由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专家为主体的领导班子。担任所室领导的科学家不要脱离科研实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指导学科的发展和培养人才，提高研究水平；大量的行政工作和后勤工作应由科学管理专家担任。处于科研第一线的研究室的领导，必须由学术带头人担任。室主任年龄不宜过高。
（三）注重科研人员水平的提高。加强中、初级科研人员基本素养的训练，使他们学会选择有水平的、对经济建设有作用的科研题目，有效地进行科研工作；学会概括、总结出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学会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总之，要求他们的科学研究做到目的性强、方向明确、水平较高。要尽量避免重复的、盲目的、一般性的研究工作。鼓励高、中级科研人员把研究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鼓励他们到工矿企业兼职或担任顾问，鼓励他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多招研究生，带出更多的高水平的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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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理工农医结合
——复旦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谈教育调整问题
最近，我两次访问谈家桢教授，请他谈谈对教育调整的意见。
谈家桢教授开门见山地说：“经济有调整的问题，教育、科技也有调整的问题。教育、科技要为经济服务。长期来，由于农轻重比例失调，再加上搬用外国的一套，使教育也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在院系调整中，把原来文、理、法、工、农、医、师范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拆散了，变成了单科性大学；而现在的所谓综合性大学实际上是文理学院。结果，在单科性院校里，大大削弱了基础学科的训练。教育又一直是重理轻文，重工轻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就是反映了这个倾向。对这个问题，有些人直到现在还不大清醒。”
谈家桢教授讲到这里，心情有点激动，刚坐下又站起来，继续说：“最近，我在做一件事，就是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现在不断听到说某个大学搞理工结合，某个工科大学办理科专业，就是看不到搞理医结合和理农结合。大家知道，农业是基础，农业上去了，农村富了，整个国家才能真正富起来。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农村文化教育放在科技现代化的前列来抓。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八亿农民的健康问题。我们的医学院从大学里独立出来以后，水平降低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是大学毕业生才能报考的，我们的医学院只学一年多一点的文理基础课，怎么赶超先进水平？所以，不能只搞理工结合，还要搞理工农医结合。”
谈家桢关心的问题，记者在上海也有所闻。近几年，上海一些工科大学开始重视理工结合的问题，为提高学生基础理论，办了不少理科专业，但是，由于缺少统一考虑，免不了重复设置。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办了二十多个理科专业，个别专业的在校学生已有几千人。而在理农、理医结合方面还没有做什么工作。
谈家桢说：“文理也是相互渗透的。现在重理轻文这种倾向已开始被人们所认识，正在注意纠正；但是忽视农、医的倾向，还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实，理工农医是不可机械地割裂开来的。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高等动物，植物和动物都是生物。生物学的基础又是数、理、化。马列主义认为，物质的运动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是低级的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是高级的运动；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是以低级运动规律为基础的，但还有它特有的运动规律。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为基础的话，是不可能的。”
谈到这里，谈家桢教授把从《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录》一书摘录的一份材料交给记者，上面写着：美国科学院1980年所属各学科院士的比例数，其中生物学科（包括医科、农科和心理学）占的比例最大，达45％。其它各科比例都相对的小，如数学5％，物理学14％，应用物理和数学6％，化学12％，地质学3％，社会、政治经济学5％，天文学4％，工程学6％。谈家桢一边翻着书一边说：“我提出理工农医结合的道理就在这里，它不仅适合我国经济调整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对生物科学的研究是很重视的。”
话题转到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问题上。谈家桢教授说：“解放后把农学院独立出来，基础理论削弱了；有一段时间，农学院学的又是李森科的一套伪科学，再加上我们长期不重视农业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农学院统统赶到偏僻的农村，弄得数、理、化、生物、外文等基础课都无人教，这样，怎么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呢？现在，我们农业科技人员很少。在高等学校学生和选送出国的留学生中，学农的所占比例都很小。这反映了重工轻农的倾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还是一个劲地只搞理工结合，不搞理工农医结合，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我们还想不想吃饭？”
谈家桢是我国遗传学的带头人。近两年多来，他指导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分别从微生物分子遗传、人体和医学遗传、植物和进化遗传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对农业、医学和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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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书不要“一版定终身”
吕叔湘
买书难已成为当前文化工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王久安同志为此发出了呼吁“不要把书籍和一般商品等同”（见《人民日报》1981年3月23日第8版），并提出了改进意见。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有很多书长期积压在仓库里，以至最后只能送造纸厂。脱销和积压“同时并举”，应该说是目前出版工作中一大问题。其所以会有这种荒谬现象，是由于图书印数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合。一本书的印数是由谁决定的？出版社说是书店决定的，书店说是出版社决定的。互相抱怨一番，问题依然如故，读者叫苦依然如故。
我以为关键在于现在通行的“一版定终身”的做法。因为是一版定终身，因而印数的决定就一言九鼎了。但是要把一本书三五年内的需要量估计得“铁准”，天上的神仙也没这个本领，甭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和书店的售货员同志了。试回想四十年代以前的情况，好象基本上不存在印数问题。因为那时候任何书的第一版印数都不大（预约书除外），销路好就二版、三版这么印下去，书店里可以做到象王久安同志所说的“品种齐全，备货充足”，销路不好也无非牺牲千儿八百本，不至于有大量积压或报废。
为什么现在不能采取这个办法呢？据说是重版很麻烦，所以除字典、词典、教学用书和自学辅导用书外，一般书籍出版时都不作重版的打算，而把宝全押在第一版上。这怎么能避免脱销和积压呢？重版很麻烦，我相信此话不假，但是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呢，我想也未必。如果不是把为自己办事方便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为读者服务周到放在第一位，这点儿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有人说，在现在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的条件下，这种“少吃多餐”的办法就是行不通。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一般公众认为出版、印刷、发行都属于出版界，事实上也都归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哪能用来作为不考虑广大公众需要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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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周光召（左一），在基本粒子、统计物理、爆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辐射流体力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最近当选为物理学数学部学部委员。
新华社记者 杨武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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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说说“最佳精神”
杨夏
首都十个新闻单位举办的评选“最佳运动员”活动过去两个多月了，但是“最佳运动员”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最佳精神”，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人们心目中淡漠下来，恰恰相反，它正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发扬“最佳精神”，正在成为社会上的一个行动口号。
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朋友，向我谈起他在南京路上的见闻，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
在那一家家门类众多的商店里，一个个琳琅满目的橱窗中，“以最佳精神办最佳商店”的标语、横幅，赫然在目，比比皆是。这些标语和横幅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仅从售货员们对待顾客那热情、周到、彬彬有礼的营业新风，就反映了一种“最佳精神”。
由此，不禁想到发扬“最佳精神”这个口号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和号召力。
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说过：“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发扬“最佳精神”这个口号所以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广为传播，就因为它适应了我国当前政治形势的需要，又是从体育运动队伍的训练、比赛实践中产生和提炼出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但在十年浩劫中，这种精神文明横遭鞭笞和摧残。在当前，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就成为推进四化、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我国“最佳运动员”们所具有的那种追求远大理想、立志为国争光、积极进取、勇于献身、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等等“最佳精神”，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闪闪发光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
“最佳精神”还在传播，还在发扬。近些天来，由中国冰球队、中国男女排球队在国际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佳精神”和胜利，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中所激起的爱国热，愈益显示了发扬“最佳精神”这个口号的旺盛生命力。
祖国在振兴，事业在发展，人民在奋进，我国体育队伍和各条战线人们的“最佳精神”一定会日益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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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后感
要有这股“拚”劲
我国男排在同南朝鲜男排的激战中，表现出的那种不气馁，不懈怠，勇猛顽强，一拚到底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由此不禁想到，我们有些畏难的同志，面对国家经济落后、问题堆积如山的现状，不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而是望难兴叹。他们缺乏的不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力和“勇于拚”的精神么？四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因此，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应该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以克服前进路上的万般险阻。这样，我们就能够“后来者居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衰。
河北 赵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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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述评
从看篮球比赛的观众越来越少谈起
文蓓
过去，每当举办全国性的篮球比赛，观众席上几乎场场满座。可是，这种盛况近年来逐渐消失。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甲级女篮联赛，大部分场次观众不超过半数，有时仅寥寥数百人。原因在哪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国篮球运动自己的风格特点不突出，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主要问题。
我是一个篮球爱好者，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看球赛。当年，我国老一辈优秀男女篮球运动员钱澄海、杨伯镛令人眼花缭乱的配合，俞元煦、王家祯的飞身“盖帽”，蒋克礼、王忆诚的行进间“跑投”，周春霖的个人紧逼盯人防守，周懿娴、李少芬的急停跳投和中锋杨洁的左右勾手上篮的丰姿，曾使我心醉。对于美好的印象，哪怕隔了许多岁月，也总是无法忘怀。人们还记得1962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国男篮迎战苏军男篮的一场比赛，当比赛只剩下两秒钟时，钱澄海在中线外得球，离篮筐足有30米远，但他抬头往计时表上一看，马上就用尽全身的力量，飞快地把球往篮筐上扔，在这同时，他的老战友张锡山也朝篮下冲去，当球落在篮筐边沿，正要弹出来时，张锡山及时地跳起来，几乎是与终场锣声同时把球拍进筐内。这个在一两秒钟内发生的事情，突出地反映出我国运动员的技巧、智慧和分秒必争的精神，以致时隔多年，体育爱好者们还津津乐道。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被人们称为我国篮球史上的
“黄金时代”。当时，我国篮球队不仅在亚洲居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而且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篮坛。在国庆十周年前后，我国家队、青年队、八一队、北京队、黑龙江队等男篮，分别战胜了身高超过我们的匈、保、捷、苏联国家青年队等列居世界第四、五名水平的欧洲强队。我国女篮在一次出访中战胜了匈牙利队并两次同当年的世界亚军保加利亚队打成平局。这些胜利表明，我国篮球运动技术水平已跃进到世界强队之列。
我们是怎样达到世界水平的呢？总结我国篮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很宝贵的一条经验是，在群众性篮球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从我国运动员身材实际条件出发，通过严格而科学的训练，比较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篮球运动
“积极主动，勇猛顽强，快速、灵活、准确”的独特风格。许多外国同行评论说：中国队有着明显的技术特点，就是非常机智、灵巧、快速、熟练。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这些高度评价，反映了当时我国篮球队在贯彻“以小打大”的思想指导下，比较重视运动员突然起动、加速、变速、急停、变向以及虚晃、躲闪等基本功训练，并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遗憾的是，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现在又拉开了。这里除了受到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外，对过去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不够，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不根据我们的具体条件，盲目学习所谓现代打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结果我国运动员的身高虽然增长了，但过去那种快速灵活的传统风格却逐渐消失了，特点不明显了，代之而来的是一般化的技术和呆板的战术。
“快”，是篮球运动发展的趋势，也是篮球比赛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只有快，才能在比赛中攻其不备，出奇制胜。同世界强队相比，我国篮球运动员的身高近几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想凭身高超过欧美强队，那是不现实的。而过去国内外多次战例表明，快速、灵巧和特殊的技术才能，却可弥补我们身高的不足，并且取得优势。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篮球比赛的速度，除湖北、广东等少数几个南方队外，大有“慢”的趋势，就是投篮次数少，比分低，速度慢，快攻得分率不高。尤其是女子队一般每场比分在五六十分左右，最低的还有三十几分。快攻也一样，不仅发动次数少，而且成功率也较低，多数只占总得分的20％左右。“兵贵神速”，用这样的慢速度和低比分同世界强队抗衡，谈何赶超？
打篮球，运动员身高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世界强队在不断调整队伍的高度。但高大队员的出现，不仅没有降低速度，而且快速技术比过去更完善和更全面了。我国观众记忆犹新，前两年美国布莱特职业男篮来华访问比赛，尽管这支球队长人如林，但两米多的高大队员在人丛中穿插，好象鱼儿在水里穿游那样灵活。这给我们以启示，高个子并不都是笨大个，关键在于大个子找来了，怎样进行培训。在这方面，恰恰是我们近年来训练中暴露出来的不足。我们的一些球队高度发展了，但基本技术训练却忽视了，反映在比赛场上给人们的印象是，技术动作单调，战术简单，投篮和传球方式很少，有时双方拚杀虽很激烈，但缺乏技巧性，不能给人以艺术享受。不久前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亚洲女子篮球锦标赛，中国队12名选手有八名身高超过1．8米，平均身高在这届锦标赛中冠于群雄。但在对南朝鲜队的一场夺魁战中，并不占空中优势，最后竟以33分的大比数负于对方。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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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一个终年穿夏装的人
柯芸
水银灯的光柱，一齐投向这位66岁的表演者身上。他身穿短衫短裤，颜面红润，正用带有粤语韵味的普通话，朗诵自己的诗作。他就是香港著名诗人何达，一个终年穿夏装的人。
在北京举行的《青春的旋律》迎新晚会上，当这位年纪最大、衣着最少的表演者登台时，首都体育馆的玻璃门外，正是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隆冬时节。
一年四季，何达最喜欢过冬天。最冷的时候，是他最开心的日子。刺骨的寒风，吹在袒露着的皮肤上，不仅不感到寒冷，反而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难怪他惋惜香港的冬天太短。前年冬，他作为第四届文代会的代表住在京西宾馆，当他穿着在一般人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短衫短裤进进出出时，不知引来了多少惊讶和钦佩的目光。在会场内，电视上，电梯里，他一出现，经常引起友好的笑声。不止一次了，一双双陌生的手伸过去，好奇地摸摸他的手臂，试试他是否“硬充好汉”。结果发现，皮肤暖烘烘的，体温完全正常。而有些从大衣袖筒里伸过去的手，却是凉飕飕的。
冬着夏装，在何达来说，不是猎奇，而是把“冷炼”作为一种健身的方法。他这般装束，已经过八个冬天的考验，给他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诸多好处。过去他曾是个老病号，结核菌侵袭他的肺部，还得过糖尿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老的时候是40岁。那一年，腰也弯了，背也驼了，眼睛看什么都是成双作对的。而且整天惦着自己的年龄。“40岁了，40岁了”，好象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后来，他下决心坚持体育锻炼，扭转颓势。先是练游泳、打羽毛球，后又花样翻新，采用刷浴、桑拿（热气）浴、冷热水交替浴等办法，健康状况果然有了很大的改观。大约在他58岁的时候，开始采用这种“冷炼”的办法与衰老作斗争。起初不大受得了，有时候冷得直发抖，风吹如刀割。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尽量使身体放松，深深地呼吸，这样就不那么冷了。勇气和意志也使他产生了一股抵抗寒冷的热量。在坚持“冷炼”的第三年，他曾穿着背心短裤，光着双脚，毫无畏惧地走进美国西部冬天的雪地里。天长日久，“冷炼”终于帮助他战胜了衰老，越活越年轻。现在，当你看到他那一身古铜色的皮肤，以及与年青人一般结实的肌肉和处处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时，谁敢相信他还有过一段“病夫”的经历呢！
作为一个靠绞脑汁过日子的作家、诗人，他是够忙的。在以往的几十年笔墨生涯中，他为五千多部电影写过评论，出版了五十余种书籍，应邀到过美国二十多个城市和其它七八个国家讲过学。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到处有人请他作报告。每次做报告，无论主人怎么招呼他落座，他总是站着讲，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这既是一种习惯，又是一种锻炼。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忙人锻练千方百计》，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他刚做完近四个小时的报告，一些“忙人”便向他请教健身之法。他说：“再忙，也会有时间锻炼的。你们瞧，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锻炼吗？”果然，大家只见他一面讲话，一面不停地转动着自己的脚关节，小腿上的肌肉，时而隆起，时而松弛。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竟有这般结实、有力、富于弹性的肌肉，几位研究运动生理学的学者对此很感兴趣，要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何达的许多健身方法，并不需要什么器材和设备，谁愿意都不妨一试，关键在于勇气和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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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之角
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举重运动学校，是我国近年来成立的单项运动学校之一，目前，有60名10—16岁的青少年在这里学举重，学文化。这是他们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以增强身体素质为主的训练。
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