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创作生涯的开始〔文艺回忆录〕
茅盾
1927年8月中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19号半）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10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正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
《幻灭》从8月下旬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的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是第一次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没有把握，就决定写三个有连续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当我构思《动摇》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设想不能实现，结果只有《幻灭》中的个别人物出现在《动摇》中。
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幻灭》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后来的《动摇》和《追求》也着重写了女性。这有它的原因。“五卅”运动前后，德沚从事于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1923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气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埔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1925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去了。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成的希望》，对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1927年我在武汉时，他突然来找我，这时他已经是个连长。他说，1926年初我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在东江打陈炯明，那时是个班长，东江战役结束就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我问他对时局有何感想，他说，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军人只管打仗。他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我觉得奇怪，他在上海写小说时还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告诉我，他仍在写东西，并拿出一本名叫《红光》的诗集原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那时，我正与孙伏园筹组文学团体“上游社”，就拉他列名为发起人。顾仲起住在旅馆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来了几个妓女，同她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又叫她们走了。当时军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问旅馆的茶房。茶房说，这位客人几乎天天如此，叫妓女来，跟她们谈一阵，又让她们走，从不留一个过夜。原来他叫妓女也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幻灭》中的强连长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写这样的一种人对革命的幻灭。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原来用的笔名如“玄珠”、“郎损”等，这时候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取“矛盾”二字，我在1957年写的《蚀》的新版“后记”中，写过一段说明，现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且复杂，同时
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1927年
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
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
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
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
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
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
“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
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
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草头就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原来我把《幻灭》的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圣陶后，第二天他就来找我了，说，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就准备登在9月份的杂志上，今天就发稿。我吃惊道，小说还没有写完呢！他说不妨事，9月号登一半，10月号再登后一半，又解释道，9月号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说，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矛”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我也同意了。这样，就用了茅盾这笔名。
9月中旬写完《幻灭》，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无此心情，不如写下一篇时，对全篇布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构思《动摇》，圣陶却又来约我写评论文章了。他说，《小说月报》缺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老手”。他建议我写鲁迅论。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写出来的却是《王鲁彦论》。我这是避难就易。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可是，在11月份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鲁迅论》我署的笔名是“方璧”，这是从“玄珠”演化来的。没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这篇论文中，我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说，读鲁迅的小说，能引起我们极深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原因就在这里。我又说，喜欢读鲁迅小说的人们，还应该去读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如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那么杂文就是正面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导师，虽然他不肯自认。鲁迅从不板起脸教训青年，然而却随时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动。他鼓励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鼓励青年去除旧革新，争生存不能苟活，求温饱不尚奢侈，要发展不是放纵。但是他又告诫青年要学会“韧性”，而且他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在文章中我还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我说，“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我说，鲁迅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篇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凭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1925年3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1926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大约在1927年底，太阳社成立了，创造社也重新开始了活动。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声疾呼，的确使沉寂的中国文坛又活跃起来，并且在推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阳月刊》创刊号后，很是欢欣，我发现一年前投笔从军的朋友们又重新拿起笔来战斗了。太阳社的钱杏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欢迎太阳》，刊在1928年1月8日的《文学周报》上。在文章中我说：“我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它的辉光，我更郑重介绍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们。”但是我也认为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所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蒋文有唯我独“革”、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趋于偏激。我在文章中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象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学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工农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仄狭的路。”我还认为作家有了“实感”（生活经验）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普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4月份开始写，到6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1928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我发出了询问：“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同年7月16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有一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情绪：“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也是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我还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话，这一段话也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说：“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这段话，后来成为创造社攻击我的主要靶子，傅克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说中国革命走到了绝路吗？断没有这个事，中国革命还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决没有走到绝路去，……如果讲这是绝路，那么，我们只有叫资本主义万岁了。”看来，克兴君当时显然是一匹中盲动主义之毒甚深的“苍蝇”。
过后不久，我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这消息是别人传给我的，因为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附带说一句，后来在1931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向他谈过此事的经过，并表示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他劝我安心从事创作，并举了鲁迅的例子。
我写完《追求》以后，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我。闲谈中，他发现我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说，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但我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时我见过，是认识的。我于是决定到日本。陈望道又说，他可以替我办理买船票、预先兑换日元等事。于是德肚就忙着打点我的行装。
6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间，陈独秀突然来到我家里。我们有一年多未见面了。约在半年前，陈之联络人郑超麟曾来看过我，知道我现在蛰居家中，卖文为生，所以陈独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陈独秀来，是德沚闻叩门声而去开门，一见是他，便请他进来。我请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问他此来何事，他却自己说：我近来在研究现存于各省方言中之中国古音，为作一部《文字学注释》准备材料。从前顾亭林作《诗本音》，碰到协音不通处，先向师、友请教，还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问樵夫、打鱼的、牧童等，要他们念土话，甚至为了一个字的古音，而问到东西南北十多个省的人们。顾亭林谓古音没有完全丧失，或存于甲地，或存于乙地。我现在想继顾亭林之后，作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á意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诗中常见“底事”。广东话中亦有古音。现在我正收罗上海话之古音，特来向你探讨。我说我对家乡乌镇话，也许还没忘记，上海话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话也许比我好一点。于是陈写出几个字，要德沚用上海白来读，他则作音标。二十分钟后，他将纸笔收起，说还要找真正的上海人来研究。我说，真正上海土话是浦东话，与十里洋场的上海话又自不同，现在的上海话，杂有宁波、苏州口语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他现在不问政治，所以治声韵学。我又问：你看蒋政权能维持多久？他沉吟后说：从前北洋军阀直、皖、奉三系，火并八年，互相削弱，然后国民革命军能北伐成功。现在蒋内部派系及收编之地方军，恐不止三个系统，他们自相火并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时共产党方可卷土重来，现在的到处暴动不能成大事。我问：外国侵略如何？他说蒋介石嫡系中有亲日亲英美之分，两相抵消，外国侵略暂不能有。他又说：论国内大势，或国际大势，都须根据详细情报，我现在块处斗室，消息隔绝，蒋家报纸一味自拉自唱，我刚才所说，只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又已不同，不足为据。这时已十一时，他要走，德沚说，里内各家都在门外乘凉，你从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过夜。他笑笑说，“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厅的后间，忽又站住说：“小心点也好”，指着室内的小榻道，“我就在此过夜罢。”这小榻本是女佣睡的，我从牯岭回家就把女佣辞退，所以空着。于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来。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还没有起身。此后他没有再来，但寄来一信，谓已找到浦东人谈上海古音云云。后来这部《文字学注释》，陈独秀是在国民党的监牢中继续写，抗战时他在四川省江津县时完成。当时本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但在1942年4月，陈独秀病死于江津，他的亲属将《文字学注释》于1946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竟没有出版。
1980年7月12日
〔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照片系新华社记者胡颖摄〕（附图片）
茅盾同志生前在撰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