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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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
曹瑛
《李达文集》第一卷出版了,这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件可喜的大事。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全力以赴投入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活动。在建党前后的短短几年里,他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发表了许多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文,对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第四国际“左”倾冒险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反马列主义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主编了我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持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创办我党第一个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负责筹备并参加了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在那个时候,中国象李达同志那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较系统研究和较准确理解的革命家是屈指可数的。他的理论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对奠定我党早期的思想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同志不仅是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始终不渝捍卫马列主义的忠贞战士。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那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列主义阵地。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特别是他晚年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深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我在青年时代就读过李达同志的论著,受过他的影响,敬佩他的为人。我同他相识是1939年冬初在广西桂林的时候。那时他在桂林任教,我和李克农、夏之栩同志一起负责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南方局设在重庆,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恩来同志由重庆拍来电报,嘱我去看望李达同志。当时李达同志正受到反动派的迫害,生活很困难,我请陆铨同志给他送钱去,又同他几次见面畅谈,并请他为办事处的同志们讲授哲学。他高兴地为我们讲了唯物辩证法。我清楚地记得他非常谦逊,他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可见他对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爱戴的。
我和李达同志一见如故,能够倾心交谈,感情很深。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我任长沙市委书记,李达同志任湖南大学校长,见面畅谈的机会更多,互相间也更了解了。1952年初,刘少奇同志视察湖南工作时,曾和我详细谈到李达同志,并对他极为关怀,我曾陪同少奇同志到湖南大学去看望李达同志。前不久,王光美同志寄给我一幅当年陪同少奇同志的合影。李达同志和少奇同志均在十年浩劫中被林彪、江青一伙先后迫害致死。睹物思人,不禁感忿万端!
1953年我离开长沙,奉命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同李达同志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们总是要聚会畅谈。从接触中,我更敬佩他的学识渊博和品德高尚。我感到他充满着为马克思主义献身的强烈感情。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只知道奋不顾身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他看到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忧心如焚,生怕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他为人诚恳坦率,谦逊朴实,律己很严,从不摆老资格,从不搞特殊化。我记得当年长沙市政协开会时,他因长期患胃溃疡,身体很弱,只能吃流食,但是他还是每会必到,带着牛奶瓶子坚持到底,从不提早退席。我们见他体力不支,劝他休息,他总是婉言谢绝,一定坚持把会开完。
我和李达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届人大开会时。那时我正回国述职,我们相约到中山公园畅游合影。没想到那次分手竟成永诀。1975年我从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监狱中出来后,得知李达同志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坚持真理,反对林彪的反动“顶峰”论横遭诬陷,最后含冤去世,心中十分难过!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达同志的冤案本应及时予以平反昭雪,但却迟迟没能解决。现在,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已经正式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他的著作也正在陆续整理出版,这是令人欣慰的。
李达同志的著作,是他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奋斗终生的忠实纪录,不但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四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我们党长期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青年党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模糊了,有的甚至可说是动摇了,不相信毛泽东同志曾反复讲过的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读一读《李达文集》,学习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精辟阐述,对于纠正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糊涂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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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雁冰在党的“一大”前后
上海历史研究所 吴信忠
沈雁冰同志,青年时期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老的党员之一。
1920年5月,陈独秀和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有一天,沈雁冰等到陈独秀家访问。当时,第三国际代表威琴斯基也在座。陈独秀和威琴斯基征询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沈雁冰表示赞成。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
同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出版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的秘密宣传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负责主编。同年冬,李达邀请沈雁冰为《共产党》月刊翻译文章。沈雁冰欣然同意,很快就把《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和《美国共产党党纲》等四篇文章翻译好,发表在《共产党》月刊第二号上。1921年2、3月间,由李汉俊的介绍,沈雁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此后,他一面撰文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论调,一面继续翻译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共产党》月刊第四号上,发表了他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的译文。
1921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年底,党以半工半读为号召,在上海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沈雁冰担任义务教师。在此期间,沈雁冰还在《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上撰文,积极提倡妇女解放。
1921年冬,党中央派原在杭州做排字工人的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找沈雁冰商量,准备组织上海的印刷工人工会,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所是一个重点单位。沈雁冰热情地接待了徐梅坤,把两个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技术工人介绍给徐梅坤。后来,徐梅坤和沈雁冰商量决定先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和团员,作为骨干,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在党领导的各项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1923年五一劳动节,沈雁冰和徐梅坤在北四川路尚贤堂对面的空地上,组织召开了纪念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徐梅坤担任主席,沈雁冰宣讲《五一节的由来及其意义》。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帝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
党的“一大”以后,各省党的组织陆续地建立起来,党中央和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来往日益频繁。党中央考虑到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主编《小说月报》,是一个很好的掩护。于是就分派他为党中央联络员。凡是外地来的信件都寄给他,他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这样,他在编译所,每天要收到许多封“沈雁冰先生转钟英(中央的谐音)小姐玉展”或“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就是陈独秀)台启”的信。对陈仲甫,大家不注意。但这钟英小姐是谁?在编译所的同事中引起了纷纷议论。大家推测,这位钟英小姐必定是雁冰的女友,但是这位女友为什么有这么多信?大家问沈雁冰,沈雁冰总是笑而不答。此外,凡是外地有人来找党中央,也总是先来找沈雁冰对暗号,他问明来人的住址,就叫来人回去等候,他把来人的姓名和地址报告给中央。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不能疏忽半点。因此,沈雁冰总是每天都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办公,以免外地一旦有人来找不着他。他担任党中央联络员工作,一直持续到1925年的春季。
在这时期,正如沈雁冰自己说的那样,“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工作很紧张。1923年春,邓中夏到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随后瞿秋白也到该校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把上海大学变成了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沈雁冰也担任义务教师,在中国文学系讲授《小说研究》,又在英国文学系讲授《希腊神话》。到同年7月8日,党中央召开上海党员全体大会,沈雁冰在会上被选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负责国民运动中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就白天黑夜地搞党的政治活动了。
(原载1981年第八期上海《支部生活》,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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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张志让先生
史良 胡愈之 千家驹
张志让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卓越的民主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张志让先生号季龙,江苏武进县人,生于1893年。1915年他留学美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读完三年级后,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1920年大学毕业后去德国,在柏林大学继续进修法律,1921年夏初回国。
志让先生回国后,就在北洋政府的司法部工作,名义是参事,后被“修订法律馆”聘为“总纂”,任起草民法典的工作。当时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余棨昌,经常在《法律周刊》上拜读志让先生的文章,非常景仰,就请他去当推事(即审判官)。北洋政府还有一个“法权讨论委员会”,是为了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而设置的,主要工作是将当时我国的法律、司法规章译成英、法文。志让先生被该会总裁张耀聘请去担任翻译工作。他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学校法律系教课。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志让先生早就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北京官僚机关的腐败产生了厌恶之心。所以他在1926年夏间就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写信向北京大理院辞职。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武汉以后,革命浪潮汹涌,使他看到了中国的一线光明,他只身到了武汉,一面阅读有关革命的书刊,一面打听张太雷的地址。原来张太雷是志让先生远房的弟弟,他们见面后,张太雷向他介绍了武汉革命的情况,并请张先生参加武汉政府的最高法院工作,后因武汉政府失败,此事没有实现。
武汉政府失败后,志让先生回到上海,直到日寇侵占上海时止,一直执行律师事务。在此期间,他还在东吴法学院兼课。自1932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法律系主任,后又兼任法学院院长。
志让先生自与张太雷接触之后,一直渴望与党继续联系。不久太雷同志在广东牺牲了,他非常悲痛。以后太雷同志的母亲一直由他负担生活费用。志让先生回沪不久,有一天在李达家中遇到张庆孚(当时用琴抚名),从此张庆孚同志与他经常联系。庆孚同志对志让先生说:“党认为象张先生这样一位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在党外工作比入党所起的作用更大。”从此,只要党要他做的,他无不尽力以赴,完成任务,他无时不以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要求自己。他在自传中说:“我以为遵照党的意旨去做的事,总是对党的事业有益,对革命事业有利的,这我是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的。”
在东吴教书时,有些进步的学生与志让先生相熟,“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共同办了一个大中中学,推志让先生为校长。这个学校办了好几年,形成当时一个以左派为骨干的进步中学。教员中有钱亦石、张明养、沈志远、鲁滨生女士
(美人)。但当时教育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办私立中学,经费都很困难;经费不足时都由志让先生从他个人收入中资助。
在执行律师事务方面,他一向不大愿意与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发生关系,也很少为他们办案子。当时中小工厂经常发生劳资纠纷,托他办案,他总是劝他们对劳方让步。当时党组织要他尽量不暴露政治面目,所以他公开为共产党政治犯案件辩护不太多,只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案件,才请他出面辩护。如轰动一时的无国籍外人牛兰案,1936年的“七君子”案,以及邓演达被捕案,均由他亲自出面。牛兰绝食后,他曾和宋庆龄先生同至南京营救。
1935年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人狙毙事件发生后,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军人企图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对租界采取军事占领的借口。租界当局为了急于破案,以便向日军交代,诬告叶海弥等两人为凶犯,刑讯逼供。法院指定志让先生为辩护律师。志让先生把案内破绽一一指出,当时上海各大报两次以两版篇幅刊载辩护书全文,轰动全国。上海地方法院虽判处叶等死刑,但国民党最高法院迫于舆情,终于不敢批准执行,最后宣判无罪释放。
1936年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先生两次敦请志让先生参加救国会,志让先生对抗日救国完全支持。当年11月22日,南京反动派悍然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人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即所谓“七君子”之狱。当天晚上,志让先生接到电话,要他担任辩护律师,他立即答应,与其他律师共二十一人(每名被告得聘请律师三名,共二十一人,均为上海当时的名律师)协力合作。实际上志让先生为首席律师,并由他写了长篇辩护书,出庭辩护。在这期间,上海文化界人士以宋庆龄先生为首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志让先生同宋庆龄等一起去苏州,向法院抗议,要求“救国入狱”。志让先生为“七君子”辩护之后,就投入了救国会的朋友中间,参加一切救亡活动了。
对“七君子”的审判是南京反动政府演出的一幕臭名昭著的丑剧,其效果恰好与南京反动政府所希望的相反,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真面目;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大宣传,也充分证明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得人心。志让先生所写的辩护书义正辞严,把国民党反动派检察官的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邀请各界名流,开“庐山谈话会”,张老亦被邀参加,并在开幕会议上,第一个起来发言,力主对日抗战,听者动容。不久,“七君子”出狱,上海抗战开始,张老就在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中担任宣传组的工作。上海沦陷,张老去香港转往武汉。此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由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任第三厅厅长。有一天钱俊瑞同志征求张老的意见,三厅拟请他担任第五处的一个科长。本来以张老的声望与地位,担任科长是很不相称的,但张老却欣然答应,并积极工作起来。三厅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都出于张老之手。当时,敌机频频飞武汉轰炸,而张老从不去躲空袭,甚至当敌机在头上狂轰乱炸的时候,仍然挥笔不停。
离开武汉后,三厅撤退到长沙。不久长沙大火,张老被分配到桂林行营,担任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当时行营政治部主任是前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有一天梁寒操找张老谈话,说陈诚希望张老加入国民党,特请梁寒操代为劝驾。但梁寒操又说,如张老已加入别的党派,则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张老回答说,他并没有加入别的党派,但也不愿参加国民党。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共和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通过一项决议,准备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借以欺骗人民。当时,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进步人士认为,有必要在要求民主宪政,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共同目标下,组织社会力量,在广西掀起一个促进宪政的运动,促使国民党反动派实践他的诺言。不久就在桂林乐群社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广西宪政促进会的章程和宣言。这个宪政促进会不论在名称上、时间上、实质上都是与延安的宪政促进会桴鼓相应的。在这个宪政促进会中,张老和救国会的朋友起过重要的作用。
张老当时经常在《建设研究》、《国民公论》、《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还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又兼广西大学教授。他的收入是不少的。但他生活的俭朴,是出于我们想象之外的。他住在桂林青年会一间不满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夏天常常光着脚,穿一双布鞋,漱口碗是一个连把都掉了的小茶杯,喝的是白开水。各报刊送他的稿费单,他随手往抽屉里一塞,很少去取,有的朋友向他借钱,他就把稿费单子送人一张,叫他自己取去。他也很少参加什么文娱活动,整天埋头于看书写作。有一次,他去广西大学图书馆书库看书,看得入神,把时间也忘记了,下班铃打了以后,图书馆职工就把门锁了起来。张老出不来了,最后只有跳窗子出来,这事在朋友中,传为美谈。
抗战胜利之后,张老回到上海,仍在复旦任教。他联合马寅初、潘震亚、翦伯赞、蔡尚思、沈体兰等八十多位进步的大学教授定期集会,座谈当前时事问题,后取名为“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参加“大教联”的有地下党组织的代表李正文同志等。“大教联”成立以后,对当时政治问题发表过多次宣言,一般由张老起草,由参加“大教联”的教授签名。例如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伪国大,签订中美商约等,“大教联”均公开发表宣言,加以反对。1947年全国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大教联”发表宣言,大力支持。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布“维持社会秩序暂行办法”、“勘乱建国法”时,“大教联”发表宣言反对。“大教联”还成立了文化研究班,对被解聘生活困难的教师予以救济。在反美扶日运动中,张老领导“大教联”还编了《日本问题面面观》一书。
1947年秋,上海一部分进步的工商业者如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等与“大教联”取得联系,经常采取聚餐、茶会等方式,讨论时局以及反抗蒋政权的种种问题,张老在知识界与工商界联合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法西斯压迫愈演愈烈。1948年4月,上海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在“反压迫”的口号下,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提议罢教罢课,复旦大学首先响应,在张老的策动下,许多教授签名罢教。
复旦大学进步教授的罢教,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决定下毒手解聘复旦大学教授中三十来位“大教联”成员。张老力争解除自己的法学院院长职务以换取不解聘一个教授。结果,这一“争取”获得胜利,自己的院长职务丢了,全体教授的职务保留了。这件事,在教育界传为美谈。
张老还直接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做了些对国民党上层的策反工作。复旦大学所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被蒋介石撤往台湾,张老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1949年春节,张老应党中央的邀请,自沪赴香港,再由香港坐船来到刚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老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委员、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斯里兰卡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解放后张老的主要工作岗位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是沈钧儒,第二任是董必武,第三任是杨秀峰,沈老是救国会的领袖,他与张老在解放前就有长期共事合作的关系。董老与杨老对张老都十分尊重,把张老当作亲密的同志看待,推心置腹,毫无芥蒂。张老与董老、杨老的合作,堪称党内外共事合作的典范。
在“中国法律学会”成立之时,张老被推为学会理事,后来学会与“中国政治学会”合并,改组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张老被推为副会长,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张老曾多次以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先后赴印度、比利时、民主德国、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访问,在每次访问中,张老工作细致认真,举止文明大方,给国际友人以深刻的印象。
十年浩劫中,张老虽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他靠边站了。当时有人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张老对此非常愤慨,他曾多次对朋友说:最高人民法院在我国宪法中本为司法的最高机构,其地位与行政的国务院相并立,而在“文革”中,竟放在公安部领导之下,真是笑话。
张老对“四人帮”是切齿痛恨的。他经常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女性象“三点水”(指江青)这样为害之烈,“三点水”的祸国殃民远远超过那拉氏(慈禧)。董必武同志逝世时,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张老曾对家驹说过,让王洪文来主持董老的追悼会,假若董老地下有知,是会死不瞑目的。
张老逝世三周年了。他虽然亲眼见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但没有来得及看到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肃清三十年来“左”的错误,使我国重新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这是可以告慰张老在天之灵的。
张老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数十年来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愧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生活作风上,奉公守法,一丝不苟,不计名利地位,一心为公,生活俭朴,自律极严,堪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作为张老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作为救国会的老同志,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将我们所知道张老的生平记述出来,作为对我国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卓越的民主战士、长期为党的伟大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张志让先生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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