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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
胡愈之
茅盾同志不幸离开我们了。
他给我们留下了辉煌不朽的著作，有小说，有诗，有戏剧，有译文，有文艺评论，也有政论。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小说。很早他就投入文学的研究，他写了希腊神话和《中国童话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有过刻苦的钻研。他翻译了法、英、俄罗斯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名著。但是他的创作生活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开始的。从第一部创作《蚀》起，到后来比较成熟的作品《虹》、《春蚕》、《创造》、《陀螺》、《林家铺子》、《子夜》，《腐蚀》……都反映了每一阶段的革命生活，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在现在中国作家中是少见的。
茅盾同志的《回忆录》从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写起。雁冰和我是同年龄的。我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我在1914年进去，我只读完中学二年级，是以学徒或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在两年以后，即1916年，雁冰才进了商务编译所。他比我强得多，他读完中学以后又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了三年，所以他进编译所就是编译员或助理编辑了。
商务印书馆当时是全国书刊的出版中心。除了全国学校教科书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以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和《少年杂志》。通过商务印书馆在全国的分馆，发行范围最广泛的大刊物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包办。办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书籍，特别是做教科书的广告。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一百多位编辑或助理编辑，大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一部分是留学过美国和日本的洋学生。他们都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当时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起了大变化。中国国内由于欧战，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开始有所增长，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野心也更大了。但是这种形势，还不能影响“闭关自守”的商务印书馆，使商务印书馆在经济上受到冲击的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学运动”。
所谓“新文学运动”最初是一场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斗争，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人在群益书局发行的《新青年》杂志里首先提出的。中国语言和文字早分了家，用文言文写文章已经有了两三千年的传统习惯了。所以这是一场极其猛烈的思想斗争。除了《新青年》以外，最初只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潮》等杂志和北京报纸的副刊，登载了白话文的论文、小说和诗。在上海只有时事新报的《学灯》，后来是民国日报的《觉悟》接受了白话文。那时茅盾同志用各种各样的笔名在《学灯》上写白话文的短文和译稿。但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的提倡者，仍然是《新青年》杂志。记得当时每逢新的一期《新青年》杂志在日报上登了出版广告，我在下班以后就匆忙到棋盘街群益书局去零买一本，以先睹为快。我总是在群益书局遇到雁冰同志，但是在编译所内部我们绝口不谈《新青年》和白话文的事。因为直到1919年为止，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仍坚持用文言文，反对用白话文。不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坚持反对“新文学运动”的，章行严的《甲寅》杂志和南京的《学衡》杂志，上海的“礼拜六”派也都是反对白话文的顽固堡垒。
但是到了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立即就在南方各大城市引起了反应。“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科学的政治运动，恰和“新文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原先商务印书馆的刊物，都是用文言文的。《东方杂志》还在提倡“东方文明”，因而和《新青年》杂志正面交锋。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已经不受读者欢迎，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外国小说销数也不断地下跌。这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务印书馆不能不考虑的，因而从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在书刊出版的方针上，作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改革。而由雁冰同志代替王西神主编《小说月报》，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里程碑。恰巧“文学研究会”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最初“文学研究会”还只有在北京的十二个发起人。后来郑振铎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紧密结合起来，会员人数扩大到了全国，还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本来“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艺团体，只是标榜了“为人生的艺术”；后来由于和鲁迅的合作，对于当时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进行反击，雁冰同志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样，雁冰同志青年时期在文学上就逐渐发展成为鲁迅以外中国第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我想这样的提法，对于茅盾同志不会是溢美的。
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从“五四”以后的二十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和鲁迅相比，茅盾同样是这个文化新军的创始者和指挥者。和鲁迅一样，茅盾对古代中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作过长期的深刻的研究、介绍和批判，最后才找到现代中国自己的文学道路，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列宁曾经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雁冰同志也说过，他爱左拉，也爱托尔斯泰。但他在试作小说的时候，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这是因为左拉是为了写小说，才去经验人生，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冷酷的。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作小说。托尔斯泰是热爱人生的，但是他的作品又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
如果我们把茅盾和托尔斯泰相比，那是并不恰当的。但是他的全部创作生活，却反映了六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每个时代的实践。
在1927年以前，他还没有开始创作生活，却已经投入革命队伍中了。1920年他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接着就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同志等参加在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到了1921年他就成为最初的上海党小组的成员。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及和杨贤江、陈云同志等领导的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1926年的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和1927年的武汉大革命，茅盾同志都是作为地下党员参加的。虽然他积极参加了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他并没有脱离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钻研。他对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的研究，使他找到了一条以后始终不变的道路：文学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文学反映革命的实践，而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又或多或少受文学的影响。
在党产生的最初时期到武汉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还有待于作正确的总结，连身历其境的雁冰同志，也只能说：“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个大矛盾。”“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旋涡，一大矛盾”。所以他的第一篇创作——《蚀》开始用了茅盾这个笔名。
这是毫不奇怪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初七年里，党员中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只占极少数。而武汉大革命，不到两年，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湖南的三百万农民，湖北的一百万农民，也武装起来了。但是除了不明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外，党的领导层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多。这样，在革命取得空前胜利的日子里不犯左倾幼稚病，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以国民党内的反革命右派，如蒋介石、汪精卫等都是伪装作左派，他们装得越“左”，对革命的损害也越大。诚然，可以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很快被党的“八七”会议所否定，党内右倾分子只是极少数。
当时我没有去广州和武汉，但是许多从武汉回来的人，包括雁冰同志在内，和我讲起了武汉的情形：在繁华的街道上，男子往往被截住剪除长袍的下半截；梳头的女子被剪去了头发；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还有革命群众内部的武斗。这和十年浩劫时期又多么相似啊。正因为这些过左的作风，使党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可乘之机。回想起除国民党宣传机关的造谣以外，还没有一部写当时武汉情况的小说。如其有之，就只是后来题名为《蚀》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了。
三部曲是在1927年他从汉口回到上海的时候，开始写，而在1928年去日本以前完成的。由于第一次用了茅盾这个笔名，才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雁冰在以前十年中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但是写作小说，还是从这三个中篇开始。这三个中篇在当时进步的文艺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仍然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当时领导思想仍然是“左”的；认为革命正在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的中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向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中华苏维埃。在党的领导之下，一些作家，开始在上海办半公开的或地下刊物。以蒋光慈、阿英等同志为代表，他们首先攻击《幻灭》、《动摇》和《追求》，认为这是消极的甚至反动的。茅盾同志到了日本以后，写了《从牯岭到东京》就是为了答复文艺界的批评。他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但也对当时所谓“标语口号文学”作了批评。后来在这三篇中篇小说出单行本的时候，重新改了名叫《蚀》。是什么意义呢？“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而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譬如日月之蚀，过后即见光明；同时也表示他自己的悲观消极也是暂时的。
历史的事实说明，党经过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改正过来。1928年以后，茅盾同志和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到1931年他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没有得到答复，原因就在这里。（注一）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在《从牯岭到东京》（注二）的最后两段里他说：
“悲观颓废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
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
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
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
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
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
没有把文坛推进一个新基础那样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
的信念，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见对大家
说出来，等候大家的讨论，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
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十年浩劫已成为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反左倾思想的方针、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雁冰同志早在青年时期说的这一段话，在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一〕见胡耀邦同志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注二〕1928年7月16日写于东京，载《小说月报》
第19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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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茅盾同志的一封信
张帆
张帆先生：4月16日来信收到了。感谢您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您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您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您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象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赍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日来事冗，恕不多谈。顺祝健康。 茅盾上 1949，5月2日，北平
茅盾同志给我的信，是解放太原时写的。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不仅自己到延安鲁迅文艺学院讲过学，而且把女儿沈霞也送到陕北学习。沈霞同志与萧逸同志结婚后，因医疗事故逝世。
抗战胜利后，茅盾同志积极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北平解放后，他来到故都。当时，他的女婿萧逸同志，是我们新华社华北野战军前线记者，也随军进入北平，见到岳父，分外高兴。他说他想留下来写作，茅盾则鼓励他参加解放战争全过程，然后再进行个人创作。萧逸同志听从了这一教导，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
总攻太原之前，狡猾阴险的敌人，伪称投降。萧逸同志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用喊话筒，从枪眼中向敌人宣讲形势和政策，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这时，敌人射来罪恶的子弹，萧逸同志就这样牺牲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
全国胜利在望，萧逸同志意外牺牲，我们十分悲恸。我把他生前的部分遗物和他给茅盾同志的照片，寄给茅盾同志。很快我就收到了复信。这封十分感人的信，使我进一步认识如何对待死者、对待敌人、对待朋友。
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二十三个兵团会攻太原。在扫清外围之后于四月二十四日拂晓，发起总攻，仅五小时，全歼守敌。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兴奋异常，前线记者不约而同地涌进阎锡山的办公室，大家热烈谈论攻城巷战中的英雄事迹。
这时，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来了，他高兴地坐在桌子上和我们共庆胜利。他曾任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六十四军政委，和我们记者都认识。我向他报告了萧逸同志牺牲的情况，他嘱咐我们要把萧逸同志安葬好，化悲痛为力量。
十年浩劫，我家被抄，文稿笔记全失。幸好茅盾同志给我的信，藏好未丢。粉碎“四人帮”后，我复印了三份，想当面交他一份，但见面之后，又怕引起他痛苦的回忆，影响他的健康，所以终于没有给他。
现在，我国文学巨匠茅盾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伟大作品和他的信，将深埋在我们的心底，永刻在我们的心中，鼓舞我们后辈为革命事业而战斗终生。（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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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茅盾同志告别
林焕平
1981年4月10日晚7时看电视，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群众约二千人，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同志遗体告别，悲从中来，即成此篇。
昔年为师长
我是一新兵
新兵变老兵
师业应继承
小说皆巨制
历史绘典型
评论称泰斗
舍己育群英
崇高在精神
毕生为人民
鞠躬至尽瘁
垂范于后人
贡献在党国
哲人惊陨落
日月失光辉
河海翻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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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茅盾
〔法国〕苏姗娜·贝尔纳
“文学如果不能反映生活，指导生活，那就没有什么用处！ ”
1978年和1979年中，我几次会见了茅盾；我有幸被邀到他府上，两次长谈，并作了录音。在法国，我也曾与许许多多的艺术家、画家、作家及知识界人物有所接触，其中也有知名之士，但我得承认，他们任何一位，也没有给我象茅盾那样的印象。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已是82岁高龄了，但仍旧生气勃勃，精力非凡！他正襟危坐，手扶拐杖，他有自己独特的审视、阐述问题的方法——严谨、全面、一丝不苟；他能即席畅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人难以忘怀……听他讲话，令人神往。我读过一些他的作品的法文译本，有意作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我也有笔耕一生的小小奢望——因而有许许多多问题想提出，如有关茅盾其人，他的工作、思想观点、工作方式、现在和过去的活动、他的创作计划等等。但我感到，最好还是由他兴之所至地讲下去，让他神游在自己曲折漫长的道路上，而我自己则凝神谛听。有时他也稍作停顿，这是为了在头脑里概括、衡量、忖度、补充、修正和发挥他讲的东西。这一瞬时深切的沉静，又赋予他新的谈兴，使他把某些含糊之点阐述得更明白……他就是这样地揭示事物内部，触及核心，侃侃而谈，一驰千里。然后，他沉静下来，把浮动的目光收回，凝聚在我身上，热情洋溢。我意识到这时可以再提一个新问题而不至于打断他的思路了。
我为他态度之谦逊，思想之清晰，待人之诚恳和对自己要求之严格而深受感动。他正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创建了自己宏篇巨著的大厦，例如《子夜》——毋庸置疑，这是他的代表作——他一年构思，一年写出，构思期间，三易其稿……观其人，听其言，我体会到当作家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巨大劳动！我也从事写作，但我觉出了自己的脆弱，我笔触所及的天地之狭小……他开扩了我的视野，使我放眼社会，把无际的世界和生活作为驰骋的疆场……好似拨开了阴霾，拉开了舞台的幕布一般。是的，这才是写作，这才是创造，多么激动人心的创造！
我谈起了法国作家艰难的处境……“这和中国三十年代作家的生涯大体相同”，他说。是的，他熟悉、也经历过这种斗争。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把旧制度的结构一一拆卸，他熟悉它每一个机件。许多年来，我和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在法国的文化战线上进行过艰苦的斗争，我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列主义者。他的言谈与我的心声，打成一片。他说：“因为我没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就当了作家……重要的是，一个作家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工作、学习、改造世界观、直到最后一息！”……要求，再要求，严格的自我锻炼！这意味着作家要觉悟到自己对历史、对同代人的作用和责任……他哪里知道，这朴实无华的谈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告辞回家时，心情激荡，思绪如火。
我写了一篇长文，并高兴地看到它被发表在《中国文学》79年第二、三期上。几个月后，我们又见面了。这是1979年3月22日。这一次，我们谈到了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它把我们带到二十年代动荡的旧中国。
他撰写往事的方式，使我意外。在欧洲，提及旧事，大部分作家把笔墨用于自己，总是叙述个人经历，有时为些私事而津津乐道。茅盾则首先讲历史……“是的，”他淡然地说，“欧洲作家写回忆录的方式，是和我们大相径庭的……”他接着说：“为时代浪潮所推动，我才一步步地参与到当时的事件中……”他用了很多时间谈他编过的刊物，他和党的关系，他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及“为艺术而艺术”的鼓吹者们所进行的斗争……他还把在自己的刊物上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作为宗旨之一……他简朴而谦虚地追述这些不懈的、多方面的活动，纵观历史，描绘当时中国重要人物的形象，我们完全沉浸在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之中。应我请求，他又回忆了童年：一个顽皮孩子，中学时三次转校、三年结束了五年的学业……外祖母、祖父、母亲的影子，一一闪现在我们之间……还有他的故乡，那个“两千多年的”古老而温馨的小镇……我问他：“回首往事，你不觉得自己的一生也是一部小说吗？”他莞尔一笑：“也许是的。”
昨天我重温了这些谈话，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诙谐的言辞，他清朗的笑语，我不由心情激动。是夜，梦里惊觉，在万籁俱寂中又想起这一切的一切……破晓，见紫丁香依稀窗前，这不成礼仪的诗句，油然而来，涌到嘴边，以为永志：
伟大的作家接见了我，在他的生命之秋
晴空、毅力
敏锐的思想、坚定的声音
道出了真实的路，正确的追求我把他对生活的信念永藏在心底
“子夜”离去
曙光已在前头
1981年4月11日
北京
〔燕汉生译〕
〔编者附记〕苏姗娜·贝尔纳是法国作家。现为《中国文学》杂志社专家。（附图片）
茅盾同志生前同本文作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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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悼茅公
茅以升
茅盾先生的逝世，震动了全世界的文坛，我们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致悼。我个人在报上读到追悼他的文章中的“茅公”二字时，就非常触动，回想过去和他谈到“本家”的故事，更为沉痛无已。
在一次政协会上，我初次见到茅盾先生时，笑着对他说，“我姓茅，很荣幸和你是‘本家’。”他和我热情地握手说“久仰久仰”，接着笑问“本家好！”我又提到，我初次见毛主席时，经周总理介绍，毛主席同我握手笑着说：“是‘本家’嘛！”周总理说“是草头茅”，毛主席说“我知道”。我对茅公说：“我有毛主席和你这样的‘本家’，真是无上光荣！”自此以后，我和他因政协关系，不时见面，在一个“双周时事座谈会”中，见面更勤。有一次大家闲谈，问起年龄，他是1896年7月生，我是1896年1月生，他对我说“我们又是同年，但我还是弟弟”。我暗想，我俩都是历尽了数十年的沧桑，从黑暗走向光明。因和他谈了些旧话，并提到，我也曾欢喜看《小说月报》。
我们搞科学技术的人，很多喜爱文艺，因而对茅盾先生是很敬佩的，不但为了欣赏文学，而且也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发和鼓舞。搞科学技术要有动力，有养料，有信心，茅盾先生的毕生奋斗，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搞科学技术现代化，我认为这里面就包含文学艺术现代化，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茅盾先生的功绩，也反映在我们的科技成果之中。他的逝世，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也是我们科技界的损失。
在“四人帮”粉碎后，有一次见到茅盾先生，见他面色清癯，他说身体不很好，言下黯然。我不由地为他担心。然而不料就在今年，传来噩耗。在极其隆重的茅公追悼会上，人人追思：
大哉茅公，流芳百世！