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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程代熙
提要：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声称“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其落脚点不在“号筒”，而是根本不屑于表现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他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纲领就是“自我表现”。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对照，这个“新的美学原则”至少在某些方面步了它的脚迹。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把个人置于社会、阶级、时代之上，是一种散发着浓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本文仅对孙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以资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带着他们第一批诗作走上了诗坛。由于他们的诗在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的方式上与建国以来的新诗很有些不同，诗坛内外不免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摇头者、点头者均有之。有的同志将他们视为诗坛上的“新的崛起”，更有如孙绍振同志，则从理论上入手，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对于这些青年同志的诗，孙绍振同志的分析与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他们的原意，我不在这里妄加评论。本文只是对孙绍振同志所阐述的那个“新的美学原则”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不同的看法，以资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对他目之为“新的美学原则”作过这样提纲挈领的表述：第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第二，“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第三，“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批评历史剧《济金根》说：“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是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概念化和公式化，而不是反对文艺作品用生动的艺术形式去表现时代精神本身。孙绍振同志却与此相反，他说的“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其落脚点不在“号筒”，而在于“时代精神”。例如，他说的“不屑于表现……丰功伟绩”、“回避去写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指的就是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经历”
（换句话说，就是不屑于去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从事的“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这一切都不是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要表现的内容。诚然，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只有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直接描写人民的斗争才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风貌。有时，反面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也能反衬出时代精神的折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这些生活中的过客放在如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背景上来描写。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也不要求表现历史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所以，我们说他不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是根本不屑于表现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
把现实生活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因此值得诗人去表现的就只能是他的那个“自我感情世界”，并且诗人也就只是在这个世界里去“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这“秘密”就是诗人“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所以，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纲领就是“自我表现”。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写道：“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抒人民之情”，说的是诗人把他自己的感情同人民的感情水乳交融地浑然在一起。涅克拉索夫说：“世界上再没有比缪司和人民的联盟更牢固更美好的了！”至于“自我表现”，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反过来说，就是：我的表象是世界，我的意志是世界；也就是谓：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
由此看来，“抒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表现”，这是两种相互排斥的艺术观。孙绍振同志说可以把它们之间的鸿沟填平。怎样填平呢？他说：“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渐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孙绍振同志的意思是说：十年浩劫的结束，标志是“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生活中人性的复归，就“自然会导致艺术中人性复归”。直截了当地说，孙绍振同志是企图用人性来填平“抒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表现”之间的那道鸿沟。我们丝毫不反对艺术表现人性。我们关心的是艺术家的人性、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是否相通，或者是否基本相通。如果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南辕北辙，或者诗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则不管诗人个人的感情如何的丰满，他个人的悲欢如何的非比寻常，甚至把他个人的心灵世界全部敞开，也终因和人民大众缺少“灵犀一点”，而不能相通。文学史上倒有不少那样的诗，既没有“为民请命”，也没有“抒人民之情”，相反，排遣的完全是诗人个人的情怀，却为人民所接受：
“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读李商隐这首小诗，你不能不同情诗人因秋雨所阻，滞留客乡，怀念妻子或者亲友的寂寞心情；当你想到雨过天晴，诗人首途返回故里，同亲人秉烛窗前述说那天“巴山夜雨”的情景时，你就不由得会同诗人一起共享那分欢乐。尽管诗人在这首诗里抒发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感情，描写的是他个人的悲欢，却因其与人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通，所以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由于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趋于胡编乱造，而成为强弩之末。当时，欧美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迷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环套一环的重重矛盾，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反感“邋遢感伤主义”，即浪漫主义文学和那被他们视为“躲在现实的硬壳里”的所谓“现实主义”。于是他们就把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伊德、克罗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以及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当成是一块安身立命的绿洲。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起，在西方文坛和艺坛上象走马灯似的相继出现了诸如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原始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新浪潮、荒诞派等等各种名目的文艺流派。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艺虽然有着它们各自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但在文艺思想上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第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自我”当作唯一的表现对象，说得具体一点，把文艺作为表现他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即否定理性）的唯一手段。他们不满于生活的牢笼，但在行动上却使自己龟缩在“自我”的深处。第二，由于他们有意识地排斥现实世界的客观性，所以他们总是天马行空似地力图通过象征、意象、潜意识以至于梦幻来表现他们的“自我”。它们着意表现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作家、艺术家头脑里的个人的主观意识。所以朦胧、荒诞、恍惚、晦涩，几乎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乐观主义已经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发生严重动摇的时刻破土而出的。如果说T．S．艾略特的《荒原》写的是“站在毁灭因素边缘”的“一种完全失掉信仰的心境”，那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则进一步陷入了毁灭的绝境。最近二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依然留下了一大片空虚。本文无意对有近百年历史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一次面面观，这里列举它的三点特色（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三点），只是为了说明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倒是步了它的脚迹；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这样说。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写道：“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则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接着他又说：“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所以结论是：“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
这是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立脚点。
从上面的引文里，我们知道了孙绍振同志心目中的人的价值等于个人利益，或者等于个人的精神；因此那个衡量“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或者“个人的精神”的标准就是“人的价值标准”。而这个“人的价值标准”“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标准”。因为它与追求一元化的政治不同，不必“强调统一意志和行动”，不必“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孙绍振同志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因而必须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他在文章里说，社会是人创造的，“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必须作如下的补充：既然社会是它的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因此就理所当然地不允许任何个别成员把他个人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对待社会精神文明，也应该是这个道理。
打一个粗浅的比方：我们这个国家好比是一条大船。由于领导工作上的一些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作乱，这条船被弄得百孔千疮，危机四伏。不光个人利益，而且首先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都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拨正了航向（落实了各项政策），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法定的保障。这时，最大的利益就是安定团结，同舟共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条船顺利地驶向共产主义的远方。倘若不是这样，且不说人人，也不说什么多数，只消少数分子任意胡来，我行我素，结果就会招来船毁人亡的惨祸。这难道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么？！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个人利益固然不得随意否定，但社会利益必须得到第一位的保障。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前者创造物质文明，后者创造的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诚然是精神文明的条件，但精神文明又对物质文明起着强有力的积极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互为条件，相辅而又相成的。
十年浩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所遭到的一次浩劫：人妖颠倒，世风败坏。在着手四化建设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已成了当务之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虽然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但是说到底，还是集中地表现在具有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成员身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
孙绍振同志说：“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的敌对力量”，这句话相当含混。张志新烈士用她的生命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她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和谐一致的，而那班迫害她的家伙的精神境界却是腐朽、卑下的，并且与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敌对的。
现在我们再来说什么是“人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标准”。歌德有两段话讲得很好，他说：“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歌德说得很清楚：个人的价值，就表现于他对社会的现实要求所应尽的职责；检验人的价值的客观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在行动上履行他的社会职责，以及履行到什么程度。
孙绍振同志把“人的价值”，仅仅归结为“个人利益”、“个人的精神”，而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又只是“个人的幸福在我们集体中应该占什么地位”，以及“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在艺术上得到了怎样的反映。真是除了个人，还是个人。个人成了一切，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现在我们总算能够理解他说的“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这句话的真意了，那就是：或者把个人置于社会、阶级、时代之上，或者将它们置之度外。总之，文学完全是作家的私事，与社会、阶级、时代无关，而不是如高尔基所说，文学“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把孙绍振同志的美学原则的这个出发点和它的纲领——“自我表现”联系起来，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就赤裸裸地显示了出来。
（原载《诗刊》1981年第4期，原文共三节，因篇幅关系，这里选载的是前两节，并在文字上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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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简介
《诗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发表了孙绍振同志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在刊登该文时加了“编者按”。按语指出：“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开宗明义就提出：“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相互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作者在评价近一、二年某几位青年诗作者及其作品时说：
“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个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有几个特点：一，
“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他们和我们五十年代的颂歌传统和六十年代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表现自我，表现人的价值，理由是：“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他们一方面看到传统的美学境界的一些缺陷，一方面在寻找新的美学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的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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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人们心灵的钟声
——略评陈建功的短篇小说
方顺景
敲响人们心灵的钟声，唤起人的自觉和尊严，鼓舞人们在生活的道路上大胆开拓，这是青年作家陈建功创作的主旨，也是他的作品的主要思想特色。
翻开陈建功的短篇小说，你的目光就会被那些充满锐气的年轻开拓者所吸引，心也会随着他们奋斗的脚步而搏动。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时髦的衣着，然而内心充实，感情纯洁，理想崇高。他们坚韧、顽强，热情象一团燃烧的火。你看那个采煤队长崔云虎（《甜蜜》），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在停产、停电、运输线瘫痪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十三万吨”的任务，不怕寒风大雪，不怕挂牌挨斗，一趟一趟、一篓一篓地将煤从井下背出来，“给国家尽着自己的心和力。”他，“满脸的煤黑，满身的汗渍”，可是心比金子闪亮，是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强者！《流水湾湾》里的钟奇，也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不给自己留出一刻时间抚摸一下伤痛”的勇士。这个普通矿工响亮地喊出：“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坎坷的人生道路使他跌了许多跟头，他没有趴下，即便最后碰得头破血流，心中也依然有一颗理想的火种。此外，在《丹凤眼》、《迷乱的星空》、《萱草的眼泪》等作品中，也都有为了幸福的生活，敢于同自己的命运、同庸俗的社会势力和陈腐的道德观念进行搏斗的青年。诚然，这些年轻人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迷乱的星空》中的顾志达，他对生活的态度过于冷峻，性格孤傲到简直有点偏激（对于这些缺点，作品都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富于理想的内心，开拓生活的勇气，追求真理的精神，毕竟闪射着耀眼的光辉！
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努力反映新时期的斗争生活，满腔热情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使人民在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得到鼓舞和力量。陈建功正是通过塑造一系列进取者的形象，激起人们追求理想的热情，敲响人们心灵的钟声的。他笔下的青年工人，钟奇、辛小亮、孟蓓、顾志达等，毫无迷信思想，勇于进取，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正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在表现这些新人新事时，作者并没有闭起眼睛，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是既揭示了邪恶势力的猖獗，世俗观念的顽固，也写了一些在斗争中摇摆、甚至只是对社会伸出贪婪的双手，对生活发出嘲笑的轻薄之辈。由于作者站在生活的高处俯瞰人生，瞻望未来，把握住现实发展的方向，因而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以光明和希望，而对那些邪恶势力和浅薄之徒的描写，也就象夜幕衬托明月一样，使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更显出其亮光。
陈建功的作品，大多是反映矿山工人的生活。这和他曾经在京西煤矿抱过风钻有关。在那里，他当了十年岩石掘进工。那个年代，虽然一切颇为荒唐，但艰苦的劳动，在井下付出的汗水，到底锻炼了他的思想，并使他的创作获得了丰富的生活源泉。矿石要放出光彩，必须经过冶炼；作家有了生活以后，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思索。陈建功创作的小说数量不算很多，却凝聚着他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大胆探索。
《甜蜜》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发表的头一篇小说。作品有斧凿的痕迹，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人应当做生活的“强者”的思想：“小伙子们希望在姑娘的眼里永远是个强者，难道姑娘不是更希望自己所爱的人是个强者吗？”当然，这种
“强者”并不是膀大腰粗，虚有其表，更不是蛮不讲理，横行霸道，而是心灵美丽，思想崇高，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工作和学习上都生龙活虎的人。作品塑造的采煤队长崔云虎，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继《甜蜜》之后发表的《萱草的眼泪》，在对人生的思索上深入了一步。作品主要塑造了两个人物：男青年丁琦和女青年黎露。他们都在草原上放牧。丁琦热情、勇敢、睥睨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坚信“只要我们勇敢地追求，幸福是不难取得的……”黎露善良，但出身不好，自卑，对一切都不敢有非分之想。她备受歧视，却不愤懑，也不抗争，反而觉得理应如此。自卑，使她看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失去了追求幸福的勇气。她和丁琦正在相爱，可是就因为自卑，在她知道了丁琦的妈妈反对他们结合以后，就含泪离开了丁琦，并在铁轨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对黎露是同情的，因为她有一颗美丽的心；作者对黎露也是批判的，虽然她的自卑和不幸主要的不应该由她自己负责，然而就如丁琦所说的：“一个人地位低下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思想的自卑啊！”正是在这种严肃的思考和积极的、批判的基础上，作者借丁琦之口提出了“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这一平凡而又深刻的人生问题。
一个不能自觉到自己的尊严的人，当然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而一个没有自觉心的人，更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此，要振奋人的精神，使沉寂的心头响起昂扬的钟声，首先就必须唤起人的自觉心和尊严。但是，到底怎样才能使人们心头的钟声和着祖国、人民、时代的节拍共鸣？陈建功通过《流水湾湾》等作品，深入地探索了这个问题。如果说，《萱草的眼泪》主要是通过一个柔弱的女性的不幸遭遇，揭示人由于不认识自己的价值，因而不敢去追求幸福、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话，那么，《流水湾湾》则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钟奇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生活的勇敢开拓。钟奇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作者善于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细节，展示人物崇高、美丽的灵魂。从钟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活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彻底改变面貌的趋势，也看到了一代新人在经历了痛苦和挫折以后，正在更加顽强、茁壮地成长。钟奇这个人物的创造，使陈建功的创作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而他在人们心头敲响的钟声，也随之越到往后，越加高昂。比如，在《丹凤眼》里，我们就看到了两个自尊心很强的男女青年——采煤工辛小亮和炊事员孟蓓。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世俗的偏见，在某些人眼里，矿工似乎低人一等。可是辛小亮不这样看自己，他自豪得简直有点骄傲，“特别是见了姑娘们，眼皮抬都不抬”。辛小亮的这种骄傲，是对世俗观念的勇敢的挑战。正因为这样，所以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活不惜力气，超纪录、战险情……。孟蓓也一样。她知道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看待自己。因此，她对前来为劳资科长的儿子说媒的人，只是轻蔑地问了一句：“他爸爸今儿晚上要是咽气了呢？我靠谁去？！”而对辛小亮，则认为他“象个人！”并和他结为终身伴侣。显然，《丹凤眼》中的辛小亮和孟蓓，已经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觉醒，而是自觉地进行斗争，并且终于获得了胜利。这里，我们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萱草的眼泪》、《盖棺》等作品与《流水湾湾》、《丹凤眼》等作品，虽然题旨相同，都在于唤起人的自觉心和尊严，从而激励人们面向人生，勇敢进取，但由于表现上很不一样，感受也颇为相异：前者沉郁、悲愤，后者境界更高，格调也更为激昂，因而也确实使人得到了更多的信心和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努力表现和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人、四化的创业者，恐怕是有启迪意义的。
陈建功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他不赶浪头，不凑热闹，而总是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中取材，按照自己认定的方向进行开掘，然后又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加以熔炼。他反映工人的生活，但决不同于以前的“车间文学”，只局限于狭小的空间或纯技术的争执；他写青年人的相爱，也不是卿卿我我的纠葛，更没有去套用某些时髦的公式。他的作品有广阔的社会内容，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刻的思想力量；他的人物形象鲜明，内心丰富，性格的分寸感很强。在艺术表现上，他似乎掌握了两套笔法，一是质朴、浑厚而又显出洒脱，民族色彩比较浓厚，如“谈天说地”一组作品即是；一是在《流水湾湾》和《迷乱的星空》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绵密的笔墨，富于哲理的抒情。当然，陈建功在创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下什么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从他这几年留下的足迹看，他脚步扎实，路子端正，成绩显著，却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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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版社办成作者之家
——访四川人民出版社
近几年，在我国出版界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这个过去被认为只能出些说说唱唱之类的出版社，现在出的文艺书籍受到广泛的称赞。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我们看到了摆满桌上的琳琅满目的样书，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老一代作家的名著，也有新人新秀的处女作，各种文体兼备，富有地方特色而又不拘泥于本地。
我们看到的那些书，有许多是畅销之作，但从中却很难找到几本迎合某些趣味而带有市侩气息的东西。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还有不少从单纯商业观点看是属于“赔钱货”的书。对此，他们反而津津乐道。
以诗歌而论，由于读者面较小，印数少，近几年许多出版社对出诗集都有所控制，有的则干脆不出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四川诗丛》，却一本接着一本出。诗丛的作者，不乏负有盛名的前辈，也有刚刚拿出第一本“处女作”的青年。这样的书出不出？他们觉得，为了繁荣诗歌，还是要出。
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对我们说：“我们是党领导下的出版社，不是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书不是一般的商品。一本书，只要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哪怕是一部分群众的喜爱，只要有利于促进四化建设和党的事业，不赚钱也要出。何况，我们可以统筹安排，做到以盈补亏哩！”
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他们不仅做到了正确对待诗歌出版问题，在小说、戏剧、曲艺、文艺理论等多方面，也都出了一批所谓“赔钱货”。他们一方面尽量以盈补亏，同时还想了许多办法扩大这类书籍的发行数量。虽然出这些书减少了部分盈利，但却换来了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百花齐放，文艺繁荣。
许多好书的出版，凝结着他们具有的从这种精神所产生的胆识和远见。
《囚歌》是被囚禁在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的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启迪千古、激励后人的诗歌。十年浩劫，它曾沉沦地下。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好书啊！四川人民出版社不顾当时仍然存在着的“四人帮”极左的影响和加在烈士头上的“叛徒”帽子，毅然派人到重庆去安排重印工作。他们认真进行了外调和访问，弄清了情况。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终于解决了出版这本书的障碍，不仅把书重印出来，还促进了有关部门及时对十一个烈士落实了政策。
老舍名著《四世同堂》的出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们的胆识和远见。粉碎“四人帮”后，有一种看法认为，本书没有反映抗日战争的本质，也没有塑造突出的英雄人物，且解放后一直没有再版，担心出后会担风险，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重新翻阅了原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发现这本书虽有不足之处，但总的倾向是抗日的，爱国的，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了抗战时期北平生活的真实，并且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一本好书。尽管当时没有权威的肯定结论，他们仍决心出版，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本被埋没了一代人时间的名作，得到了新生。
同样，许多著名的老作家，当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刚从关押、诋毁中解脱出来不久，还和外界很少往来时，接待的第一个约稿的出版社，便是四川人民出版社。
许多类似的事在文艺界流传着：一位作家在外地生病了，出版社派出专人去看望，同时征求作家对改稿的意见；一些老作家出国访问需要带去新作，他们在短期内就印出装帧精美的新书送到作家手中；有的作家，在他们那里出版过书，以后又在其他出版社出书，他们仍然友好相待，继续送书送资料；一批青年作者生活基础不厚，他们出钱出人，组织作者下厂下乡体验生活……
是什么精神支持着他们呢？那就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大处着眼的精神。他们在三年中，就出版了255种文艺书籍，其中有89种销到了国外。他们出的一些书，不仅质量较高，装帧也比较精美。
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热情而形象地称赞四川人民出版社：“你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这是他们具有的那种从大处着眼的精神，发之于心，见诸于形的必然结果。
本报记者 于竞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