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在甘地墓前
高树茂
在德里市的东北近郊,在风景秀丽的朱木纳河畔,有一座幽雅恬静的花园。园中树木繁茂,含青吐翠;绿茵茵的草坪规则地点缀着一簇簇鲜花,象一块嵌花的天鹅绒毯,平展展地铺满了河岸,又盖满了花园。花园右端有一个微微隆起的绿色小丘,环绕着一座规模不大却肃穆庄重的大理石陵墓。在这个陵墓中长眠着印度民族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
甘地出生在印度高贵种姓的婆罗门家族,却冲破种姓的界限,把一个贱民的女儿收养为义女。他曾向社会高声疾呼:“不可接触的贱民也是人!”甘地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反对教义中的陈规陋习,为地位低下的妇女伸张正义,保护妇女做人的权利。甘地的家庭颇为富有,但他却散尽家财,周济寒士,自己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的痛苦岁月里,他首先倡导了“不合作运动”。为了民族的独立,他迁徙奔波,几度入狱,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号召印度人民抵制英货,依靠自己的力量纺纱织布。甘地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纺车自随,为民众作出了奋斗自强的表率,在今天印度共和国的旗帜上,还飘扬着甘地纺车上那永不停息的纺轮。
圣雄甘地已经成为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他那感召日月的崇高品德,以及对共和国所作出的不朽功绩,赢得了印度人民的爱戴,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正是出于这种钦佩之情,我到德里之后不久,便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去瞻仰甘地的陵墓。
5月的德里已是烈日炎炎、热浪袭人的酷暑盛夏。幸喜午后下了一阵大雨,把热腾腾的大地洗刷得清爽宜人。我披着落霞的余辉,沿着花间小径,信步向甘地墓走去。
刚刚踏入陵园的旁门,一阵轻轻的祷告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抬头一看,在晚霞夕照的光亮处,一位老人正双手合十伫立在甘地墓前。他那银白色的鬓发,纯白色的装束,在这墨绿色的陵园中显得异常醒目。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黑色大理石墓前,酷似一尊汉白玉雕成的塑像。晚风习习吹拂,甘地墓后那盏长明灯忽闪忽闪地摇曳,灯火伴随着老人低哑的祷告声,为这陵墓的黄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增添了一种肃穆的气氛。老人沉默了片刻,恭敬地向甘地墓深深鞠了一躬,虔诚地用手在墓基上摸了摸,又在自己的额头点了一下,然后才悄然退出陵墓。
当他走近我的身旁,我忽然发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着一副中国人的脸庞。一种好奇心驱使我走上前去,按照印度人的习惯,合起双手,操着刚刚学来的印地语向他问道:“纳玛斯戴(您好)”。可能是我的发音过于笨拙,老人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突然用中文对我说:“您好!看得出您是从祖国来的。”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从他那双颤抖的手上,我仿佛感到老人的心房在激烈地搏动。是啊!在异国的土地上,见到了自己故乡的亲人,有谁能不感触良多呢!老人还没容我搭话,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圣提,……”
圣提,这是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噢,原来国内一位研究史学的教授曾向我介绍过他。在来印度之前,我也曾拜读过他的大作《在甘地先生左右》。根据我的记忆,圣提先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带着拜伦入希腊的心情,乘海轮来到印度的。开始他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学习,后来随甘地到了当时印度民族运动的圣地——阿须兰。在那里,他一直追随甘地,成了甘地的学生。如今,在甘地墓前,见到了甘地的故人,这真可谓是巧遇了。
圣提先生把我拉到甘地墓旁的一棵树下,向我询问祖国最近的情况,同时也向我讲述着往日他所难忘的一切。圣提先生谈到圣雄甘地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情谊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甘地先生有许多外国学生,但他老人家对我却格外厚爱。在阿须兰时,只有我才受到了和先生家人一起生活的荣幸。先生一有空闲,就同我谈起中国和印度的历史、社会和风俗。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数千年来讲的是礼让。现在我就把和平这个字送给你做名字。和平,梵文读作圣提,以后我就叫你圣提吧。’圣提这个字倾注着甘地先生对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愿望,也充满着先生对我们中华民族最诚挚的信赖。”
“记得甘地先生曾说过:
‘我期待着中印之间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不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相互需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无法克制的相互吸引的感情基础上,这种友谊将为我们带来人类真正的兄弟的情谊。’甘地先生始终坚持着这个信念,就是在他进行绝食斗争、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刻,老人家也仍然惦记着我们中国的事情。”
在老人的眉宇之间凝聚着无限的情思,他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甘地先生千古了。而今,我也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啦。不,我要回到阿须兰。我要从事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写作,我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为中印友谊尽一份心,献一份微薄的力量。”突然,圣提先生停顿了一下,又用一种近似呜咽的声调说:“先生,圣提向您道别了。”
眼泪流过老人的面颊。我不知道,这是怀念已故师长的伤心泪,还是追思往日教诲的感激之泪。之后,圣提先生含着泪水,迎着晚风,渐渐地消失在树影花丛之中。
我呆呆地站着,仿佛随着圣提先生那瘦削的身影到了阿须兰。是啊!圣提先生所期待的,不正是圣雄甘地生前所留下的遗愿吗?圣提先生所向往的,不也正是中印两国人民所正在期待的吗?
夜色渐渐深了,甘地墓那盏长明灯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好象重诵着圣雄甘地生前的遗言:“我期待着中印之间的真正的友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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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地的富丽爱堡
曹锡珍
海地岛北岸峥嵘崎岖的群峰之间,赫然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堡垒。它直插白云朵朵的穹空,俯视大西洋的滔滔碧浪,好似一顶庄严的王冠,戴在高达三千英尺的顶峰上。它耸峙在地势险要的峭壁悬崖,令人望而生畏;看到它那凝聚着智慧和辛劳的崔巍工程,又令人肃然起敬。这个空中堡垒,就是举世闻名的富丽爱城堡。如今,人们把它誉为世界奇观之一。
富丽爱城堡座落在同名的山峰上,在19世纪初期,的确不失为难攻易守的城堡。
富丽爱城堡又称亨利城堡,因为它是海地伟大的民族英雄亨利·克利斯托弗领导创建的。克利斯托弗原是一个小岛上的黑奴。他来到海地后,参加了海地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杜桑·卢杜维尔领导的1791年黑奴起义。杜桑逝世后,亨利·克利斯托弗继承杜桑的遗志,继续领导海地的革命,并且于1804年元旦正式宣布海地独立,在拉丁美洲建立起第一个黑人的国家。可是,拿破仑不甘心他的失败,幻想卷土重来;于是亨利领导人民建造起富丽爱堡,作为反击侵略者的准备。
从1804年起,海地20万黑人劳工,在一位海地建筑师的领导下,蹒跚奔波于乱石嶙峋的山脚、山腰和顶峰之间,含辛茹苦地从事艰辛异常的城堡建设。不幸的是,其中三万黑人没能看到伟大工程的竣工,便因疾病侵扰和劳累过度而献出了生命。整个城堡于1817年落成。亨利·克利斯托弗在城堡的雄伟的大厅里,举行了隆重的国王就职大典。
富丽爱堡的墙壁厚达六英尺,入口处有铁门把关守口,加上陡峭壁立的羊肠小道,愈加使城堡固若金汤。城堡内部,所有大小房间、地道和大厅,相互连接,四通八达,可以容纳一支五千多人的军队。富丽爱堡的最底层设有金银保管库、土牢、小型医院和贮藏室。当年,这个巨大的贮藏室里曾堆满了粮食,足供五千人食用几个月。仅这一点,也足见克利斯托弗的深谋远虑。
城堡顶端的胸墙中央,在一块朴素的石板下,便是克利斯托弗的坟墓。他在57岁时,由于宫廷兵变,结果他以一枚银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人们根据他的遗愿,把尸体埋葬在他所创建的富丽爱堡的顶上,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
海地的富丽爱堡体现了海地人民举国一致反抗殖民主义的决心。因此,千万海地子孙每年复活节时,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成群结队前往瞻仰这座象征革命、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城堡,重温祖国的历史,从中汲取力量。(附图片)
巍然屹立的富丽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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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边丑剧
池北偶 诗 江帆 画黎记韩家班,刺刀撑腰杆,眼睛望河内,屁股坐火山。日子不好过,只好耍手腕。主子敲锣鼓,奴才跳加官。傀儡讲民主,强盗装行善。左手发选票,右手血未干。白脸唱红脸,分明是反串。丑角演丑剧,丑态不堪看。(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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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消雾散话伦敦
林海
童年时代就听说,伦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名称:“雾伦敦”。
那时候,往往大白天小汽车开着灯在伦敦大街上行驶,雄伟的伦敦塔桥到中午也只能依稀看见轮廓。雾还不只是烟和水汽,当年有过一张拍摄于雪后半小时之内的照片,那皑皑的白雪上已经落上了厚厚一层黑色的尘埃。
1952年底,一场浓雾使伦敦实际上陷于瘫痪达四天之久,四千多人死于这场烟雾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
这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如今,伦敦天空是明净的,空气是清新的。在阳光照耀的日子里,可以看到天高云淡,一片蔚蓝。即使阴雨,空气潮湿,但却仍然洁净。不少伦敦老居民或多年后来伦敦旧地重游的外国人,谈起伦敦烟雾的消失时,总是带着满意和欣喜的心情称赞伦敦这一大变化。
伦敦过去的烟雾与英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年代里,到处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灰尘飞扬。当时,人们还未意识到环境污染这一公害的严重。
其后,英国政府和人民为解决烟雾问题作了长期的努力。英国在1956年制定了有关法律,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确凿的事实,都可对散发污染物质的工厂、机关或个人提出控告。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措施。如今,不仅“雾伦敦”已经不复可寻,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大小工业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解决。
英国解决空气污染首先从烧煤方面着手。英国过去工业和民用的燃料主要是煤。煤的质量越差,燃烧越不充分,放出的污染物质越多。工矿企业大量散发的黑烟,固然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千家万户做饭、取暖时所散发的烟尘,也是不可低估的污染因素。这些烟尘往往停留在低空,对人的健康危害更加直接。
五十年代后期,英国规定,伦敦市内工厂不准以煤作燃料,家用燃料也逐渐改为煤气和电。英国煤矿资源丰富,并不是弃置不用,而是尽量把煤用于发电,再将电供应工厂和居民。英国的火力发电站不许建设在城市内,也不允许设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发电站的烟囱,都必须达到二百米的高度。不少电站先将煤磨成煤粉然后送进锅炉,这样可以使煤充分燃烧,既可节约原煤,又减轻空气污染。根据英国1957年通过的《空气洁净法》,不论那家工厂和家庭的烟囱,冒出黑烟就算违法,都要罚款。此外,英国的火车也已全部改用柴油机车和电动机车牵引。
1971年,伦敦市政当局又规定伦敦的工厂和在伦敦行驶的汽车只许用含硫量低的汽油作为燃料,对输送及使用煤气可能发生的漏气、燃烧不充分等情况都进行严密的检查。对于化学工业所散发的有毒气体和难闻气味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和处理措施。
近二十多年来,伦敦空气污染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从1960年以来,伦敦空气中的污染已降低了80%。伦敦已经看不见冒黑烟的烟囱,灰黄色的大雾已经消失。城市上空和低空中聚集的硫化物和一氧化碳已减少了40%,鸟类增多,花草树木因污染而枯黄的现象不再发生。呼吸系统的疾病也逐年减少。
英国在解决空气污染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这只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方面。除了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有水的污染、土地的污染、噪音的干扰等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还要作更大的努力。为了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幸福,这些工作是有价值的! (附图片)
今天的伦敦塔桥映着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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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骆驼耐渴的奥秘
有些人一直以为,骆驼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耐渴本领,能在沙漠中生活,其奥妙在于它背上的驼峰具有储水的功能。但是,根据一些学者最新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骆驼具有耐渴的生理机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特异的鼻腔。这是美国教授斯密特·尼尔生、英国物理学家斯罗特尔和以色列教授施科尼克在死海附近的沙漠中对骆驼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试验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研究小组把两匹骆驼放在七月酷暑的沙漠中,它们能够滴水不进地生活了十六天。据认为,在同样的高温和缺水的情况下,不超过两小时人就会渴死。
这几位学者发现,骆驼和人不同,它呼出空气的温度低于体温,湿度很小,只有四十六毫克/升。原来,骆驼鼻腔粘膜的面积特别大,几乎有一千平方厘米(而人的鼻粘膜仅十二平方厘米)。粘膜的功能象水泵一样,当极为干燥的沙漠空气吸入鼻腔,经过粘膜时,粘膜渗出水分湿润空气;而当空气自肺中呼出,再度经过粘膜时,粘膜却把百分之六十八的水分回收下来。正是由于鼻腔粘膜的这一特殊功能,骆驼才具有善于保存水分,适应沙漠条件的生活能力。
驼峰是骆驼特有的,然而,它并不是水囊。即使它完全储满了水,充其量也不过区区数十斤,这对一个体重可达千斤的骆驼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驼峰主要是骆驼体内储存的脂肪。骆驼耐渴还因为它从干草、树枝这类较干的食物中也能得到水分。它在天热时很少出汗,体内水分蒸发很少。如果骆驼不具有特殊的生理构造,它不可能在极度干旱的沙漠中维持生命。
据报道,最早发现骆驼鼻腔粘膜这一特异功能的是一位苏丹学者。几位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论点。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幅员辽阔,北面有大片的沙漠。苏丹人饲养着二百多万头骆驼,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去年,联合国曾在苏丹组织了一次有关骆驼学的学术会议,荟萃了各国的专家学者,共讨骆驼的特异功能,我国曾有一位教授出席。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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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喀拉——塞拉利昂人民智慧的结晶
黄泽全
“喀拉”是塞拉利昂土印花布的统称。
在塞拉利昂,无论是城镇布店,或是农村席地而设的布摊,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色泽鲜艳的“喀拉”花布。布面印着飞禽走兽、花卉草木,甚至还有受人崇敬的人物,形象逼真,富于幻想。有的浅色布底虽然只印两、三种颜色,但色彩对比强烈,美观悦目。有的布面上还印有一些政治宣传口号,给人以新颖之感。
尽管在塞拉利昂市场上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口花布、毛料,但当地人却爱穿用“喀拉”花布缝制的各式民族服装。人们身着“喀拉”服装,倍感亲切、舒适。另外,塞拉利昂还用“喀拉”制成竞相争艳的台布、床单、茶巾、领巾等工艺品,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顾客。
“喀拉”是塞拉利昂一种传统的家庭手工艺品,印法考究。“喀拉”图案设计要求一线勾成。匠人凭着丰富经验和想象力勾画出瑰丽多姿的图案,然后在布上把调配好的各色染料按勾画好的图案精心地绘制“水彩画”,最后把图线用水冲洗掉,便成了美丽的“喀拉”。还有一种蜡染法,用各种木刻图案把熔化了的蜡印在底布上,待蜡凝固后着色印染,用冷水冲去浮色,再用热水冲掉蜡,“喀拉”上便留下了艳丽的图案。
塞拉利昂的“喀拉”印染技术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早在18世纪初叶,定居在塞拉利昂的马丁哥族人就掌握了利用染料制作“喀拉”的方法。共和国成立后,塞拉利昂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开办工艺训练班培养技术人员,提高产品质量,努力扩大出口。近年来,“喀拉”产品曾在许多国家展出,博得赞誉。目前,在塞拉利昂已有四百多家“喀拉”企业,产品远销十多个国家,成为出口的主要手工业制品。
“喀拉”为何受人喜爱?一位塞拉利昂朋友回答得好:“‘喀拉’艺术代表了塞拉利昂民族热情豪放的性格,它是我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附图片)
“你好,塞拉利昂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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